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兄弟五人做中共特務 結局都很悲慘
—紅色間諜兄弟五人之悲劇人生
“這就是沙家兄弟當年拿了外國的津貼-蘇俄盧布，專門來顛覆一個並不太壞的國家政權的結果……他們拆掉的是一個小監獄，建起來的卻是一個更大、更黑暗的大監獄；這監獄不但囚禁了中國人民，同時也把他們自己關進去了。這是大不幸，是沙家五兄弟的不幸，也是中國人民的不幸。”
“五四”運動後，共產黨的理論盛行，迷惑了大批當年的有誌青年，甚至一家兄弟、姐妹幾個都信奉馬列。沙文漢一家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沙文漢是1957年中共揪出的黨內最大的右派，這個“最大”，指的是在所有身為中共黨員而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沙文漢的職務和級別最高，而且他的妻子陳修良也被打成了右派。
他們的女兒沙尚之曾回憶道：“1957年我高中畢業考上了北大，夏天就去了北京，絲毫不知家中正在發生變故。家裏幾個月沒有信來。直到12月，我收到了父親的信，說‘我們被打成右派了，你要靠自己’，當時父親是浙江省長，母親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沙文漢家共有兄弟五個，老大沙孟海、老二沙文求、老三沙文漢、老四沙文威、老五沙文度，外加沙文漢的妻子陳修良，一家六口都能詩能畫，個個都是精英，除老大沙孟海之外，其他人都參加了中共。
老大沙孟海是蔣介石的秘書，為弟弟們做保護傘
沙氏五兄弟的家鄉是浙江鄞縣塘溪鄉沙村，他們的父親精於中醫，閑時喜以書畫篆刻自遣，但不幸於39歲那年病故。當時，家裏變得很困難，但母親卻堅持供已上學並已顯露才華的老大沙孟海繼續讀書。
沙孟海畢業後為了多賺錢供四個弟弟讀書，在老師馮君木的舉薦下到上海教書，後又到杭州謀職，在陳布雷哥哥的介紹下，在杭州市政府做職員。沙孟海在國文、書法、篆刻方麵造詣頗深，早年在家鄉曾師從馮君木學古典詩文，在上海又跟隨吳昌碩學習書法和篆刻，到杭州後，他過人的才華逐漸顯露出來，被譽為“浙江才子”。
因其文字水平較高，被朱家驊看中，成為朱家驊的秘書，後隨朱家驊赴南京任教育部長。1941年到重慶後，蔣介石想找一個秘書，陳布雷舉薦了沙孟海，但朱家驊不肯放，沙孟海隻得半天在蔣介石處，半天在朱家驊處。沙孟海做蔣介石的秘書，職責主要是幫助蔣介石起草一些應酬文章，如於右任60壽辰的祝詞，就是沙孟海替蔣介石寫的，沙孟海後期還負責修纂蔣介石的家譜。
沙孟海身為大哥，非常無私地幫助和提攜四個弟弟。他不但在學業上給他們提供資助，還屢次幫他們介紹工作，甚至毫無怨言地掩護他們。1926年老二沙文求奉中共指令到廣州讀書時，就是沙孟海親自送去的；1932年老三沙文漢受中共排擠，沒有了黨的經費收入，貧病交加，沙孟海將他接到南京家中養病；老四沙文威曾進入國民黨多個要害部門工作，也是沙孟海幫忙介紹的，同時他還為沙文漢、陳修良、沙文威的地下工作做了多方掩護。
中共建政後，1952年杭州靈隱寺修整中，沙孟海為靈隱寺題寫“大雄寶殿”的匾額大字，但隨著沙文漢被打成“浙江省的潘漢年”，沙孟海也受到了牽連，就連這塊匾額上的名字落款也被剔掉了。導致1971年西哈努克參觀靈隱寺，因好奇而提問匾額上的字是誰寫的，為何沒有落款。
文革時，沙孟海被帶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成了“牛鬼蛇神”的一員。文革中，“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他們夫妻二人胸前掛著牌子，被勒令跪在街道上，等候“造反派”發落，甚至不知何時才能吃飯。不久，他又被關進浙江省博物館庫房旁邊的小屋進行“隔離審查”，這一審查就是三年，造反派不允許他回家。受他的連累，他的兩個女兒都在文革中被殘酷鬥爭，先後被折磨而死。
老三沙文漢、陳修良夫婦立下汗馬功勞，卻結局悲慘
沙文漢於1925年，17歲時加入中共。18歲從寧波商業學校畢業後，沙孟海托人給他介紹到青島明華銀行當職員，但他沒有去，而是受中共的派遣回到家鄉接替二哥沙文求的工作，當上了沙村支部書記和鄞奉區委組織委員。1928年初策動鄞奉暴動失敗後逃到上海，躲避在大哥家中。後來他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名義上是學生，實際上是上海共青團法南區區委書記；1929年到莫斯科國際馬列主義學院學習一年，於1930年5月回國。
1932年，沙文漢受中共黨內極“左”路線排擠，不給分配工作，使他這個“職業革命家”失去生活來源，幾次因饑餓暈倒在上海馬路上。沙孟海把他接到南京養病，並介紹他到安慶教育廳任小職員，解決生計。由於中共黨員身份敗露，他逃離了安慶，後被迫與妻子陳修良流亡日本，在日本為共產國際收集情報。1935年回到上海，先後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軍委書記、代理省委書記、華中分局城工部長、中共上海局宣傳部長兼統戰部長等職務。領導南京、杭州、無錫、徐州、上海等地的地下鬥爭。
沙文漢的妻子陳修良18歲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學，曾擔任中共早期婦女運動領導人向警予的秘書，由向警予介紹成為中共黨員。1927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長期在上海等地從事地下工作。
1945年10月，陳修良受中共華中局和上海局的派遣，在沙文漢的直接領導下，隻身潛入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擔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而在此之前的八任中共地下市委書記，都被殺於雨花台。陳修良和沙文漢、沙文威等，共同謀劃了國民黨海、陸、空軍隊的幾起重大投共活動，為中共奪取南京、上海起了很大作用。
1949年4月23日，陳修良發動2000名地下黨員、2000名南京警察與近萬名群眾，使得中共軍隊幾個小時便渡過長江，順利接管南京。劉伯承、鄧小平都是坐著輪渡過江的，過程中，南京電力、自來水均未停供，公共交通正常，報紙按時出版。可以說，陳修良為中共和平接管南京立下了汗馬功勞。
中共奪取勝利後，沙文漢、陳修良等紅色間諜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中共卸磨殺驢，一旦控製了城市，陳修良便由南京市委書記被降為組織部長，不到一年時間就被調離了南京。沙文漢雖然當了浙江省長，但幾年後，就被打成“浙江省的潘漢年”，1957年夫妻雙雙又被打成了右派。沙文漢1964年含恨病逝於杭州，陳修良1958年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挨整22年。
老四沙文威為中共提供情報功勳卓著，受株連隻能當小官
《國民黨要員身邊的中共地下黨》中提到，老四沙文威15歲參加共青團，16歲成為職業革命家。1935年通過大哥，進入武漢電話局，竊取了很多蔣介石在武漢行營指揮“剿共”的情報。
1936年，進入南京“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參加“廬山軍官訓練團”，聽到了蔣介石、汪精衛、陳立夫、陳誠等關於抗日的演講，也摸清了國民黨“不向共產黨進攻”的底牌。
1937年，由沙孟海介紹，沙文威進入以朱家驊為主任的最高統帥部軍事委員會屬下的參事室任幹事，使得軍事委員會裏無數絕密文件源源不斷地傳到了周恩來手中。
1945年日本投降後，沙文威在沙孟海幫助下再次鑽入國民黨心髒部位，擔任了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專員。沙文威利用這個身份，搞情報、做策反，為中共作了很多重要工作。
他還領導汪維恒竊取了東北和華北大量軍事情報，汪維恒是軍政部長陳誠的少將軍需署長，中共秘密黨員。1948年5、6月間，汪維恒到河北、東北視察，得到了兩地獨立團以上的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兵員實力、駐地部署等絕密情報。兩個月之後，遼沈戰役結束，中共發現汪維恒所提供的情報幾乎與實際情況完全一致。
沙文威為共產黨爭天下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中共建政後，卻並未給予沙文威應有的待遇。他隻得到了一個中央統戰部小處長的位置。不久後，受沙文漢右派案牽連，被懷疑為國民黨特務，最後被調到政協當了一名副秘書長。
老二沙文求死於紅花崗，老五沙文度慘死延河邊
老二沙文求16歲時，在大哥沙孟海幫助下，進入寧波效實中學讀書，接觸進步思想。後進入上海大學和複旦大學，他擅長詩、書、畫，喜讀兵書，又是少林武術高手。1925年加入中共，並從複旦大學辭學回到沙村，進行農民會的組織和運動。1926年夏，中共派沙文求、陳修良等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學習，在共青團廣州市委機關工作，1927年參加由張太雷、惲代英、葉劍英等按共產國際指令而發動的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被捕，死於廣州紅花崗，罪名是“共匪逆要”，時年24歲。
老五沙文度1925年參加共青團，1927年參加家鄉的農民運動。1928年沙文漢在家鄉舉行鄞奉暴動失敗後，連累沙村老家被洗劫。當時沙文度被抓，差一點被裝入麻袋仍進施村前麵的深潭，幸得當地一位老紳士說情才獲釋。後被大哥沙孟海送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油畫。
1938年沙文度到延安，加入了魯迅藝術學院，同年到八路軍120師政治宣傳部，1939年成為中共黨員。在延安整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本就因大哥、四哥都在國民黨政府為官，受到懷疑，加上為了到延安的路上方便，四哥沙文威幫他弄了一張國民黨軍委會的通行證，而就因為這張通行證，他被組織上“搶救”成“特務”。有人主張槍斃他，他因此精神失常。
後來沙文威在武漢情報站的頂頭上司、時任陝甘寧邊區保衛部局長的周怡特地為他證明，說明沙文威身份，沙文度一案才真相大白。沙文度被送入醫院治療，但卻無法治愈。他在被中共釋放不久便“溺水”而亡，伏屍延河岸邊“一處毫不起眼的沙灘上”，終年32歲。
結語
可以說，中共在全中國奪取國民黨政權，那些遍布於國民黨內部的紅色間諜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些中共的秘密黨員有的工作在國民黨的要害部門，有的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的親屬，他們將國民黨的內部秘密情報源源不斷地送給中共，甚至利用親情策反國民黨高級將領，讓中共在與國民黨的戰爭中知己知彼，不戰而勝。中共還發動心理戰、通過策反關鍵人物讓國民黨軍心渙散，為中共獲勝起了很大作用。
沙文漢曾跟妻子說，從事中共地下黨工作，要像酵母和進麵粉一樣，看得到它在發酵，卻找不到它究竟在什麽地方。可以說，他這是深得中共的精要，中共基因中的煽、騙、鬥、間、邪充斥在這些紅色間諜的地下工作中。
被陳修良稱為“救命恩人”的國民黨最高檢察長楊兆龍，通過努力，得到了司法部長張知本、代總統李宗仁的同意，釋放了全國一萬多名中共黨員、政治犯，包括已經判處死刑的。可以說，楊兆龍為中共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楊兆龍被譽為“世界五十位最傑出法學家之一”，1949年沒有飛往台灣，沒有去美國，也沒有去加拿大和荷蘭，而是聽信中共留在大陸。1952年院係調整後，法學院取消，這位通曉八國語言的法學名家隻能做一名俄語老師。1957年，楊兆龍被打成右派，1963年被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75年才同在押的最後一批國民黨戰犯一起被特赦。
釋放後，楊兆龍才發現妻子十年前就已自殺身亡，兒子被判刑十年，女婿被判刑二十年……他絕望之下，不到兩年就突發腦溢血而死。
陳修良說：楊兆龍留在大陸，是我動員的結果。楊對中共立了大功！是我害了楊兆龍和他全家……我欠了他們的債，現在我要還債。陳修良生命中的最後20年，一直為受到冤屈的南京當年地下黨和受到殘酷迫害的由她親自策反過的原國民黨投共人員寫證明材料，寫了幾百萬字。令人唏噓的是，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多年研究右派曆史的武宜三在《現實對理想的嘲弄，背叛對忠貞的羞辱》中曾寫道：“這就是沙家兄弟當年拿了外國的津貼-蘇俄盧布，專門來顛覆一個並不太壞的國家政權的結果……他們拆掉的是一個小監獄，建起來的卻是一個更大、更黑暗的大監獄；這監獄不但囚禁了中國人民，同時也把他們自己關進去了。這是大不幸，是沙家五兄弟的不幸，也是中國人民的不幸。”
可謂一語中的，“誰在什麽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什麽問題上送掉小命”，沙家兄弟的下場，也是他們聽信中共欺騙謊言，為中共建立政權而奮鬥一生的必然結局。如果他們當初知道是這樣的結果，他們還會走上這條不歸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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