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寫趙丹，於我是個意外。
一位收藏名人手劄的朋友打來電話：”手頭有一樣東西，請你過來看看。”
北京國貿飯店。他把桌子上約有半尺高的紙質”文檔”和幾個大小不一的小筆記本，雙手推到我跟前說：”這是趙丹獄中的交代材料，原裝。”
“趙丹？中國頭號影星。”
“嗯。”
名人手跡、照片及簽名，向來是人們熱衷搜集的物品。眼下，擺在我麵前的幾十萬字文字材料就出自大明星之手，有點不可思議！小心翼翼地把它們翻開：每一張均為手寫，字跡潦草，密密麻麻，寫者似乎處在十分焦急局促的狀態。寫材料的紙大多是大陸監獄（及看守所）專門提供給未決犯或已決犯使用的。太熟悉了：因為我坐牢寫交代，也用這種紙。
我說：”真貨呀，多少錢？”
答：”幾十萬。”聽了，有種說不出的感覺。
我把攤開的材料小心翼翼地歸攏，移到他跟前。說：”我搞唱念做打，電影一竅不通。不看了。”
朋友說：”我就是給你看的。日子不限，看完還我就是。”
“為什麽？”
“我用幾天時間把材料看完，覺得你用來寫他，能寫出一個完全不同的趙丹。”
有點動心了，當然也猶豫，最後我還是接過沉甸甸的布包，坐上公交車回家。
趙丹的字極難辨認，隨即花錢請人重新抄寫、打印、裝訂出來。我每次翻閱它們，都有種冰雪般凜冽的感覺。
的確，這是一個和電影無關的趙丹。從此，一塊石頭壓在了胸口……
（一）
時光回到”文革”，那是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８日。
上午九點多，上海市專案組成員跨進趙丹的家門。亮出身份後，說：”為了全麵、徹底弄清你的問題，我們給你找了個地方……”
當然明白”找個地方”是啥意思，趙丹穿好外衣，說想要上廁所。坐在馬桶上就起不來了，經過催促，才提起褲子。接著，刷牙，洗臉，然後，下樓，出門，被推進一輛轎車。上車，就蒙上了眼睛。
睜開眼，人在一間地下室。
趙丹在室內來回走動，捶打鐵門，大聲詰問，都遭致拳腳。他這才感到自己是坐牢了，後轉移至正規監獄，鐵門，高牆，鐵柵欄，武裝看押。據說，這裏曾經是上海的少管所。向他宣讀的獄規：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當然還有眾多的”不許”，如不許交談，不許串聯，不許攜帶金屬製品，不許說出自己的姓名。每月發三元零花錢。
趙丹的編號是１３９，別人叫他１３９，他管自己也叫１３９。太熟悉了，因為我坐牢時也這樣，編號：３７３——大陸監獄的基本規則都是一樣的，無論他在上海，還是我在四川。
中國曆次運動的本質是清洗，被清除的人都有稱謂：”土改”有地主分子，”三反”運動有三反分子，”肅胡”運動有胡風分子，”反右”運動有右派分子。”文革”是大清洗，名目就更多了：走資派，孝子賢孫，殘渣餘孽，漏劃右派，黑五類，現行反革命分子等等。階級敵人的圈子越劃越大，被關押的人犯越來越多，其中不乏政要、名人。前者有劉少奇，後者如趙丹。
趙丹屬於文藝黑線人物，說是階級敵人，但具體身份尚未明確劃定，也就是說，沒有給他戴帽子。不像我，抓捕的時候就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既然是身份未定，那就給趙丹留下了”爭取”的空間。爭取什麽？爭取從寬處理：從”解除關押，恢複自由”到”敵我矛盾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都屬於”從寬”的範疇。我被判處有期徒刑２０年，也是寬大處理（判決書上就是這樣寫的）。能爭取到什麽樣的”從寬”，那就看本人的表現、形勢的變化和掌握政策的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趙丹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他要努力創造條件，以達到”從寬”處理。而”努力創造條件”的基本方式和方法，無非就是交代，匯報，揭發，檢舉，大量寫材料，頻繁又誠懇。應該說，趙丹寫交代材料和思想匯報的自覺與熱情，相當驚人！又多，又快，又長，說啥都是一套一套的。於是，幾十年後的我才有幸看到和使用這份厚實的文檔。
第一份思想匯報寫於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５日。趙丹寫得鄭重其事，屬於鄭重表態——
一、我所寫的材料，皆是兵團材料組、宣傳組、外調組要我寫的。此外沒有私自寫過任何材料給別人。
二、我接受革命群眾，革命組織把我批臭，批透，批垮，打到（倒）！我不抱任何幻想，我隻有徹底揭發文藝黑線的罪行，徹底交代自己的罪行，爭取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這就是我的根本態度，和唯一可能，和自己應該你努力做的事。此外，我應時時注意遵守兵團的紀律和規定，向兵團組長，隨時匯報思想情況。
趙丹６７，７，１５
這兩條以及一個”此外”，是他給自己定下的規矩。
十天後，趙丹呈上第二份思想匯報，這是在參加了（上海）電影廠黨委組織的揭發鬥爭大會之後寫的。其中一句，說：”所受教育甚深，思想推動很大，內心沉痛，自咎！”的確，從寫第一份匯報到最後一次寫材料，數年之內他都在反反複複、誠誠懇懇、絮絮叨叨地自責，說自己有罪，對前半生所作所為萬分痛悔。我以為：趙丹必須這樣寫，也隻能這樣寫。凡是被關押的人都要這樣寫，被逼無奈，否則皮肉受苦，乃至送命。但我認為：趙丹的自責基本發自內心：真的認為自己錯了，藝術上錯了，政治上錯了，是有罪（且深重）之人。這不是我分析出來的，是那些痛心疾首的文字明白無誤地告訴了我們；而且每一場批鬥會下來，都能促進他交代問題和加深自我認識。一經批判，好像自己的罪行證實了。
國慶來臨。１０月１日，他學習了《人民日報》社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文匯報》政論文《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鬥私批修方針指引下高歌猛進》、《毛澤東思想是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的勝利旗幟》。１０月２日，學習了《毛澤東同首都五十萬軍民歡度國慶》的報道、林彪同誌講話、周總理在國宴上的講話，以及《上海五十萬人隆重舉行國慶集會遊行，張春橋同誌講話宣布特大喜訊，毛主席向上海人民問好》的報道，還有《霍查同誌在我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等。讀這些社論和報道，趙丹興奮難抑，立即提筆寫道：
感到無限興奮、歡欣、鼓舞！雖然屬於專政對象，但仍按捺不住，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我感到無比幸福！”"我要萬分萬分，加倍加倍的，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向尊敬的江青同誌，向尊敬的總理和尊敬的柯老（柯慶施）致敬……向黨、向人民請罪。
趙丹的每一份材料無不表達出對共產黨、毛澤東的熱愛。他還熱愛張春橋、柯慶施，他還敬佩江青，你能說這些表述全是假的嗎？當然用意也明顯：表白自己，爭取”從寬”。
趙丹寫材料采用”文革”書寫的標準格式，即第一段必是”最高指示”。匯報什麽內容，選擇哪條語錄，絕非信手拈來，而是下了一番功夫。
１９６８年７月８日的匯報裏，他引用的”最高指示”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裏談知識分子的一段話，即”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未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抄完這段語錄，他跟著寫道：”想家，想孩子，想愛人，幾乎無法控製自己。”為說出一句”想念家人”，趙丹先給自己扣上”思想往往是空虛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的帽子，也就是說，以語錄作自我批判，然後表達心中所思。費盡思量！我算了算，他從１９６７年被關押，到１９６８年寫下”想家”"想孩子”"想愛人”這麽幾個字，相隔時間長達一年！不得不承認：在個人情感方麵，他有著驚人的克製力。
這種令人難以理解的表現，讓我產生遙遠的聯想：曾風靡世界的古巴革命領袖格瓦拉”思想殘暴，嗜血成性”（納賽爾語）。有人索性稱他是”被純粹的仇恨所驅動的殺戮機器”。年輕的格瓦拉死後，有一本”波利維亞日記”留了下來。人們從中發現：習慣於硝煙與孤獨的他在日記寫下的文字，讓人心動的竟是對世俗生活和私人情感的眷戀！好幾篇日記裏，一開始就是想到他的親人——２月１１日日記以”老頭子生日：６７。”開始，他想到自己的父親。２月１５日日記以”希爾迪達的生日：１１。”開始，他想到自己的長女；２月１８日日記以”約瑟菲娜的生日：３３。”開始，他想起了妻子；２月２４日的日記以”恩內斯迪科爾的生日：２。”開始，他想起了幼子；５月１８日的日記以”羅伯特和胡安·馬丁。”開始，他想起了兩個兄弟；６月１４日日記以”西麗塔：４？”開始，他想起了幼女，盡管不太確定其年齡；６月２１日的日記以”老太太”開始，他想起了自己的母親。難怪有人說，在叢林中多次迷失方向的格瓦拉，在日記裏沒有丟失過自己的親人。”文革”畢竟不是戰爭，我在關押和勞改期間，每次寫年終總結材料都要說”我想念親人！一定加速改造，希望盡快見到他們。”趙丹當然也可以這樣寫，但他似乎把熱烈的感情更多地給領袖、給了黨。
思念的閘門一旦打開，就關不上了。僅隔一周，趙丹在遞交的匯報材料裏，再次寫下”想家”、”想孩子”、”想愛人”的句子。他說——
格外地想家、想孩子、想愛人！我要一切重新做起，所以也就想懇求革命組織、革命群眾開釋我，讓我到外邊在工作中考驗我吧！
其實，我真是個老實人，一點也不向組織隱瞞自己的內心情感的人，甚至坦率到近乎迂闊的程度了，請看有誰敢於像我一樣地每次思想匯報都誠實地檢討自己的錯誤，而從不談一句自己有所進步，改造有成績的話！但凡有點私心雜念的人，難道不怕罪行的積累嗎？
懇求，再次幫助我伸出挽救的手來，讓我早日出去……懇求！懇求！千萬個懇求！
趙丹 ６８，７，２９日
白日難熬，夜晚恐懼，以前曾經有過的燦爛與溫暖，現在都要用空前的孤寂來償還，而孤寂的背後則是脆弱與渴求。我深深體會到——囚禁所製造的徹底隔離是極為殘酷的精神折磨，它可以讓意誌崩潰，生命迅速枯竭。趙丹也不例外，為了”格外地想念”，他開始懇求，而且是”千萬個懇求！”
情勢巨變，明星成凡品。
（二）
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報紙刊出張春橋回到上海出席會議的消息。他看到了，又興奮起來！趙丹知道張春橋，張春橋不可能不知道趙丹。所以這是一個機會！什麽機會？求情的機會。向張春橋求情？咋求情？寫信呀！這是他的機敏，也是他的優勢。
請求開釋，說幹就幹。馬上給張春橋同誌寫信，情感熱烈、態度懇切：
我要積極地寫信給春橋同誌，並轉尊敬的江青同誌（恕我一時找不到適當的稱呼，故仍稱”同誌”）因為，我的事情早已結束了，近來的日子不短了。此時再不請求，更待何時？
千言萬語，就是一句，懇求您，尊敬的春橋同誌，能挽救我一把，並求您向江青同誌麵前求求情，懇求能寬恕我。能讓我再回頭重新做人……使得我今後的一生改造成為革命的、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思想的一生。
寫信求情，古今皆有：司馬遷為李陵求情，胡適替王若飛求情。現在的求情，多是寫給上級、長輩、老師、朋友，為自己的問題和過錯求情。趙丹給張春橋和江青等”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負責人寫信，即屬此類。求人如吞三尺劍，靠人如上九重天，何況監獄對信件的管理極其嚴格：比如每月隻能寫一封信，每封信不得超過二百字，還必須是寫給自己的家人。趙丹的行為一經發現，立即受到嚴厲的批評和指責：”不要找任何幻想。不要還以為自已是名演員！”這話有如削尖的利刺飛撲而去，直戳他的痛處。
趙丹很快作出反應，在８月１６日寫出檢查：
我的請求，也僅僅是向中央文革領導上認罪、請罪，請求恩赦，絕無其他不良動機，根本不可告狀，任何能解脫心裏的包袱呢？等等的思想動機（注：此處不通，原文照錄）。這裏也就恰恰暴露了我還是在潛意識裏存在的特殊化和特權思想了！原來首長對我的批評指責是中肯的，是正確的，正由於有這種特殊地位的思想，才產生出幻想，也正是這個幻想，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認識不清這樣一個極為普通的常識：即何時開釋，這不是依的主觀願望所能決定的事，因我沒這個決定權，這權力在組織和群眾手裏。我隻有為自己爭取早日開釋而努力創作條件，所以急躁地，一廂情願地請求提前開釋的做法、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不符合我的現實的地位的。這樣，則又是自作聰明、作繭自縛、結果反而自尋苦惱，自己折磨自己了。
他還是識趣，抓住了要害：說自己就是想用個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求得某種特殊處理。趙丹的自我判斷也準確，叫”自作聰明，自尋苦惱，自己折磨自己了”。這說明囚禁並未讓他大腦失靈，檢查寫得也還算到位，想必會汲取教訓。萬萬沒料到的是一個月後，他又想給江、張寫信了。原因是看到報紙上刊出的”發動群眾定案 實行群眾專政”的報道以及工人宣傳隊開進文藝界、電影界消息。這回趙丹誤判了！他以為”群眾專政”就意味著可以出獄，讓群眾管理自己。再度興奮的趙丹，馬上寫了一份很長的思想匯報——
為像我們這種犯罪的人，創造、提供了有利於自新、改造的充實條件。越來越看到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威力，無產階級政策威力光芒四射。
這些天，思想上的鬥爭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運動一開始即蘊藏這一個心願，即是到了運動的後期，要寫信給尊敬的江青領導，尊敬的春橋首長，求求情，能給予從寬處理。因為這個人一生的最後的時刻，也是關係到全家大小的大問題，特別是看到報上要發動群眾定案的報道，感到緊張……”（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３日）
坐牢的人一般都比較敏感，趙丹屬於極度敏感。任何一篇社論（或一則報道）的提法，都能讓他展開想象，並與自己可能的出路相聯係。其實，任何一個在押囚犯的明智隻能是怎樣認清自己的處境和如何適應，偏偏在這個重要的環節上他不大搞得清。
１９６８年底，中央有個極重要的戰略步驟，叫”清理階級隊伍”。它當然來自毛澤東的批示，理論依據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具體做法是全國各地在軍管會和進駐單位的工宣隊領導下，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對社會進行全方位大清查，揪出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尤其著重未被查出的人，不管你是誰，都在清查之列。大清查奪去許多人的性命，讓許多家庭瞬間瓦解，製造出無數”冤、假、錯”案，驚心動魄，鮮血淋漓！那時在四川成都街頭天天都看揪鬥”階級敵人”的恐怖場景，我斷定在北京的右派父母也定遭厄運，不禁渾身戰栗，徹夜不眠。而我本人也就是在”清理階級隊伍”階段被革命群眾揪出，由四川省革委會定性為”現行反革命”，由軍管會宣判後關押在大牢。
這種血腥的”清理”，盡管趙丹未能親眼得見，但起碼的政治常識與社會經驗還是有的。令我不解的是——趙丹的表現好像沒有多少憂慮與焦愁，反而在匯報裏表示擁護和讚賞。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日，在閱讀《解放日報》社論《文藝界首先要抓清隊工作》後，他這樣寫道：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對於那些所謂”三名”"三高”的人物，不能一概而論，一定要做階級分析。他們當中有的就是文革前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上的人物，就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分子，對於這些壞人，我們必須徹底揭露他們，把他們清洗出去。
原來我主觀的設想，清除出黨，不能幹導演、演員工作了，一切行政待遇，社會職務及特殊化生活待遇等等，通過一杆子刷到底，這是沒疑問的，肯定的，因之思想上一點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但仍可能留在廠裏，給一個力所能及的大小工作做，或者受群眾的監督勞動等，也即是說還給飯吃！現在看來，這種想法，仍是不切實際的了。不符合革命路線的政策精神了。因之也是錯誤的。
冷靜一想，將我這樣的人清除出文藝隊伍，則又完全正確完全必要，因為我這樣的人，為文藝界造成的罪惡多端，實在是文藝隊伍中蛀蟲，再若留在文藝隊伍中，這簡直是對文藝界的玷汙和恥辱！
若從１８歲幹電影算起，已幹了３６年，若從１３歲幹話劇算起，已經足足幹了４１年了，今日落到被清洗出電影界文藝界，心頭當然是非常沉痛的，心酸的！但這一生中從未真正為無產階級革命為勞動人民而創作，相反盡是製造了大毒草，替革命事業，招致無法估計的損害，今日被逐出電影界，則又是天公地道的事。新陳代謝這本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搬掉我們這些革命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障礙物，讓新生的無限美好的革命的電影事業，蓬勃發展，這實在是最好的好事！這樣一想，心裏豁達，開朗起來！
敬祝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讀這篇檢查，我不知道說啥才好。人隻要被揪出來，當然要”上綱上線”，做自我批判。趙丹能把罵自己的話說到這份兒上，說自己被逐出電影界是”天公地道”，是為革命搬掉”絆腳石！”是一件”最好的好事！”被踢出電影行業，不僅不難過，反而”心裏豁達、開朗起來！”寫出如此卑賤的文字，得下多大狠心！為了得到一些珍貴的東西，而失去另外一些珍貴的東西，這些文字的後麵也隱含了說不出口的哀傷與酸苦。聶紺弩”文革”期間在北大荒勞改，寫了很多詩，其中有兩句流傳甚廣：”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深刻，很深刻。
我們不是改變乾坤的人，但我們能否守住一些根本？
（三）
對時間長度的認識，首推犯人。
“文革”中，我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宣判後，我馬上推算出二十年的長度是七千三百天，計十七萬五千多小時；二十六歲入獄，四十七歲出獄；青春逝去，親人離世……想到這裏，淚如雨下。這是比押上公判大會，聽宣判還要致命的打擊。
從寓所帶走趙丹的那一刻，上海市專案組成員說：”為了全麵、徹底弄清你的問題，我們給你找了個地方……”這就是說，關押他是一無手續、二無期限，看不到盡頭，真的很殘酷。而更難熬的則是每一天，除了吃飯，睡覺，便是終日枯坐。唯一難得的”樂事”，就是閱讀遞進來的《解放日報》。細細地看，慢慢地看，從頭版頭行讀到末版末行，還舍不得看完，社論則反複讀。看完一張報，足足耗上三小時。
看完了，趙丹覺得對報紙的利用得不夠，於是別出心裁：把報紙四周的白邊撕下，撕成一片、一片的紙條。有了這些小紙條，也就有了寫字的衝動，隨即在上麵寫幾句話，再說，也不用上繳。趙丹開始自得其樂地寫小紙條啦！什麽”丟掉幻想，你出不去了。”"你呀，不要著急，很快可以出去了。”"你還有希望。”"你還有什麽希望呢？”等等。寫著，寫著，他童心大發，像孩子作遊戲，把小紙條揉成小紙團，雙手捧起，拋向空中，自由落下，再隨意抓它一個，展開來讀……對這樣一個舉動，後來有很多分析，說得挺深沉，挺有內涵。但依我看就是遊戲，玩唄，目的就是打發時間。我在四川省公安廳看守所關押期間，就把好端端的一雙白線手套拆了，織成一塊條狀物，變有用為無用。為什麽？就是為了消耗時間。今天，明天，後天，日子就像磨盤一圈接一圈地轉動，每一分鍾都是煎熬。
搞政治的人，才懂什麽是政治；進了班房，才知道啥叫坐牢。獄中最忌諱的就是寫小字條，傳小字條。趙丹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６日的思想匯報裏，承認自己寫小字條：
前幾天，解放軍同誌收去了我寫的一張小字條，記得內容是”現在走的這條不請求的路，顯然出去的時間，要拖延些，而隻有請求才得快出去，但一定要堅持下去，否則反反複複，來來回回，就是絕路了。”雲雲
為啥要寫？趙丹說自己是在鑽牛角尖，是”惡習”所致：
這個”小紙片”真是害苦了我了！由於它惹出許多誤會來，惹出多大的禍事來呀！真是說來心都要碎了。可就是為什麽改不掉呢？真是屢教不改呀，前一大陣子，我已改掉，再也不寫了。可一搬到三樓來，一個人住，更由於一下子認識不清形勢和處境，一焦急則又重犯了。這是由於我是思想上認為，我一個人住，寫寫小紙片，自己和自己做思想工作，這又何妨。組織上總不會懷疑我在和別人交談呀！
他還說，這是”缺乏毅力的意誌的脆弱的階級性格，這是重犯的根源，我對此也沒有任何話好說。”（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２日）
“惹出多大的禍事來呀！”"心都要碎了。”顯然，寫字條給趙丹惹出禍事。所謂”禍事”，也許是挨揍，也許是提審，也許是批鬥，有可能聲稱對他會加重懲處，更有可能是借此查抄監舍所有人犯的床位，而這是要引起眾怒和報複的。你幹什麽就自己幹，別連累別人——此乃坐牢之首要潛規則；你犯了，就是犯了大忌。對此，趙丹完全不在行！獄中苟活求存，很多人沒有死於狂風暴雨，而是死於日常瑣細。
不求珠玉，但求米粟。犯人時時處在食物短缺的饑渴之中，最想吃的是肉和糖。
我獄中十年，夜裏做夢幾乎都與吃有關，寫給母親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是要吃的！首先是要糖果，沒有糖果，白糖也行。犯人星期天休息，用白糖衝一杯糖水，喝上一口，甜香充溢於口腔，再沿食管順流而下，那才叫高級享受。其次是要豬油，一般是玻璃罐裝，這種包裝現在好像已經絕跡。犯人肚子裏實在沒有油水。母親寄來的豬油，令所有的獄友羨慕不已。每隔幾天，我就用小勺挖一點點豬油攪拌到菜裏。豬油攪拌過的菜頓時成了大菜，特別香！我總是有意延長咀嚼的時間，舍不得咽下。出獄後回到北京，我曾在一盤素燒圓白菜裏拌上一勺豬油。夾一筷子送進嘴，咋這麽難吃？
趙丹也不例外，想吃糖果。托工作人員給他買水果糖，水果糖沒買到，買了白糖，剩下兩枚一分錢鎳幣。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在搜查房間的時候，發現了兩枚鎳幣。看守馬上審問：錢從哪裏來？兩分錢也是事兒。趙丹寫了匯報：
這二枚一分錢的鎳幣的來處，我記不確切了……記得當時我因天冷，要求過此地工作人員代購些水果糖，好增加熱量，此時工作人員還不肯呢，而改做隻找糖。由於我個人在生活小事上，素來馬馬虎虎，所以就留下這二枚一分的鎳幣了。這說明我在思想上並未認真重視，其根源還在我的反動階級的自由主義的緣故。
看押期間的趙丹沒出什麽大事，惹出的小事倒是不少，挨罵挨整寫檢查。他一邊接受懲處，一邊頌揚監獄。監獄裏這樣的犯人不少，隱忍又卑賤。
趙丹是這樣”頌揚”的——
首先拿物質條件來比，我是坐過新疆監獄的人。新疆是土房土炕，一年才洗一回澡，中秋，春節才吃一次大米飯，一身棉襖穿過五年（關押了五年），虱子、跳蚤、臭蟲生滿身，沒報看，沒書看……夠了，不多講了，和我們這兒比，真是人間地獄之別，２５元的飯錢，連一般農民也吃不到這樣的夥食，還為我們創造了學習的多種條件，一點也不誇大，真是一座學校呀！而更主要的是我們的一切革命措施手段，都隻是貫穿著兩個字”挽救”。（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２日）
他把監獄比作學校，何苦！為啥？當個人權益屢屢受到剝奪和侵犯，仍有人選擇自我傷害或相互傷害來討好統治者，這是以求自保嗎？我找不到答案。活在這個天地，真的有一種奇異感！
（四）
１９７０年全年，趙丹寫了三十五份匯報材料，也就是每個月三份，平均十天一份。１月４日，他交上了第一份。
迎來了七十年代，但這並未給趙丹帶來喜悅，相反給了他一個很大的刺激：有一批人放走了！趙丹很著急，決定給張春橋再次寫信求情並呼救，同時，也向江青呼救。這個寫於１月４日的求救信，前三頁被撕毀，我看到的從第四頁開始——
最近這兒開釋了一大批人，我心裏十分惶慌，十分焦急，也十分羨慕，看到他們都走上了７０年代的輝煌燦爛的毛澤東幸福的新時代。新世紀了，而我仍然掉落在這個舊時代裏，每日在沉痛的懺悔中生活，加之我又是個熱情洋溢的人（過去的熱情是為反革命的政治服務的），因之那是壞事。如果改變了立場，納入到無產階級這樣寶貴的時光，白白流去，心中真是無一刻寧靜，所以經過了思想上的激烈地鬥爭，終於提起勇氣，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向敬愛的您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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