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1949年前赤營貪腐掃瞄（三）
延安時期
這一時期，中共偏據西北瘠地，物質貧困，客觀條件對貪占有所製約。「魯藝」印尼僑生古達（1917～？）：
物質生活的艱苦、貧乏，象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期那樣產，沒有什麽多餘的東西，大家平均分配隻夠維持生存的物質，僅夠溫飽，沒有可供你爭我奪的物什。[①]
中共領導層也隻能用未來鼓勵青年黨員們忍耐。1938年，毛澤東如此鼓動棗園「敵區幹部訓練班」學員：
「中國革命勝利以後，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同誌們，我保證你們每個人都有一座漂亮的洋房、一部美麗的小汽車，和保證你們個個有出洋的機會。」這種話從一個黨的領袖口中說出，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然而我聽他親口如此說過。他說得個個同誌心花亂放、眉飛色舞。然後他又幽默地說：「兄弟也還沒有出過洋呢，屆時也一定隨同你們一道去長長見識。」在這樣的教育精神下，這些幹部在後來如何不滋生升官發財、貪汙腐化的思想呢！[②]
即便如此，不良現象仍四處滋生，如「麻將熱」。青年俱樂部等各單位許多人日夜打麻將、推牌九、玩撲克。青年李銳（1917～2019）對無法克製牌欲多次自責。[③]邊區政府教育廳長稍有閑暇就打麻將，將孩子甩給妻子，革命意誌明顯鬆懈。[④]「很多青年在這裏染上了偷竊習慣。在學校裏、公家的機關商店裏、私人的鋪子裏，常常發生著『被竊』的新聞。」延安市政府主席劉振明吞沒抗屬米糧。[⑤]《謝覺哉日記》：延安商店主任因貪汙被撤職。挪用公款、胡亂罰款、白吃白喝，很普遍。[⑥]
毛澤東批評：
一部分幹部之間發生了貪汙賭博等極端惡劣的現象。有個別的幹部是被物質所誘惑，因而不願忠實於共產主義的神聖事業，完全腐化了。所有這些弊端，在一部分軍隊與一部分機關學校的幹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發生的。[⑦]
高幹生活已特殊化，隻是較隱性。如哈德門牌香煙3～4角／盒，毛澤東每月抽煙就得百餘元，毛當然付不起，公家發。一位抗大生私下抱怨：「毛主席不納黨費，洛甫吃大前門香煙的錢是那裏來的？」[⑧]
1938年3月，張國燾天天喝得醉醺醺，帶著四名衛士招搖過市，找何思敬下圍棋。[⑨]1936年2月，範長江報導：「紅軍士兵的生活，仍然比官長要苦些，不過和旁的軍隊，程度有差別。」[⑩]1938-2-1八路軍總部發出〈整軍訓令〉，要求遏製貪汙腐化及幹部逃亡；怕影響不佳，「此項訓令文字發到團級為止。」[11]
師哲（1905～1998）揭發康生夫婦：
他們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麵都由秘書來承擔，包括給他們洗腳、洗澡在內。他除了夥食標準同中央負責同誌看齊外，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諸如：襪子非狗頭牌的不穿；地毯是從中亞帶回來的；衣服（特別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廠生產的；辦公桌上少不了各種幹果——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餅等。盡管如此，他仍不斷向他所領導的社會部訴苦，以求得格外」照顧」。
延安是革命聖地，是艱苦奮鬥的同義語，竟存在著康生這樣的角落，能相信嗎？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有時享受咖啡，有時飲酒，雖不常飲，但酒量很可觀……他由於不得誌而以酒澆愁，他把米大夫請到他的住處，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國、英國名酒，折騰了整整一個下午，二人醉成爛泥。
康生共有五個秘書——機要秘書、政治秘書、行政秘書、業務秘書、生活秘書。[12] 1943-2-7慶祝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康生主持延安中央宴會，七十道菜，色拉、雞鴨、海參、不同燒法的肉、各種香噴噴的湯、薄餅、粥、酒。共產國際駐延代表當天日記：「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皇帝溥儀的廚師。」[13]
1941年4月中央青委大型板報《青騎隊》創刊，蕭平雜文〈龍生龍，鳳生鳳〉，批評延安高幹的特殊化，托兒所隻有首長孩子有牛奶喝，國民黨刊物《良心話》雜誌轉載，以證明延安的「等級」、「腐敗」和「一團糟」。另一篇闖禍雜文是〈論離婚〉，作者是少數民族幹部，批評延安某些高幹喜新厭舊頻繁換偶。第七期一篇讀者來信，抱怨抗大四中隊支書檢查學員家信，《輕騎隊》板報被定性為「小資產階級言論」，胡喬木傳命停刊。[14]1942-4-13《解放日報》刊載《輕騎隊》編委會的「初步檢查」，23日《解放日報》再載《輕騎隊》編委會的〈我們的自我批評〉。[15]
《蕭軍延安日記》：
遇見毛澤東的老婆騎在馬上，跑著去高級幹部休養所去了。這裏連個作家休養所也沒有，無論哪裏的特權者，總是選擇最好的肉給自己吃的。（1941-5-13）
在醫院中我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①李伯釗（按：楊尚昆妻）自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雞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 ②據小鬼說，楊尚昆（按：北方局書記）買雞蛋總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幹代早餐。 ③毛澤東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人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④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按：中央軍委政宣部副部長）女人生產也住單間。⑤各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二十幾元錢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麵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種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這卑汙地存在原來到處一樣，……我應該離開此地了，雖然外麵有政治威脅、經濟的壓迫……但在這裏，我每天總被一種內心的痛苦齧咬著……（1941-6-24）
下級幹部貪汙腐化，「老一套」……軍隊的紀律也不好了……人民逃避兵役，並不如報上所說「母送兒子去當兵」……這是僅有的偶然現象……人民對兩個政權全是冷漠的……報紙隻有區黨部宣傳科長看。（1942-10-2）
首長特權還是全方位的。1941-7-21「魯藝」晚會，時間過了，觀眾擁擠著鼓掌要求開幕。主持人站起來：「我們今天主要是招待首長的……你們著急也沒有用……」主持人要求座位向後退三排，一會兒又報告：「給首長打電話去，說坐汽車出發了，再等二十分鍾。」半小時後首長仍未來，主持人隻得宣布：「我們開始吧，但我們還希望在節目中間首長能來……前三排座位還不要動！」（1941-7-21）
首長優勢更體現在性愛上——
高級的人可以依仗自己的地位等優越條件，對同誌的女人實行引誘。常常是一個庸俗的意誌薄弱的、情操卑下的女人被掠奪去了！男人便陷在無涯的苦痛裏！這例子是很多的。我預備將來寫一篇小說，名字定為《墳前》，以此為題材暴露這種可恥的東西。（1940-10-2）[16]
1944年，重慶《新民報》主筆趙超構（1910～1992）訪問延安：
高級幹部每人每月吃肉四斤，普通幹部每月每人吃肉二斤。技術人員每月另有五千元邊幣的津貼，普通人員就沒有。[17]
1940～1945年蘇魯皖豫邊界湖西區書記潘複生（1908～1980），「生活上常有特殊化表現」——
當時連續三年大旱，吃糧很困難，大家連菜窩頭都啃不上，而他卻叫司務長專用白麵給他做成夾糖的酥油餅，走在行軍路上吃。甚至在最困難的時候，各種營養滋補品他也不斷。……其他幹部的家屬一般都不隨軍，夜裏行軍都走路，或者是安置在老百姓家中，而他的妻子卻隨軍還騎著大馬，並要警衛員侍候。
區黨委秘書長郭秋影對潘複生提意見，潘就給郭穿小鞋。[18]
1937年10月～1939年4月，冀中赤區：
一般村莊經常擺著大批辦公人員，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著夥飯，專門侍候籌辦糧秣、催差斂款。然而此來彼往接二連三，還是應接不暇。受著幾千年封建壓迫的人民，一向懼怕軍隊，固然無可奈何的拿不起也要拿，即富有的也感到負擔無窮，發生憂慮。
1938年，晉察冀赤區成立不久，某縣稅務局長（某頭頭親屬），在任十天全部稅收不過三百元，竟從中貪汙二百元。事發後，大會檢討，具結悔過，全部退贓，事情就算過去了。還有浪費，彭德懷1940年在報告中抱怨：「浪費人力物力，不愛惜根據地的現象，也有相當普遍的存在。」[19]
注釋：
[①] 古達：〈童年在故鄉〉，孫新元、尚德周編：《延安歲月》，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頁80。
[②] 司馬璐：《鬥爭十八年》，亞洲出版社（香港）1952年，頁71～72。
[③] 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上冊，頁264、339。
[④] 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頁283。
[⑤] 齊世傑：《延安內幕》，華嚴出版社（重慶）1943年，頁13、22。
[⑥] 《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下冊，頁987。
[⑦] 文伯：〈陝北之行〉，《中央日報》（重慶）1944-7-29～8-7。轉引自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增訂本），中文圖書供應社（香港）1974～75年，第三編·延安時期（上），頁339。
[⑧] 原景信：《陝北剪影》，新中國出版社（武漢）1938年5月初版，頁15、42。
[⑨] 《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2年，頁102。
[⑩] 範長江：《塞上行》，新華出版社（北京）1980年，頁193。
[11] 〈總司令部與野戰政治部關於整軍訓令〉（1938-2-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419。
[12] 師哲：《峰與穀——師哲回憶錄》，紅旗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226。
[13] （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呂文鏡等譯，東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頁107。
[14] 喻智官：《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溯源書社（香港）2011年，頁71。
[15] 《王若望自傳》第2卷，明報出版社（香港）1992年，頁277～28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33～334。
[16]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3年，頁175、200、600～601、228～229、73。
[17] 趙超構：《延安一月》，上海書店1992年，頁77。
[18] 《往事漫憶——郭影秋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2009年，頁110～111。
[19] 魏宏遠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1984年，頁679、48、327。
參考：
【議報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