高華：延安整風，彭德懷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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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彭德懷與眾不同。

彭德懷於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時距抗戰初期出師山西、華北已近六年。彭德懷回到延安後，參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整風會議。他雖然也作了"自我批評"，但是秉性倔強的彭德懷，並沒有像其它高級領導人那樣，做違心的自我鞭撻。對於這一切，毛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上。毛澤東一向對彭德懷存有芥蒂，將彭的直言、坦蕩、自尊視為對自己的冒犯，因此執意要將"火"燒到彭德懷的身上。

彭德懷與一般中共高級將須確實有所不同，他所關心的問題遠遠超出軍事鬥爭的範圍，還涉及到政治、經濟、教育、婦女等廣泛領域，並不時就某些涉及全黨的重大戰略問題向毛澤東提出自己的建讀，頗有軍人政治家的風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懷就中共與國民黨的鬥爭及根據地工作問題致電毛澤東，提出：國民黨有長期曆史影響，且有一定社會基礎，戰後我黨與國民黨的鬥爭仍是長期的。戰後中國人民的政治動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國"，誰能滿足這一願望，誰將取得最後勝利。 1943年2月8日，彭德懷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幹會議上發表有關民主教育問題的談話，認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國來說，就是反對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

彭德懷認為中共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製度，在人與人之間發揚互愛、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愛成為合法的束西。目前則要進行"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教育，灌輸科學精神，反對封建迷信。在返回延安後，彭德懷又於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澤東，就邊區財經問題發表意見，認為延安"對這方麵還欠明確方向"，並寫了一篇〈論公營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後，"最好以社論名義發表"。凡此種種，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懷的這些言行足以說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權之念，已對毛構成了"壓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電示彭德懷，明確表示不同意他的有關民主教育問題的談話，批評彭的講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毛且將彭德懷的〈論公營商店〉一文轉賈拓夫、高崗、賀龍、陳雲討論，結果是，"實行彭文方針似不可能"，此文最後也未能正式發表。

但是如何處置這位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的彭德懷，毛澤東又頗為棘手。毛既要倚重彭德懷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德懷在軍隊中的巨大影響，殺一下彭的傲氣，以樹立毛本人在軍隊中的絕對權威。於是從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開華北地方與軍隊工作座談會的形式，時斷時續地開會四十餘次，對彭德懷進行了為期四十三天的鬥爭。

華北工作座談會開始之初，薄一波被推舉為會議主席，彭德懷在其所作的關於華北七年抗戰的報告中，檢討了受到毛澤東批評的他在1943年4月發表於《新華日報》(華北版)上"關於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講話。彭德懷表示自己原先的觀點基本是錯誤的，並對自己在華北工作的其它缺點也"進行了嚴格的白我批評"。彭德懷還回顧了他對毛澤東認識所經曆的三個階段：大哥--老師--領袖。他說，自己早已認識到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發展了馬列主義，今後要向毛澤東學習。盡管彭德懷已對毛表示了心悅誠服，毛卻不準備讓彭過關。在1945年3月後，對彭德懷的批評突然升級，為了打擊彭德懷的威望，毛澤東有意將會議規模擴大。毛澤東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幾位在中央機關和其它大區工作的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對彭德懷的批評指責已突破華北的範圍，變成了對彭德懷的總清算。

對彭德懷的指責包羅萬象，從攻擊彭德懷領導平江暴動是抱"入股"目的，"投機革命"，到內戰期間擁護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將鬥爭矛頭指向彭德懷領導的華北軍分會在1937至1938年製定的"運動遊擊戰"方針，指責彭德懷執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康生聲稱彭德懷背著中央發動"百團大戰"，從而"暴露我軍力量，導致華北根據地遭到日軍巨大壓力，根據地大大縮小"。

顯然沒有毛澤東做後盾，康生絕不敢公然攻擊像彭德懷這樣聲望卓著的軍方重要將領，並重點指責由彭德懷領導的"百團大戰"。其實由康生嘴裏講出的指責"百團大戰"的話，最早也來源於毛澤東。毛澤東其人講話經常前後不一，出爾反爾。1940年7月22日，八路軍總部以朱德、彭德懷、左權的名義下達戰役準備命令，並報延安軍委，8月20日，戰鬥打響，毛聞捷報，大喜過望，給彭德懷打電報，謂之"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象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 1940年12月2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叮囑"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傳結束"，因為中共要"利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蔣介石的反共新高潮。然而毛澤東說變臉就變臉，當1943年底，八路軍主要領導人陸續返回延安後，毛澤東在和軍方主要將領的談話中就開始表達他對彭德懷領導的百團大戰的不滿。毛澤東指責對"百團大戰"的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毛澤東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團大戰"的話題，隻不過是為了在更大的範圍打擊彭德懷的威望。

華北座談會對彭德懷的鬥爭是有目的、有預謀和有組織的，彭德懷參加中共革命以來的曆史及功績，幾乎被全盤否定，彭被指責為"一貫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彭德懷在講話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澤東的話)。彭德懷的人格也受到惡毒的汙辱，彭是中共及軍隊高級領導人中生活艱苦、節儉的典範，竟被指責為"虛偽"。彭德懷原名"彭得華"，也被羅織為其誌在"得中華"，即意欲與毛澤東一爭高低。由於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的支持，許多與會者都參加了對彭德懷的鬥爭，羅瑞卿即是其中最積極的人之一。對於橫加在自己頭上的各種罪名和指責，彭德懷並未接受，他說，"毛澤東同誌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正確的，難道就沒有百分之零點一的錯誤嗎"?中共七大期間，彭德懷在大會發言中，對領導八路軍的"缺點"、"錯誤"作了檢討，卻仍然不被毛澤東放過。

毛在和師哲談話中，說彭德懷的檢討是"勉強的"--毛澤東對彭德懷確實非常了解，彭德懷隻是為了黨的團結才違心地做了檢討。毛澤東一語道出他對彭德懷的不滿，"此人剛愎自用，目空一切"。事實上所有對彭德懷的批判，鬥爭，就是因為彭不能像其它識時務的領導人那樣，對毛誠惶誠恐，畢恭畢敬，因為毛澤東決不能忍受在中共軍隊內有彭德懷這樣一個具有強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統帥人物。正是毛澤東的狹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閉幕以後，又繼續對彭德懷進行鬥爭，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麵臨國內局勢的劇烈變化，必須全力對外，這一鬥爭才停止下來。當毛澤東打擊了彭德懷的傲氣，在軍隊領導幹部中搞臭彭德懷的目的初步實現後，麵對新的形勢，毛仍不得不起用彭德懷，致使一些原先積極參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沒想到彭德懷又起來了"。

在毛澤東要整肅的幹部花名冊中，除了彭德懷之外，陳毅是另一個需要"補課"的高級領導人。1944年3月，陳毅從華中根據地返回延安，這是他自1934年與中央分別後，十年來第一次與昔日的同誌會合，但是陳毅來延安後卻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1943年10月，新四軍政委饒漱石在新四軍軍部領導層，就陳毅在紅軍初期與毛澤東不和的舊事，對陳毅展開鬥爭，饒漱石等指責陳毅一貫反對毛澤東。饒漱石是劉少奇的親信，1929年劉少奇即與饒漱石相識。當時，擔任滿洲團省委書記的饒漱石曾陪同劉少奇同去哈爾濱指導工運。劉少奇在幹部使用方麵極重個人淵源，1938年後，隨著劉少奇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劉逐漸將曆史上與其有舊誼的同誌集合在自己的身邊，予以提拔和重用。1942年，劉少奇奉命前往延安之前，委派饒漱石接替他所擔任的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兩職。饒漱石在三十年代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無論從黨內資曆和貢獻看，饒漱石均不能與陳毅相比。

劉少奇在新四軍依靠文職幹部出身的饒漱石掣肘陳毅等，這一切當然都被毛澤東看在眼裏，毛樂得借劉少奇、饒漱石之手，打擊當年曾與自己意見相左的陳毅。因此，饒漱石在對待陳毅的態度上，十分驕橫，有恃無恐，顯然沒有劉少奇、毛澤東的明諭或暗示，饒漱石不可能也不敢對陳毅開展批判。在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爭論中，毛澤東非常明顯地袒護饒。毛向陳毅明確表示，不願聽他談與饒的爭論，實際是在等待陳毅主動作出自我檢討，也就是向毛低頭認錯--1929年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上，由陳毅取代毛之前委書記的錯誤。為了當年這一"過錯"，陳毅已付出沉重代價。1929年後，陳毅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冷遇。在1930至1931年的"肅AB團"的鎮壓中，毛澤東的親信、紅一方麵軍肅反負責人李韶九準備對陳毅下手，陳毅對此已有預感。不久，陳毅果真被扣押，並遭到毆打，硬要陳毅承認是"AB團"，剛好被路過的毛澤東發現，才被救下。以後，毛澤東將打土豪得來的一些金子交陳毅保管，陳毅才知道自己已無生命之虞。

1932年初，周恩來抵中央蘇區後，陳毅受冷遇的情況也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周恩來為了安撫毛澤東，沒讓陳毅重回紅一方麵軍，陳毅僅擔任江西軍區司令員，遠離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與毛澤東的關係也比較疏遠。時隔十年後，對於毛澤東的冷淡，陳毅完全明白其中之原委，陳毅難抑心中的鬱悶，多次向一些重要領導幹部解釋當年紅軍內部爭論的內情，並且承認自己對此負有責任。陳毅性格豪爽，認為十年不見的毛澤東確實比其它中央領導人高明，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事實。陳毅並努力去發現毛澤東對中共革命的貢獻，1942年陳毅遠在鹽城新四軍軍部時就發表文章，滿懷激情地稱頌毛的創造不僅對全民族具有偉大意義，甚至還可供其它各國所效法。返回延安後，在參與起草七大軍事報告的過程中，陳毅提出了"毛澤東軍事學派"的概念，並且相應批評紅軍時期某些重要軍事領導人的"錯誤"，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討論陳毅起草的〈建軍報告〉時，一些被陳毅的報告所觸及的軍隊領導幹部，"有人潸然落淚，有人唏噓"。

毛澤東對於陳毅的態度有別於彭德懷。相比於性格孤傲的彭德懷，陳毅對於毛澤東顯出尊崇、信服的態度。毛認為陳毅心直口快，而彭德懷則城府很深。所以，陳毅除了自我檢討外，沒有遭到大規模的鬥爭。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完全信任陳毅，在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中，毛有意逼迫陳毅向饒低頭。中共七大結束後，陳毅仍滯留延安，"天天下圍棋"。當薄一波前去探望陳毅，問他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軍時，陳毅回答道，"他們不讓我走"。他們者，毛澤東、劉少奇也。毛、劉非逼陳毅表態服從饒漱石，才肯放陳毅返回華中，然而陳毅硬是不表這個態。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傳來，陳毅表示願去東北，並陳述在華東"沒有事做，不起作用"，但陳毅的要求卻不被毛澤東、劉少奇批準。毛命令陳毅前去華中，黨內職務為華中局副書記，仍在饒漱石之下。毛此舉除了有意造成陳毅與饒漱石之間的互相牽致，也還有疑忌陳毅的另一層涵義。是故，1949年後，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都是由各大軍區司令員擔任，隻有華東例外，由饒漱石擔任。

中共七大前後，毛澤東還策劃召開了一係列中共各革命根據地、各部隊曆史問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的宗旨隻有一個：檢查曆史上誰反對毛澤東，誰支持毛澤東。在這類座談會上，一些原黨和軍隊領導人，如鄧發、朱瑞、楊尚昆等均受到與會者的批評。在當時的緊張氣氛下，一些戰功卓著的紅軍將領被戴上"經驗主義"或"教條主義"的帽子，遭受指責和冷遇。

毛澤東整肅內部，重建新權威，一路凱歌行進。現在，毛澤東在心理上已徹底征服了黨和軍隊的領導人，毛澤東"改造中央"的前提--宣布中共政治路線在遵義會議前為左傾機會主義性質，已被黨的領導人所接受。黨和軍隊的領導人也紛紛作出檢討，下一步就是通過正式的會議，將這些用黨的文件形式固定下來，毛終於決定召開中共七大的預備會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四修訂《曆史決議》：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體係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解決了中共預導層的問題，"兩個宗派"已如毛澤東所願，被徹底摧毀，毛澤東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這次全會距上屆全會已有六年，毛澤東自六屆六中全會控製了中央後，召開中共例行會議就已經全無定例，何時開會，何時休會，隻憑他個人說了算。現在，毛需要召開黨的全會了，這次名曰六屆七中全會的會議，竟一開就是十一個月。

毛澤東在這個曆時將近一年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所要解決的問題有兩個：其一，將以全會的名義，正式通過對過去路線清算的決議案，把自己的曆史地位及對手的"錯誤"，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其二，重建中共的領導機構。上述兩件任務完成，召開中共七大的時機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期間，毛澤東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錯誤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該〈結論草案〉將遵義會議前的中央路線錯誤定性為"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卻並沒有否定六屆四中全會，相反仍認為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毛之所以這樣做，乃是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蘇區的代表團在到達江西後，全力支持了毛澤東鎮壓富田事變的方針，撤換了主張穩妥解決富田事變的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替換之。如若否定四中全會，將無從解釋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當年所采取行動的正當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結論草案〉中，將錯誤路線的開端定為1931年9月20日，以該日中共中央所發布的一個有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文件為標誌。其理由是，讀文件忽視日帝侵華將造成的國內階級關係變化，仍一味盲目強調反資產階級。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在贛南會議上對毛澤東有關土地政策方麵的主張展開了批評。

時間一晃三年過去了，毛澤東已牢牢控製了中央，他將有更大的權力，根據自己的意誌改寫中共曆史。在毛澤東看來，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澤東之前，中共黨內也曾有人利用撰寫黨史進行黨內鬥爭，甚至以此達到改組中央，使自己一躍進入中央核心層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寫批判李立三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又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王明、博古等以此作為自己的綱領，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也因此成為"正確路線"的代表，跳過中央委員的台階，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盡管王明和毛澤東在利用修撰黨史進行政治鬥爭方麵具有不少相似之處，但細加研究，還是可以發現兩者之間仍存有明顯的差別。

首先王明的寫作是一種個人的行為。王明在撰寫《兩條路線》時隻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工作人員，他的小冊子表達的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蘇學生對黨內紛爭的看法，雖然王明的觀點以後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冊子並沒有經中央全會通過，也沒有作為黨的正式結論而下達。

其次，王明的小冊子重點論述的是他個人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並不是對黨的整個曆史的總結。1938年後，張聞天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又名〈中國革命運動史與中共黨史〉)，張聞天開講的這門課僅敘述到1927年國共分家，對1927年後黨的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還沒有一本較正式的被黨中央通過的黨史範本，也沒有一個全麵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教訓的正式文件。

或許是受到王明小冊子的啟示，更或是毛澤東心理中對"名正言順"的強烈要求，從遵義會議始，毛就極為重視在黨的決議中表達自己的觀點。〈遵義會議決議〉雖然由張聞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觀點，毛在肯定黨的政治路線的同時，實際上已否定了這條政治路線的最重要的方麵。1941年，毛為了徹底顛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編纂《六大以來》，到了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毛全麵批評原中央路線，會後又親自動手，起草了會議的〈結論草案〉，對修訂黨的曆史決議顯出極大的熱情與關注。但是毛澤東知道，修訂黨史一事事關重大，要使自己的論點無懈可擊，讓黨內高層心服口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其關鍵問題在於：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論草案〉隻是對中共上層的鬥爭進行了初步總結，大區一級黨的曆史問題的討論還未開展，如果在作中央結論之前，先對大區一級的黨的曆史進行總結，這就可為正式作好中央結論奠定基礎。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澤東的倡議下，由任弼時領導召開了中共西北局高幹會議，這次會議曆時近三個月，參加會議的並非僅是從事西北工作的幹部，延安幾乎所有重要機關、部隊和學校的首長和各地前來延安參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幹會議。中央領導人從毛澤東開始，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陳雲、彭真、高崗、李富春等依次在會上作重要報告。西北局高幹會議的主題除了動員檢查"兩條心、一條心"、部署審幹、討論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外，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檢討西北地區黨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而問題的重點在對1935年陝北"肅反擴大化"問題作出新的結論。

在任弼時、高崗的領導下，高幹會議對原北方局派駐西北地區的代表朱理治和原邊區黨委書記郭洪濤進行了麵對麵的鬥爭。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崗在高幹會議上作〈邊區黨的曆史問題檢討〉的報告，全麵清算朱理治、郭洪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高崗在發言中還批判了"帶著張國燾錯誤肅反路線影響來陝北的紅二十五軍主要領導者"。會議作出決定：

一、修改1935年中央紅軍抵陝北後，中央黨務委員會關於審查陝北肅反問題的決定，原決定在為劉誌丹、高崗平反時仍批評了劉、高犯了右傾錯誤，現宣布原決定存在錯誤，將原錯誤責任人從戴季英(陝甘邊政治保衛局局長)、聶洪鈞，擴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濤，並且把高崗封為"正確路線"的代表。

二、對原陝甘負責人朱理治、郭洪濤作出處罰，將兩人定為"錯誤路線"的代表。

這個新決定對毛澤東日後作出正式的黨史決定具有重大意義：

一、它開創了用兩分法 --即以"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鬥爭為綱，總結黨的曆史的新思路與新方法。

二、它將西北曆史問題置放於全黨的路線鬥爭的框架不予以認識，換言之，西北黨史上的路線鬥爭是全黨路線鬥爭的一個縮影，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麵，中央的錯誤路線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業;另一方麵，地方錯誤路線的代表又是中央錯誤路線的代理人和黨內基礎。

1942年11月;1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報告，對會議所作的曆史結論表示滿意，毛在談到黨的曆史問題時講到兩個重要問題：-、錯誤路線(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線"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蘇區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區工作。二、西北的結論與全黨的結論"是相同的性質"。毛的這番話一方麵已為日後的〈曆史決議〉定下了調子，另一方麵也表明他是將西北決議當作是全黨決議的試點。

根據毛澤東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時在高幹會議上作〈關於中央重新審查陝北"肅反"問題決定的兩點解釋和檢討曆史的教訓〉的總結報告，通過對朱理治、郭洪濤的批判，為以後全黨的〈曆史決議〉對王明、博古的批判確定了幾個重要的口徑。任弼時指出：

一、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之前為錯誤路線統治全黨時期，陝北的情況隻是全黨的一個縮影。

二、朱理治、郭洪濤"品質惡劣"，"黨性根壞，到了陝北這個區域，大擺欽差大臣的派頭，有很高的領袖欲，是一種政治野心家，想篡奪陝北(包括陝甘邊和陝北)黨政軍的領導，以滿足當領袖的欲望，好來稱王稱霸"。在這裏，隻要將朱理治和郭洪濤的名字換上王明、博古，將陝北換成全黨，就可成為對王、博的指控，日後對王明、博古、張聞天的批判幾乎使用的是與此完全一樣的調子。

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蘇區工作損失十分之九。白區工作損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線鬥爭正確與否對革命勝利或失敗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錯誤路線可以鬧到亡國、亡黨、亡頭的地步。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關於高幹會議對邊區黨曆史問題檢討的決定〉，同意和批準1942年11月高幹會檢討的基本精神及高崗對此問題所作的報告，並且要求邊區各級組織、全體幹部和黨員，"應將高崗同誌關於邊區黨曆史所檢討的報告，作為整頓三風的重要文件之一，進行深入的研究的討論"。

由此可見，西北曆史問題的結論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正式作出全黨結論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與以後的〈曆史決議〉完全一致，隻是1945年的〈曆史決議〉更具理論形態，邏輯論證更嚴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風會議及11月政治局會議開始以後，隨看高層路線鬥爭的進一步展開，毛澤東對起草黨的曆史決議也愈加重視。任弼時在領導總結西北黨的曆史結論方麵已獲得豐富經驗，與毛的認識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讓任弼時主持全黨曆史決議的寫作班子。為了顯示毛的光明正大，讓犯"錯誤"同誌對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錯誤路線"代表人物張聞天、博古參加〈曆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黨的曆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曆史決議〉，複至1945年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再通過修改後的〈曆史決議〉。毛澤東對此文件，"精雕細刻"(毛之自謂也)，前後共進行七次修改。現在，毛已全麵否定六屆四中全會，將錯誤路線的開端定為六屆四中全會，毛將不再顧及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變問題上對他的支持，繞開富田事變問題，全盤否定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的中央代表團。毛澤東在這份〈曆史決議〉中，全麵討伐了以王明、博古為首的"教條主義集團"。同時，也對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主義宗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不點名指責了周恩來等對王明的妥協、支持、擁護，和對毛澤東正確路線構成的危害。

在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新黨史中，如何反映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劉少奇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顯而易見，若要肯定劉少奇有關白區工作策略、方針的正確，就必須將其對立麵：舊中央領導的三十年代的白區工作予以全盤的否定。1937年春，劉少奇曾就包括黨在白區工作在內的黨的十年曆史評價問題，公開向張聞天發起挑戰，但是那次進攻因受到張聞天和其它從事白區工作許多黨的幹部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取得成功。幾年以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得到加強，善於窺測風向的康生發現劉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漲，很快調整了與劉少奇的關係。

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經在黨內攻擊、指責過劉少奇有關白區工作的意見是"右傾機會主義"，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竟對曆史上反劉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評"，康生表示當年自己反對劉少奇是錯誤的，是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雲雲。康生作為黨在白區工作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評"，初步樹立了劉少奇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形象。此時的毛澤東正需要劉少奇的鼎力協助，因而對擴大宣傳劉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態度。到了1944年，劉少奇是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說法已廣為流行，於是，一個蘇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毛澤東，再加上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劉少奇，新黨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來。在這個新解釋係統中，毛澤東的貢獻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劉少奇的貢獻主要集中在白區工作方麵，在黨的"功勞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劉少奇在黨內的威望畢竟無法與毛澤東相比，即使與周恩來等長期位居中樞的領導人相比，也顯得遜色。將劉少奇樹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首先就得讓那些從事白區工作的幹部承認"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百"的觀點，而做到這一點卻並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後，在王世英等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同誌的要求下，在延安召開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區工作總結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為了統一對三十年代白區工作的認識，參加會議的有康生、黃火青(代表中組部)、潘漢年、王世英、王學文等十餘人。康生在會上作了基調發言，強調白區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務，給黨帶來了很大損失，以此全盤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區工作。但是康生的講話當場受到王世英的駁斥，王世英詳細列舉了1932年以後中央軍委(上海中央局機構)、中央特科等所開展的情報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證明黨在白區的工作並沒失敗。

王世英的發言獲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但卻使康生極為惱怒，不等會議結束康生就退出了會場。這個時期的王世英並不知道康生對白區工作的否定，是為了彰顯劉少奇，是毛澤東整體戰略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劉少奇就必須全盤否定黨在三十年代的白區工作，盡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劉少奇領導，與劉少奇有著較密切的工作與個人關係。但是，王世英並不真正懂得"黨的高級的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