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時代，普通人的衣食住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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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一寫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卻力難從心。如白頭宮女說開元天寶之遺事，訛錯乖張掛一漏萬都在所難免。又想，僅記錄自己知道的那些瑣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

計劃經濟時代，以本人為例：1961年中師畢業參加工作，第一年實習工資每月29元；一年後轉正定級每月34元（後改為行政25級34.50元）。一直到1978年開始第一次調資，增加到每月40元。收入所得月月不夠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資一發，首先把全家的油鹽柴米買齊，如此便已所剩無幾，其它開銷隻能量力而行。單位一般都成立“儲金會”，由財務人員主持經辦。每月發工資的時候，每人扣存5元錢（各單位自行約定數額）。

衣

　　1953年，包括糧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內的一整套農產品統購統銷製度體係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飯被牢牢控製。各級政府按年度發給老百姓一定數量的布票，用以購買布料、衣服、蚊帳、床單，乃至布襪，一切含有棉紗成分的產品均屬其內。正常情況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幾年少一些，不等。聽人說，最少的一年隻發了一尺七寸或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內部按不同需要，量入為出，精打細算，統籌考慮使用。年歲大的人衣著不必講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給年輕人用。一家幾個孩子，總是隻給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舊衣小了，給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給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會丟棄的，補了又補，穿了又穿；以致補丁壘補丁是常見的事，不以為怪。

　　冬季發棉花票，用以購買彈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僅幾兩，根本不夠。

　　有海外匯款收入者，按匯款金額發給“僑匯券”，能買到一些市場上緊俏商品。然而對我們小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說，隻是偶爾聽聞，見都沒見過。我是聽同事榮求立說的，她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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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貨公司偶爾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幾、二尺幾、三尺幾不等；推出清倉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減收布票，眾人紛紛排隊搶購。拚起來做內衣內褲；大毛巾可以拚成“毛巾被”，被認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來做無袖圓領衫，前胸一塊後背一塊，穿在身上像是前後掛了兩塊小圖版，怪怪的。

　　有些商品平時也是憑票供應——不定時地、“稀裏八岔”地發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百貨公司到了貨也可能對外發票，多以科局、“口”（如工交口、文衛口、農林口等）、街道、居委會為單位，幾十人甚至幾百才能攤到一張票。普通老百姓根本無力問津。

　　後來有了尼龍襪，有了“的確涼”，不收布票。又是新產品，成為時髦，為眾人所追捧。一次，榮求立從上海回來，送我妻子一件“的確涼”短袖襯衣，筆挺，耐磨，洗後很容易幹。我們很高興，總算開了一次“洋葷”。後來才知道這東西不透氣，穿在身上並不舒服。但那時候並不覺得：衣不蔽體的歲月，哪裏會挑剔透氣不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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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大的廠礦根據不同工種發放“勞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圍裙，勞保鞋，棉紗手套……人們常常將棉紗手套積攢下來，織成背心、套頭衫，很實惠。還有人弄(買)來一個個口罩，拆開來拚成蚊帳。真有雅興，令人嗟歎而又羨慕。

　　更羨慕百貨公司職工。他們得風氣之先，偶爾能買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價廉物美。相比而言，他們的女職工一般都穿著入時，頭光麵光，鮮活潔淨。所以有民謠稱：“百貨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們平時克勤克儉，萬般節約，過年時總要想盡辦法給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襖，或罩褂，或褲子，或帽子；讓他們喜慶喜慶，高興高興。高興之餘，不免調侃一句：“要想富，過年穿新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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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記事之日起，就沒斷過補丁衣服。個子長高了，褲腳短了，就續上一節；找不到同色布，常續成兩種不同顏色。一條褲子著力處起毛了，快要破了，趕緊補上三個大補丁：兩膝處兩個，屁股上一個。裁縫店也代人補補丁。

　　1961年在城關小學實習時，隻有一條長褲，短了，褲腳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滌時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隻能在水裏輕輕地揉幾揉，擺幾擺，否則就會破。第二天要上講台了，發覺褲子側麵口袋處破了一個洞，能見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適布，就用一塊花布補上。講課時常以一隻手擋住補丁，不想被學生看見。

　　1962年調至潘村中學，能吃飽飯了，想到添置衣服。卻沒有布票。寒假前，學校調來個“右派”，是在徽州勞改茶場“勞教”期滿，安排來的，蕪湖人。他告訴我：蕪湖自由市場開放了，能買到許多東西，包括布票。於是托他寒假回家時代我買了兩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費三十元。春上，我高高興興到縣城西門口，買了一丈三尺細卡其布料，米色，自以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裝。成為此後數年的“禮服”。

　　一度流行“假領”。就是做個襯衫領，圍於脖子上，釘兩粒小扣子，下方有兩根細細的帶子，套在胳膊處。外人看起來好像穿了件新襯衫，其實裏麵穿的什麽隻有自己清楚。裁縫店專門給做，百貨公司也有的賣，收少量布票。“假領”並無多少實用性，滿足虛榮心而已。

　　日本生產的進口尿素，是用低檔化纖布料做成袋子包裝的。人們嘖嘖稱歎，覺得不可思議。心裏說：我們都沒衣服穿，他們怎麽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於是不少人用這種尿素袋做成衣衫褲子，穿在身上有“株式會社”幾個字。我在太園下鄉時，也找供銷社的曹主任買了幾個袋子，做成一條褲子。我不願意背“株式會社”字樣，買來一袋染料，自己動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兒子看，問他好不好看？兒子也為我高興，連說“好，好。”兒子很幼小，在他眼裏，爸爸的東西沒有不好的。

　　至於農村，農民們就更可憐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隊、南容公社山水大隊下鄉住點時，看見不少小學生穿的棉襖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掛掛的，如同叫花子一樣。大冷天赤腳破鞋，以稻草繩捆紮於腳背上——要不然鞋底就會掉下來。一家人夥蓋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麵。一家人夥穿一條長褲，誰出門有事，讓誰穿。

食

　　“民以食為天”，中國的老百姓曆來注重一個“食”字。熟人見麵，寒暄之詞往往是“吃過了？”——“吃過了。你呢？”——“吃過了。”然而，就這麽一個“食”字，卻困擾了我們數十年。這裏說的不是“三年自然災害”，而是平常日子。

　　糧食定量供應，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應標準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間。城鎮居民二十五斤半。機關幹部、教師等要多一點，好像是二十七八斤。體育教師又比其他教師多一點，因為他們要帶領學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線工人要多些，重體力勞動者則更多一點，有三十多斤。中學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為他們正在生長發育，是“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未成年的孩子則分年齡段，給予不同標準。孩子出生，憑出生證到派出所辦理戶口，到糧站辦理糧油供應證，於次月正式供應糧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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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中的農民稱之為“農業戶”。相對於城鎮“供應戶”，他們則為“另冊”。他們由公社大隊決定口糧，每人一年大約三百多斤原糧（即稻穀），秋後“分紅”時一次性決算。口糧標準遠不及城鎮人口，對於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來說是不夠的。能力強會算計的人家，從長計議，厲行節約，多種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溫飽。能力不濟的人家則總是青黃不接捉襟見肘，甚至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農村中的經濟作物地區，如黃田石井坑茶林隊，不產糧食，他們的口糧也到糧站購買；也發一張不同於城鎮戶的供應卡。稱之為“經農戶”。

　　一切米、麵、雜糧，包括玉米、紅薯、土豆、山芋幹……一切由它們加工的製品，均憑糧證或糧票供應。但不是你想要什麽，糧站就供應什麽；而是糧站有什麽，你就必須買什麽。一切食品店裏的糕點零食，一切飲食店裏的幹飯、稀飯、包子、油條、粉皮、發糕、粉絲、麵條、餛飩、水餃……均收取糧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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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站並不是全部供應大米和麵粉，而是經常搭售雜糧，如紅薯，玉米，山芋幹。逢年過節則有可能搭售一點糯米、“富強粉”，供人們裹粽子、包餃子。平時一般沒有。五斤鮮紅薯抵折一斤糧，人們都覺得劃不來。玉米、山芋幹則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幹質量奇差，多為淮北加工，不但髒兮兮，裏頭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發黴味苦，難以下咽。後來食堂變換花樣，將山芋幹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湯圓”，照樣難吃。糧食不太緊張的人家多半選擇放棄。新鮮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顆粒，夾雜在米裏一起煮。小時候在榔橋養父母家，幾乎頓頓是這樣的夥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養母則耐心地告誡我：“小把戲懂事點，不好吃也要強強地吃一點。這種飯菜能吃得長就不錯了。往後還不知道是個什麽日子哩。”後來，不幸被她言中。

　　出門辦事，不帶足糧票是無法生存的，有錢都買不上吃的。上海人真“精致”，居然發行“半兩”的糧票。據說“半兩”糧票可以買一根油條，或者買一碗小餛飩。武漢人則“大大咧咧”，傳聞一根油條居然收二兩糧票，那油條該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遠不及上海人會精打細算。逢年過節發放肉票、魚票、雞蛋票、糕點票、糖票……平時沒有。平時幹脆不賣，或者隔三岔五地賣一下，或者剛開開門來，很快就賣完了。象征性而已。豬肉不貴，最早四角幾一斤，後來漲到七角幾一斤。想買肉的人總是很早起來排隊，冬天裹著棉大衣“猴”在街邊等。天亮了，開門了，賣肉的來了，於是人頭攢動，躍躍欲試，一齊喊：“一個個來，不準插隊！”

　　豬肉很快就沒有了，說賣完了。後麵排起長長隊伍卻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滿意，操娘日媽罵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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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間的豬肉供應要好一些，不是十分緊俏。於是我們逢年過節常常結伴或托人到鄉間去買。鄉間為什麽好一些？其中有一條原因確鑿無疑：鄉間農民更貧困，多數人買不起豬肉。相對而言，市場就緩和一些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太園公社下鄉。當地供銷社每天都有豬肉供應（不是天天殺豬，而是頭天未賣完的肉次日再賣）。食堂炊事員老張，有時候單獨買二兩五錢瘦肉，做成汆湯肉，以大碗盛起，蒸於飯鍋上。中午買飯時，鍋蓋一揭開，一陣香味撲鼻而來，令人直咽口水。老張連忙小心翼翼將汆湯肉碗端起來，擱於一邊，口中念念有詞：“不要弄潑了，這是張主任的。”張主任就是公社管委會主任張元濤。他間或請老張代他烹調這樣一份汆湯肉，價值一角八分五厘。張主任不是沾食堂便宜，而是自費。憑心而論，那時候基層還沒有公款吃喝，都得自己付錢。

　　不久，我們一夥人參與太美大隊籌辦村史展覽館，都在大隊食堂就餐。有一天村裏殺豬，我們委托炊事員單獨買肉燉了一罐肉湯，大家平分，每人一碗。感覺其味無窮。甚至後來幾十年，每每喝湯之際總不忘記這一次；總覺得哪一次都沒有這一次這麽好吃。

　　偶爾也發豬油票，更多時候還是排長隊購買。如果賣煉過的凍豬油，人們的搶購心態則要平和一些。在那種食品匱乏年代，老百姓油水缺乏，豬油被認為好東西，金貴得很，常常被作為上等禮品送人。不象現在無人問津。我那時經常被抽到宣傳部幫忙寫材料，經常開夜差。部裏的主辦科員吳宗慶總是在食堂買些鍋巴，夜裏泡鍋巴吃。一天，吳宗慶說：“小朱，今天晚上有好東西吃了。”——“什麽好東西？”——“家裏人帶豬油來了。我們吃豬油泡鍋巴，噴香。”豬油泡鍋巴，再撮上一點鹽，果然好吃，果然噴香。

　　油條也奇缺。有一天兒子病了，食欲不佳。我問他：“想吃什麽？想吃什麽爸去買。”兒子說想吃油條。於是我立即出門購買。油條歸“飲服公司”賣，就在荷花塘畔。我耐心地排隊，耐心地緩慢前移。突然，賣油條的小蕭喊：“沒有了！賣完了！”我傻眼了，前麵隻有一個人了，就要輪到我了，怎麽就沒了？兒子竟如此命苦，想吃根油條都吃不上？他老子怎麽這樣無能，這麽點願望都滿足不了？每每記起，總覺得對不起兒子。

　　蔬菜、豆製品，到蔬菜公司購買。豆製品按季度發票，蔬菜不憑票。蔬菜也是供不應求。每當來了一批蔬菜，如大白菜，辣椒，茄子，營業員們都要挑一些好的留下來，自己要，或者做人情。豆製品也是一樣，臭幹子醬油幹子一到，她們立馬將大而厚的幹子留存起來（涇縣賣豆腐幹論塊，而不是論斤兩，厚薄之間差別很大）。動作之快令人嗟歎，如風卷殘雲。排在後麵的人常常掃興而去。那裏麵有我兩個熟人，對我還算客氣，每每“勻幾塊”給我。而我卻無以為報，暗自羞愧。

　　冬天蔬菜少，以青菜蘿卜為主，以醃菜為主。入冬以後，各家各戶乃至食堂，都要醃菜。高杆白菜上市的時候，人們便整板車整擔地買來，晾曬在竿子上、牆頭上、屋麵上，青青白白，整整齊齊，很好看。曬軟洗淨以後，就可以醃了。醃菜用的是大缸，男人赤了腳進去踩。一層層鋪菜一層層踩實（也有人間雜蘿卜於其中），最後將準備好的青石壓在上麵。便是全家人一個冬天的用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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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身漢的時候，我們吃食堂。食堂與食堂相比，差別也很大。我們文教局食堂最“吃蹩”，最差。一個管理員，一個炊事員，供應什麽吃什麽，清湯寡水；沒有任何“門道”，沒有任何額外的油水。我們便去附近商業局食堂就餐。這個食堂很大，所轄幾個公司的幹部職工都在這裏就餐。經常有肉食供應，還有饅頭包子，還有鹹鴨蛋鬆花蛋，叫人刮目相看。文教局食堂沒有，總是鹹菜，山芋杆子炒青椒。但商業局食堂要收取“小夥食補貼”，每月一元五角。這份補貼本可以由單位支出，但文教局會計不同意，說這份補貼隻能補給自己食堂。誰叫你不在本食堂就餐？後來發現縣委會食堂也不差，也很大，花式品種也不少，我便去搭夥——反正憑錢憑糧票，又不是白吃。我這樣鼓勵自己。時間長了，管理食堂的查會計也要我交“小夥食補貼”。我沒得給，跟他扯皮：“我經常幫你們做事，買點飯吃還不可以？”——“你幫哪個做事了？你又沒幫我做事。”——“幫你們縣委做事呀。不信去問宣傳部(“文革”期間叫宣傳小組)。”查會計是個“大大咧咧”的人，無意頂真，便鬆動下來：“你回去要嘛，要到就給我。”縣委食堂常有魚肉供應，還有臘腸。一節一節的臘腸蒸熟了，不切成片，也不切成段，而是整節出售，三四寸長，要買就是一節。

　　買飯排隊，誰都一樣，經常排起一條龍。有一次，王樂平書記排在我後麵，隔了一個人。王書記拿一個大碗，拿一雙筷子，仰著頭，不時地哼上幾句總也聽不清的歌詞；食堂裏敲碗的聲音不斷，王書記偶爾也摻和其中，也敲敲碗，問：“今天吃什麽菜呀？”——“包菜找（炒）肉絲!”（調侃，說炒肉絲裏肉太少）——“啊，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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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小縣城裏也沒什麽糕點甜食供應，記憶中最常見的是“香蕉酥”。逢年過節倒有一些應景的副食品，如端午的綠豆糕，中秋的月餅。也是發放票證、憑證供應。除憑票買糖外，病人還可以憑醫生證明購買二兩紅糖或砂糖。因此有的人沒病也去看“病”，隻是想買二兩糖。

　　買什麽都要票證。隻不過有的票證常年發放，如糧、油、豆製品；而有的票證隻在大的節日發放，才有供應，如雞鴨鵝魚蛋，糕點。這時候，相關單位要出去“組織貨源”，就是到外地采購。采購到了，老百姓才有的吃。因此逢年過節是大人小孩最盼望的時候，最亢奮的時候，也常常是最辛苦的時候，最無奈的時候。菜場也罷，商店也罷，到處都在排長隊，到處都在人頭攢動，在擁擠，在罵罵咧咧，甚而爭吵推搡、碰碰撞撞。平時太苦了，誰不想過年的時候一家人打打牙祭？

　　豈隻穿衣吃飯要憑證？女人用的衛生紙都要憑證。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老伴在天津工作，取道北京回四川探親途中突然來“例假”，遂去商店購買衛生紙。營業員要北京本地的購物證，並強調說除了軍人，其他人一概憑證。無法通融。大街上巧遇一位女軍人，老伴遂向她訴說困難，請求幫助購買。想不到那位年輕女軍人毫無憐憫之心，漠然離去。

　　我的遠房親戚施某，住蔡村公社大康大隊。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利用下鄉機會去他家探望。夏天，正是燒晚飯時候。他母親（我稱呼姨娘）正在給幾個小男孩洗澡。小男孩都隻有八九歲十多歲，終日一絲不掛，四處竄耍，早已是滿身泥灰。大的洗了小的洗，一盆洗澡水成了泥漿。洗過澡的小孩還是一絲不掛。隻是不停地招呼：“不要再搞髒了!”那邊他妻子（我稱呼嫂嫂）在炒菜。一大碗南瓜炒好端上桌，小孩們即跑來用手抓，燙得嘴裏不停地吹氣：“弗~弗~”待第二碗豆角炒好，南瓜則已經搶光了。嫂嫂一邊製止一邊罵：“這些小鬼，就象是餓牢裏放出來的！”在當地，施家境況不算差。他父親當過大隊書記。他自己原先在地質隊工作，後來不知怎麽回家勞動。在地方上算得個頭麵人物。因為家口重，依然活得不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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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生活艱難，小吏們的日子也不輕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縣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郝啟富，有三四個小孩；妻子本來有工作，因為家口重，遂辭了工作，做“全職太太”，僅靠郝局長每月六十幾元工資，日子過得有些拮據。城關小學照顧他，騰出房子給他們住，還將一塊不小的菜園地給他妻子種菜。有一天我去他家，正是晚飯時候，飯桌上幾樣鹹菜，唯一小搪瓷碗裏蒸了一個蛋羹。“全職太太”說是給郝局長吃的，給他補補營養，因為他是“頂梁柱”，全家都靠他。孩子都不大，兩三歲，四五歲，七八歲，他們都不吵不鬧不爭不要，仿佛習慣了似的。

　　民謠說：“四個輪子一把刀，白衣戰士紅旗飄”。是所謂當年物質極度匱乏年代裏四種“吃得開”的人。“四個輪子”——開汽車跑運輸的司機。他們在外麵跑，比較活絡，有機會得到別人難以得到的東西。“一把刀”——屠夫。豬肉緊俏，他們刀下便是人情。“白衣戰士”——醫護人員。人總會生病，生了病必然會有求於他們。“紅旗飄”——解放軍軍人，國家保障，身份顯赫。正如董鬱玉先生所說：計劃時代的中國，“居民幾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納入到無所不包的配給體係，以致小至火柴和衛生紙這樣的日用品都要憑票購買甚至還不一定買得到。”

住

　　涇縣農村的住房情況一般較為寬裕。尤其茂林、黃田、溪頭、陳村、厚岸、包合等地，曆史上文風興甚，經濟發達，讀書識字乃至經商做官人較多，蓋起大片大片的廳堂樓舍。新中國成立以後，地主富農資本家被打倒，田地被瓜分，房屋也被瓜分，貧苦農民都分到住房，居住較為寬敞。

　　城鎮居民的住房就緊張多了。機關幹部一律由單位或係統安排住房。單身漢數人一間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關小學當教師，住的是四人一間的民房和兩人一間的披廈。次年到文教局，與人同住一間。1962年到潘村中學，住在大門口廂房內，約6平米。房內隻容得下一張床、兩張課桌和一條方凳。1963年到文化館，三人同住一間大約十多平米的房間。以屏風隔成內外兩個空間，王靜山住裏間（他先來），我與潘德平住外間；二人各一張單人床，床下麵各一隻破箱子。1967年結婚的時候，文化館給我半間房，好在是獨立空間，約八、九平米。除一張雙人床以外，嶽母給了我們一張六仙桌和兩張椅子。自己又買了個煤油爐，似乎有點象個樣子了。後來，文化館建了一路平房，每人一間（有房者不安排），約十五、六平米。那時候我的孩子已經出生。“文革”中一度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終於在文化局領導的關照下，批給我二千五百元（後來突破了一點），在大會堂一塊空閑地上蓋了兩間極其簡陋的平房和半間廚房。待買得起房，真正改善居住條件，則已是改革開放之後。

　　已婚的人可以分得一間房。如果有家屬（配偶、父母、子女）隨住，房間會大一點，尚可騰出小塊地方作廚房。都沒有“衛生間”，一律上公共廁所（那時候沒有“衛生間”“洗手間”這樣的詞匯，直呼“廁所”“茅房”）。我常去縣委會葛兆銑、吳宗慶等人家。他們住的是老式民居，四周皆木板，縫隙多大。戶與戶之間一點都不隔音，睡夢中翻個身隔壁人家都能聽得真切。城關小學也多為這種民居。我的同學H某在那裏當教師時，與一位女教師合住一間——中間以木板隔斷，分別走兩個門進出，相安無事。房頂上隻搭了一方竹簾，實際上是通的，用他的話說：一根針落在地上都聽得見。那女教師有個相好，情投意合，一度間如膠似漆，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一天夜裏，相好的進了她的房，H某睡在這邊床上一動不敢動，大氣都不敢出，用被子將腦袋捂得嚴嚴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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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居民的住房有兩種情況：

　　一是祖上有房，而房子又不多，僅夠一家人居住。故此居住狀況必不太好，舊民房，狹窄，潮濕，陰暗，一家人十個八個擠在一起。這種私有房產是不允許多的，一旦多了，就要把你的房子無償劫走——謂之“沒收”。“土改”時這樣做了，“土改”以後在城市裏還搞過所謂“私改”——私營工商業改造，“沒收”多餘房產。我的朋友曹遠芳，他父親五十年代在南街開書店，有一些房子，後來“私改”時就把他家房子“沒收”了。

　　二是無房戶，租住“房管所”公房。也是民居，也是陰暗潮濕，也是狹窄閉塞；又陡又仄的樓梯；有的僅一鬥天窗，采一線光亮而已。一家三代蝸居在一個十幾平米的房間，吃喝拉撒無所不包。老老小小全部上裏弄巷道內的公共廁所。各家各戶自備一馬桶，或一痰盂，平日裝屎盛尿，滿了則拎去廁所倒掉。因此每日清晨必為公廁最熱鬧的時候，男女老少你攢我擠。趿著鞋子者，拎著褲子者；吭哧吭哧痰咳不爽而氣喘籲籲者，唏溜唏溜抽劣質香煙而言語不清者；扶老攜幼，大呼小叫……為市井一觀。

　　各家各戶多無單獨廚房，而是一大間裏集中了若幹爐灶，較為均勻地遍布各個角落；與之配套的常有水缸，碗櫥，柴禾，及鍋碗盆勺。早先燒柴禾，爾後燒煤球，使用煤氣則已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三戶五戶，乃至十戶八戶人家擠在一個空間煮飯燒菜，叮叮當當，磕磕碰碰，既嘈雜又熱鬧。你家吃什麽好的，我家吃什麽孬的，一覽無遺。如果大家相處通達和諧，也可以互相幫助互通有無。燒了好吃的，大家分點嚐嚐，通融人情，增進友誼。今天借你一升米，改日必堆滿一升還你；細聲細語，一團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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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涇縣奇熱。每年總有那末一段日子，夜裏熱得不能睡。於是將涼床竹椅搬到外麵乃至街邊路旁，似坐似靠似睡。折騰半夜待微微合眼，東方即發白了。那時候沒有空調，用得起電風扇的人家都是少數。

　　冬天奇冷，常常冷到零下七、八度。於是深秋時節即去附近農村弄些稻草，反複曬幹，梳理幹淨，厚厚地鋪於床上，再鋪上墊絮、床單。老伴說她上大學之前從未睡過墊絮和床單，隻鋪稻草，稻草上鋪張草席，上麵蓋床棉被。草席一旦破損常劃傷皮膚。我說“那不冷？”——“開始是冷，睡睡也就不覺得冷了。”老伴家住四川，少數民族地區，看來比我們涇縣還要窮苦。冬天洗澡是一難題。全城僅一南門澡堂，又老又舊又小，遠不能滿足百姓需求。“飲服公司”下大力氣，終於新辦一堂浴室，在荷花塘畔。仍然十分擁擠。尤其大年三十前幾天，澡客盈門，排隊等候，洗上一個澡得花幾個小時。女同胞更難，根本無處洗；多半是在家支起“澡帳”，大盆沐浴——房間裏生一盆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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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對於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說，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稱“起旱”。幹部下鄉，徒步；學生上學，徒步；走親訪友，徒步；遷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時候的人特別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十裏不在話下。汽車站最早在縣城北門，幾輛木廂汽車，兩邊很小的窗子，後麵開門；有點象囚車，也有點象郵車，還有點象裝豬的車。隻開往蕪湖、繁昌、南陵，班次也不正常。後來在蘇紅廣場做了個新車站，比較象樣了，開往外地的班車也多了一些。到蕪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公路為砂石鋪成，路況極差，坑坑窪窪；發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過長江須輪渡，此輪渡進步一些了，機動，也大得多，可以同時擺渡幾輛汽車。屆時，旅客必須下車，隨車站立於輪渡上。輪渡很慢，蒼茫的江水之中如一隻甲蟲，隨波逐流。因此，兩岸等待輪渡的車輛總是排起長長的隊伍，望不到盡頭。過了輪渡，必在附近小飯館吃午飯，是運輸公司指定的。飯菜很差，且貴，裹腹而已。汽車象個老年病人，“哼哧哼哧”地“哼”到合肥，常常是夕陽西下，夜幕將臨。

計劃經濟時代，普通人的衣食住行

　

　　縣城無公交，更無出租車。隻有幫人運送行李物品的挑夫，和拉板車的工人。及至三輪車、“達雅機”出現，已經是後來的事情。

　　還有“雞公車”——鄉間常用的一種獨輪車，既是運輸工具，也可用作交通工具。小時候在榔橋，經常看見從縣城來的車隊，一行十個八個，“吱吱呀呀”，覺得很壯觀。車子係質地緊密的木料製作，大大小小的榫頭結構而成。一實心木輪，上麵鋃裹著鐵片；用長了，鐵片磨得雪亮。最前端還有一個很小的輪子，謂之“雞公嘴”，是過溝過坎時臨時作過渡支撐用；也可以穿起繩索由人在前方拉動，上坡時幫助前行。推車人在後麵把握兩邊的車柄把手，同時掌握平衡，用腰上的力推動車子。很講究技巧。中間有隆起的木結構“隔斷”，將車分為兩半，是承載重物的地方。可以將要運輸的東西，如幾袋稻穀，數根木料，磚瓦石灰，柴禾家具，捆綁牢定。也可以載人。人坐在上麵，斜斜地依靠在“隔斷”上（一般須墊上被子）。腳力不濟的老人小孩，走親戚的小媳婦，常坐這種“雞公車”。我多次見過，覺得很有風味。也有人說，這就是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恐怕是穿鑿附會。

計劃經濟時代，普通人的衣食住行

　　自行車是頗受人們歡迎的代步工具。一般單位都要努力弄一輛乃至幾輛自行車，或購買（要票證），或上級發放，或通過別的途徑弄來舊車。早先文教局有二輛自行車，都是上海永久牌。其中一輛公用，誰下鄉、誰有公事，誰用。晚飯後總有人將車推出來，在門口空地上騎玩。我就是那時候學會的。因為這輛車用的人多，壞得也快。還有一輛車歸郝局長專用。那時候沒有轎車，領導專用一輛自行車，大家覺得正常。郝局長上班下班，乃至下鄉（譬如去潘村中學），都騎自行車。他車技很好，不但能一隻手把握龍頭上車下車，還能作短暫停車，還能在很窄的田埂上騎行，過小溝小坎時居然不下車——先將前輪拎一把，再將後輪拎一把，就過去了。叫人看得發呆。我就差多了。在潘村中學時，有一次騎公家車子往縣城，行至山口鋪一段下坡，我得意忘形了，不慎摔倒，膝蓋處摔成一大創口，鮮血直淌。趕緊到縣醫院包紮醫治。那時候縣醫院在“天主教堂”，也就是後來的“人武部”。

　　上海永久牌自行車是萬眾矚目的名牌。還有“鳳凰”、“飛鴿”，都很好。一部自行車的價格大約150元人民幣。那時候工資低，一般僅夠維持一家人吃飯；甚至寅吃卯糧，月月虧空，要多長日子才能攢夠這麽多錢？而且要票證。自行車票不是長年發，而是偶爾一次，數百人中難得一張。於是托關係走後門則不言而喻。

計劃經濟時代，普通人的衣食住行

　　出門辦事，到外地出差，住宿問題常令人困擾。那年月控製人們出行，旅社甚少；且都是國營集體，官商作風十分嚴重，大都不作為或不想作為，諸多不便常令住宿人尷尬不已。無論去哪個城市，無論多晚到達，必須去“住宿接待站”排隊登記，然後持單到指定的旅社住宿。一個城市，多半在東南西北各處設立幾個“接待站”，不常出門者難以找到。各旅社不得自行接待住宿。如果信息訛錯，指定的旅社住滿了，沒有空位，還得折回接待站重新分配。我就遭遇過這種折騰。旅社多為統鋪，十幾個人一大間。即便二人間三人間，乃至單人間，房門都是不能從裏麵拴扣的，旅社職工可以不經旅客許可隨意打開。房門上有一塊小小的長方形玻璃窗口，可以直接窺視房內。那是“階級鬥爭”的產物，以防旅客在裏麵搞“反革命活動”。

計劃經濟時代，普通人的衣食住行

　　經常住不上旅社，而不得不住澡堂。住澡堂也得由“接待站”分配，得等到晚上十點鍾以後才能入住。這時候洗浴的人走光了，澡堂職工略事整理，搬出又髒又潮的棉被，一個鋪位上放一床（下麵有一塊厚墊），就是今晚的睡具了。有一次我去蚌埠出差，也是住的澡堂。回家不幾天，一家人其癢無比。小兒子尚不會說話，身上抓得指痕累累，夜不能寐。我們感覺不對勁，第二天認真翻查，發現染上了虱子。於是全家徹底翻騰，從床單、蓋被、蚊帳，到內外衣物，全部用“666粉”浸泡，開水煮，太陽曬……經數日折騰，才將虱子滅絕。留下深刻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