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資本家
·朱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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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鄉在蓬萊閣以西，離那“依山抱海的古城”還有四十多裏路，是一個兩麵臨海的小漁村。所謂故鄉，隻是長輩的出生的地方。我生在天津，長在北京，早把他鄉作故鄉，從沒去過有美麗傳說的蓬萊仙山，故鄉隻是長輩們的故鄉。
我父親兄弟四個，他行三，他們青壯年的年紀就闖了關東，在沈陽立業，老大、老二主營布匹批發生意，老人說生意大的時候進貨要整火車皮的拉。我父親另開了一家建材店。
出於躲避戰亂，父輩兄弟幾個陸續遷到天津，又遷到北京，遷徙動亂之中積攢下的資產越來越少，沈陽那些產業隨著政局更迭就風吹雲散了。
蓬萊，沒聽父親說回去過，但是，１９６６年，他被強迫回去了，後來自己找了根繩子吊死在房梁上，沒人記得是哪一天。
剛解放那幾年，父親在天津開的是一個鞋楦子廠，配套橡膠廠生產“解放鞋”供應誌願軍，說起來，他還挺驕傲。
１９５３年，我們全家遷來北京，和大大爺、二大爺抱團取暖。幾位長輩先期到北京，開了一家丙寅牌醬油廠，使用日本發酵技術，產量比較大，我家、我表哥家在廠裏都有股份，後來公私合營成了西城區釀造廠。
我爸爸和我表哥在德勝門城跟底下開了家農藥化工廠，買了二十幾間房做廠房。我爸爸具體經營，在舊鼓樓大街還有家建材門市部。這些買賣都是在當局鼓勵下合法經營的，以盡快恢複國民經濟正常秩序。
自１９５３年起，政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第一步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民營企業所得利潤，企業主隻允許獲得全部利潤的四分之一，使資本家的個人所得受到限製。如果企業沒利潤，虧本了，那是你自己的事。還要調查你是不是故意破壞社會主義建設。
１９５６年，實現了全北京市的所有行業公私合營，標誌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國家按企業資本的股份額，每年撥付給原資本家５％的定息，開始決定付息７年，後來又延長３年，共計１０年。就是說，那５％定息對你的發家致富影響不大。１０年後，企業也完全不是你的了。要擱到現在這麽幹，這不是明搶嗎？可那時候，我爸爸還挺高興，說自願搞公私合營，政府還給掛了一朵大紅花，後來，加入了工商聯，還受到了政府表揚，說的時候，一臉自豪。
合營之後，父親是廠裏的副經理，作為資方代表參與生產管理，決策權由官方派遣的廠長掌握。
我去過廠裏兩次，每次他都是被從車間裏叫回辦公室，中山裝上一層車間裏的白粉塵。辦公室裏有他的經理桌，上麵擺著算盤、賬本和電話機。當時給我的感覺是他這樣的資本家已經服服帖帖的成了一個生產建設者。我真的要跟他劃清階級界線嗎？
一個人，在外麵，可以偽裝的天衣無縫，可是在家裏，那些年我從沒有發現父親有對政治的不滿，他隻是努力的活著，為自己，為這個家。
到了１９６０年代，社會上大講階級鬥爭，父親調動了工作單位，由副經理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工人勞動者。
１９６６年，文革來了，８月２９日，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發布第四號通令，命令：對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分子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準，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十多萬罪人被驅趕出城。
以往的政治運動，被踩在腳下的是“四類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既然掀起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右派分子也要被再一次套上枷鎖。而資本家，所謂黨的團結對象，第一次被紅衛兵歸入“橫掃”行列。而且所有的資本家都成了反動資本家。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人民日報》發表《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社論，讚頌：“紅衛兵充當了革命這個群眾運動衝鋒陷陣的急先鋒。我們向英雄的紅衛兵歡呼，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
我父親被廠裏兩個紅衛兵押解去山東蓬萊老家。
老家村裏承認這個人是年輕的時候從這個村裏出去的，但是再沒有回來過，我們村裏沒有義務接收他為他提供房子和生活用品，除非你們拿錢來。
紅衛兵無奈，隻好把我父親帶回北京。
１９６６年９月９日，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發布第七號通令，顯然是受到了上級中央領導的約束，對於限期驅趕離京政策發出調整：
第二條：關於資本家
資本家不必離開京城，可以繼續留在原單位接受改造。一般……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是一個原則，我們不要離開這個原則。
但是，我父親廠裏的紅衛兵革命態度堅決，一定要我父親再走一趟，“做個樣子”。
被押解出京之前，我父親在一個約好的街口上見到了我和我大姐。他被剃了陰陽頭，參差不齊，胸前縫著一塊白布，用黑墨寫著“反動資本家”。
父親先問我：你說我該不該走？我已經承受了很深的下等人出身的屈辱，現在要強迫自己和父親劃清階級界線。我咬咬牙，冷冷的說：讓你走你就走吧。父親嘴唇在顫抖，眼淚充盈在眼窩裏。
父親轉過頭再問我大姐，姐姐當時是醫學院的學生，因為出身問題也是岌岌可危，隻能原則性的說：要相信黨的政策。父親說，是啊，我們不是五星紅旗裏的一顆星嗎？
父親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廠裏給村裏帶去了安家費，人家收了錢，父親走不了了。
父親和村裏其他被監督的人單獨在一起勞動，活一天算一天。批鬥地主富農的時候，他也會被打。打誰都是個打，打了就打了。１９６７年底，天氣寒冷，一個民兵幹部命令我父親脫下身上的的毛衣毛褲，穿走了。
沒有了這身毛衣毛褲，很難熬過海邊的冬天。生活已經沒有任何希望，他上吊自盡了。
這個消息傳到北京，我們決定不去收屍。我們對那裏任何情況都不了解，不知道去了能不能活著回來。
文革結束以後，落實了政策，父親給補償了活著時候欠發的工資，還有喪葬費。結論說他就是一個普通人，沒什麽事。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第一次踏上這塊“故鄉”的土地。
朱家莊裏基本都姓朱。我們這輩人排“金”字輩，在村裏算長輩，沒剩幾個人了。一個同輩老漢帶著我們尋找父親的墓地，沒有找到。死的時候是用葦席一裹，埋海邊了，這麽多年，也許被海水衝走了。屍骨無存。
村裏有人給我們續了家譜，都知道我們這一支脈去了大城市，發了財。家譜跟朱元璋攀上了親戚。據說，蓬萊朱家源自安徽鳳陽，與朱元璋家同宗，所謂同宗就不知道是七大姑八大姨什麽關係了。朱家既窮也沒什麽文化，隻因造反得了江山，朱姓成了國姓，姓朱的都往皇上家套近乎。
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從北京起兵，攻占南京，奪下朱元璋長孫建文帝的皇位，並大殺群臣、皇族，其中當然有不少姓朱的。
我們的先祖朱五第可能就被殺了，府內教書的扈先生攜年幼的朱廣貴一路逃到了蓬萊（舊稱登州）落腳。
所以，如今蓬萊鎮東關、西關朱家人也不少。
後代有一支遷到了如今的朱家莊，打漁種地為生，繁衍至今。
別說一筆寫不出兩個朱字，同姓，也許更是被誅殺的原因。
２０２１年，我們又去了一次朱家莊，開著大奔S４５０去的，帶著一種情緒。弟弟事先通知了村裏一個熟人，安排宴請村長書記村幹部。我不同意。我認為不必和村幹部有什麽糾葛，來去是我們自己的事。到了村裏，書記兼村長已經放話請我們吃飯。
書記兼村長朱濟和比我們小一輩，已經連任了三屆，是村裏首富，承包了海邊的養殖場，據老鄉說年入千萬，雇著村裏百十號人給他打工，也算是資本家了。村裏人是又嫉妒又敬畏，因為他們承認朱濟和講義氣，長得也儀表堂堂，一般求到他，隻要能辦的事就真給辦。
宴席間喝了不少好酒，都是村長掏個人的腰包。可是我還是憋著悶氣，借著酒勁就衝著村幹部們直說了。我說我父親你們也不認識，怎麽自己老朱家人就把他折騰死了！
村長順著話茬兒就說了，說這朱家莊人有這個毛病，看不得別人在外邊發家有錢。他們還拿我當資本家呢。你們來了，就是自家的客人，過去的事就過去吧。
算是雙方下了個台階。
確實，我父親隻是一粒塵土，風吹過，散了就散了。
不過如此。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幾年前建議我寫父親的經曆，她認為文革受害者中有大量的名人，也有大量的平民，他們本來都有生的權利。
我拒絕了，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對於資本家仍然充滿鄙視和不屑，我沒必要訴說。
今日，我寫出來父親，一個資本家的私人史。並不知道有無益處。
（２０２１·１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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