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福林: 從“華夏”到“中華”

 

從“華夏”到“中華”

——試論“中華民族”觀念的淵源

 

晁福林

北京師範大學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培育）

【原刊於《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早在商和西周時期就有了“夏”和“華”字，周人自稱“有夏”，是高舉“夏”這麵光榮的旗幟來號令諸族歸附，主要是取“夏”的大美之義。西周時期，“華”字已是人們形容非常美麗以致盛大輝煌的用詞。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指文化水平高的諸侯國，亦可謂是“禮義之邦”。“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西周成王時的青銅器《何尊》銘文。魏晉時期，將“中國”與“華夏”兩詞融合，“華夏”之稱逐漸演化為“中華”。清末以降的思想家們多以“中華”和“中華民族”自勵，如梁啟超、楊度、章太炎等多次講到關於中華民族複興的問題。近代以來，各個民族、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無不為“中華民族”這一個莊嚴的稱謂而自豪和驕傲。我們完全可以說，作為我國諸民族集合稱謂的“中華民族”，源遠流長，是各民族人民不斷選擇和認可的觀念的結晶。

 

關鍵詞：夏；華夏；中國；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是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諸民族莊嚴的集合稱謂。這個稱謂源遠流長。追溯其源可以到先秦時期的“華夏”觀念。研究“華夏”觀念之源，需要從甲骨文、金文以及古文獻裏的“夏”“華”“中國”等記載開始討論。這是因為文字是人的意識、觀念的結晶，相關的古文字資料記載了這些觀念的諸多因素，我們的討論就從這裏開始。

 

一、商、西周時期的“夏”和“華”

 

先來說“夏”。

 

專家對於甲骨文“夏”字的探尋，近年來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麵展開：第一是重新認識甲骨文“”字。過去多釋這個字為“”，近年有專家新釋為“夏”，如詹鄞鑫先生分析曆來的相關考釋，指出這個字有加“日”旁和不加“日”旁的兩類，添加“日”旁者，是“專為四時之名而造的字”。另一個附加手持長柄斧鉞的作“”形的字“是夏字的初形或異構”。第二個進展是新釋出甲骨文夏字。如甲骨文作形者，過去或釋為“猴”、“夔”、“猱”等，曹定雲先生釋為“夏”，並且指出這個夏字，見於以下卜辭：

 

己巳卜，雀不其氐夏。

 

己巳卜，雀氏夏。十二月。（見下圖）

 

 

 

這是一版武丁時代的卜辭。卜辭裏的這個“夏”或應當指商代的夏遺民之族。這版卜辭從正反兩個方麵貞問，是否由“雀”率領夏族從事某項事務。名“雀”者，是雀族首領，亦是商王武丁時期的著名將領，常銜王命而行事。此外，劉釗先生指出，三期甲骨卜辭的作貞人名的，也應當是“夏”字。殷卜辭裏關於“禹”和夏族後裔“杞”的記載，都與“夏”有關係，值得再探索和研究。總之，專家的這些探尋和研究都是有重要學術意義的發現。甲骨卜辭裏的夏字，雖然現今還在繼續探索的階段，但可以肯定，殷商時代的人對於夏王朝應當有曆史記憶存在，我們從甲骨卜辭裏會有更多的發現。

 

“夏”字在周代金文裏有了確鑿證據。春秋時的《叔夷鎛》銘文講商湯伐夏之事謂：“成(唐)湯，有敢（嚴）在帝所，溥受天命，?伐司（後？）。”郭沫若先生說：“，是夏字。古璽有‘侯癸’、‘侯’，‘侯’，即複姓之夏侯。其確證也。”

 

關於“夏”字，《說文》謂這個字“從，從頁、從臼。臼，兩手。，兩足”，從這個解釋可以看出，夏字原是“人”之形體狀，所從之“頁”，《說文》訓謂“頭也”，人頭加上雙手、兩足，就是人體形狀。再看《說文》對夏字的訓釋：“夏，中國之人也。”為什麽單將“中國之人”提出來訓釋“夏”字呢？

 

原來，這是漢代人對於夏王朝的曆史記憶的結果。司馬遷說夏王朝初期已經使天下形成了如下的情況：

 

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四海會同，六府甚修，眾土交正(征)，致慎財賦。鹹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

 

司馬遷的“九州”說，取自《尚書·禹貢》篇。關於這段話，後來的《尚書·禹貢》偽孔傳以“九州同風，萬國共貫”來做解釋，唐儒孔穎達發揮其意蘊說：“‘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雲‘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史記集解》引鄭玄說，謂“中國即九洲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依照司馬遷、鄭玄的說法，夏王朝和以前的時代相比，有這樣三個方麵的特色。一是，指出了廣大區域裏人們的融匯。他所說的“九州”、“四海”，實即中國；其二，實現了廣大區域裏經濟與政教的一致。各個地區的邦國要向夏王朝進貢賦。夏王朝對於這些邦國賜土、賜姓；其三，重視德行文采。所謂“祗台(以)德先”，有兩方麵的意思，一方麵是如鄭玄所雲“敬悅天子之德”，另一方麵是“賜土姓”時，以德行優者為先。這裏所言的“德”當包括著文化禮儀的內容。這些應當就是漢朝時人對於夏王朝曆史記憶的主要部分。在這個背景之下，許慎說“夏”為“中國之人也”，意思是夏王朝之人，就是有文采、有德操的中國人。

 

西周時期，周人自認為是“夏”的繼承者，周人自稱為“有夏”，稱自己居住的地方為“區夏”，可見周人對於“夏”這個稱謂的喜愛。周人把“夏”的範圍擴展得很大，周人有一首稱頌先祖後稷的《思文》詩，內容如下：

 

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

 

這首詩的意思是說有文德的後稷，能配天命，養育眾民，沒有一點不盡力。給我們留下寶貴的大麥、小麥，奉帝命而養育。不分你我疆界，布大功於中國。關於《思文》所言“時夏”，後儒或言謂大，不夠準確，不若鄭箋所釋。鄭玄說：“陳常於時夏”意即“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並謂：“夏之屬有九。”宋儒朱熹說得更為直接，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清儒陳奐也說其意謂：“言後稷之功，盡天下之疆界，無有此爾也。”《思文》一詩表明，周人將“時(是也)夏”的範圍視為中國的極大範圍，疆界不分你、我。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漢儒許慎以“中國之人”訓釋“夏”字的緣由。自西周時期以降，“夏”就是中國，其所指是一個開放型的無有疆界的極大範圍。鄭玄說夏的範圍“有九”，即指《夏本紀》的“九洲”而言。

 

因為“夏”字本有“大”“美”之因素，所以春秋戰國時期，便和“華”字係連，稱為“華夏”，意即大美之夏。由此，我們可以想到，周人之所以自稱“有夏”，並不是他自認為是夏族的後裔，我們找不到證據，說周族與夏有血緣承繼關係，周人自稱“有夏”，是高舉“夏”這麵光榮的旗幟來號令諸族歸附，主要是取夏的大美之義，與有榮焉。

 

我們再來說“華”字。

 

和“夏”字一樣，“華”字的起源和發展也有悠久的曆史。學者早曾注意到甲骨文裏可能有“華”字。如清末民初學者葉玉森指出：“卜辭之異體作、與金文旁並合，疑即華字，唯文不多見，辭亦難通，終未敢斷定。”。作“”形的甲骨文字確與金文的華字相類，但亦如葉玉森所言，相關卜辭若讀為華，則辭意“難通”，因為現今所見的相關卜辭裏，這個字皆用為祈禱之意。這個字當寫作，《說文》謂其音讀為“卉聲”，為曉紐字。我們可以作如下的推測，即在甲骨文的時代，字本作草木榮華繁茂之狀，初讀若卉，在卜辭裏用作祈禱之意。到了金文的時代，它寫作如下的形狀：

 

 

 

顯而易見，金文“華”字的上部取甲骨文、上部表示草木榮華繁茂，又附加“於”為聲符，所以“華”為魚部字，但其聲紐仍與甲骨文字相同（皆作曉紐），這是它所保存的與甲骨文的淵源關係之痕跡。

 

如果說“華”字在甲骨文的時代還沒有完全形成的話，那麽到了金文時代，它卻是確鑿無疑地呈現在人們麵前，並且使用於彝銘和文獻裏了。從彝銘來說，“華”字有兩類用法，一是，作地名或人名用。如“王在華”、“師華父”、“邾公華”等；另一類是作形容詞或動詞，如：

 

（一）王在上侯[居]，華祼。

 

（二）寮女寮奚，[媺]華。

 

（三）子子孫孫永寶用華。

 

上引三例彝銘，第（一）例是西周昭王時器，另外兩例是西周晚期器。第（一）例意思是說，周王在上侯這個地方駐蹕，舉行盛大祼禮。祼禮起源很早，西周初年就有成王行祼禮的記載，見於《尚書·洛誥》篇。唐儒孔穎達解釋說：“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屍，屍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途中駐蹕而行祼禮，銘文特別強調“華祼”。華，《爾雅·釋言》“皇也”。《詩經·大雅·皇矣》“皇矣上帝”，毛傳：“皇，大。”“華祼”，意即盛大的祼禮。在此不尋常的盛大祼禮受到賞賜，作器者引以為榮。第（二）例銘文記載任王宮小官的名者接受“天君”（即太後）的命令選取宮中女仆，他完成任務後向天君匯報，所選的“寮女、寮奚”皆“媺華”，天君滿意名者圓滿完成任務，遂予以賞賜。“媺華”的媺，訓為美。“媺華”意即美麗光鮮。《尚書·堯典》“重華”，宋儒蔡沈說：“華，光華也。”用今語來說，“媺華”就是光鮮亮麗。第（三）例同銘之鼎有5件，華字皆在銘文末尾，雖有可能用作族氏名稱，但也可能連銘文一體，西周彝銘末尾有作“子子孫孫永寶用亯（享）”、“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者，“用”字後一字表示用的目的。“用之”即用它；“用享”，即用來宴饗。同例，“用華”，即用來彰顯榮華。

 

總之，西周時期，“華”字除作人名地名外，還用作形容詞、動詞，表示美麗，光鮮、榮耀等意。《詩經·小雅·皇皇者華》“皇皇者華”，即指色彩鮮明輝煌之花。“華”字已是人們形容非常美麗以致盛大輝煌的用詞。

 

二、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

 

戰國時人曾慨歎邦國數量銳減，說：“周之所封四（國）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嚐亡矣。”春秋時期，原有的眾多國家，隻剩下二百零幾個。這表明自西周時期以來，許多小的邦國不斷地融匯於大國，但這個進程終西周之世並未完成。進入春秋時期仍然是邦國林立的局麵。春秋初年鄭國的史官說：“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25這些國家分布羅列的情況，可謂犬牙交錯。這些邦國的族姓，既有姬姓的，也有其它族姓的，如薑姓、子姓、嬴姓、媯姓、姒姓、姞姓、薛姓、己姓、曹姓、羋姓等等。

 

特別應當提到的是，春秋時期出現了“華夏”的觀念。“華夏”一詞首見於《左傳》襄公二六年，此年蔡國大夫公孫歸生向楚令尹子木講楚材晉用之事，提到成公六年（前585年）晉、楚兩國的“繞角之役”，晉軍因得原為楚臣的析公的建議，使得“楚師宵潰”，從而使中原諸侯國離楚附晉，造成了“楚失華夏”的後果。“華夏”即指中原諸侯國。“華夏”或簡稱“華”、“夏”，如，五年晉大夫魏絳論不應當討伐戎族，因為“勞師於戎，而失諸華”，是得不償失之事。韋注：“諸華，華夏。”“華”即指“華夏”。再如春秋後期，在齊、魯兩國君主的夾穀之會上，齊國唆使萊國人劫持魯君，陪同與會的孔子義正辭嚴地喝退萊人，其言辭中說道“裔（夷）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不可冒犯的原則。孔疏：“夏，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夏”和“華”，皆指“華夏”。

 

春秋時人在社會觀念方麵有兩個突出的地方，一是將“華”與“夏”係連一起，出現了“華夏”的觀念；二是將天下的邦國分為“華夏”與戎狄蠻夷兩個類別。專家們的研究一致肯定這兩個類別的區分在於文化水平的高低。如錢穆說：“所謂諸夏與戎狄，其實隻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種界線。”又如顧頡剛、王樹民先生說：“劃分‘諸夏’的主要條件是文化而不是地區、氏族。”這些都是正確的論斷。關於春秋時期這些邦國的融匯及華夏族的形成，專家學者進行過很好的研究，這裏不再重複，隻是強調以下兩點。

 

其一，以“文化”為區分華夏與戎狄蠻夷的界標，是周人文化自信的表現。周文化的特質在於它強調人文精神，創造了禮樂文明。文化，一方麵指物質生活的水平程度，另一方麵，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麵指人的精神世界，孔子所言“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把這種精神意義的重要性發揮到了極致。西周王朝以及所分封的諸侯國，其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文明程度要高於戎狄蠻夷之國。所以說，以“文化”為界標，實際上是講究禮樂文明的周文化的標準，是周人文化自信的表現。

 

其二，這個界限並非不可逾越。此正如顧頡剛、王樹民兩先生所說：“當所謂‘蠻夷’國家吸收‘諸夏’國家文化，具有了‘諸夏’國家的條件時，即可進入‘諸夏’的行列，正如‘諸夏’國家在喪失其條件時，即被視為夷狄一樣。秦國和杞國是後一種情況的實例，屬於前一種情況的則有楚國。”春秋戰國的曆史進程，從一個角度而言，正如沈長雲先生所說：“就是使中原地區的蠻、夷、戎、狄和‘王之支子甥舅’的華夏國家完全融化在統一的華夏文明之中”。這個融匯的過程以文明程度較低的蠻夷學習華夏文化為主流，但華夏諸國亦有不少向蠻夷學習的情況，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就是一個典型。

 

三、“中國”觀念的發展

 

“中國”一辭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西周成王時的青銅器《何尊》銘文。這件青銅器1963年出土於陝西寶雞賈村，其器造型莊重華麗，通體有四道帶勾牙的扉棱，並有浮雕狀紋飾（見下圖左）。《何尊》腹底有銘文12行，122字（見下圖右）。其銘文謂：

 

唯王初遷宅於成周，複稟武王禮，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辥民。’”

 

這段銘文的意思是說：王初在成周營建都城，沿用武王的祭禮，祼祭於天。四月丙戌這天王在京室訓誡宗族的年輕人，說道：“從前你們的父親公氏，能夠輔弼文王，因此文王接受了天降的大命，然後武王戰勝了大邑商，並且向天下卜告，說：我要在此“中國”定都，從這裏開始治理天下之民。

 

銘文的“宅”字訓居。《逸周書·度邑》篇記載，周武王伐紂之後歸途到達今豫西一帶，說：“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認為洛水、伊水一帶乃夏人舊居，是建都的好地方。《何尊》銘文所言“宅茲中國”，與《逸周書·度邑》篇載所周武王的話，可以相互印證。銘文的“自”當釋為“從”，意即從此開始向四方延伸。“中國”可以指黃河中遊一帶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區，但其外延無際，並無一個明確的界限。在周人的心目中，“中國”，實是一個以核心地區為中央並且層層向外展延的地域。西周後期王朝卿士祭公謀父講中國區域，說：“先王之製，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這種以距王畿遠近為次第的劃分，就是著名的“五服”之製。顧頡剛先生曾經把這種狀態，作出圖示如下：

這個圖示，雖然是想象中的製度，但也反映了周人印象中的“中國”的地理狀態，即以作為中央區域的“王畿”為核心的層層展延。在周人的心目中，“中國”並非劃地為牢，而是一個開放的狀態，這與戰國時人的“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懷是一致的。

 

周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如百川歸海般的諸族融匯，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特別重要的時期。戰國後期的大思想家荀子講到這個融匯過程時指出，諸族的融匯主要有兩方麵的因素，一是得益於政治的統一，即“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二是政治家們的因勢利導、具體對待、不求整齊化一的政策，即：“彼王者之製也，視形埶而製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所謂“械用”，唐代學問家楊倞注釋荀子此語說：“即《禮記》所謂‘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製，衣服異宜’也”。可見華夏與蠻夷的區別主要在於民俗、服製、用具等方麵。這可以概括為文化的差異，通過不斷的交流，相互學習，即可縮小相互間的距離。這裏可以舉一例以為說明。春秋中期，作為華夏諸國首領的晉國正卿範宣子以泄密之罪要逮捕戎族首領名“駒子”者，戎子駒支據理力爭，他說作為“四嶽之裔胄”的戎族開辟晉土，“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並且臣服於晉，成為晉的“不侵不叛之臣”，與晉一起軍事行動，“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一起奮鬥。並且，“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如何能泄密呢？一番鏗鏘有力的言辭之後，戎子駒支“賦《青蠅》而退”，《青蠅》是《詩經·小雅》中的一篇，戎子駒支取其中的“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之句，讓晉卿不可聽信讒言，可見他對於《詩經》是很熟悉的，他賦詩言誌的水平，不在華夏諸國貴族之下。他所說的與“華夏”“言語不達”隻是一個機智的托辭。這是春秋時期諸少數族共同發展的實例，也是戎狄蠻夷之國趨向華夏文化的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與“中國”的觀念是等同的，正如我們前引宋儒朱熹所講的“夏”即“中國”。唐儒孔穎達也認為：華夏與中國實指相同，他說：“華、夏，皆謂中國也。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所以“華夏”，簡言之，即光榮偉大的諸族的合稱。關於“華夏”所含有的偉大、廣大之意，漢代的政論家荀悅說：“《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可以說，“華夏”觀念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封閉的觀念，而是一個開放的、充滿自信的，有博大襟懷的、不斷發展的觀念。這種觀念成為古代中國一個很長時段裏人們的共識。春秋戰國時期，“華夏”的比較高度的文明與文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許多邦國部落的逐漸融入，給“華夏”注入新的活力。這個時期，“華夏”的不斷進步與發展，為多民族的統一的秦漢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從“華夏”到“中華民族”

 

魏晉時期，華夏之稱逐漸演化為“中華”。“中華”這一觀念首見於東晉劉宋時期的裴鬆之為《三國誌》所作的注語裏，他說：“高吟俟時，情見乎言誌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遊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到了唐代，中華一詞普遍行用，如唐代詩人每以“中華”自豪，如“明時無外戶，勝境即中華”、“冠冕中華客，梯航異域臣”、“異域東風濕，中華上象寬”等等。唐太宗貞觀年間，皇家武舞的歌辭，有“中華亂無象”之句，稱中華大地混亂，得唐高祖、太宗之力而“鼎祚齊天壤”。唐代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8年)，玄宗對即將赴任新羅的使臣說：“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將唐王朝時期的中國稱為“中華”。

 

“中華”一詞，實取“中國”、“華夏”兩詞各一字組合而成，意即居於中國的光榮偉大的諸族，也可以說是居於中國的大美諸族。特別要注意的是，唐代已經在其法律文件裏正式界定了“中華”一詞的準確意義。《唐律疏議》講依法律規定婦人犯流放罪者，“縱令嫁向中華，事發還從配遣”，元代王元亮重編的《唐律釋文》解釋唐律所言“中華”之意是：“‘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非同遠夷之俗，被發左衽，雕題文身之俗也”。唐代關於“中華”的認定，所取的依然是自古以來所釋“華夏”的文化習俗的標準。

《唐律疏議》 

 

 

清末以降的思想家們多以“中華”和“中華民族”自勵，如梁啟超、楊度、章太炎等多次講到關於中華民族複興的問題。此正如鄭大華先生所指出的，“他們不僅認識到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經初步具有了‘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各民族共同稱謂的思想。”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後，於1912年1月5日發布《對外宣言書》，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肯定“中華民族”的稱謂，指出：“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中華民族”的稱謂於此莊嚴地出現於國家的官方文件中，並且，鄭重宣告於世界。

 

總之，“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可謂淵遠流長。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各族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通過不斷的交往，開始了相互融匯的過程，並且在傳說時代形成了我國古代部族的“三個不同集團”，“此三集團對於古代的文化全有像樣的貢獻”。後來又演變為以夏、商、周族為核心的族群，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周文化為核心又形成了華夏與戎狄蠻夷並峙的局麵，曆時近千年之久這個融匯過程到了秦漢時期進入新階段，大一統的政治使得國家安全有了基本保障，各族融匯過程加快，魏晉隋唐時期，“中華”一詞逐漸代替“華夏”成為中國各民族的集合稱謂。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之稱深入人心。“中華民族”這一觀念的形成，是一個從濫觴、蒙籠到完備、準確的過程。魏晉以降，人們為“中華”而自信；近代以來，各個民族、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無不為“中華民族”這一個莊嚴的稱謂而自豪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