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陸 | 三進山城：我的重慶大串聯

來源: 世事滄桑於 2022-01-07 05:46:34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33519 bytes)

山城，重慶。一九六六年十月至一九六七年五月。

我，一個十六歲的上海中學生、非紅衛兵，卻三次去了那個地方，名義和內容都是大串聯。

記得六六年八月，上海的街頭出現了北京的紅衛兵。他們穿軍裝、戴袖章、紮武裝帶，一副“救世主”的模樣。這以前，上海的紅衛兵好像沒這般裝束，自然也沒這等威風。在複旦，我看見一圈圈的人把他們圍在操場上，猛烈地為他們的演講鼓掌；在我就讀的中學，我看見他們演示了教訓牛鬼蛇神的武鬥……不久，學校也有了選派紅衛兵去北京串聯的名額，我們這些非紅衛兵隻得乖乖地靠到一邊去。可我很不甘心，並非因為家庭問題的麻煩，而是因為抵擋不住外麵的誘惑。這時，關於串聯的種種說法已經如同片片翅膀在校園裏飛翔著了。說外地紅衛兵可以憑學生證在上海站辦票；說上海紅衛兵在外地乘車照樣不要錢；說北京紅衛兵在浦口設卡檢查三證（紅衛兵證、學生證、文革聯席會議的串聯證）。一天和班上幾位並不煊赫的同學說起串聯，個個眼睛發亮，竟然第二天就出發了，那天是十月十日。

上午，我們先坐長途汽車到達鬆江，再花八角錢買一張去嘉善的火車票。因為隻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們的身分立即就會發生變化，變化成“外地赴浙江串聯的革命師生”。研究文革史的學者應該了解，這條路線是當時上海的非紅衛兵外出串聯的主要通道。下午，我們坐上了火車，火車停靠嘉善的時候，大家手中緊緊攥著車票不敢喘氣。直到那聲尖厲的汽笛劃破凝固的空氣，火車重新晃動起來，才算回過了神來。晚上，我們到達杭州，原來以為出站是道鬼門關，結果卻像魚兒出遊般地順暢。接著，就是在馬路對過的接待站，憑學生證吃飯，憑學生證上車，學生證成了那個特殊時代的“金卡”，大家歡天喜地。

離開杭州的時候，我們準備去韶山。排在我前麵辦票的是位重慶的學生，我問他《紅岩》中的“白公館”、“渣滓洞”，他說那都是真的，都是可以參觀的（《紅岩》在我們這代讀者的心中曾是塊燃燒的碑石）。原定的走向就這麽很突然地被改換了。

去重慶的二十三次列車擠得水泄不通。兩天三夜中，我們起碼有一天一夜是站著的。我小時候得過腎炎，望著混濁的車燈下一片耷拉著的腦袋，幾次下意識地掐掐頭皮，試試有沒有腫漲起來，很擔心自己堅持不住，結果，還真挺過來了。

一個薄霧嫋嫋的清晨，我們到達了重慶，好奇地打量著這座城市：順山勢而築的房屋像堆積木擁擠一片；高高的石階像堵直牆從頭頂上壓下來。乘上稀奇的纜車，看汽車在山腳下走，誰知頭頂上還開著跟上海一模一樣的無軌電車。大家忘記了疲勞，興奮地在馬路上追逐起來。

重慶的接待站開了一張路條，我們便循著指示找到了一中。一中總務處的老師剛剛上班，見我們站在辦公室門□竟慌了手腳。原來，這是一中負責接待的第一批“紅衛兵”。一中的同學知道我們從上海來，來尋訪他們這座城市的故事，非常熱心地告訴我們，一中就在沙平壩，沙平壩就是《紅岩》英雄戰鬥過的地方，並主動提出帶我們去中美合作所。

白公館、渣滓洞是中美合作的兩座魔窟。其實，這本是兩幢不錯的建築，坐落在歌樂山的半山腰，本應有飄飄然的詩意。但是高牆上的鐵絲網，散布在四周山坡上隱約可見的碉堡群，使它顯出很猙獰的模樣。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有不悔的生命在涅槃；有不屈的靈魂在呼喊。我感到腳下生成著奔突的地火，整座房屋都為之燃燒起來。記得那天下著涼嗖嗖的秋雨，我們穿行在這陰森森的山穀裏，心中一會兒冰涼，一會兒火熱。

當時，我們為什麽放棄韶山？選擇重慶？（《紅岩》的誘惑固然是原因）去韶山是朝拜，去重慶是憑吊；朝拜是仰視輝煌，憑吊是領悟悲壯；朝拜是添幸福之情，憑吊是增英雄之氣。也許，我們心靈史中的密碼更偏重於後者——我至今沒把這個問題想明白。

六六年年底，北京通告全國：提倡紅衛兵徒步串聯，不過說法上還留著一條晃動的尾巴：開春以後乘車串聯將繼續進行。春節前，一個高年級的球友（我是業餘少體校乒乓球班的）告訴我，大多數徒步串聯的紅衛兵還是乘車的，幾個低年級的球友便吵著要我們也帶他們出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麵。我被說動了，帶上一個小同學直接買票從上海到了杭州（也算老經驗）。

誰知到達杭州的第二天，北京緊急通知全國，停止徒步串聯，三百公裏以外的十天內辦票回家，三百公裏以內的則一律走回去。杭州站門口圍滿了上海學生，我們去那兒轉了一圈，見大家緊張地交頭接耳，顯得慌亂又無奈，心生一計，豁然開朗，但坦坦然然地走開了。我們瞄準了同一接待站的一位重慶學生，並非因為他矮小，傻呼呼的，而是因為他一人手上竟有七、八張學生證（實在不傻）。我們要求用一枚井岡山紀念章換他兩張去重慶的車票，他拔腿就往車站跑，當天就喜孜孜地把票辦來了。就這樣，我又到達了重慶。

如果說，一進山城是為了尋找英雄，二進山城則是巧合（如果那個同學是廣州的，不就去了廣州啦）。何況，當時大串聯的本原意義也不再那麽純粹和完整了。記得第一次在重慶的時候，我們還忙著抄大字報，集傳單（重慶的許多傳單是用黃草紙印的），開座談會。一方麵往家裏傳遞情報，二方麵也啟動別人，真正像似革命的樣子。這一回，心裏真正想著的卻是過三峽。

前後不過三個多月，為什麽會發生這樣變化呢？我想，大串聯（幾十萬人乘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屬於社會的非常行動，而非常行動則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應是根本的緣由。由此，生發出周遊大地、探訪親友也就不為怪了。反之，這才是屬於正常的歸趨——這裏存在著一種告訴：告訴人們的心裏萌動著生活的渴望；告訴社會的運動產生了恢複平靜的需求——從重慶回上海的船上，竟然有許多和我們一樣趕在最後的日程裏回家的串聯師生，他們有的從峨眉山來，有的從西雙版納來，有的甚至從敦煌來，他們背著從各地采購的土特產，他們背著照相機——他們比我們更精明，更瀟灑。船過三峽，人便被大自然融解了（那天，我曾想到過毛澤東詩詞，同樣麵對蒼茫大地，為什麽毛澤東會發出“誰主沉浮”的尋問，我們則會被陶醉而融解？因為毛澤東是偉人，我們是凡人）。上海虹口區的一位教師看我們心饞，為我們拍了兩張照片，總算記錄了這段經曆。

回家的路上，竟碰到一樁很蹊蹺的事情。那時，船上規定，每個航程都要組織一次毛澤東思想宣傳晚會。記得晚會是在底艙開的，串聯的師生中竟一下子走出了許多文藝高手，有獨唱，有吹奏，有舞蹈，像似享受了一場精神沐浴，熱鬧的氣氛使人輕鬆高興。回到艙房，我的鋪上卻躺著個陌生男子，起先以為人家睡錯了，使勁叫喚，以至同艙的人都來推搡他，他也不搭理。他的身上黏著些泥，像從田間走來，他很粗實，有一個抵兩個的感覺。背槍的乘警來了，他的眼神晃動著，有人遞給他了紙和筆，誰也不會相信，誰也不敢相信，他竟然在紙上寫：我受國民黨反共挺進縱隊×支隊派遣，目前正沿著長江流域組織活動。房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乘警的臉色有點發白，嘴裏囁嚅著往後退去。有人說這是瘋子，有人便立即叫來了船醫。船醫很和藹，摸著那漢子蓬亂的頭發，為他號脈，問他來路，他仍不吭聲。這時船醫悄悄取出了銀針，掐著那漢子的手指向深處紮去，那漢子的身軀像遭受鞭打似地扭曲起來，頭上滾出了豆大的汗珠，隻是仍不吭聲。艙房裏擠滿了串聯的師生，膽子小的抱作一團，膽子大的，憤憤地罵人，複旦的一位大學生挺身而出去與船長交涉。船長和乘警來了，不知他們與那男子說了什麽開竅的話，那男子麻利地翻身下床，嘴角上還掛著一絲輕蔑的笑。師生們叫喊起來，一致要求複旦的同學作為代表處理事件。半小時後，複旦的同學有點沮喪地從船長室出來，告訴大家船長已決定按航運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個停靠站。

夜已深了，江麵上風很大，密密的細雨不知什麽時候從天上飄落下來，使人心寒。人們漸漸地離去了（我想，這件事若發生在三個月以前，一定會是不同的結果），堅持到最後的七、八個人在深深的沉默中看著乘警把那男子交給了站上的人。突然，複旦的同學大聲叫起來：不是說好派出所接人嗎？為什麽不是？乘警抬頭看看他，也是深深的沉默。此刻，一位立在一旁的服務員說話了：你們隻跑一趟，他們天天要在這條線上跑……後麵的話沒有說下去，說下去便是底牌。

複旦的同學在天朦朦亮的時候停止了旅行，決然地在又一個停靠站下船了，他說要趕快去向公安機關報告。盡管，我後來曾去複旦尋找過那位同學，但一直沒有找到，這件事在我心中就一直是個問號。

六七年五月，本應了結的運動脫軌了，全國烽煙滾滾，燃起了武鬥的戰火。山城重慶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上海的兩派則憑內功對峙著。我們停課在家，無目的地尋找著歡樂和刺激。一天，找球友練球，球友班級的同學又嚷嚷著要出去闖闖，其中一位年齡稍大的同學不顧我們訕笑，直言不諱要去重慶找在北京串聯時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說動，但我不同意去重慶，於是一大幫子人瞄著各自的方向出發了。

當時，全國已停止串聯，不接待，不辦票。我們潛進了火車站，試圖混上客車，但客車管製得很嚴，沒有可鑽的空隙。一輛工程車發動了，我們便爬了上去。誰知敞篷的車廂裏早已躲著兩個賊溜溜的人，我們立即拉緊了腦門裏的那根時代之弦，想到了階級鬥爭，想到了車毀人亡。車在南翔站停住了，我們很英勇地把那兩人押送到車站，車站上的人有點漫不經心，說他們是流民，反而勸我們回家去，我們多少有些失落和沒趣。原來，以革命的名義並非在每一個地方都是熱烈和響亮的。

南翊站負責編發上海往北去的貨車。一車頭正呼呼地吐氣，我們便呼呼地往上爬。列車運行了十分鍾，大家歡喜地探出頭，兩邊竟不是空曠的田野，是擁擠的房屋，是我們這些上海東區的孩子經常見麵的房屋。原來列車是沿淞滬線往何家灣開，大家罵天罵地，哭笑不得。何家灣車站的檢車工很講義氣，他告訴我們如何判斷貨車的走向，如何聽懂車站的廣播調度，並讓我們爬上當晚由何家灣車站發出的最後一趟貨車。這趟貨車到達了新龍華，新龍華站編發上海往南去的貨車，我的方向和目的又被調整了。當晚，傾盆大雨從天而降，包括我球友在內有雨衣的被派出去偵察，我和其他沒帶雨具的五人縮在一張拉開的塑料布裏。可是，直到天亮，派出偵察的也沒有回來，在那位一心想著女朋友的同學的極力催促下，我們爬上了南下的貨車。還沒有離開上海，我就和球友失散了。在這五人的隊伍中，我成了其他四人同校異班的“外人”。

也許鐵路對客運進行了嚴格的控製，也許貨運站、客運站處於不同的位置，也許貨車比客車更隨意，整整一個星期，我們以生與死的抵押，追逐著隆隆的貨車。為了躲避風雨，我們曾在飛駛的貨車上行走，一手抓住這邊的車廂板，一手拉住那邊的鐵把子，腳踩在車廂的接合器上，身下快速退去的鐵軌，像兩把閃著寒光的鍘刀。腿一彎，臂一收，身子往上一騰，從這個車廂飛到了那個車廂；為了填充饑餓，我們挑破籮筐，割裂布袋，結果把肥田粉當作白糖塞了滿嘴(後來，聽失散的球友說，他們扒車時曾遇到一箱箱紅棗，不僅吃個痛快，還每人裝了滿滿一書包)。從浙江到湖南還算順暢，有好幾次向押車的遞上一枚像章，就能平平安安地坐到尾車裏。進入鐵路柳州局管轄的線路就處處磕磕碰碰了。在柳州，我們被抓進了辦公室，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剛要說話，同學中一聲淩厲的“走資派，靠邊站”弄得他張口結舌；在獨山，軍代表無奈我們的學生身份，要我們去找民政局借錢買車票（在獨山鎮上，我們看到了貓樣大的老鼠穿街而過），民政局竟然向我們大歎苦經，弄得我們像發慈悲一樣。這件事提醒我們，為了防止意外，我們把學生證姓名全改了，我的改法是在“金”字右邊加一個“戔”，在“大”字上加一橫，“金大陸”成了“錢天陸”。也許為了保證抗美援越輸血線的暢通，這一路甚至連不知名的小站也進行嚴格的檢查，我們總是埋頭躲藏，抓下來後再沿著鐵軌往前走，等火車重新駛出站便一聲號令飛身跳車。有一次，碰到一位革命者（責任者？刁難者？），他像螞蝗一樣叮住我們。我們一跳車，他就舉紅旗，列車吼叫著停下兩次，直至他狠狠拉住我們的書包，列車在山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才得意地告訴我們，今天已沒有列車在此停靠了。我們隻得在雲貴高原上走了整整一個下午。還有一次，執意要去重慶見女朋友的那位同學，跳車時不知是手上抓得太鬆，還是腳下蹦得太輕，突然像似遭受電擊被車廂刮倒在地，嚇得語無倫次，一臉死白，我的心頭也起皺似地生出了一層恐懼。望著茫茫的深山峽穀，感到可能回不了家，想起媽媽、弟弟和妹妹，曾背著其他四人傷心地哭過一次。

一路上，在衡陽、在貴陽我曾兩次提出轉換路線，但一顆少年的遊戲之心怎能抵擋得住人家青春之情的萌動呢。那位同學還威脅我，說要丟棄我，我的方向被他的意誌決定了。雖然這是那麽的勉強和偶然，但是大串聯中發生這種雷電般的愛情故事，卻是那麽的熱烈和必然。我還堅持什麽呢。

到達重慶的當天下午，那位找女朋友的同學就離去了。我們漫無目標地在大街上走，不知當晚睡在哪裏？突然，眼前出現了一支威武雄壯的紅衛兵隊伍，一律的黃軍裝，一律的大袖章，“首都紅代會”的戰旗像頭火鳳凰在隊伍的前頭舞動。我們尾隨著隊伍，隊伍中也有人親切地向我們招手，直至邀請我們上了他們的車，送我們到達了重慶政協禮堂。不一會，來了位複旦紅革會的紅衛兵，他不穿軍裝，不戴袖章，文質彬彬的樣子。他問了我們的情況，宣布由我們四人正式組成“上海中等學校紅衛兵駐渝聯絡站”，並給了我們安頓的房間。我們對重慶的運動情況基本不了解（我還算知道些大概），更沒有“支左”的熱情，所以，每晚看到解放碑四周黑壓壓地坐著聽廣播宣傳的人群，心中很茫然；看到兩次悲壯的抬屍遊行，心中有點害怕。複旦的紅衛兵給我們分派過兩次任務，一次是去聽《紅岩》組畫的畫家遭受迫害的控訴，一次是為紅衛兵的大型演唱會送份聲援信（那個時候“小分隊”很火熱，它除了為自己的派別作宣傳，還具有其他可研究的意味）。還有一次來了一屋子人，說複旦紅革會的頭頭勞元一來看大家，這個名字在上海如雷灌耳，眼前的此人白白的，圓圓的，很清秀的臉，操一口好聽的北京話，不知是真的還是假的。

某一天，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有人給我們發自衛武器（不過藤帽、木棍之類），有人通知我們到三樓集合，有人說當晚要發生大規模武鬥。結果，那一晚很平靜，倒是第二天晚上有百十個人圍著政協禮堂，吼叫著往裏扔石頭。從此，每天傳來恐怖的消息。像似聽見了死神的吆喝，我們商量著逃亡，但一想到又要用火熱的身軀去碰撞幾千裏冰冷的鐵軌，又像似聽到了死神的獰笑，我們坐臥不安，束手無策。一天早晨，政協禮堂的前廳突然擺滿了旗幡，旗幡上寫著世界上最動人的話語。接著，首都紅代會的紅衛兵和山城的“左”派舉行了泣鬼神、動天地的告別儀式。一位清華大學的同學嚴肅地對我們說：必須在五天內離開重慶，否則就回不去了。作為特例，重慶站可以憑學生證辦票。我們奔向車站，看見車站上到處貼著由中央文革簽發的這條命令，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張惶地逃離了重慶。（據後來相識的重慶朋友告訴我，現在山城還有一座紅衛兵墓地，每晚，那兒有百十個不安的靈魂在對話。我盼等著機會，一定要去看看，去聽聽，因為我們曾走到過那場悲劇的邊緣。）

以後，我曾以會議者的身分赴重慶，為了追尋少年時代的足跡，不僅放棄了飛行，還整日整夜地讓窗外的景物衝擊記憶。車過重慶長江大橋的時候，不知怎麽，淚水突然泉湧般地淌出來，弄濕了好大一片衣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