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說到肯塔基，所以轉過來。
劉軍寧
在美國肯塔基州的馬類公園，立有這樣一句碑文：“人類的曆史是在馬背上寫下的”。中國人中間也流傳著“馬上得天下”的種種傳奇故事。自從蠻荒時期以來，人類為了自我保存，改善生存狀態，就開始了漫長的馴服自然的過程。馴服野生動物，去除其野性，便是早期人類文明的最重要的活動之一。實際上人類擺脫對馬的依賴不過剛剛近百年的時間。即便如此，在今天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馬仍然是人類必不可少的生存工具。人類文明的另一個成就是對狗的馴化。如果所有的狗至今仍是野狗或狼，草地上的羊群和屋舍裏的財產不知道要遭受多大的損失，那些與狗為友的人不知道又會平添多少的寂寞。沒有犬馬之勞，人類的文明不知道要打多大的折扣。
人類對自然界的征服，對野生動物的馴服在人類的文明史中已有了大量的記載。但是與這一進程同步進行的另一個進程，即人類對自身的馴化，所受到的關注則少得多。人類的文明化過程是逐步脫去作為野人的野性變成文明人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實際上遠比人類對動物的馴化重要得多。因為一個社會，不論它把動物馴化得多麽好，隻要這個社會成員自身的野性未脫，這個社會仍然不能算是一個文明社會。
人類為了馴服自己身上的野性可以說是不計代價、不擇手段，發明了種種方法來使自身趨於文明化，其中的手段包括倫理、法律、監獄、學校等等。統治者與政府是人類迄今為止所發明的馴化人類普通成員的最有效的手段。統治者和政府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暴力機器、教育機器和宣傳機器對社會的普通成員進行沒有休止的懲罰、授受和灌輸。特別是，為了鎮製普通民眾身上的野性，統治者與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機器，對任意發作野性的人進行武力的強製。讓政府用暴力的手段來壓製野性在政治學中被稱為是“野蠻的發現”。這就是說，人類為了提升自身的文明程度，動用了一個野蠻的工具。於是，當人們成功地找到了馴服被統治者身上的野性的途徑之後，人類被一個更大的、空前的挑戰所困擾：如何馴服自己的統治者？統治者及其操控的政府的確是統治和馴化普通民眾的有效工具。可是，無論被神化到什麽程度，統治者和政府成員都是凡人。統治者用政府約束凡人的野性，可是，一旦治人者野性發作，誰來約束、製止呢？曆史上，無數事例表明，由於手中掌握著暴力工具，統治者的專橫權力一旦失去控製，其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遠非普通人的野性發作所能比擬。
直到有效地馴服統治者的手段發明之前，人們對統治者們的野性幾乎束手無策。除暴力之外，最有力的武器不過是最無力的道德說教。對不中聽的說教，統治者們輕則像齊宣王那樣“顧左右而言他”，重則像紂王那樣讓比幹剖心而死。
在人類的五千年文明中，在馴化方麵取得的進展是很不均衡的。對動物和人類普通成員的馴化已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並全麵完成。對普通民眾的馴化也早已走上了製度化的軌道。但是對統治者的馴化則進展緩慢。人類馴服了自然之後，更為緊迫的任務就是馴服人類自身。對統治者的馴化，隻是在過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而在全球範圍內產生普遍的效果，不過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公元1215年，英國的一些地主共同聯合起來，第一次把法律的項圈成功地套到了國王的頸上。在曆史上的大多數時候和大多數地方，法律是統治者馴化百姓的武器，這一次，法律成了馴化統治者的武器。
到了1688年，英國人通過發動光榮革命，對統治者的馴化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人類文明化的過程是人類馴化自然和馴化自身的過程。《王位繼承法》、《權利請願書》、《人身保護法》等針對王權的法律的實施，使得君王再也難以犯下作亂。
1787年，美國在獨立戰爭之後，製定了人類史以來的第一部成文憲法，從而正式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憲政時代。憲法與以往任何法律的區別就在於它是限製統治者和政府的專橫權力的法律。在無憲政的社會中，法律通常是統治者束縛普通民眾的工具，而對統治者自己則鮮有束縛力，基本上是無效的馴化工具。曆史證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專橫權力的野性所掙脫，故必須用特殊材料製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讓野蠻的專橫權力就範。這個法律便是憲法。其中的特殊材料，包括對對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規定和保護、對統治者與政府的權力範圍的限製、縱向與橫向的分權與製衡、司法獨立、違憲審查、法律高於統治者意誌等法律理念等等。可以說，憲政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最重大的裏程碑，因為它給人類所麵臨的最大課題：馴服統治者，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手段。
到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自二千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後，出現了第一波旨在確立自由民主政體的民主化浪潮，這樣，人類在政治文明領域終於結出豐碩的果實。與憲政法治在西半球結伴而行，普選的確立和選舉權的擴展徹底改變了傳統的統治者產生機製，迫使統治者就範於民意，從而使這些權力精英出於對選票的顧慮很難不顧民意去馳騁其野性的權力意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是人類馴服統治者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把那些掙脫法律與倫理的羈絆、用專橫的權力為非作惡的“統治者”送交國際法庭進行審判，這在人類曆史上還是頭一遭。這一“殷鑒”是任何想步希特勒、墨索裏尼和東條英機後塵的統治者們所不能熟視無睹的。
1948年聯合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超國家機構來給各國統治者的行動劃上禁區，不僅拒絕讓統治者進入個人享受自由與權利的領域，而且規定統治者有義務保護個人的這些自由和權利。是否承認並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已被看作各國是否接受人類文明基本準則的一個重要尺度。民主憲政作為馴服政治統治者的最有效的製度手段，在二十世紀有了更大的發展。它們走出了西半球，在經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後，在世界上的各個角落紮下根來。
直至今日的人類的全部進化曆史表明，人類既離不開統治者，又不能不馴化統治者。統治者對人類的必不可少早在前人類的猿猴時期就已是命定的事實。一部人類政治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從“猴王”到人王的進化史。靈長動物學研究表明，現在像猴子、猩猩、狒狒、長臂猿等靈長動物都過著人類的祖先曾經過著的那種群居生活。大多數靈長動物的社會是圍繞著一個可以稱為首領的統治者而組織起來的。如猴子就是圍繞著“猴王”來結群生活的。這樣的首領通常至高無上。靈長動物社會的本質就是在首領的暴力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統治秩序的建立消除了自相殘殺。人類社會中的政權最初也可以追溯到那個作為“君王”的統治者身上。由於不必再把精力浪費在自相殘殺上，整個群體就能致力於合作性事物——采集食物和保衛地盤。這樣，也就邁開了走向有組織的社會生活的第一步。
然而，靠暴力建立起來的統治不可避免地通過暴力來更迭。從猿猴社會到二十世紀的專製政權都曆來如此。猴王權力的更迭即便是流血的，卻不大可能是致命的，更不會殘害無辜者。而人類社會中行專製暴政的“統治者們”不僅製造流血，而且使千萬無辜的人淪為受害者乃至喪失生命。這種政權便取代了猛獸而成為人類生存的最大敵人。猿猴過專製生活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生存機會，而現代的專製政權是要最大限度地剝奪人類的生存機會。如果不能成功地馴服，“人王”比“猴王”要野蠻得多。統治者的專橫權力之所以可怕，正是因為他掌握的是整個國家的暴力機器。而且，越是專橫的統治者越是想取得對暴力機器的徹底控製。權力越專橫，野性的成分就越多。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大行其道，就是因為迄今為止，它是人類所發現的馴服統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在民主政治下，權力不僅應該分享，而且應當被用來尊重人的自由、尊嚴和價值，因而應該受到製衡。對領導人的馴化程度也是衡量不同政體文明與否的尺度。一個民主政體就是統治者被徹底馴化的政體。從對統治者的成功馴化中受益的首先是普通的民眾，因為他們不再遭受專橫權力的塗炭，統治者們也同樣從中受益莫大。在民主政治下，統治者們雖然要忍受輿論的挑剔和對手的責難，卻不再會因為追逐權力而被競爭對手投入監獄或送上絞架，也無坐在火山口上之憂。在曆史上，統治者們的身家性命從未比在民主政治下得到更有效的保障。所以，從對統治者的馴化中受益的應該說是全人類。二十世紀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人類對其統治者的馴化取得了不可逆轉的成功。這種成功的標誌就是自由民主的確立。
時值二十一世紀的前夕，有一點已經再清楚不過了：凡是專橫的權力肆虐的地方，文明就式微，野蠻就當道，人民就遭殃。一個文明發達昌盛與否，表麵上取決於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取決於對統治者的馴化，因為在不尊重個人的自由、生命與財產的地方不可能有繁榮的經濟。不是民主的國家不可能成為發達的國家；專橫權力橫行的國家不應算是文明的國家。鑒於今天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國家已經在不同程度上用民主政治來進行統治者馴化，可以預料，二十一世紀將是在全球範圍之內馴化治人者的世紀，因而也是民主政治取得全麵成功的世紀。這可能意味著人類文明得以擺脫以殺戮和迫害為特征的不徹底的文明，把文明陽光照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如果文明在於馴化，二十一世紀的重點將進一步地落在統治者的身上。
原載於《南方周末》1999年12月29日，此處為原文。轉引自劉先生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