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老高三”心頭的一道滲血刀痕
在新中國的編年史上，作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高、初中在讀學生簡稱的“老三屆”，是一個同幼稚、盲從、狂熱、不幸、磨難、倔強等字眼，同“紅衛兵”、“大串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返城”等曆史事件，緊密聯係著的一批人。而在這一批人中，作為1966年高中畢業生簡稱的“老高三”，因為在“老三屆”中屆次最高、年齡最大，是當年的一群正在“跳龍門”而又被重重地摔到了無底深淵的“鯉魚”，其經曆更坎坷、更具有悲劇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創傷更明顯、更嚴重，可以作為“老三屆”的典型和代表。
在絕大多數“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是一道滲透著殷殷血跡的深刻刀痕，是一個使其人生軌跡驟然轉向彷徨、痛苦和不確定性的命運“拐點”。俗話說“六六大順”，然而，1966年對於“老高三”、“老三屆”乃至整個中華民族而言，無疑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劫難。我雖然不知道其他“老三屆”和似乎很健忘的一般中國人，會不會將1966年牢牢地銘刻在自己的心裏，但是，因為我也是一個“老高三”，所以，我真切地知道，絕大多數“老高三”幾十年來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嶇、很艱辛，都有一種終生難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會隱隱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砍擊而留下的深重瘡疤，會在陰雨天難以忍受地劇烈疼痛一樣。
“老高三”畢業至今將近半個世紀了，這個“心病”沒有因時光消磨而淡化和減弱，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當然，極少數“老高三”或因出身於豪門、或因個人運氣好而在幾十年來的大部分時間裏活得很順利、很滋潤，他們的1966年情結可能比較淡薄一些。但是，1966年也是他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對他們日後的發展也具有負麵意義。我在和此類“老高三”接觸時，一談起1966年，他們亦是耿耿於懷、感慨係之。顯然，這種古今中外曆史上獨一無二的“老高三”情結，浸洇著濃重的社會文化內涵，很值得思考和分析。
“老三屆”及“老高三”：一群被利用的傻小子、傻丫頭
為什麽會形成這種綿延半個世紀之久的“老高三”情結呢？對於人的一生來說，參加高考和上大學深造無疑是一種關鍵性、根本性的際遇和基礎。然而，當“老高三”們走到這個重要的人生“關口”之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需要缺乏理性、易於衝動的青年學生去衝鋒陷陣，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資產階級權威”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而“老高三”以及整個“老三屆”正處於青春躁動期，是一群吮吸著“狼奶”長大的傻小子、傻丫頭，最適合於被利用。因此，正常的教育秩序因“革命需要”而被打亂了，高考製度被廢棄了，包括“老高三”在內的全國數以百萬計的中學生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第一線。顯然，在當時的最高決策者看來，為了實現“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崇高目標，幾十萬“老高三”、幾百萬“老三屆”犧牲自己的學業，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經風雨、見世麵”，不僅義不容辭，而且是一個鍛煉成長的“好機會”。“紅太陽”自己就沒有上過大學，僅僅在師範學校畢了個業，可他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看不上眼，古今中外有幾個人能與之相比呢？
記得1966年6月17日清晨，我們班的同學們像往常一樣早早地就起了床，興致勃勃地準備開始新一天的衝刺。我們的畢業考試、體檢、填報誌願等程序早就搞完了，“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隻等著十來天後就要衝上高考的戰場了。由於1965年的高考升學率幾乎是百分之百，所以，我們這些高三學生大都沒有什麽考前的畏懼感，而是滿懷著愉悅的心情企盼和設計著美好的未來。盡管同學們複習功課都很認真、很下功夫，但這主要不是出於害怕考不上大學的後顧之憂，而是想力爭考一個好學校，以檢驗並證明自己的底功、能力和價值。有的已經被提前選送到新華社、外交部等單位去做“機要工作”的同學，這些天來已經不怎麽看書了，隻等著過些時候接到通知去上班。突然，就在同學們剛剛坐到教室裏準備複習時，學校廣播喇叭裏播送了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高考推遲半年”的消息，同學們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家的心裏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鹹味味俱有，很不是個滋味。這就像是喜滋滋地正準備邁入“洞房花燭夜”的“新郎官”、“新嫁娘”，猝不及防地被綁架到了黒雲翻滾、風狂雨驟的荒山野嶺。而且，同學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按當時“文化大革命”風雨乍起、驚雷閃電的態勢，半年之後進行高考的可能性很渺茫，很靠不住。
形勢發展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推遲”高考和“停課鬧革命”以後，全國各地中學裏“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氣氛陡然升級，“紅衛兵”、“破四舊”、“紅色恐怖”等均由中學生發起，在中學裏折騰得最厲害，中學裏被學生批鬥、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師的比例較之大學裏要高很多。我們的化學老師趙崇印，就是在被其他班同學批鬥之後忍受不了突如其來的極大侮辱，硬是在單身宿舍裏用榔頭砸碎自己的腦殼而自殺的。同學們知道這個消息後去到現場，隻見屋子裏的牆壁上盡是血跡和腦漿，慘不忍睹。我們的老校長鄭雲萍在挨批鬥後不甘受辱也跳進了學校的水井裏想自殺，因被發現得早而沒有死得成，又遭受了多次更嚴厲、更殘酷的批鬥，弄得他真是“活著比死了還難受”。“文化大革命”初期，長治市各個中學幾乎都發生了教師被批鬥致死的慘劇。有所中學的一位女老師經曆了多場批鬥，疲累至極，不能走路，仍被一群學生拖在地上四處批鬥，拖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還不罷休，終於被活活地拖死了。全國各地中學裏發生的情況，基本上大同小異。而且，中學裏的“革命造反組織”很快就同社會上的其他造反派聯係到了一起，又是遊行示威、圍攻黨政機關，又是到工廠、農村煽風點火，將原來正常的社會秩序攪擾得狼煙四起、天昏地暗，“走資派”、“黒權威”和“牛鬼蛇神”們都被搞得威風掃盡、“臭不可聞”。實踐證明，被“紅衛兵小將”等高帽子和受“紅太陽”檢閱等榮耀激勵得暈頭轉向、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屆”、“老高三”們，的確是給“紅太陽”交上了一份成績斐然的答卷。
上山下鄉：“革命小將”被利用後的悲慘結局
高考“推遲”半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由“批鬥牛鬼蛇神”、“大串聯”升級為翻來覆去的“奪權”和愈益劇烈的“全麵內戰”。晉東南地區和長治市的“奪權”和“反奪權”（並不是反對“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而是反對由另一派奪權，要求由自己這一派奪權）爭鬥得非常激烈，在相當長時間裏你來我往地呈僵持和膠著狀態。與此同時，兩派的“武鬥”也逐漸升級，發展到了動用迫擊炮、裝甲車等武器裝備真槍實彈地互相開火、攻城略地，雙方背後的軍隊實際上也卷進去了。有的軍人常常換上便裝、帶上搶枝彈藥，參加到所在一派的“武鬥小分隊”裏去“執行任務”。在武鬥最厲害的那一段時間裏，三天兩頭有打傷人、打死人的消息傳來，大家當時似乎都麻木了，習以為常了。我校的一名初中生返回住地時不小心踩上了自己這一派埋下的地雷，當場就被炸死了。我的兩個初中同班同學在本市的另一所中學讀高三，他們都曾被對立一派的“武鬥小分隊”抓去當了俘虜，被打得死去活來，險些丟了性命。據各方麵傳來的消息，全國各地的情況都差不多，不少地方和城市的“武鬥”甚至比我們這裏還要厲害得多。在這種愈來愈惡劣的情況下，最高決策者原先關於“高考推遲半年”的許諾根本沒有人再提起了，早被扔到爪窪國裏去了。
到了1968年後半年，嚴重混亂的局麵稍微平穩了一些，“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已經勝劵在握，不再需要利用“革命小將”們去上火線、打頭陣了。但是，小將們業已被激發起來的亢奮心態和“天不怕、地不怕”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內被遏製，這對於剛掌權的新貴們反而成了一種負麵威脅。為了把這股凶猛的洪水疏散開去，最高決策者采取了一種很便捷的策略，就是把“革命小將”們打發到農村去“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廣闊天地裏煉紅心”。山西省的工礦企業比較多，中學生原籍農村的也比較多，所以，1968年沒有將“老三屆”整體發配到農村去，而是將其分作了兩部分：父母係農村戶口者回老家務農，父母係城市戶口或極少數情況特殊者被分配至廠礦當工人。父母親都是農民的我，本該回老家“修理地球”，僥幸遇到了一個機會，被分配到一個偏僻縣城的小企業裏當了一名月工資18元的學徒工。那一段時間，我們這些“老高三”為了生存而“飛鳥各投林”，累累若喪家之犬，1966年6月17日之前忙著準備高考的情景完全成了遙遠的隔世之夢，想都不敢想了。我們班的同學們散夥分別、各奔東西時，大家的心情都沮喪到了極點，連一張臨別的全班集體合影照都沒有留下。同學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己初中畢業後躊躇滿誌、興致勃勃地上高中、奔前程（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剛過，除師範之外的中專學校概不招生，高中的招生數量也很少，許多縣都是隻招一個高中班，很難考），五年之後竟然落了這麽個下場。至於恢複高考，那已經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第二年即1966年之後11年的事情了。但此時的“老高三”們已到了“而立”之年，絕大多數都掙紮在社會最底層，所得收入極其微薄，而且是上有老下有小，要養家糊口過日子，生存狀況很艱難、很窘迫，有幾個人能重振鴻鵠之誌並丟老棄小、拋妻別子、義無反顧地去考大學呢？植物開花亦有時節，如果開花時節遭遇冰雪嚴寒的慘重襲擊，枝葉凋零，花蕾盡落，過幾個月以後再讓其重新開花，那委實是“咦籲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了！
“老高三”群體在社會底層的痛苦掙紮
我愛人也是一個“老高三”，她的一個同班同學1977年時正在一個鄉村小學當民辦教師。他下了很大決心準備參加高考以改變自己眼下的窮困處境，但步行幾十裏來到縣城以後，左思右想，實在不忍心把務農的老婆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裏受煎熬。於是，他去到我愛人辦公室絮叨了一番自己的苦衷後，身心疲累，情緒茫然，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陣子，根本沒有去考場就打道回府了。我愛人的另一個同學倒是參加高考並被省城的一所大學錄取了，但他上了不到一年的學，老婆、孩子在家裏的日子苦不堪言，他隻好辦了退學手續。類似此二位的經曆，在“老高三”中決不在少數，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們班30多個同學，我所知道的在恢複高考後參加高考並上了大學的隻有4位，約占十分之一。而且，恢複高考後各大學錄取學生有一個未成文的默契，都不願意招年齡大的考生。“老高三”是參加高考隊伍中的年齡最大者，他們即使高考成績很好，一般情況下也不可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大學。可以想像，當絕大多數“老高三”看著比自己年齡小很多者紛紛走進自己11年前就應該走進的考場和大學時，其內心的苦澀和酸楚是終其一生都不會忘記的。
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畢業生近乎全部地順利考上了大學，但他們隻上了一個多學期的課，“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就“停課鬧革命”了。1963、1964年考上大學者，基本上都到農村去參加了一年左右的“四清”，其在校學習時間和1965級大體相同，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這一批“文化大革命”爆發時的大學在讀學生，通稱“老五屆”。有一個和我很熟悉的1964級“老五屆”曾親口對我說：“我們這些人實際上就是個高中畢業，和你們差不多。”然而，改革開放初期，中央大規模地實行領導幹部“四化”，既年輕又有文憑的“老五屆”被整體性地提拔到了各級各類領導崗位上，並且在此後20年間越來越成了全國各層次、各領域領導幹部隊伍的主體。他們不僅在領導崗位上呼風喚雨、大顯身手、官運亨通，而且由於他們的蔭庇，其親屬們也大都生活得很優裕、很風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卻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他們較之比自己年齡稍大的“老五屆”，因為沒有文憑而在各方麵越來越被摔到了社會底層；他們較之比自己年輕的同事，因為在年齡方麵處於劣勢，競爭力又越來越趨於弱化；他們要得到自己應有的“社會回報”，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幾倍的奉獻和辛勞；而改革開放的“成本”和“代價”，則往往要攤到他們的頭上。因此，在企業職工“下崗”的隊伍裏，在小學教師“裁員”的隊伍裏，在各單位分配住房老也輪不上的隊伍裏，在孩子上大學需要交學費、家裏買房子需要討腰包而自己實在是囊中羞澀的隊伍裏，在以年齡劃線必須提前退休的隊伍裏，以及諸如此類“倒黴事”的隊伍裏，大都能看到“老高三”的身影。當“老高三”們遠遠地仰視著並不比自己在校讀書時間多多少的“老五屆”們飛黃騰達、鮮花著錦的身影時，他們心裏無疑充滿了難以言表的壓抑、鬱悶和煩躁。
“老高三”群體在世界教育史上獨一無二的悲愴命運
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過於巨大和強烈的精神刺激、心理壓力，使得相當一些“老高三”愈來愈承受不住了。我們班的團支部組織委員宋克功，是一個比較內秀的文弱書生，他學習很用功，成績很優秀，而且在政治理論上比較早熟。記得大約在讀高二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利用課餘時間啃大部頭的馬列著作了，被同學們戲稱為“宋克思”。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必定能考上名牌大學。1968年以後，他到一個工廠當工人，被分配的工種是開天車。因其膽子比較小，對高空作業很恐懼，他多次向領導要求改換工種，但他的頂頭上司以“不安心工作”為由硬是不同意。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他下了很大功夫自學中醫，並在晉城縣的統考中名列前三，具備了行醫資格。他以此為據要求到廠醫務室去工作，領導上還是不批準，仍然讓他開天車，這使他覺得自己實在是無能為力了，熬不出頭了。再加之其他一些難以承受的痛苦和壓力，所以，他於1976年一氣之下回到鄉下老家，關起門來上吊自盡了。我們班還有一個同學文靜而寡語，學習成績也很好，1969年被分配到煤礦當工人，在井下當了一年多挖煤工後被抽調到了本礦的科室工作，命運應該說還是不錯的。但其妻子沒有上過什麽學，雙方缺少共同語言，家庭關係很緊張。這位同學到煤礦工作本來就憋著一肚子的氣，回到家裏又難免要受老婆的窩囊氣。在氣上加氣、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終於在1980年代跳樓自盡了。這兩位同學尋短見的直接原因都與其特定的工作和家庭環境以及性格弱點有關係，具有某種偶然性，但這隻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導致他們如此結局的真正根源還是1966年那場災難。可以想見，在他們兩人最後下決心走上絕路、命歸黃泉之前，一定作過長期、反複、痛苦的思想鬥爭，一定會多次詛咒1966年那個令其命運發生根本轉折的可惡的年份。如果沒有爆發“文化大革命”，他們兩個在1966年正常地上了大學，必然能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和家庭環境，決不會年紀輕輕就走上不歸路。
我們班30多個同學，1968年離校後各奔東西、自謀生路，迄今為止我知道下落並或多或少有些聯係者隻有20多個人，這些同學幾十年來的人生之旅大都很坎坷、很悲涼（不知道下落的那7、8個同學，現實處境可能更加不如意。因為，按一般常規，處境較好者都會主動與同學們聯係的）。在這20多個同學中，除上述已自殺者2人之外， 20歲出頭因公致殘、雙目失明、終身吃勞保者1人，40多歲、剛50來歲就病逝者3人，占了約四分之一。這個比例，在全國的“老高三”中決非偶然，應該是具有一定的典型和普遍意義，可以說是“老高三”生存狀況的一個縮影。顯然，將“老高三”群體同1960年代以來畢業的任何一屆中學、中專更遑論大學本專科畢業生相比，同近現代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包括戰亂時期在內的任何一屆中學畢業生相比，其命運的持久悲愴性都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說，自1966年以來，在漫長的半個世紀裏，幸運之神一次也沒有顧及過“老高三”群體，而尷尬磨難遭罪之事則一次也沒有把他們遺忘和落下。
“老高三”群體：研究新中國磨難史的“活化石”
“老高三”這批人出生於新中國成立之前兩三年，在1950年代伊始就朦朦朧朧地有些記憶了，是牽著共和國衣襟長大的一代人。新中國成立初期燦爛的朝霞，給他們的幼年、童年帶來過短暫的歡樂和幸福，但“反右派”、“大躍進”、“大煉鋼鐵”的風煙和“三年困難時期”的饑餓，使他們少年時就嚐到了生活的不測和艱辛；“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混亂、動蕩和陰謀、詭譎，在他們青年時期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重重的創傷和烙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轉型的巨變及其愈益顯露的負麵代價，讓他們的中年既覺得重逢機遇、愉悅欣喜，又感到不堪重負、心力憔悴和無可奈何。現在，“老高三”群體已是將近“古稀”之年了，已經步入了“夕陽紅”的隊伍。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而言，他們顯然早就被“邊緣化”了，不可能再有什麽作為和貢獻了。但是，在他們的身上，真實、清晰地保留和展示著新中國成立65年來寒暑冷暖、陰晴雨雪的“年輪線”。本文描述、儲藏和展示這些“年輪線”，不是為了炫耀，不是在發牢騷，更不是像祥林嫂一樣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的苦難，而是想真實地傾訴和記述這段曆史，想為對其感興趣者特別是正對社會實踐進程承擔並發揮重要責任者，提供一份進行研究和參照的“活化石”。細細觀察和琢磨這塊“活化石”，透視綿亙半個世紀之久的“老高三” 群體的悲劇人生，能對正確反思新中國成立65年來曲折、艱辛的曆史進程及其經驗教訓，正確認識和解決現實中國社會因處於轉型關鍵時期而產生的諸種矛盾、困難及問題，得出一些有益的感悟、啟迪和警示。
導致“老高三”群體半個世紀以來悲劇人生的禍根是什麽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嗚呼，時運不濟的“老高三”！嗚呼，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
（2006年5月初稿，2014年3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