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剛一停穩，突然從飛機機腹的右後輪艙內跳出來一個人。隻見此人個子不高，黑黑瘦瘦，身著印有香港啟德機場標誌的工作服，一臉恐慌地立在機身旁。
這可嚇壞了機場工作人員，趕緊報告台灣保安司令部駐機場聯合檢查處，一名趙姓上校接報後帶人以最快的速度衝了過來。立刻要生擒“偷渡客”，“偷渡客”盡管害怕，但也不示弱，嚷嚷著要找保密局的人。
正在雙方爭執時，嗅覺敏銳的駐機場媒體記者已經逐漸聚攏。正在這時，台灣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穀正文帶著兩名隨從乘坐一輛吉普車來到機場，上來就要把人帶走。
情況還沒有搞清楚，就有人來搶人，趙上校職責所係，自是不讓。他覺得，這人從飛機上“跳”下來，涉嫌違法，隻要違法，就一定要嚴辦，說什麽都不讓把人帶走。
眼看媒體紛紛趕來，穀正文焦急萬分。他那心裏藏著的不可告人的驚天秘密，恐怕會因此張揚出去，那可要壞大事。
看著吵鬧不休的趙上校，他隻好板下麵孔抬出了“幕後老板”，他說：“這事是老先生（指蔣介石）親自交辦的，如果消息見報，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趙上校見事情到了這個份上，隻好同意穀正文把人帶走，但是據說後來趙上校還是因此被免職。
那麽，這個“偷渡客”到底是誰，他為什麽會從飛機上跳下來？不僅勞駕穀正文親自迎接，還害得一位上校被免職。
這事還得從著名的萬隆會議說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法西斯勢力的土崩瓦解和帝國主義陣營的逐漸削弱，一場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其中以亞洲和非洲的發展最為迅猛。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亞非地區有近30個國家宣布獨立。
1955年初，由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和錫蘭（現斯裏蘭卡）5國總理聯合發起，決定在印度尼西亞召開亞非國家參與的萬隆會議。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一次在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下，由從殖民主義壓迫下取得獨立的亞非國家發起和召開的大規模國際會議。參加的國家除5個發起國之外，還有柬埔寨、阿富汗、利比裏亞、利比亞、蘇丹等21個國家，中國也在被邀請之列。
這樣的一個討論亞非國家自身切身利益和未來國際關係發展走向的會議，中國當然要出席。經過中央研究，決定派以周恩來為首、陳毅為副團長率代表團出席。
當時出國不像現在這樣便捷，由於受帝國主義國家的封鎖，我們既沒有大型船隻和也沒有國際航線，要想出國就必須從香港中轉。
周總理先是提出從香港坐船走，那樣可以在船上休息幾天。但是經過研究分析之後，發現走海路不行。因為當時來往於香港和印尼的船隻，隻有荷蘭的兩隻小型船，一隻5000噸，另一隻才3000噸，單程就要走一周時間。如果蔣介石派出特務沿途搞破壞，安全很難保障。
海路走不通，就隻能選擇租用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經與印度航空公司商談，決定租用其“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那是一架屬於盂買印度國際航空公司所有的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飛機。
經與印度商定，4月11日我國代表團乘該機啟程時，該機作為正常航班，上午飛抵香港，下午再改為中國代表團的包機。於當日下午1時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直飛雅加達。
為了保證我國代表團能準時、安全地出席亞非會議，我公安部門於4月3日通知相關單位密切監視美國和台灣敵特動向，廣東公安機關接令後專門派出人員赴香港進行偵察。
4月5日廣東公安機關的偵察員從香港返回後專程趕到北京，匯報說：美國和台灣的特務機關已獲悉代表團的行蹤，他們正在策劃利用新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之機，謀害周恩來和代表團成員，並已經展開行動，代號為“1號”。代表團赴雅加達，可能會有危險。
第二天淩晨3點，周恩來接到了這個緊急情報。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負責人員召集來，指示他們迅速核實情報，采取得力措施。
4點，公安部派人與廣東省公安廳的那位偵查員一起，緊急飛往廣州，第二天一早就潛入香港，對這個緊急情報進行核實。不過公安部的這名特派員工作開展並不順利，所得的情況和廣東的那名偵查員並沒有什麽差異。
麵對這一突發情況，去還是不去，成了一個大難題。工作人員擔心周總理的安全，提出不去參加會議。但周恩來坦然地說：“蔣介石太蠻了！以為這樣就可以阻止我前去萬隆，當年重慶百萬禁軍之地毛主席也敢闖進去，難道這小小的威脅能難倒我嗎？”
就這樣，周總理決定率代表團按計劃參加這次重要的會議。正當代表團緊鑼密鼓地展開準備之際，周總理接到了緬甸總理吳努發的電報。他邀請周總理在去萬隆參加會議之前，先到仰光休息兩天，然後從仰光乘機去萬隆。他還說，將派飛機到昆明來接周總理。
緬甸吳總理實際上是想在參加會議前，邀請幾個主要參會國家的領導人先碰個頭，研究一下會議的有關問題。
吳總理對中國領導人如此尊重，周總理自是欣然應允。於是決定代表團兵分兩路：一路是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率代表團主要成員，於4月7日先去昆明，然後再去仰光，之後從仰光飛雅加達；另一路，是代表團其他成員，按原定計劃於4月11日從香港乘“克什米爾公主號”飛雅加達。
4月7日上午，當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從北京西郊機場正準備出發時，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匆匆趕來，將剛剛收到的一份重要情報交給了總理。
這份情報內容更加具體：蔣介石特務機關已高價收買香港啟德機場地勤人員，準備利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經停香港加油檢修之時，將定時炸彈放入飛機油箱裏，以暗害周總理和代表團人員。
周恩來看到這個情報，非常重視，當即指示：轉給在京的外交部有關領導盡快辦理。
4月9日，在昆明等待前往仰光的周總理還在惦記著轉道香港的代表其他成員的安危。
這時，浙江省公安機關也破譯了台灣“保密局”香港特別情報站的暗殺我代表團的密電，並將情況盡快上報了公安部，公安部及時報告了中央（據時任浙江省公安廳長、後任公安部長的王芳回憶文章披露）。
周總理在昆明得知情況後，於當日晚上9點多，打電話給鄧穎超，囑咐說他雖然不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走，可是其他成員要坐，請她務必轉告羅青長同誌，將情況查清後，讓外交部通報給英國駐華臨時代辦杜威廉，請他務必采取措施，保證中國代表團的安全。並要把此情況通報給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團成員的同誌們。
羅青長接到鄧穎超轉告的周總理指示後，立即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董越千將總理的電話指示轉告了新華社香港分社。10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歐司張越於9點半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讚艾惕思，並通報了相關情況，希望英國代辦處提請香港當局注意，對代表團的安全給予關注。艾惕思當即表示，會將這一情況轉告香港。
新華社香港分社還不放心，連夜派人趕到印航駐香港經理住處，通報了情況。印航經理聽後，不敢相信，他覺得光天化日之下，誰敢如此膽大妄為！但是在中方提供的大量證據麵前，他表示將派印方工程師對飛機進行檢查，而他自己則親自去機場進行監督。並表示飛機在香港停留之際，決不允許任何非印航人員接近飛機，就連上食品、加油、押運行李也都由公司負責。
事情至此，應該說是萬無一失，可以放心了。但其實並不然。
“克什米爾公主號”於當日下午1時起飛後，在距海麵18800英尺高空飛行。飛越北婆羅洲沙撈越附近時，突然從右翼輪艙處傳出一聲巨響，隨即右翼第3號發動機著火，飛機迅速下降，像一團火球一樣衝進大海。當時時間是4月11日下午6時30分。
除機上副駕駛員、領航員、機械師3人生還，在海上漂流幾個鍾頭後奇跡獲救外，其他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采訪的中外記者共11人全部遇難。失事飛機的殘骸在新加坡東北500公裏的印度尼西亞所屬納土納群島附近被發現，機身墜入離海岸1公裏的水中。
根據解密檔案中的印尼空難調查委員會的事故調查報告，幸存的機組人員在回憶飛機墜入大海那一瞬間時曾說明：“當時機內沒有發生驚慌，乘客們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不幸罹難人員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任沈建圖、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記者李平、廣播事業管理局對外廣播部副主任杜宏、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員郝風格(他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犧牲的第一批新聞記者)；周總理司機鍾步雲、對外貿易部第三局副局長石誌昂、外交部情報司科員李肇基，此外還有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王明芳、奧地利記者嚴斐德、波蘭記者斯塔萊茨。
周總理在接到“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聯的情況報告後，擔心恐遭不測，異常悲痛，代表團成員對蔣介石特務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代表團成員下此毒手無不異常悲憤。但不幸之中的萬幸，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由於接受了緬甸吳總理的邀請，沒有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幾十年來，有關該案的內幕一直眾說紛紜，成為冷戰時代兩岸對峙的一大疑案。隨著時間的推移，海峽兩岸對該案的檔案資料開始解密，媒體相繼對此進行了報道，尤其是台灣情報部門頭目也站出來“招供”，事件的真相開始大白於天下。
文章開頭台灣鬆山機場生擒“偷渡客”、穀正文搶人的那一幕，正是特務頭子穀正文在1995年對台灣《中國時報》記者透露的黑幕，也抖出了“克什米爾公主號”暗殺周總理的始末。
原來，這一事件是美蔣特務相互勾結，意圖破壞代表第三世界走上曆史舞台的萬隆會議順利召開，不惜下毒手謀害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成員的驚天陰謀。
那名從台灣鬆山機場“偷渡”入境的小個子，就是意圖謀殺周總理和外交人員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爆炸事件的關鍵人物。名叫周駒，又名周梓銘，香港人，時年20歲，是一名香港啟德機場清潔工。
他被蔣介石特務機關重金收買後，接下暗殺周恩來的危險“任務”。他於11日早上跟著工作人員上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悄悄地把偽裝成牙膏的TNT定時炸彈放在了飛機的右翼輪艙內。然後自己隱藏在同在機場停放的陳納德民航公司的客機上。
豈料周駒躲藏的那架飛機很快就起飛了，他“飛”到台灣鬆山機場時，這邊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還沒起飛。為了防止事情鬧大，驚動了大陸和香港方麵，誤了大事，穀正文才霸道搶人。
但即便如此，周駒逃往台灣不久，真相就被大陸和香港當局知悉。原來上世紀50年代，台灣當局為防“大陸滲透”，對港澳居民入台的限製非常嚴格。周駒當時到台北屬於“偷渡”，恰又逢台灣情報人員沒能在第一時間趕來“接站”。
趕到現場的國民黨“中央社”駐機場記者，雖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麽事，但還是馬上發了一條“某港客在鬆山機場與海關人員發生爭吵”的新聞，並通過“中央社”的播放係統傳到全世界。第二天早上，大陸和香港當局看到這條電訊後，立即就明白炸機嫌犯已逃往台灣。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人員遇難一周年的安葬儀式
那麽台灣特務是如何找到這個關鍵人物，周駒又是如何混過嚴密的安檢的呢？
在亞非會議召開前，台灣情報機構就獲得了周恩來將率中國代表團，包租“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前往雅加達的相關情報，他們決定利用飛機在香港機場停留加油時放置定時炸彈，讓飛機在海上爆炸，造成飛機失事墜海的假象。
據大特務穀正文事後披露，當時暗殺行動的主要執行者有兩個人，一個是“保密局敵後布置組”組長周斌成，另一個是陳鴻舉，兩人都是台灣派到香港從事“敵後”顛覆的特務。
炸機計劃中放炸彈的人是關鍵人物，找個陌生臉孔的國民黨特務，恐怕通不過機場嚴密的安檢，最好是能接近飛機，又不引人注意的機場工作人員。經特務們一番篩選物色，最後選中啟德機場清潔工周駒。選中他基於兩點考慮，第一，周駒是個“小角色”，個子瘦小，長相也平平，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第二，他有個好賭成性的父親，家裏正缺錢。特務最後以60萬港幣、事成後安排到台定居為誘餌，買通了他。
計劃大致確定後，周斌成與陳鴻舉特地從香港趕回台灣向毛人鳳報告，毛一聽覺得“大有可為”。因為本來美國中央情報局就一直有暗殺周恩來的策劃，但始終沒有付諸實施。
盡管毛人鳳覺得計劃可行，可是周、陳兩人卻不敢向上司提60萬港幣酬勞的事情，怕金額過高被否決。最後，兩人央請當時有“地下局長”之稱的穀正文，請他出馬為刺客申請60萬的賞金。
穀正文聽罷謀殺計劃後立表讚成，認為暗殺中共領導人本來就是特務的“工作”之一，同時想借此給香港政府施加壓力。因為在此之前，港府對台特務毫不客氣，抓到總是判重刑。
穀正文這個老牌特務十分狡猾，他進一步安排道：為防止周駒臨陣退縮破壞整個行動計劃，最好在行動的前一天，就將周控製住，和你們一起住在旅館，並將他的爸爸一起找來作為人質。這樣到時候，他就是要反悔也來不及了。
4月10日，周、陳兩人從台灣帶回60萬港幣，利用貨船偷渡到香港，與周駒住進同一家旅館，將現金交給周的父親保管。當晚，台灣特務手把手地教他如何使用炸藥，並對行動細節反複推敲。
4月11日上午，周駒跟往常一樣上班，順利通過機場例行檢查。原來，台灣特務交給周的TNT炸藥，是一種當時的高科技產品，由美國中情局專門為台灣特務機關提供。這次為了應付機場的安檢，特意將炸藥做成牙膏模樣，裝進牙膏裏。因為一般簡易的盥洗用具，工作人員可以帶入機場。
當天，周駒負責3架飛機的清潔工作，其中包括 “克什米爾公主號”。他裝模作樣地跟別人一樣做勤務，利用清掃飛機的機會，將定時炸彈放在飛機右翼輪艙內，然後就突然“失蹤”了。
其實，“失蹤”的周駒是躲進了“飛虎將軍”陳納德所屬公司的那架客機上，準備乘機偷渡到台灣。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後，印尼當局在海麵打撈了10天，從對飛機殘骸的檢查分析看，機身右翼部分起火處有可疑之處，證明爆炸事件是一起陰謀活動。印尼調查委員會公布的調查報告指出：“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是“由於放在飛機右翼輪艙處的一個定時炸彈爆炸造成的”。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殘骸
4月12日，中國外交部就此事件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強烈譴責這起駭人聽聞的謀殺事件。我外交部約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要求港英當局迅速調查，破獲此案。但杜維廉對我方的要求不予配合，並強調：你們現在就斷定飛機失事屬於人為破壞，沒有證據，為時太早。
4月26日，我外交部部長助理何偉再次召見杜威廉，敦促他抓緊破案。但英國方麵仍然采取抵觸、拖延的態度，一再表示沒有證據，並要求我方把掌握的情報提供給他們。事實上，英國政府根本無心破案，隻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刺探我方的情報渠道。
在這種情況下，7月13日和8月13日，周恩來總理兩次親自召見新任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用我方掌握的大量證據向對方攤牌。在談話中，周恩來直截了當地指出，製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事件的主犯就是香港機場的地勤人員周駒。周恩來甚至連誰送定時炸彈給周駒、誰對周駒進行了訓練，也一一說了出來。
在確鑿的證據下，港英當局被迫同意對在港國民黨特務采取行動，並先後搜捕了108名嫌犯。但這些狡猾的特務拒不承認，最終港英當局竟然不顧大陸抗議，將抓捕人員以“證據不足”為由釋放，並將台灣特務全部限期離境，全案隻起訴了周駒一人。
港英當局曾通過英國駐台灣“代辦”向國民黨當局要求將周駒“引渡”回香港。因雙方沒有“引渡協議”，台灣拒絕了英國的“引渡”要求。
“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就這樣，最後不了了之。在台灣當局的庇護下，真凶周駒逍遙法外，周父也在台灣特務機關的安排下，於案情曝光前被安排“偷渡”去台。從此周氏父子改名換姓，在島內苟延殘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