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尋找隊友遺骨，一個日本登山隊員的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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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中日友好聯合登山隊在攀登雲南梅裏雪山的過程中遭遇雪崩，17名隊員全部遇難。為了讓遇難者的遺骨回家，日本登山隊員小林尚禮23年間多次深入梅裏雪山，並已成功找到16具遺體。他逐漸理解了聖山，成為了聖山的守護者，他將多年來的搜尋故事與見聞記錄下來，寫成《梅裏雪山尋找十七位友人》一書，其簡體中文版已由樂府文化出品。梅裏雪山山難31周年之際，圍繞搜尋的收獲與遺憾、雪山的殘酷與神聖，我們與小林進行了一場跨國對話。

——編者按

2021年1月4日，小林尚禮在臉書上更新了一條消息。

“30年前的今天，他們失去了音信。7年後，我開始了遺體搜索活動，本想籍此了解他們被雪崩埋沒的過程，結果未能獲得線索，也沒找到最後的一個人。這幾年來，在搜索中找到的遺品極少，我想也差不多是時候結束了。距離他們遭難30年，搜索活動也持續了23年，驀然回首，才意識到那麽長的一段時間過去了。我絕不僅是出於義務和友情堅持到今天，和生活在山麓的人們變得親近、被作為聖山的山之魅力所吸引，才是我不斷繼續的原動力。我現在考慮著，今年再進行一次搜索，如果找到的東西依然很少，那就這麽靜靜地結束吧。”他寫到。

這一天，是梅裏雪山山難事故30周年紀念日，幾個月後，小林尚禮記錄他搜尋隊友遺體過程的《梅裏雪山：尋找十七位友人》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此時，距這本書在日本出版已經過去了15年。在這15年中，除了2011年因為肺部手術暫停了一年以外，直至疫情來臨前，小林依然像書中所寫的那樣，每年如約在冰川融化的初秋前往梅裏雪山下的明永村，住上一陣子，尋找隊友的遺體和遺品——失蹤的17位隊友中，他已經找到了16人的遺體，以及大約8成的遺品。

雪崩之後

在中國尋找遺骨的23年

發生在1991新年伊始的梅裏雪山山難事故，被視為人類登山史上第二大山難。當年1月4日，一支名叫“中日友好梅裏雪山聯合學術登山隊”的隊伍，在攀登海拔6740米的主峰途中失去聯絡，此後，北京、京都和西藏迅速派出救援隊搜尋，但受惡劣的天氣條件所限，一無所獲，最終宣布日方11名隊員、中方6名隊員在3號營地的雪崩中全部遇難。

當時隻有21歲的小林尚禮，在京都大學學士山嶽會的事務局得知了這一消息。遇難的11名日方隊員，全部來自這個成立於1931年、以喜馬拉雅山脈“未登峰的初登頂”為目標的登山團體。

被日出染紅的梅裏雪山。

那是小林加入山嶽會的第三年。高三那年，他偶然在圖書館裏找到一本植村直己的登山紀實書，這是第一個站上珠穆朗瑪峰的日本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攀登五大陸最高峰者，小林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一邊準備考大學，一邊徹夜讀著他的書，心中第一次產生了向往：上了大學，一定要去登山。不久後考上京都大學的小林，順理成章進入了當時已經小有名氣的學士山嶽會，事故發生時，他雖然尚未有過海外登山經驗，但“每年超過100天都在日本國內登山”。

山難的消息公布後，小林被派去遇難的同級生笹倉俊一的父母家，跳上開往東京的新幹線，他在書中寫到，“對遇難的事情還沒有實感，完全不感到悲傷。”

大學登山時代的登山（中間是小林，右邊是小林在山難中遇難的朋友兒玉裕介）。

小林真正對梅裏雪山的登山事故有了實感，直到6年以後。

1996年春天，小林從京都大學大學院畢業，他在找工作的時候遇到了一點兒麻煩，因為每次麵試時，他都會詢問招聘方：可以先給我三個月假期嗎？當然遭到了接連的拒絕。幸好，最終還是有一家東京的公司接受了他這個無理的要求。

小林無論如何都需要這三個月假期，他要追尋隊友足跡，去攀登梅裏雪山——1996年10月，京都大學學士山嶽會又組織了一支隊伍攀登梅裏雪山，小林成為其中之一，遺憾的是，同樣因為遭遇了惡劣的暴風雪天氣，這支隊伍也未能登頂——這也是京都大學山嶽會最後一次攀登梅裏雪山。小林告訴我，“在那之後，山嶽會再也沒有組織過海外登山活動，日漸衰落，如今連事務所也沒有了。”

盡管梅裏雪山登頂受挫，小林也算是實現了攀登的願望，也親眼見到了隊友們死去的地方，回到東京之後，他決心好好工作，換一種方式生活。一年兩年過去了，卻並不順利：他漸漸發現，自己對這份工作缺乏幹勁，還是想登山。左思右想之下，他報名了一個夜校學習攝影，打算有朝一日辭掉工作，成為一名登山攝影師，去做自己內心真正想做的事情。

梅裏雪山。

契機來臨時是1998年夏天，這年7月，梅裏雪山腳下的明永村村民在放牧中，發現了隨著冰川漂流下來的登山隊遺體和遺品，小林立即和山嶽會幾位隊員一起前往當地，進行遺體收容，最終確認了3名日本隊員和2名中國隊員的遺體，在大理舉辦了火葬儀式。

第二次從梅裏雪山返回日本，小林的心情與第一次截然不同，28歲的他隨後辭掉工作，告別了安定的上班族生活。“大學在山嶽部的時候，已經習慣了貧窮的生活，工作兩年多少有些積蓄，每個月隻要有10萬日元我就能活下去”，辭職的次年，小林前往明永村常駐，目標是把全部隊友的屍體歸還給遺族，帶著“這17個人，必須把他們帶回來”的念頭，開始了他的異文化生活。

“靠著從前的登山經驗，遺體的收容工作沒有太多技術難度，隻要多加小心，也幾乎沒什麽危險。”小林說，雖然沒有難度，“但要付出時間，能夠每年待在明永村的人，除我之外沒有別人了。”

上圖：2001年的背影。

下圖：背著回收的遺物，在不穩定的冰川上行走。

麵對死去的隊友的心情，卻總是很複雜。從雪山落下、被冰川重壓、遭受強烈腐蝕的遺體，往往是慘不忍睹的。小林在書中展示了幾張包裹在衣服中的遺體碎片，已經是非常溫和的畫麵，更多拍攝下的現場場景，因為過於殘酷不能展示給外人看。

散落的遺物。

小林說，他從前見過全部11名日本隊友，若是在他們剛去世時發現遺體，立刻就能知道是誰，但他們已經在冰川中埋藏了7年以上，“盡是些被切斷的手腕或腳掌，失去了頭部的殘破的軀體，一眼看過去，並不能判斷誰是誰”。要通過身上的衣物辨別遺體碎片身份，運氣好的時候，會寫著名字。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動作，他始終記得，某次在兩三米深的冰隙中發現一具遺體，他鑽進去，扒開衣物想要確定是誰，遲遲沒有線索，一直到脫下了內衣，映入眼簾的是嚴重損傷的軀體，伴隨著陣陣惡寒在狹窄的空間裏襲來，令他兀地感到一陣強烈的惡心，“哇”地一聲大叫出來。

冰瀑。

然而一旦確定了隊友的身份，他的內心又會升起一種“久別重逢”情緒，眼前矗立著高達千米的冰牆，活著的人倘若摔下來便會立刻喪命，死去的人卻從頂上直直落下，被冰川運送到自己眼前，他猜測著死去的隊友是靠著怎樣的意念來與自己重逢的，忍不住要對他們說一句：“終於見麵了！”23年的搜索活動，兩種複雜的心情始終在他心中交織著，“無論見過多少次遺體，還是會覺得生理性的惡心，但無論見過多少次，還是會覺得非常懷念。”

1999年攜帶遺物。

小林堅持搜索活動的另一個目的，是他很想搞清楚：1991年1月3日的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麽？死去的人已經喪失了語言，沉默的物品卻會說話，小林觸摸著那些被嚴重毀壞的安全帽，或是被折斷的堅實的鐵鍬，從中得到了些許信息：他們一定曾被厚重的積雪所壓。對他傾訴得最多的還是隊友的手帳。他找到的好幾本手帳都寫著當天的情況，證實了那個晚上下起了非常大的雪，漸漸將帳篷掩埋，“但寫著‘這天睡得很好’的記錄卻一個也沒有，因此可以想象，他們是在大雪的帳篷中，不時寫一寫手帳，出門觀望一下狀況，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雪崩。其中有一本手帳，打開時仍有一支筆夾在其中，我想，那個人在事故發生時應該還沒睡，還在做著點什麽。”

柴市市長（左）和小林（右）在屍體搜索站點俯瞰冰川。

能確認身份的遺體碎片和知道歸主的遺品，小林都要親手將它們歸還給遺族，在與隊友的親人和朋友接觸的過程中，他又一次了解了這些人的故事，感覺與他們重新了認識了一次。這其中有他關係特別好的夥伴，僅有21歲的同級生笹倉俊一和23歲的前輩兒玉裕介，兩人生前幾乎每天與他見麵，登山、聊天，也一起喝酒，起初很多年他不能理解他們的死，是在搜索活動中才漸漸想通了，如今他說：“山嶽會的人們，是出於自己真的想要登上那座山的意願，然後不幸死去了，他們真摯地麵對了自己想做的事，實現了登山的願望，雖然失敗了，雖然是令人悔恨不已的結果，但也是幸福的。”

第二故鄉，山下藏族村莊

生活在梅裏雪山下的藏族人對登山隊的態度就完全不是如此了。當地人世世代代將“卡瓦格博”（藏語裏的“梅裏雪山”）視為神山，對於擅自到來的登山隊充滿了憎惡之情，小林隨時能感受到這種敵意，常常有人毫不客氣地對他說：“你的朋友踐踏了我們的神，他們的死是活該的事！”

初雪的明永村。

第一個接納小林的當地人，是明永村的村長紮西，他不僅讓小林免費住在自己家裏，三餐都和全家人一起用餐，前往冰川進行遺體搜索時，也總是陪著他一同前往——細碎的冰川隨時有崩塌的可能性，和了解地形情況的當地人一起前去，才使這份工作安全地進行了23年。疫情的兩年裏，小林不能前往中國，由紮西每年代替他進行搜索，兩個月前，他從發給小林一張照片，那是在冰川中找到了一個巨大的帳篷，“很完整，感覺還能使用”。

對於日本人小林來說，無論宗教、價值觀還是生活習慣上，明永村都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和村子裏居民們的合照。

他受到的第一個衝擊是村裏竟然沒有廁所，隻要走在路上，就會無意中撞見某處正在大小便的人們，他們並不隱藏自己，也不在意被看見。日子久了，當他對這種景象逐漸習以為常的時候，便喜歡上了當地的生活，尤其是，“在晚飯之前，有一個大家一起喝酒的時間。經常是我和紮西，還有爺爺奶奶，四個人一起喝著酒，說很多話，偶爾紮西的妻子也來，孩子們也來了，我非常喜歡這樣的時光。反而是到日本，因為沒有這樣的大家庭的時光，感覺有點兒寂寞。”一開始完全不懂中文，後來也隻會說一點點口音奇怪的中文，但在那樣的時光裏，日本的小林與梅裏雪山下的藏族人是心意相通的。

隻有生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在明永村的生活，更深刻的意義在於令小林知道了“聖山”的意義，這是他改變身份立場、逐漸理解梅裏雪山的一個過程。“起初我是登山者，隻會望著頂峰，一心隻想到達最高點。然後我成為搜索者，第一次感受到山的可怕之處，可以吞噬人的性命。最後我成為了生活者，對梅裏雪山是聖山這件事有了實感，以前從山上往山下看，我總覺得明永村是一個貧乏的村子，實際住在其中之後，才了解到這是一個得到那麽多自然恩惠的地方，有那麽多農作物和水果，其實是很豐裕的。”

上圖：多克拉山門（4480m）。

下圖：北西麵的冰河。

為了更好地認識作為聖山的梅裏雪山，小林在明永村村民的陪伴下，先後進行了三次轉山之旅，終於知道了心中埋藏的問題“何為聖山？”的答案：聖山是生命之源。山上下雪，山下的村民才有了水；山間有森林，山下的村民才有了食物。是聖山孕育了村民的生命，令他們可以在此生活。因此作為一個登山者，小林雖然對攀登梅裏雪山仍有渴望，但作為一個生活者，他也發自內心接納了當地人的拒絕：“作為聖山的卡瓦格博，是被幾十萬人信仰著的，如果他們不接受，那就絕對不可以攀登。”

上圖：桃樹和牛。

下圖：苔蘚樹樁。

如今的小林，將梅裏雪山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11位日本隊友中，他將8人的遺族帶到了梅裏雪山，實現了他們親眼看一看親人死去的地方的願望。從2013年開始，他又成立了一個“卡瓦格博會”，組織對聖山感興趣的日本人前往喜馬拉雅各處巡禮：不丹、印度、岡仁波齊、梅裏雪山……在梅裏雪山，小林會向人們講述當年在這裏發生的事故和他在明永村的生活，參加者中很多都是因為讀過小林的書才對梅裏雪山產生的興趣，其中不少已經是年過70歲的老人，身邊的同齡人正在接連死去，他們帶著一種為死亡做準備的心情，遠遠眺望著梅裏雪山。

尾聲：故事未完待續

而和明永村的故事，也不隻是發生在村裏。對於村民在搜索活動中給予的支持，學士山嶽會的人們一直在思考：有沒有什麽報恩的方式？2008年，這個想法成為現實：在山嶽會一位前輩的資金支持下，村長紮西的女兒來到日本留學，在東京學習了兩年日語後，又順利考上京都的同誌社大學。讓小林也沒料到的奇妙緣分是，2014年女孩大學畢業後，和山嶽部的一位後輩結了婚，如今已經生了兩個孩子，一家人住在岐阜縣。在女兒舉辦婚禮的時候，村長紮西也來到了日本。

2014年，來到日本的村長和女兒Pematsumo在同誌社大學畢業典禮上。

小林兩年沒有進入梅裏雪山了。在京都比叡山上，有一個在1993年為這場山難建造的鎮靈紀念碑，封閉在日本的日子裏，小林頭一回前去這裏祭奠隊友。他帶了很多因為無法確認物主而無處歸還的遺品擺放在墓前，向隊友們匯報了自己計劃結束搜索的決定，心中帶著遺憾：“雖然已經很努力了，但還是沒能找到清水醫生。”

比睿山的紀念碑前排列著遺物，2021年攝。

小林最後一次發現隊友的遺體，還是在2004年，此後的17年裏，他和很多隊友的遺族都漸漸斷了聯係，那些失去了親人的家庭，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從事故的陰影中走出來，這也是他的搜索活動的意義：拿到遺骨的遺族們，才能真正接受“死”這一現實，開始新的生活。

小林深知這一點，歸還遺體後，便不再去打擾他們的生活，過去的17年裏，他之所以仍在搜索，就是想要找到最後一位隊友——隊醫清水久信的遺體。清水醫生的父親已經在等待的過程中去世了，年邁的母親不久後住進了養老院，小林也漸漸不再得知她的消息。沒能找到清水醫生的遺體，對小林來說會成為永遠的遺憾，對兩位老人來說也許反而是臨終的美好願望，“他們最後似乎是覺得：不被找到也好。那麽多年了都沒被發現遺體，說不定是因為兒子在西藏某處的深山裏還活著呢，父親是抱著這樣的想法到最後的。”

上圖：抬頭看雪山。

下圖：月夜。

小林正在等待著疫情結束，他要前往梅裏雪山進行最後一次搜索。從28歲到51歲，尋找17位隊友的路程改變了他人生的方向，讓他明白了若是一直生活在日本永遠不會明白的道理：“對人類這種生物來說，自然是多麽龐大。”未來他還想一直以“聖山”為主題進行攝影，或許還會再寫書。而即便搜索活動結束，他和隊友之間的關係也不會結束，小林告訴我，中國版的電影《梅裏雪山》已經在拍攝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