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四川的糧食外調
大躍進運動導致的高指標、高征購、高積累和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的嚴重泛濫，給農村工作帶來了災難，農業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自然災害。人為的原因和自然災害的原因，導致了1960年至1962年全國範圍內出現了糧食嚴重短缺的情況，中央從一些省區緊急調運糧食解決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遼寧等重工業省的糧食供應問題。四川是當時執行中央的決策最為堅決，糧食調出最多的省份。
從1959年開始，四川的糧食外調數額開始大幅度增加。1959年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財貿書記會議確定，1959年7月至1960年6月全國除北京、天津、上海、遼寧、青海5個省市外，均有糧食調出任務，總計調出222.5億斤。中央要求四川調出數為58億斤，實際調出數量為48億斤，四川占全國各省區糧食調出總量的22%。從1959年到1960年四川的調出糧食無論是占全國各省區糧食調出總量的比例還是絕對數額，都占第一位。
應該看到，四川大幅度增加調出糧食的數額是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實現的。1958年，全川糧食獲得普遍豐收。從1959年起，四川局部地方糧食生產下降，出現缺糧的情況，此後兩年連續遭受自然災害，四川全省糧食產量急劇下降。1959年至1961年三年時間，四川的糧食產量比1958年的實際產量平均遞減19.9%。人均占有糧食由1958年的636斤逐年下降，1961年隻有358斤，一方麵糧食大幅度減產，另一方麵糧食調出數量的大幅度增加，因此，四川省委采取了一係列非常措施以保證四川外調糧食任務的完成。
一是提高征購數額，壓低城鎮的口糧標準。上個世紀50年代，四川和全國一樣，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對農民的糧食征購已經處於一種高額的狀態。但從1959年開始，為了保證糧食調出任務的完成，不得不進一步加大糧食征購的力度，由1958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1959年的48.9%，1960年的46.2%,1961年的38.8%。一方麵糧食大幅度減產，另一方麵征購數額的提高，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降低農村留糧來完成的，農村人均留糧銳減，1959年至1961年三年時間，分別為原糧278斤、260斤和258斤。征購率比全國平均高9.2、10.7和9.2個百分點。留糧數分別比全國低6.3、26.4和29.9%。據當時調查，全省約有30%的地區缺糧麵達40%至80%。而城鎮人口的口糧標準減至每人每月18斤左右，1960年9月1日，四川突然宣布廢除舊的四川省地方糧票，這樣全省少銷售600萬斤糧食。
二是及時組織運輸。為了完成中央下達的緊急調糧的任務，四川省委下大力氣組織運輸、組織糧源。四川幅員廣闊，各地經濟發展也不平衡，糧食存量也不平衡。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春，由於糧食還能夠較好地組織，所以完成調撥計劃較好。比如，1960年2月調北京、西藏的任務超額完成，調遼寧、天津、上海的任務基本完成。此後，組織糧源就一直非常困難。省委不斷發出通知要求各地“：一定要把糧食調運當成一項經常的重要任務，切實把糧源、短途集運的勞動力，加工和長途運輸工作樣樣落實。”省委對如何組織糧源問題也可謂絞盡腦汁。提出在調出計劃的執行上實行“先遠後近，先多後少，用新頂舊，積極平衡”的方針。經過幾年時間的糧食調運，四川的糧食庫存已經大大減少，而且分布很不平衡，主要分布在達縣專區的大巴山地區和南充、涪陵、萬縣等交通不便的邊遠山區，交通便利的中心地區（內江、江津、宜賓、綿陽等）已不可能調出或很少可能調出糧食了。就是達縣、南充等地的庫存糧食也都集中在少數邊遠山區的縣和區。四川糧源組織的任務十分繁重，一方麵為了保證中央規定的上調任務的完成，另一方麵又要保證省內工業城市的供應和各專區和縣市之間的調劑。四川經常動員150萬左右的勞動力來完成短途的糧食調運，經常集中近2000輛汽車來運糧食。
三是減少庫存。新中國成立後相當一段時間，四川糧食庫存量不斷上升，糧食庫存量以1952年為100，則1953年為145，1954年為199，1955年為235，1956年為233，1957年為219。即使在糧食供求情況發生轉折的1958年，國家年末庫存糧食尚有90億斤。相當於省內15個月的銷售量。從1959年開始四川的糧食形勢急轉直下。糧食連年大幅度減產。為了保證外調，在國家征購糧大幅度上升的同時，還減少了庫存量。1959年6月底，四川全省4700個存糧倉庫平均每個糧庫僅有約100萬斤，庫存糧源已經無法調動，但此時四川仍然向外調運糧食。1959年到1961年，糧食三年連續減產，全省糧食人均產量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從1959年到1961年四川仍然調出糧食117.4億斤，而同期省內購銷餘額僅70.7億斤。因而動用了“一五”期間的全部餘糧和國家庫存周轉糧。
四川1959～1961年的糧食外調是在中央的統一安排部署下進行的。四川省委所麵臨的也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麵必須執行中央的命令，調出糧食支援京、津、滬、遼寧等市省；另一方麵糧食大量調出又會對四川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四川省委也曾向中央提出過要求減少四川糧食外調任務的要求。1960年7月，四川省糧食廳分黨組向省委提出：到1960年6月底止，四川糧食的庫存量僅為24.1億斤。四川1960～1961年度糧食計劃征購108億斤，銷售80億斤，差額是28億斤，外調糧食最好為28億斤，最多不超過32億斤。外調和出口任務最少要較上一年度減少10億斤，最好不超過購銷差，不再壓縮庫存，全年調出糧食30億斤左右。
1960年7月28日，李井泉給中央主管糧食調運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寫信，提出“：前幾年外調任務較多，並不是因為當年征購多而增加了外調，而是抽調曆年的庫存而增加外調任務的。現在庫存不多，外調任務如果超過當年購銷後的差額，那省內的安排就毫無辦法。特別是去年因為征購較多，曾引起今年出現許多問題，因此，本年度糧食外調任務，很有必要給四川省緩和一下。”中央最後同意，四川1960～1961年度糧食外調任務為31億斤。但總的情況是，四川認真執行了中央的命令，四川人民為了支援國家渡過困難，做出了巨大的犧牲。1958年冬天以來，農村出現了營養不足，水腫病流行，局部地區發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全省人口死亡率從正常年景的10‰左右，到1960年升至54‰左右的最高峰，1959～1961年三年全省人口死亡885.3萬人，大大超過了正常年景的死亡人數，1961年非正常死亡200多萬人，並且出現了人口的負增長。
真正停止從四川調出糧食是在1962年。1962年3月31日，周恩來在北京召開會議聽取四川省省長李大章匯報四川的糧食問題。參加會議的還有江西、浙江、江蘇、湖北、雲南、貴州等省的領導以及中央有關部委的領導。周恩來說“：四川是顧全大局的，這幾年糧食調得多了，特別是五九年到六零年調了45億斤，六零年到六一年調了25億斤，這就調過頭了，我們是有責任的，在一月份七千人的中央會議上我已經說過了，現在四川有困難，不僅小春糧食減產，而且也影響大春糧食的播種。目前四川糧食供應情況是很緊張的，他們提出的城鄉相差5億斤糧食，從當前四川實際困難需要來講，應該說四川所提的數不算多，但中央也有困難，所以請有關省的同誌共同商量解決。”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明確提出“：上次中央工作會議確定六二至六三年度要從四川調4億斤糧食，今天確定一粒都不調了。”會議期間，有幾個省的同誌明確表態支援四川糧食。湖北、江蘇各1000萬斤，江西、浙江各1500萬斤，中央調給3000萬斤，總計調給四川8000萬斤糧食。這次會議以後，四川又多次向中央提出要求調入2至3億斤糧食以解決夏收後的糧食缺口，在中央的統一安排下，1962年調入四川糧食3億斤。
參考文獻:四川省檔案館.藏館檔案資料[Z]
(本欄責任編輯:吳誌忠)
原載：四川檔案, 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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