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以來，在大陸被以反革命罪名處死的，至少要用數十萬乃至百萬計，而唯獨林昭被一些人士奉為聖女，主要是賴其在獄中所寫的血書，慷慨悲壯。然而這些廣為流傳的血書，其真實性，卻鮮有考證。
筆者在查閱相關資料後，認為現今流傳的所謂獄中血書，係後人偽造。證據如下：
一、林昭在血書中自稱基督徒，而基督教的教規對血有禁忌，不能用血寫字。寫血字是敵基督的行為，是撒旦的行為。在西方的小說，恐怖電影和真實的案件調查報告中，經常可以看見這一點。
或有人辯解道，不同教派對此禁忌可能寬嚴標準不同，或林昭可能不知道有此教規。故，本項暫時存疑。
二、有資料稱，林昭多次用利器割傷或刺傷自己，取血代墨書寫，寫下多達32以上萬的文字（《靈耦絮語》18萬字，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第三封信14萬字，還有很多未統計，現流傳15萬字的血書，主要是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第三封信）。她甚至把牙刷在水泥地上磨尖，製成利器，以刺傷手指，還多次企圖自殺，未遂（基督教反對自殺）。此類行為，也多次被監獄管理當局發現。不要說是管理嚴苛的大陸監獄，即使美國的監獄，如果犯人多次這樣做，而監獄管理者卻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那麽典獄長也要被回家了。如果是當時的中國大陸，恐怕典獄長也得被定罪為反革命。
三、即使監獄當局聽之任之，一次又一次地任由林昭用利器自傷，那麽取血代墨也僅僅解決墨的問題，紙張的問題，筆的問題呢？有資料說林昭曾經在床單和襯衣上寫字，又說使用發卡寫字。不過林昭的同學在血書前言中說，手稿是寫在137頁有光紙上，字體大小為老五號。《尋找林昭的靈魂》中說，手稿後經林昭用鋼筆謄抄。
老五號大小的字是不能用發卡寫的。在管理嚴格的監獄裏麵，這些紙張和後來明確出現的鋼筆是從何而來？莫非是監獄管理者在默許林昭不斷地寫這麽多及其危險的反革命材料？
四、這些在當時看來如炸彈般危險的反革命材料，是如何在嚴苛的政治環境下流出並保存完好的？《尋找林昭》中隻是提到：“這是一位警官冒著生命危險把它拿出來的。至今我們不知到他是誰，叫什麽名字。”我不知道這位警官是從檔案裏麵竊取作為罪證的資料，還是從林昭手裏直接得到的。如果網友對文革時的大陸政治環境有所了解，就會知道此警官不隻是冒著自己生命危險，還冒著株連家庭的危險。如果這是真的，此人的勇氣絕對不次於林昭。能在體製之中出現如此正義且勇敢的人，已經是非常稀奇，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林昭早已平反的情況下，在現在站出來不但沒有任何危險，還能留下美名的情況下，此人卻不留名字。即使是真英雄不想揚名，至少也應該說說自己的事跡的，是怎麽保護林昭的血書30年的？退一步說，即使此人不說，尋找林昭的人也應該探訪挖掘一下這位真英雄。
五、有網友會說，以上這些疑問，雖然都是可能性極小的小概率事件，可是也許有可能都會發生，於是林昭的奇跡出現了。那麽請看最後一點。林昭在血書中，多次出現“極權”一詞，而“極權”或“極權主義”一詞傳入中國大陸，最早也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直到90年代，才在學界流行。林昭不可能未占先知地使用“極權”一詞，如果她想表達這樣的觀點，完全可以用“法西斯”或“獨裁”等詞語。
Totalitarianism，是意大利法西斯理論家喬瓦尼·秦梯利在1932年創造，1945年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用於稱呼和開放社會（自由民主）相反的社會政治結構。二戰後，西方思想家多指納粹德國與蘇聯的製度。在1965年，殷海光等人翻譯哈耶克時，把“Totalitarianism”翻譯成“極權主義”。而大陸在1949年之後到1978年之前，和西方思想界中斷聯係，和對岸的思想界更不會有聯係。故此，在1978年之前，不會出現某位大陸人士使用“極權”或“極權主義”一詞的情況。
由此可以判定，現今流傳的15萬字的所謂林昭獄中血書，的確是後人偽造的。
那麽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呢？我當然不知道。不過在《尋找林昭》中，曾經閱讀過林昭案件原始檔案的原《民主法製》記者陳偉斯先生這樣回答編劇：
問：檔案裏有血書嗎？
答：有血書，血寫的。
問；寫在什麽上頭的？
答；寫在一張黃的紙上。所以說仔細看起來就不大好看。
問：認不出來了？
答：認得出來，看還是可看的。經過這麽多年，顏色退了一點。
問：有沒有寫在其他地方的，比如說寫在布上、衣服上的。
答：衣服上的沒看到。
由此推測，林昭的確在獄中寫血書了，不過不多，隻有一張紙而已…………
真實的林昭可能比所謂血書中展示的更加勇敢和覺醒，不過這需要新的證據支持。而由現今流傳的所謂獄中血書支撐起來的聖女形象，則隻是一個虛構的聖女，某些人的美好想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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