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遭迫害成腿斷眼盲的清華大師吳宓(組圖)
文革中的吳宓（網絡圖片）
民國時期有一位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被譽為“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的比較文學家、西洋文學家、學衡派代表人物，名叫吳宓。這位大師一生赤忱，得意門生錢鍾書評價他“為人誠愨，胸無城府”。然而，生逢山河易色，一個去留選擇，注定了吳宓在中共篡權前後，得過上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得麵臨文革期間遭遇迫害的悲涼與晚景苦痛。
清華的一股精神力量
吳宓，字雨僧，1894年出生在陝西省涇陽縣。他從小聰慧好學，17歲時進入清華學堂，23歲赴美留學，先到弗吉尼亞大學攻讀英文，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又進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係，獲得碩士學位。
27歲那年，吳宓學成回國，先後在南京高師、國立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任教，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他主要介紹西洋文學，但也主張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應有價值，不讚成全盤西化，同時對倡導白話文的胡適意見很大。
1925年，吳宓來到清華大學，在外文係任教。提及吳宓對清華最大的貢獻，莫過於參與創建清華國學研究院。更難得的是，他居然在短短幾個月內，請來了讓後人津津樂道的“清華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這四位頂級大師，轟動了整個學術界。
請大師並不容易。比如，王國維曾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在學界地位非常高。《南方人物周刊》在《沉重的虛無》一文裏提到，1925年2月中旬，吳宓到王國維家中送清華的聘書。一進廳堂，他就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再說明來意。王國維到職後對吳宓說，“我本不願意到清華任教，但見你執禮甚恭，大受感動，所以才受聘。”
吳宓與陳寅恪的一世情誼為世人所稱頌，在清華期間，吳宓被視為“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這不僅是由於他的巨大感召力，還在於他的“奇特”，和身為老師的一絲不苟。
師生心中的楷模
吳宓給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吳宓的學生、中國國學大師季羨林曾在《回憶雨僧先生》一文中說，“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
清華學生、外交官溫源寧在《吳宓先生》一文中描寫道，“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鍾；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麽長，老是背誦。無論講解什麽問題，他跟練兵中士一樣，講得有條有理。”
西方語言文學大師李賦寧在回憶吳宓時說，“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體總是正楷，端莊方正，一絲不苟。這種嚴謹的學風薰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采的地方，並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
學生茅於美回憶老師吳宓時說：“……先生不善料理家務瑣事。但他給我們修改文章時，總常用毛筆蘸紅墨水書寫，字跡工整。塗改一字，必塗很四方滿格，免被誤認。他那種治學的嚴謹與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南聯大學生劉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中提及了一件發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師丟了上課用的教科書，問吳宓先生是否有此書想借用一下，沒想到引起了吳先生的嚴厲批評：‘教師怎能丟失textbook（教科書）呢！一定要找到，上課前必須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燈睡覺了，聽到後樓敲門聲，聽到吳先生高聲問：‘textbook找到沒有？’也聽到不耐煩的回答聲：‘找到了！吳先生，請放心吧，我已經睡了，就不開門了。’聽到吳先生說：‘那就好，教師不能丟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丟！’後來聽那位青年教師說，‘其實當時並未找到，怕得罪吳先生再發神經，撒了個謊’。現在想來，這件小事反映了吳先生對教育事業的認真負責，而且終生不渝。”
樂於助人 不求回報
在別人眼中，吳宓還是個非常注重儀表的人。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共同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由於戰事吃緊，校址幾次搬遷。劉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中說，即使在這樣的戰亂中，“無論在長沙、南嶽還是蒙自、昆明，吳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臉上的絡腮胡刮得光光的。”但是，注重儀表整潔不等於在生活上花大錢。相反，吳宓節儉自律，不吸煙不喝酒，平常粗茶淡飯；一頂蚊帳從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將近40年。
另外，翻譯家孫法理回憶說，西南聯大時期，吳宓的那些講義，就是個“百衲本”，有的是信封、購物的包裝紙，也有連史紙或毛邊紙裁下的邊角料。這樣的吳宓，同時非常願意幫助別人。
他曾經說，“宓就是樂於助人，並無其它目地，亦不望人報答。”20世紀30年代，一名學生要去美國留學，可是費用不夠，無法成行。吳宓知道後，慷慨解囊，資助300元，還再三說明這是讚助，不用償還。
抗戰勝利後，由於個人原因，加上國共內戰北方動蕩不安，吳宓沒有隨大部隊北歸，而是留在了西南。輾轉幾所大學後，1950年10月，他最終在西南師範學院落腳。那時候，他最忙的就是發工資的那天，忙著給親友、學生匯款支助他們。每次匯完款，他自己就所剩無幾，甚至要向鄰居借錢。
吳宓被視為“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因他具有巨大感召力、奇特性及身為老師的一絲不苟。（網絡圖片）
不願遠走他鄉
不過，中共已經在1950年奪取了政權，吳宓怎麽沒有出走而選擇留在大陸？況且他在1941年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難道國民政府當時沒有爭取當時已是中國最頂尖的三十位學者之一的吳宓大師嗎？
當然不是。《先生歸來》一書記錄，當時，國民黨教育部長杭立武、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特地以學生、老友的身分，安排專人到西南師範學院相邀，希望吳宓去台大任文學院長。來人軟硬兼施，把吳宓塞進汽車帶到賓館，準備第二天飛往台北。結果，吳宓半夜謊稱去廁所，偷偷溜了出來。除了台灣方麵的力邀，吳宓原本還有機會赴美國講學，錢穆也多次邀請他去香港，共同創辦新亞學院。但是，他最終放棄了這些機會。
我們或許能從吳宓的日記中，找出一些他選擇留在大陸的答案。吳宓說，自己“又似蘇格拉底之願死於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終身出亡、淪落異域者矣”，認為“父母之邦，不可棄也”。那時，吳宓不知道中共將給他的故土帶來怎樣的災難，也無法預料自己將為留下的決定，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
1957年“反右”期間，吳宓因評論簡體字的不當與不便，被打成右派。文革時更是因此被批鬥，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封建走狗、蔣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幫凶”等帽子。他被下放到四川梁平縣勞動改造，三個女兒也和他斷絕了關係。
文革中慘遭迫害
與吳宓有過交往的李永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中描述了他在1966年夏天親眼目睹的“批判”場景：一種是“群醜亮相”，就是把包括吳宓在內的數十個“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網球場掛黑牌、戴高帽，“坐噴氣式飛機”，讓烈日暴曬。這些人一個個被折騰得氣喘籲籲，滿頭大汗，苦不堪言。第二種是遊街示眾，吳宓等掛著黑牌、被打入另冊的“黑幫分子”，被押著到北碚遊街，進行人格侮辱，如若哪個敢不低頭或走得慢了點，就要被罵被打。
還有一種是“開小灶”，就是在大禮堂單獨批判吳宓。李永暉說，先生總是埋著頭、眯著眼，一聲不吭。一位“小將”見先生如此“頑固”，就氣急敗壞地衝上台，揮起皮帶朝他頭上一陣猛抽。吳宓痛苦地用雙手捂住頭頂說，“同學，別打了，已經流血了。”
吳宓在日記中也記錄了一些挨鬥場景。在1969年5月9日的一次大會上，他被兩個學生狠狠從高台上推下來，摔斷左腿。之後，他拖著斷腿被迫跪坐在地上，“鬥爭凡曆三小時”。大會結束後，吳宓被架回住處時“已成半死”，“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兩日未飲、未食，亦未大小便。”即使這樣，他還要被迫寫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腿斷後，吳宓隻能爬著要幾口水喝、幾口飯吃。有時，連水飯也沒有。一次，他困在工棚裏，對著窗外大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當腿腳稍微好一些後，他又被派去做掃廁所、刷尿池、刮糞便一類的活兒。
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些許緩和了緊張的政治氣氛，但吳宓已是右眼失明，左眼罹患嚴重的白內障，記憶力也急劇衰退。吳宓總是坐在床上，閉目不語，有人進屋就睜眼看看，然後閉目冥思，用手指輕輕叩擊腦袋，嘴裏自言自語，“這位先生叫什麽名字呢？”
到1974年“批林批孔”時，飽經政治迫害的吳宓堅持不肯批孔子。他說，“如果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寧願殺頭也不批孔”。結果，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1977年，83歲的吳宓生活已經不能自理，堂妹吳須曼在“請示上級”後，把他接回陝西涇陽老家照料。1978年，吳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彌留之際，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斷地低聲喊著，“我是吳宓教授，給我水喝！……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
一個率真正直的學者，就這樣在自己深深眷戀的國家給扼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