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章：新中國成立以前東北經濟曆史情況
意見領袖丨東北亞經濟研究院
東北經濟的曆史與新生（第一講）
本文作者：王洪章（東北亞經濟研究院院長、中國建設銀行原董事長）
東北經濟的曆史，其實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情況，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東北經濟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熟悉，我們在此做一些簡單的回顧，同時也進行適當的分析和研究。
一、闖關東：東北獨特的曆史現象
講到東北經濟的曆史，不能不提及耳熟能詳的“闖關東”現象。“闖關東”是中國東北獨特的曆史現象。大家都知道，一說“闖關東”，那就是關裏人往關外走。“闖關東”的現象對東北的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麵。
（一）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移
我們往前追溯到1840年，當時東北人口是300萬人，全國的人口大概是4億人左右。到了1910年，由於“闖關東”，東北的人口增加至1 800萬人。新中國成立前期，東北的人口已經達到了4 000多萬人。
“闖關東”的由來從近代史上分析，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原因：
首先，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沙俄對中國東北的疆土虎視眈眈，清政府的國力越來越衰弱，對邊疆的控製也越來越弱。當時的沙俄始終在覬覦中國的北方領土，不斷地騷擾和入侵中國北方邊境。有資料記載，1858年到1878年，沙俄派了10多批遠征軍，非法侵入鬆花江及其支流，駛抵呼蘭、伯都納、三姓等地。從鹹豐十年（1860年）起，清政府對黑龍江實行了局部開禁的政策，主要是對黑龍江正式地提出了“弛禁放荒、開禁放墾”政策，鼓勵移民邊疆，這時候增加了一部分人口。到了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徹底取消了禁止漢人移居東北的所有禁令，著手向該地區大範圍移民，並且明確提出了“移民實邊”“開放官荒”的對內開放政策，通過增加人口抵禦外來入侵，振興關外經濟，增加邊疆人員。關內大量貧困農民為了謀生計來到赫哲族世居的三江平原，當時也有少量的朝鮮流民來東北采參、挖金。
黑龍江和東北肥沃的土地、良好的自然環境，使得關內的百姓開始大規模向黑龍江遷徙，使略顯荒蕪的黑龍江地區人口急劇增加。在開放邊荒的最初時期，黑龍江有40多萬人，1895年達到150萬人，增長了3倍。為了固守邊疆，清政府在黑龍江邊界推行的這些政策，增加了邊疆的人口，保證了彊域和領土的完整，在當時有一定成效。
其次，19世紀以來，黃河下遊連年遭災，從河南的桃花峪以下的這一河段的長度大概是七八百公裏，流域麵積約2.3萬平方公裏。作為黃河的下遊，從鄭州開始，包括濮陽、德州、聊城、濱州、濟南，一直到東營這一帶，連年遭災，而且連年歉收，甚至是絕收，所以陷入絕境的農民紛紛背井離鄉“闖關東”。
到1897年，在清政府對黑龍江全麵開禁的政策下，“闖關東”的洪流洶湧澎湃。當時“闖關東”的大部分是山東人，平均每年大概是40多萬人，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總數超過了1 830萬。如果再加上河南、河北“闖關東”的人口，有資料記載，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闖關東”的人口一度占到東北人口的70%以上。雖然有些“闖關東”的人後來陸續返回故鄉，沒有留在東北，但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在4 000萬東北人口中有3 000多萬人是“闖關東”過來的。“闖關東”可以算得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移，也是近代史上空前的壯舉。
（二）經濟技術與文化融合形成發達經濟形態
1840年以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的航海技術、船舶技術，包括導航技術，發展得比較快，海上的航線使人們突破了海域限製。從山東半島一直到關內，包括華東地區，可以通過海路到東北，這就意味著中原的農耕文化已經大規模地與東北的遊牧文化融合。山東、河北、河南的以村莊為基礎的居住文化和零散居住的遊牧文化結合起來，逐漸在東北紮下了根，這實際上是中原文化的平麵移植，齊魯文化或燕趙文化的基本原型在東北得以維係。
另外，“闖關東”帶動采礦、挖掘、伐木、淘金等行業的發展，各行各業的工人也產生了，他們所帶來的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活技能，推動東北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進行了很大的調整和改進。過去，東北主要是遊牧文化，鮮卑族、滿族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文化的輸入，以及東北豐厚的自然資源，再加上從東亞國家引進的先進技術和現代經濟模式，這些因素結合到一起，使東北經濟一度形成一種有東北特色的發達的經濟形態。這說明，“闖關東”對東北的經濟影響很大。近代以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東北經濟發達到什麽程度呢？簡單地說，國內領先、亞洲先進、全球同步。特別是近代以來，在全國經濟的發展中，東北長期居於領先的位置，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10年至1930年，主要是軍閥統治時期，第二個階段是1930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主要是東北淪陷時期。
二、1910—1930年 軍閥統治時期
這一時期是軍閥統治時期，代表人物是張作霖（1875—1928）。從1910年以後，張作霖在東北逐漸積聚勢力，統治東北三省近20年。張作霖作為舊中國的軍閥，在政治上反對民主主義，屠戮共產黨人。他既是一個軍閥，也是惡霸和反革命者。他在1927年逮捕並殺害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同誌。同時，他時刻提防沙俄和日本對東北的政治野心，並且多次拒絕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因而成為日本的“眼中釘”。1928年6月4日，張作霖乘火車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藥炸成重傷，史稱“皇姑屯事件”，當日被送回沈陽官邸後就去世了。
在軍閥張作霖占據下的東北，在當時稱得上是東亞最富庶的地區，遠遠超過中國其他地區。當時東北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日本的50%，而且東北物產豐富、工業發達，當時東北擁有一流的軍工廠、煉鋼廠和造船廠，其中鋼產量相當於日本的40%，加上煤炭、鐵礦石、礦產資源等，東北已經形成比較完備的工業體係。在農業方麵，東北也憑借著富饒的黑土地，使糧食產量居於東亞第一，大豆的產量更是達到了整個世界的60%~70%。
在軍閥張作霖占據東北時期，哈爾濱被稱為“東方的小巴黎”，有當時亞洲最大的麵粉、麵包、酒精、啤酒生產基地。在通信方麵，哈爾濱已經與歐洲實現了雙向通信。有研究發現，在20世紀20年代，北平、上海派發到歐美的電報，需要通過沈陽轉經東北。沈陽可以直通歐洲，哈爾濱也可以直通歐洲。到了1931年的時候，整個東北鐵路的通車裏程是7 000公裏，而且東北的很多縣市都通了公路。東北的工業化水平當時也超過了長江流域。這是東北在經濟、工業方麵的情況。
在金融方麵，20世紀20年代東北就已經有34家外資銀行在哈爾濱開設分支機構，而且與巴黎、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直接有業務往來。在哈爾濱經營的所有外國商業機構達到1 800多個。當時哈爾濱的金融動態可以說還左右著遠東的金融形勢。1928年從海關收益來說，哈爾濱的濱江海關已經穩居全國六大海關的頭把交椅。
東北曾經在金融上與全世界同步，從金融板塊的其他方麵來看，東北的證券交易和期貨交易不比天津和上海晚，而且比上海的規模更大。1919年3月，哈爾濱的商人陳紹清、張鳳亭、諸汾泊、於喜亭、張南均、傅巨川、王魏卿、王揆喜8個人發起組建了哈爾濱證券交易所的前身——股份有限公司哈爾濱交易所，4月下旬就正式開張營業。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所是在1920年開始營業的，它是由上海的股票商業公會改組成立的，當時被稱為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由此可見，在證券交易所方麵，哈爾濱早於我國的其他地區和城市。
在期貨交易方麵，1916年海關監督侯延爽和清朝議員孟榮升發起成立了濱江農產品交易信托公司。1922年10月1日，濱江的農產品交易信托公司改名為“哈爾濱證券糧食交易所”，一直經營了十多年，而上海的紗布交易所是1921年7月才成立的，比哈爾濱晚了5年。所以，當年東北這些所謂“新世界”的環境，給東北的商圈提供了多種可能，東北在這個階段成為我們國家，包括東亞經濟發展的翹楚。
三、193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東北淪陷時期
東北在前一個階段的基礎上，建立了當時亞洲比較完備先進的工業體係，包括鐵路運輸、航空、航海、煤炭、鋼鐵、機車、汽車製造、飛機製造和軍工等工業部門。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時候，淪陷的東北已經悄然地超越了日本，成為亞洲的第一大經濟體，並且已經超過了上海和武漢。
上海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發展成為集航運、外貿、金融、工業為一體的、多功能的經濟中心。1933年上海的工廠數占全國12個大城市的36%，資本額占全國的60%。1931年外國人在上海的投資達到了11.1億美元，占外國在華投資的34%。
東北淪陷時期，經濟上有幾個特點：
一是投入大。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日本的扶植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從天津秘密潛逃至東北，在長春成立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到1945年止，日本加大了對東北的投入，每年都有10億美元以上的投資。其中1944年達到了頂峰，在日本對全國的61.63億美元投資中，對東北的投資是52.79億美元。另外，日本在金融方麵為了阻止當時的國民政府擁有作為近代民主國家所必須具備的統一貨幣體係，於1932年6月在偽滿洲國成立中央銀行，並進行了貨幣係統的“整治”，妄圖建立日元區。隨著1937年日本在上海製造的“八一三”事變，國民政府為了阻擊日本的金融侵略，1937年8月15日發布了非常時期的《金融穩定法》，封鎖儲備金、控製支付。針對日本的外匯掠奪政策引起的法幣匯率的動搖，國民政府取消了無限製供應外匯的法幣發行基本原則，並實施限製匯款和限製返還的法令。日本對東北的投入是比較大的，雖然東北在生產總值上與當時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如美國、蘇聯和英國等）相比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但在經濟發展速度和追求高水平技術發展方麵，仍然具有可比之處。
二是工業基礎比較完備。日本在東北淪陷時期進行大量投入，源於其戰略野心。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極力想在中國的東北地區扶植一個偽政權。從1945年的結果來看，日本經過10多年的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北經濟實力已經一度超越了日本本土。日本在東北的投入帶有很強的政治目的，這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略選擇。日本占領東北以後，就把東北作為日本本土的延伸，依托東北豐富的資源和廣袤的市場，全力把東北打造成日本的戰略後方。經過十幾年的建設，東北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工業基地，以鋼鐵、機械、汽車為主的重工業體係已經相對完備。當時從沈陽到大連這一線工廠及其所在城市是相當密集的，工業化水平直追日本。到1945年時，鋼產量已經達到了150萬噸，機械、水泥等工業產量占到亞洲的一半以上。反觀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本土的工業體係已經被美國為首的盟軍徹底摧毀了，工業生產能力急劇下降。因此，當時的東北工業在速度、規模和質量上已經取代了日本，成為亞洲的第一經濟體。日本妄圖長期霸占東北，把東北變成日本的戰略後方，才對東北進行大量的投入，這充分暴露了日本的政治野心和經濟野心，是徹頭徹尾帶有侵略性質的。
三是城市化水平較高。從城市化水平來看，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東北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了11.5%，1942年達到了23.8%。而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0年才達到18.96%。直到現在，東北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在全國來看仍然是很高的，2018年達到了62.68%，全國的平均水平為59.58%。從城鎮化水平來看，東北也是比較高的。
四是交通發達。從交通運輸來看，1932年的時候，東北三省已經開辟了空中航線1.5萬公裏。而1949年，全國其他地區的空中航線僅為1.14萬公裏。1943年，東北三省的公路總裏程為6萬公裏。而1949年全國的公路總裏程才8萬多公裏，其中東北就6萬多公裏。在交通方麵東北還是比較發達的。
五是經濟指標總體良好。從工業經濟來看，東北淪陷時期建成的豐滿發電站，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水力發電站。1943年時，發電能力是22億度。1936年，淪陷時期東北的工業產值達到了8.07億元，1940年更是達到了26.47億元，生產力指數的上升幅度超過了60%。
這兩個時期，東北經濟呈現出與國內甚至亞洲國家不同的特點：
一是獨特的地理條件和因素。為什麽在1945年時，東北的經濟能夠超過我們國家的其他區域呢？主要還是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戰爭。上海當時外國的投資狀況、工業企業數量，以及技術、金融等，其規模和質量是很高的，發展也很不錯。日本在建設東北的同時，在華東、華北、中南等地大肆侵略中國領土，在“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了。上海的一些關鍵性的工業企業被迫搬遷到內地（雲南、重慶），也是在這個時候，上海失去了繼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一些企業沒有了，工人也走了，以此為基礎的金融業也遭受了滅頂之災。有史料記載，武漢當時也遷出600多家私人工廠，包括漢陽的鋼鐵廠，整個武漢遷出的技術人員有42 000多人，而且由於戰爭的破壞，關內的經濟遭到了重創，損失嚴重。東北的經濟與國內其他區域相比，可以說是一枝獨秀。日本不會破壞東北的經濟，因為東北是其侵占全中國，甚至稱霸亞洲、窺視全世界的大後方。正因如此，那時東北的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都好於全國，也好於亞洲其他國家。
二是軍閥經濟特征明顯。一方麵，軍閥對經濟實行獨裁管理，經濟發展較快；另一方麵，反動軍閥的黷武政策對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經濟發展越快，軍閥統治和擴張的野心越膨脹，對經濟負麵的影響就越大。在軍閥張作霖統治的後期，東北三省開始出現了局部的貨幣貶值、工業倒閉和商業慘淡經營的景象。東北人民稅賦沉重，在官方規定之外的稅收，占實際稅負的88.75%，“倉廩足，治安寧”的情景在軍閥統治後期已經不在。
三是殖民掠奪特征突出。日本占領東北時期，一方麵投入了大量的物力、技術、人才和資本，發展了經濟，另一方麵為了達到其侵略的目的，又進行了瘋狂掠奪，並妄圖以東北作為跳板，侵略亞洲甚至全世界。這個時期日本是以掠奪為目的的，把東北作為日本的戰略後方，使東北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有利的原料基地、商品傾銷售基地和資本輸出場所。
四是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無論是軍閥統治還是殖民統治，都注定了經濟增長是短命的，“曇花一現”是它的特征。張作霖占據東北近20年，東北淪陷時期存續10多年，經濟上既無長期目標，又無全麵係統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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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紹：東北亞經濟研究院是東北財經大學匯聚校內外優勢資源創建為服務國家麵向東北亞需求的高端新型智庫、高端學術交流平台和研究人才的培養基地，將為建言獻策、服務社會提供更加有力的組織、資源和機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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