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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日，朝廷降下一道聖旨，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自此，推行了2000多年的科舉製度壽終正寢。聖旨一出，舉國震驚，不少人拍手稱快，認為這是革疾除弊，中華複興有望；不少人痛心疾首，認為聖人之大道不存，神州陸沉，天地漏架。
當然，這一事件直接的影響對象，便是當時中國數以萬計，尚在為功名奮鬥的書生。
上圖_ 清朝科舉考場(江南貢院)
科舉製度自隋代誕生，宋代成熟，對中國影響根深蒂固。“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讀書做官，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深刻地滲透進了社會的深層。他為中下層社會提供了躍遷機會，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麵。
這下好了，窮酸書生不要指望會搖頭擺尾，做幾篇八股，就能“治國，平天下”了，十載寒窗、滿腹經綸，搞的都是過時的學問，打贏不了洋人，拯救不了國家。躍過龍門，一飛衝天的夢醒了，魯迅先生說“人生最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但無路可走也終究要走，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現在看看科舉廢除後，讀書人都走了哪些路。
辦報賣文，賺取稿酬
書生的一技之長就是識文斷字，能寫會算，科舉即廢，要求生路，首選自然是賣文。近代以來，列強入侵，帶來了災難，同時也帶來了近代的生活方式。近代的新聞業、出版業也進入了中國，為仕途斷絕的文人，提供了一條求財之道。
早在科舉廢除之前，就有不少知識分子來到通商口岸從事文化行業。189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是中國第一家近代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編寫發行教科書、編纂工具書、譯介各類翻譯作品，為文人展示才藝提供了絕好的平台。同年6月，放棄科舉的文人李伯元來到上海，開辦了第一份上海小報《指南報》，痛斥時弊，“命意在於匡世”，之後受商務印書館聘請，編輯《秀像小說》半月刊，揭露官場腐敗，十分暢銷，深受讀者歡迎。
而科舉廢除之後，小說家的成功故事，小說豐厚的稿酬更是吸引了無數舊式文人投入到職業寫手的隊伍中去。如青浦人陸士諤，科舉廢除、功名路斷後來到上海，一麵行醫，一麵寫小說。1906年出版《精衛填海記》，1908年又出一部《鬼國史》，直到其1944年病逝，一生中創作了百餘部作品。
其中最著名者為《新中國》，書中作者幻想清末立憲維新40年後的中國，當時上海辦萬國博覽會，為此要在外灘和浦東之間修建大橋和江底隧道。上海要修軌道電車，到底是走地下呢還是走高架呢，形成了兩派意見……。
清末科舉廢除後的幾年，是中國通俗小說突飛猛進的幾年，僅1909年出版的小說即有104部，是1900年的34倍。隨著創作隊伍的壯大，到了民國初年，通俗小說進一步繁榮，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鴛鴦蝴蝶派
入新學堂，出洋留學
科舉的廢除是和新式學堂的興辦同步進行的。清政府廢除科舉就是在為現代化教育讓路。在科舉製度廢除的前後，全國上下，采用現代教育模式，教授現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的洋學堂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興起。原先埋首於四書五經的青年學子，放下八股文章，拿起理化外語課本，進入學堂學習新知，之後再遠渡重洋，進一步深造。
1898年12月，18歲的魯迅參加會稽縣試，當年錄取秀才人數是40人，魯迅考了第137名，自此，魯迅放棄科舉，前往南京就讀水師學堂，後轉礦業學堂，最後東渡日本。
科舉廢後，知識青年走魯迅這條道路，成了較為普遍的現象。1911年入學新式學堂的學生達三百萬人，是1905年的34倍。留學生人數也直線上升，1904年到1909年，赴日留學生人數從一年274人增加到3萬人，赴歐美留學生人數也增加到1.2萬人。
上圖_ 1907年早稻田大學的清國留學生
棄儒經商，興辦實業
古代儒生多自命清高，視經商為末業。所謂”士農工商“，商人近利，心術極壞，無商不奸，是最低等的。但到了晚清，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使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看到振興工商也是強國之道。不少富裕的讀書人開始“下海”。
如南通狀元張謇，創辦大興紗廠，是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科舉廢除後，許多家財豐厚的舉人老爺、監生老爺專心從事工商業，投入滾滾商海。
如上海舉人張逸雲，科舉廢後，將家族從事的醬園業做大做強，成為擁有醬園9處、門市部近百家的滬上醬園巨子。1923年，張逸雲和化學家吳蘊初合作，創辦天廚味精廠，打破了日本“味之素”對市場的壟斷，後來又創辦天原化工廠、天利氮氣廠等企業，形成了“天”字號化工集團。
投筆從戎，投身軍營
廢止科舉之時，清政府正進行一次巨大的軍事改革，淘汰綠營八旗，編練新軍。1905年，清政府計劃在全國編製36鎮新式陸軍，需要軍官3萬多人。中國的知識青年不少具有家國情懷，夢想匡扶社稷、救濟天下。
對於無錢留學的寒門學子而言，投身行伍，成為軍官，是他們報效國家的好機會。科舉廢除後，興起了一陣秀才從軍熱。1957年，湖北省政協出版的辛亥首義回憶錄中，一名當年的湖北新軍士兵回憶道，當年和他一起參軍的90名黃陂同鄉中，有24名秀才，12名廩生。
上圖_ 湖北新軍士兵
科舉廢除與革命
科舉製度原先是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治，籠絡中下層的知識分子的方法。到了近代，科舉製度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統治階級為了苟延殘喘，維持統治，不得以廢除了科舉。但是科舉的廢除，又切斷了中下層先進分子進入體製報效朝廷，使之與朝廷離心離德，投身革命隊伍，促進了舊世界的滅亡。
這些脫離了科舉體製，進入新式學堂，甚至出洋深造的知識分子，接觸了不同於三綱五常的陳舊思想，迅速地從舊式文人轉換為革命的生力軍。1991年，辛亥革命勝利80周年時有人統計，參加辛亥革命的骨幹1900人中，有科舉功名者219人。黃興、陳獨秀都曾經是清朝都曾經是前清的秀才。
在1905年，大清儀隴縣有一位出生貧寒的讀書人，以第二十名的成績通過了科舉府試，但就在此時，朝廷下詔取消科舉。於是他便轉入了南充中學堂就學，並於次年考入四川通省師範學堂。三年後，南下雲南，進入著名的雲南講武堂。他就是朱德。
美國社會學家吉爾伯特·羅茲曼說：“1905年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1300多年的科舉時代結束了，而一個新的覺醒年代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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