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人生—轉載
這戶人家的悲情人生
來源:博雅亭
1961年1月21日,農曆庚子年臘月初五日。竺可楨的長子竺津病逝於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農場管教所,時年40歲。
竺津,又名希文,1921年出生。其父竺可楨,中國著名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教育家。1949年前,先後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和浙江大學校長,建國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1937年“七七”事變,時年16歲的竺津迫切希望去前線殺敵,“堅欲赴中央軍校”報考,但竺可楨“以其眼睛近視,於前線帶領兵士不相宜,且年齡過幼”,並不讚同。無奈竺津投軍心切,竺可楨隻好“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淚滿眶矣”。
1938年,竺津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陸軍步兵學校,編入第四期。軍校畢業後,竺津投身部隊擔任排長。當時,竺可楨帶領浙大師生西遷貴州遵義,竺可楨原計劃安排竺津留在遵義報考陸軍大學,且已經與陸大教官及教育長萬耀煌等說妥。但竺津堅持“如進陸大,願由部隊保送”,不願意因父親的關係進入陸大。後竺津在前線時有戰訊報告父親,如將開赴往緬甸等,亦曆述軍中種種弊端,表示自己絕不隨波逐流。
1949年,形勢急轉直下。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9日,竺可楨辭別家人離開了精心耕耘13年的浙江大學,奔赴上海,隱居在一個友人家中,親睹了解放軍進入上海紀律嚴明秋毫無犯。5月6日,蔣經國奉父命勸說竺可楨去台灣。一見竺可楨,蔣經國首先轉達蔣介石的問候,然後說明來意,勸竺可楨去台。竺可楨說:“多謝令尊美意。在眼下,我看就不必了。”蔣經國追問原因,竺可楨坦然道出:“曆史興替,大勢已去,台灣能維持多久?”
與此同時,竺津也在父親的學生、南京地下黨員施雅風的幫助下,留在了南京。
新中國成立後,竺可楨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從此居住北京,竺津則在南京從事中學教育工作。
1953年,竺津受命參與接管民辦浦口六藝學校(今南京市第十四中學),成為接管六藝學校的二人之一。此後竺津擔任六藝學校總務主任,兼教地理。
1954年,竺津響應上麵號召,主動交代了1949前曾參加三青團、在陸軍步兵學校學習、加入國軍參加抗戰的情況。他還主動交代了組織上並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即在戰場激戰時,曾按軍紀處置過一個逃兵。
1954年夏南京暴發大洪水,為保護學校財產,竺津在地處江北岸邊的學校,與洪水鏖戰數日,以致染上了血吸蟲病。
1955年,竺津與同校女教師孫祥清結婚。1958年得一女,竺可楨親自為孫女取名“明芝”。
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同情打成右派的同事,再加上此前於1954年主動交代的數項內容,竺津被補劃為右派,並定性為曆史反革命。1958年7月8日,以此兩項罪名,竺津被拘押於南京市公安局青龍山管教所,不久轉往浦口石佛寺農場管教所,接受勞動改造。
從1957年到1962年,這期間竺可楨專心致誌於我國的科學發展事業,他帶領科學家們開展地質氣象等考察工作。先是考察廣東陽江、電白、信宜,經茂名、化縣、湛江、海康達徐聞,渡海考察海南島,又奔赴黑龍江考察,再將目光轉向沙漠和海洋。1959年,竺可楨在中科院海洋工作會議上講《讓海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鼓勵向海洋進軍,開發海洋資源。1960年秋,年逾古稀的竺可楨又踏上赴川滇考察的征途。通過考察,他提出了南水北調的方案:從雅礱江引水,穿過巴顏喀拉山口注入黃河。1962年6月4日,竺可楨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日記中寫道:“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事業中的奮發圖強,政治上的一心一意,讓這個從舊時代走過來的科學家,意氣風發,但他內心也並非沒有波瀾。當他聽到前浙大很有學問但性格耿直、好提意見的物理學教授束星北,在山東被打成右派遭到批鬥,心中甚為擔憂,想找陳毅副總理為束星北說情,結果未能成功。1958年7月下旬,竺可楨得知兒子竺津在南京打成右派和曆史反革命,並因此被拘的消息,對此憂心不已。
身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在強大的反右聲浪中,明知兒子蒙受冤屈,也不能伸手相助,甚至不能向兒子及家人流露內心的憂慮和傷感。他所能做的,隻是常給竺津寫信,鼓勵他好好勞動,改造思想,要相信組織,即使受到冤屈也不能對組織產生情緒。
竺津被拘後,在農場備受政治歧視,又因強製勞動,生活艱苦,致使原有血吸蟲病複發,引發肝硬化,不能參加強體力勞動。竺可楨在聞知竺津的身體狀況後,曾於1959年初來南京探視,“見場長,不能見到。既不能保出,也不能自覓醫”。竺可楨返京後向科學院黨委領導鬱文等陳情,鬱文以科學院名義致函江蘇省政府,說明竺津身患血吸蟲病,需要治療,希望能準予保外就醫。
竺津這才於1959年5月,被保釋出獄,回到鼓樓區珞珈路48號家中養病。在妻子的陪伴下,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竺津身體狀況有所好轉。為了早日實現“不摘掉右派帽子不見父親”的誓願,竺津在保外治療期間,念念不忘好好改造。他一邊治病,一邊參加居委會組織的掃盲和愛國衛生運動,有一次,他去醫院拔牙,回家時嘴裏還含著藥棉,就主動去街道拖垃圾,直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珞珈路48號,地處南京軍區和江蘇省委省府領導集中居住的區域,又臨近省委省府大院。1959年建國十年大慶前夕,以影響政治安全為由,竺津被強令返回石佛寺管教所,繼續接受勞動改造。此後便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石佛寺管教所因缺醫少食,致使竺津舊病複發。
不久,孫祥清去石佛寺探視竺津,竺津小聲對孫祥清說:“我對不起你,最近又犯了錯誤。”孫祥清安慰他說:“犯了錯,改掉就是了。”竺津告訴妻子,因饑餓難忍,他偷吃了鴨飼料,受到上麵批評……孫祥清聞聽,禁不住淚水漣漣。
再次前往探視,已是1960年冬季。孫祥清見管教所裏幾個人圍坐著掰玉米棒,卻不見竺津人影。孫祥清問道:“請問竺津在哪裏?”座中有人指道:“這不是嘛……”眼前的竺津已經變得麵貌難辨,整個人瘦得脫了形體。孫祥清將帶去的幹淨襯衣讓竺津換上,竺津竟無力自行解開衣扣。此時的竺津或許已經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叮囑妻子下回再來探視,把女兒明芝帶來讓他看看。這句話最終成了竺津留給妻子與女兒的臨終遺言。
1961年1月21日,孫祥清接到石佛寺管教所電話:竺津病危!等孫祥清急急忙忙趕到管教所時,竺津已經病亡,從此陰陽兩隔!
竺津之死,讓竺可楨再次遭遇重大打擊。1938年,竺可楨帶領浙大西遷貴州遵義時,因疾患失醫,竺可楨痛失愛妻張俠魂和次子竺衡於江西泰和。1946年長女竺梅隨戀人奔赴山東解放區後,竟不幸染病,死於大連。
如今長子竺津又被錯劃為右派,頂著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屈死在管教所,這對已進入老境的竺可楨,不啻是心頭著刀。但終生勤於日記的竺可楨,對於愛子的冤死,卻不敢落筆,甚至連竺津的死訊都未記入,隻能將失子之痛沉埋心底。
即便如此,在竺可楨留下來的一首詩中,我們還是看到了一個父親,對於兒子之死,所遭受的巨大創痛。
明知長子蒙冤,卻隻能說“失言自知咎應得”。這種心境,非親曆者很難體會。倒是結尾兩句“痛爾壯年竟早逝,使我垂老淚盈盈”,至今讀來,仍能感受到那種喪子之痛的撕心裂肺。
料理完丈夫的後事,孫祥清攜幼女竺明芝前往北京去見竺可楨,竺可楨以其親書《哭希文》贈之。回南京後,孫祥清將竺可楨的親筆題詩與竺津的靈盒一並供奉於家中。
1966年5月,“文革”爆發,時在南京三十三中學工作的孫祥清遭到批判。一位區領導斥責孫祥請說:你為死去的右派丈夫戴孝,家裏的骨灰盒前還供奉鮮花,你作為一個教師的立場哪裏去了?在萬分恐懼之下,孫祥清焚燒了竺可楨的詩稿,並將竺津的靈盒移存在雨花台區花神廟。後來花神廟地區進行建設,竺津的靈盒不知所終,成了漂泊天涯無歸處的冤魂。
南京珞珈璐48號,1949年前為珞珈路22號。這是一所二層八間的西式樓房,總建築麵積244.88平方,連同約兩百平方的院落,是竺可楨上世紀30年代擔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時,用薪金和分期付款方式所購置的私人房產,竺可楨在此居住到1936年受命赴任浙江大學校長止。建國後,竺津與妹妹竺寧等在此居住。竺津結婚後,這裏是他與妻子孫祥清的家。
1962年,竺可楨加入黨組織,他覺得自己已經是無產者了,名下不應該有私產,原有私人住房理應交給國家。1965年7月,竺可楨致函南京市政府,自願將南京市珞珈路48號房舍與院落捐出。不久,竺可楨還將北京家裏的一架鋼琴送給了幼兒園,上交了自己的專用汽車。文革開始後,他又自覺降低生活標準,辭退保姆,並自動減薪三分之一。南京私宅捐出後,竺可楨寫信叮囑居住其中的兒媳孫祥清逐月繳納房租。
1969年,孫祥清下放南京遠郊江寧縣銅山公社。此時,孫祥清已再嫁江蘇省公安專科學校職工郭先生,留下讀初中的女兒竺明芝隨外祖父等居住珞珈路48號老宅的二樓。此前,已先後有市領導和省京劇院某演員入住老宅,等到孫祥清下放江寧後,當地房管部門竟然將竺明芝等強行遷出,安排在珞珈路48號院落西北角一間10平米的簡易平房中棲身。以後又有省科委主任、老幹部石堅入住樓下三間,直至2011年石堅去世。而竺明芝居住的簡易平房,隔壁是廚房的火爐,夏天熱烤難忍;雨季時,屋頂年久失修,漏雨濕床。每當此時,竺明芝惶惶無助,衝出漏屋,向天哭喚:“爺爺你在哪裏,你怎不來救我,你的房屋我為什麽不能住啊……”此情此景,令人心傷。
1974年竺可楨逝世,竺明芝的心理依靠徹底喪失。這年夏天竺明芝高中畢業,分配到一個大集體工廠。因家庭出身及父親的影響,竺明芝長期遭到歧視,就連參加職工大學學習也成了奢望。竺明芝滿懷憤懣無處傾訴,身心長期處於壓抑狀態。
文革結束後,竺明芝曾向政府部門寫信並找到有關部門,要求改善住房條件。得到的回答是:誰叫你的爺爺把房子送給國家的,你去向他要吧!一次次無望的奔走,終於使看不到前途的竺明芝在1977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從此不能繼續正常工作和生活,致使她孑然一身,無以成家。
孫祥清得知女兒患病後,想調回南京照顧女兒。經竺可楨夫人陳汲親自寫信向市政府陳情,孫祥清夫婦這才回到原單位。但當時原單位已經沒有住房,孫祥清夫婦隻能在竺明芝的簡易房中棲身。因為實在逼仄,隻好在簡易平房南側,又延伸搭建了14平米的簡易房,這才勉強住下。
上世紀80年代,竺津得到平反,竺明芝獲得賠償金人民幣320元。竺可楨1965年7月捐出的私家小樓,作為外孫女的竺明芝,應該有權居住。為此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曾多次向地方直至中央申訴,希望有關方麵能從竺家後人的角度考慮,重新給予補償,哪怕允許在舊院空地處拓建一二平房,以解住房逼仄之困。時任國家領導的李先念還就此專門作過批示。但一去多年,終無結果。
直至1996年,在省政協一項提案的推動下,南京市房產局才給予竺明芝小居室一套以示補償。但竺明芝因不能獨自生活,這套位於南京建鄴區二道埂子的小居室,反倒成了孫祥清和女兒竺明芝的難題。至今竺明芝與年邁的母親及其家人,仍居住在原來的簡易房中。
說起上述種種遭遇,孫祥清和她的老伴,這一對耄耋老人,唯能老淚雙流;而同樣已經年邁的竺明芝,卻把曾經的無限傷痛,化作永遠憨憨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