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受難者》一書裏有659個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悲慘故事。
出版前曾經有人提出，這麽多名字，缺乏可讀性，刪掉一些吧。我斷然拒絕了，雖然我平常不是個喜歡拒絕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堅持。書出版後，很多位讀者說，這本用小號字密密排印的50萬字的書，讓他們讀起來就“放不下”。這使我對自己當初拒絕刪去名字的決定感到放心。 “可讀性”不是這本書的主要目標，但是顯然，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對讀者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種批評意見正相反。有人問，文革的受難者那麽多，你隻寫了659個不是太少了嗎？對這種批評，我全部接收。我總是說，是啊，我做得很不夠，應該做得更多。有時候，我還會誠心邀請說：您可以幫助來做嗎？我從不反對這種批評，因為我知道這項工作還差得有多遠。
今年3月25日，俄國出版了兩張光碟，光碟上有一百三十萬個名字，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難者。看到報紙上的這個消息，盡管先前已經讀過不少有關書籍，知道斯大林的迫害規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還是深感震動。一百三十萬，多麽大的數字。這是一百三十萬個人，曾經像我們一樣存在過的生命。
學校圖書館的俄文采購應我的請求去訂這套光碟。遠在俄國的製作人回信說他們不收費，隻是經費有限，不能用快件寄來。好多個星期之後，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進電腦打開。在首頁上首先看到了“1345796”數字。這個數字長得讓人感到像一個身份證或者書本出版的編號，而不是一個實數。頓了一頓，我才意識到這就是報紙說的“一百三十萬”的受難者數字。光碟裏有他們的名字，履曆，還有照片。一個人一個人地陳列出來，總數當然就是要準確到個位的。人的單位本來就是“個”，而不是“萬”。
在數字如此浩大的受難者中，有四萬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們批準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單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領導人們手寫的批準和簽名。光碟上有這些名單和批示的一頁一頁的照片。斯大林用紅色鉛筆寫下了大而潦草的“照辦”以及他的簽名。他真是把他自己當成了閻王，可以批點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獄。在曆史上，在他之前，還沒有哪個統治者有這樣的權力和用這樣的方式來剝奪千萬人的命運。
能送到政治局批準的，是有相當社會地位的人。有的時候，斯大林還會從長長的名單中勾去一個或者兩個名字，比如，他曾經把一位女士Lily Brik的名字勾去了，他對專管捕人關人處死人的內務部長葉若夫說：“我們不碰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 明顯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實並不在意名單上的人有什麽罪狀，因為他知道那都是為了治罪而編織出來的。馬雅科夫斯基那時已經死亡，他是著名詩人，曾經熱情歌頌布爾什維克革命，中國1950年代的中學語文課本裏收有他的詩。
至於一百三十萬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會送給斯大林閱讀的。對斯大林來說，一百三十萬隻是一個統計數字，他要下麵完成的殺人、判刑和送勞改營的數字。他寫過一張字條：“我把Krasnoyask地區的第一類囚犯人數提高到6，600。”當時的逮捕和處罰“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來，好像財政預算書一樣，其中把人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槍斃，“第二類”是送勞改營。隻有對地位很高或者比較特別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製，需要審批名單。在斯大林筆下，處死一個地區的6，600人，比殺死此數的貓或狗還輕鬆簡單。
這套光碟的標記，是一支燃燒的蠟燭。這個構圖意味著紀念和追思。這個標記線條簡單而含義明晰，是很好的設計。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人們建立的受難者紀念碑。從照片看，這些紀念碑都不是高大華麗的那種，但是樸素的樣子和較小的尺寸，反而使人感到人們實在的悲痛和心底的記憶。
在光碟的資料來源介紹中，有一些書籍的封麵。這些封麵設計中，有多個以一截帶刺鉤的鐵絲網為主要構圖部分。這是勞改營和壓迫、監禁的象征。1967年，當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第一部關於政治迫害係統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島》的時候，他在“後記”中指出，那一年是兩個周年紀念的年頭，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島的革命取得勝利五十周年和發明鐵絲網一百周年。正是鐵絲網在建立勞改營方麵的使用和勞改營前所未地廣泛建立，把兩個本來並不相幹的周年聯係在一起。鐵絲網成為那段曆史的象征物。
數字化技術使得光碟的承載能力及其可觀。一張光碟上可以裝載的資料非常之多。我買過一套大英百科全書光碟。在書架上，大英百科全書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書，數字化後，也隻是兩張光碟。而蘇聯政治恐怖的受難者，因其浩大的人數，竟然也要裝滿兩張光碟。這是多麽巨大的人類的慘劇。兩張光碟，很小很輕。但是這兩張光碟，裝載的是多麽沉重的痛苦，如此眾多的生命，實在是太重太重。
這兩張光碟記錄了俄國人遭受規模空前的政治恐怖，從另一方麵說，這兩張光碟的製作也是一項令人驚訝的人權和曆史工程。這是俄國人長期努力的結果。在索爾仁尼琴的三卷《古拉格群島》中，描寫了他自己的親身經曆和見聞和227個人提供的口述、回憶錄和書信，勾勒出這套迫害性製度的框架和輪廓。因為這本書1970年他被驅逐出境。
但是記載受難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續。有一個年輕人做了一些特別的事情。Dima Yurasov 生於1964年，像其他同齡孩子一樣，當局不提過去的政策使他們對斯大林時代的曆史一無所知。他在高中時偶然讀到關於迫害殺戮以及斯大林死後的“平反”。但是當時正是新斯大林主義氣氛籠罩的時候，連他的母親也不跟他談過去的事情。 他立誌學習曆史。他成績優異，卻沒有去考名牌大學，而是進了曆史檔案館，查找事實記錄。後來他被征兵，他寫的曆史小說手稿被人告發了，手稿被沒收，他被迫“檢討”。離開軍隊後他考入最高法院當了一名職員。他設計了一張關於受難者的標準表格，包括姓名，年齡，出生年月，死亡時間，民族，黨派，社會背景，最後的工作地點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實，平反狀況。在18個月裏，他做出了十萬張受難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發現後，他被開除。他當了卡車司機。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個集會上，開始的發言者們都隻是用一些隱喻和拐彎抹角的話來談論過去。老一代的人慣於用這種方式說話，他們最直接的抱怨僅僅是得不到信息。Dima產生了受挫感。在散會之前，這個23歲的年輕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說他已經收集了123，000張受難者卡片。他告訴聽眾，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長給赫魯曉夫的機密信件，從1953年到1957年，60萬人得到了平反，從1963到1967年，又有61萬2千5百人得到了平反。聽眾被深深震動。主持會的一位年老的曆史學者，激動地說：“這個年輕人知道得比我們都多。我對他非常感激。”
在這12萬3千名字之後，名字繼續增加。2000年，發行了上麵有60萬個受難者的光碟。然後，經過努力，這個數字又增加了一倍。
去年在美國出版的的一部近700頁的英文書《古拉格：一個曆史》，對整個迫害製度進行了全麵係統的記載。這本書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美國人，她沒有俄國人的親身經曆，但她做了29個采訪，閱讀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檔案資料和發表物。這本書的每一頁都有一個以上的引文，關於材料出處的注解就有49頁，引用過的文章有三百多篇。這本書寫得紮實，細致，清楚，條理分明，是一本優秀的著作。今年看到這本書獲得普利策獎的新聞報道，我開玩笑說：好像我在評獎委員會裏麵似的。同時我也意識到，作為這本書的基礎的材料，顯然是來自俄國人已經完成的大量的有關工作。
“種族滅絕”,“大宗謀殺”，這些詞語現在被用來描述二十世紀發生的反人類罪行。到底“種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幾百，不是幾千，也不是幾萬。這兩張光碟提供的，是一百三十四萬多個人。而且，這不是全部受難者，隻是有記錄的經過法庭審訊的人。光碟製作者說，受難者總數有十倍於此。他們還在繼續作。
誰是做這項受難者名字工程的人？報紙介紹說是一個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獻精神的群體。光碟發行時，他們的一名發言人說，作這項工程是為了記錄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惡，也是一項社會的道德自救。
關於最後一點，我想他們自己就是一個典範。這不是一項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寬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觸的材料隻有令人悲傷的內容。長年累月致力於此，必需要克服內心的恐懼和軟弱。隻有在很強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堅持。
閱讀斯大林時代的故事，對曾經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來說會有雙重的痛苦：既為俄國人的悲慘遭遇，也為在中國發生過的極其類似的事情：迫害的規模、性質和手段，甚至一些細節。
在斯大林時代發生過的事情，在毛澤東時代也發生過。中國也有過最高領導人簽名大批逮捕關押高級幹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過為紅衛兵打死數千老百姓歡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過指導如何進行“群眾專政”、召開“鬥爭會”和建立“牛棚”的各種高層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國也有過千千萬萬的政治恐怖的受難者，人數不會少於俄國。
而這裏的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俄國人已經把130萬個受難者的名字書寫出來了。他們沒有覺得名單太長、沒有人會感興趣。他們堅持努力，不但為受難者平反，也記載他們的名字和遭遇。他們堅持要還給死者名字和尊嚴，實際上也是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們所完成的，是他們個人的努力成果，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的偉大人文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