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長貴：從藍蘋到“文革”中的江青
藍蘋是江青二十世紀30年代在上海從藝時的藝名，雖然她從藝時間不長，但很快進入了明星行列。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她變成一個口含天憲、震驚中外的大人物，“攪得周天寒徹”。“文革”是中共黨史和當代國史中非研究不可的一段，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絕然繞不開的人物——因為她是“文革”的符號和象征。邵燕祥先生建議創立“江青學”，我讚成這個創議——當然是作為“文革學”的一部分。毛澤東說，他一生幹了兩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國，一件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兩件事相較，他更看重第二件事。如果說，沒有毛就沒有“文化大革命”；同樣可以說，“文化大革命”也鐫有江青印記和痕跡。“江青學”是中共黨史和當代國史都必須麵對的重大課題。本人不揣疏漏，僅陳鄙見，作為研究和討論這個課題的引玉之磚。
一、江青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始終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江青的政治生涯主要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始終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在“文革”中，她經常自稱代表毛問候群眾，在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時，她一天不知說多少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據江最後的一位護士長馬曉先說，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江到小靳莊還跟群眾說：“我是代表主席來的，代表主席向你們問好！主席身體很好，我是主席批準才來的，你們想想主席不批準我能來嗎？”——毛澤東明明說了：江“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仍然這樣說。這次在小靳莊，她還叫邢燕子、侯雋兩人代表青年給主席寫信，並說：“你們在信封上寫江青同誌轉交主席就可以了。”
江青在“文革”中經常向人們說通過她可以向毛主席反映問題，她也確實幫忙反映過問題或轉送過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澱區的一次會議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就是通過江青江向毛澤東遞交了反映他們受壓的信和他們寫的兩篇關於論“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稿，毛澤東8月1日即給他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而又後果嚴重的信——這是毛澤東“點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自己所說：“……紅衛兵信還沒發出，全國紅衛兵都動起來了”。
在“文革”中，江就是這樣精心地利用和毛的夫妻關係，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說，江青作為毛澤東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員都重要，此話一點不假。“狐假虎威”，這在江青身上表現得十分突出和明顯。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澤東並不一定知道的壞事，如抓保姆（江青青年時期在上海時房東家的保姆），迫害文藝界或其他領域的這個或那個人，她不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要知道她這個身份也是毛澤東給的），同時，也利用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圍和環境，盡管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報告毛澤東。
上麵說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澤東對江青的利用那是更重要的事情。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毛澤東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這件事是背著第一線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實際上即背著整個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過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做的。這把火點得有些失利，受到毛澤東沒想到的頑強抵製；毛澤東的性格“開弓沒有回頭箭”，“一不做、二不休”，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他，又出新招。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點文藝的本領，叫她去找林彪，所謂“請尊神”，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其重要內容就是把林彪拖上“文革”戰車，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壇很關鍵的一步棋，以使江青在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為他所利用。
毛澤東為了發動和開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作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專門機構，並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並一度任代組長），實際上是叫江掌控中央文革小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江青江最大的利用。
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江青極其信任，最有力的證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給江青寫信講“黑話”（毛澤東語），和1967年8月4日又給江青寫信，提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等，這封信通過江青向政治局傳達，和在全黨、全國貫徹執行。而江青江也不負毛澤東的“厚望”，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每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不論是如前麵所說的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還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或是打倒劉少奇、打擊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江青都是積極響應，全力執行的，所以毛澤東稱讚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當然，毛澤東對江青也有不滿的地方，也不時地批評她，甚至還讓政治局開會批評她，但他對江的批評是“恨鐵不成鋼”、“小罵大幫忙”——這從他請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然後又告訴鄧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的話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在“文革”後的一次聚會中，我親耳聽江的護士長馬曉先說，有一次，李訥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經常吵架），李訥說：“你想當武則天啊，你還沒有那個本事。”江青的警衛員薑寶元也證明李訥說過類似的話：“你想當武則天，你知道武則天她怎麽坐天下的？她依靠手下兩員大將給她支撐著才坐的天下，而你，誰支持啊？”我看，這話隻有她親生女兒李訥敢說，恐怕連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都不敢說；不過，我覺得，李訥反複這樣說也是傳達她爸爸毛澤東的意思，否則，她雖然敢說，但也不至於反複說。大概就因為這樣，即江青既沒有武則天的本事，也沒有武則天的“人脈”，毛澤東最終沒有把大權交給她（毛澤東原來可能有讓江青接班的打算）；但盡管如此，江青作為堅決維護“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也是江青的命根子）的人，毛澤東對她還是十分信賴的。所以，筆者認為，毛澤東從來（一直到他逝世）都沒有要打倒江青，連一點這樣的意思也沒有。1976年10月華國鋒等領導人一舉粉碎“四人幫”，這本來是順應民意、違反毛澤東的意願的行動，但卻打著毛主席的名義和旗號，說是“繼承毛主席的遺誌”——當時這樣說是一種政治鬥爭策略；後來也就逐漸不這樣說了。
毛澤東從來沒有要打倒江青。江青對毛澤東也是忠貞不二、始終如一的。在說到江青和毛澤東的關係時，江青江在特別法庭最後作陳述的《我的一點看法》中說：“現在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要醜化毛澤東主席……現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鄉有句老百姓的話：‘打狗看主麵’。就是說打狗還要看主人的麵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過了河的卒子。”（參見《“四人幫”興亡》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1417頁）江青這樣說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說：你們哪裏是審判我，是審判毛主席！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這話雖不雅，卻是江青和毛澤東關係的真實寫照。毛澤東對這條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並且很是愛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為毛澤東的“狗”，她一方麵常常“狗仗人勢”，同時，她也始終忠誠於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殺都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毛澤東的話。
有位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耀祠將軍（少將）生前著書說：在文革中，“江青不但沒有幫毛的忙，反而所作所為與毛主席背道而馳。”（參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第101頁）這完全是罔顧事實的一種說法，不會,終究不會被曆史和人們所認可。
二、從藍蘋到“文革”中江青有一個很長的演變過程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惡多端。那麽，江年輕時就是一個壞人嗎？我認為不能這樣說。
江青，並不是其人的本名，而是她1937年到延安後所選用的一個名字。她童年讀書時，老師給她起的名字是：李雲鶴。這個名字一直叫到20多歲，上世紀30年代到上海後還這樣叫——當然，江青為了做地下工作方便也叫過其他名字，寫文章還用過這樣那樣的筆名。30年代中期，她從事文藝工作，如開頭所說，她以“藍蘋”的藝名行事。江出身低微，其父是一個做大車輪子的木匠，江青自稱“輪人之女”。江1933年離開青島到上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又離開上海去延安。怎樣認識江在三十年代的思想和行為，是全麵和正確認識此人的一個很重要、很關鍵的問題。
江在“文革”中，一方麵吹噓自己30年代的革命經曆，經常向人講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況（向我也講過，我當時任江青秘書），一方麵又竭力掩蓋自己30年代的另一些情況，對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曆史的人大施淫威、殘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別是文藝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殘。她僅在這方麵的罪惡就擢發難數，這也清楚地表現著她政治和道德品質的卑劣。然而客觀地、曆史地講，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黃金年代”（這是美國傳記作家特裏爾在《江青全傳》中的說法）。而江為什麽對她的三十年代又諱莫如深？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後來又成為大人物的共同的變態心理。?
江青出身低微，她既不是大家閨秀，也不是小家碧玉，從家庭（她是庶出）到社會她都屬於邊緣人物。自幼性格不安分，從青少年時代，就投身革命大潮，希望出人頭地。實話實說，江青在30年代，主要在上海，她利用藝術形式，如演話劇，演電影，寫文章，為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爭取婦女解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民族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雖緋聞頻出，但總的來說，此時的她是一個愛國的、革命的、進步的青年。特別是從上海到延安，這是從比較安適的地方到十分艱苦的地方，更表現了她的革命性和進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當時追求革命和進步的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幫”後，對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個30年代的報道和宣傳多是負麵的，從曆史角度講，並不符合事實。
國際友人白求恩對江青的一段描述值得注意。1938年，白求恩為支援中國革命來中國後，曾於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況，於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歌頌延安抗大的長文，其中有專門段落談論這“世界上最獨特的大學”裏的女性學生，而他講的最典型的一個就是那個“來自上海的著名電影演員”。他這樣寫道：“幾個月以前，這個女子還是無數人的寵物，過著奢侈的生活……現在，她與其他學生同吃小米和胡蘿卜，與其他八個女子同住一個窯洞，同睡一張硬炕……沒有口紅，沒有脂粉，沒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學生一樣，一個月隻有一元錢的生活費，用來買肥皂和牙膏。”在這基礎之上的問題非常簡單，“她快樂嗎？”白求恩這樣問，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認為她“一定”非常快樂，“因為她像一隻鬆鼠一樣活潑和淘氣”。介紹白求恩這篇作品的薛憶溈說：這兩段文字也許是西方媒體上最早出現的對這所“最獨特的大學”裏會出現的將對未來中國最具破壞性的“學生”的報道。（參見薛憶溈《“專利別人”的孤獨》，該文收入他的散文集《偉大的抑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從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到延安後是非常活躍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時看到的江，還沒有和毛結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和毛在談戀愛。
我認為，江從一個革命的進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橫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惡煞，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有位名叫李輝的先生，他在《鬱風與藍蘋》一文中指出：從1935年秋天起，一個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所策劃、組織的外圍組織——上海青年婦女俱樂部，有聲有色地活動著。這個俱樂部的創辦者陳波兒等，都是與共產黨有著直接聯係的人。藍蘋——後來的江青也是俱樂部的成員。她因在話劇《娜拉》中扮演女主角而倍受讚譽。這個俱樂部，表麵上屬於上海婦女救國會的一部分，公開宣傳抗日，宣傳婦女解放，但實際上也悄悄地從事著在勞工婦女中宣傳階級鬥爭的工作。比江青小兩歲的鬱風也是該俱樂部的成員，她和江青接觸很多，很親近，她兩人都是這個組織的“活躍人物”。鬱風評論江青說：“我印象中她非常敏感，求知欲很強，一雙富於幻想的大眼睛常常專注地直瞪著你說話，在生活中像入了戲。我當時認為她是個很有希望的好演員。她當時的出名，與其說是由於作為一個明星的地位，不如說更多的是由於這些鬧得不可開交的緋聞。自然，緋聞也不是她為出名而有意製造的。她確實想用功演好戲，甚至對電影興趣也不大，隻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顯身手。雖然她是屬於那種底子不厚卻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說她絕對沒有想到日後會把整個中國當作大舞台，叱吒風雲，演出驚天動地、遺臭萬年的大戲。……也許作為一個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點，如虛榮、潑辣、逞強、嫉恨、叛逆……始終存在於她的血液中。但是，藍蘋遠遠還不是江青。從藍蘋到江青，從1939年（按：應為1938年——筆者）成為毛夫人直到成為‘文革小組’組長、旗手，是有個複雜的漸變過程的。”（該文載《老照片》第3輯，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輝文章的說法，既客觀、符合實際，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見、大智大慧，仿佛還沒見別人這樣說過。
三、江青和毛澤東結婚根本沒有什麽“約法三章”
1938年11月，在延安江青和毛澤東結婚。“文革”後出版的《毛澤東傳（1893-1949）》和《毛澤東年譜（1893-1949）》說這是毛“錯誤的選擇”，“失敗的選擇”。顯然，這不是曆史的觀點。這種“逆推法”沒什麽意義。就因為江在“文革”中成為曆史的罪人，毛在30年代選擇江做伴侶就是“錯誤”和“失敗”嗎？我認為不能這樣看。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觀點，也沒有一點發展變化的眼光。要知道，毛和江都是發展變化的。回到30年代，即毛和江戀愛結婚的時候，毛是革命領袖，江是進步青年，他們的結合有何不可？誠然，當時有不少人反對毛和江結婚，其動機也是真誠和善良的，即為革命領袖形象著想，為黨的利益和事業著想；但其根據，說白了，就是認為江曾經是舊社會所謂三教九流的“戲子”，並有許多緋聞。對江的過去，毛大概不會完全不知情，他當時到底如何看待，現在沒有充分的材料說明。坦率地說，這種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難說明白。隻有一點可以肯定，人們的勸阻沒有影響毛同江的結合。從這一點看，也許可以說，毛並不在乎人們勸阻的那些理由。現在很多人都說，江在延安演《打漁殺家》演得好，受到毛澤東的垂青。這可能是事實，有一定的道理（電視劇《延安頌》就是這樣表現的）。一次看電影時，江就曾跟我（時任江青機要秘書）說過：“主席就是通過藝術認識我的。”我認為江這句話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夠印證前述說法。而江在《打漁殺家》中有比較好的受人歡迎的演技，顯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從藝磨煉出來的。毛既然從《打漁殺家》的表演中對江有好感，“順藤摸瓜”，了解了解江30年代的從藝情況，不是沒有可能的。又據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秘書》（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這兩本書都談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除江外（包括周總理，他是會議主持者）全都簽了名，給毛主席和林彪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發現的江青（藍蘋）於1937年在上海某雜誌上發表的《我的一封公開信》，“從這封《公開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簽名者紛紛表示向江青同誌學習。對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簽名的這封信毛主席不僅畫了圈，並親筆批道：“我就是從此認識江青的性格的。”從毛對江《公開信》的態度看，他確確實實不在乎許多人勸他不要和江結婚的那些理由。再從江方麵說，應該明確，就是從婚姻上講，她也不是為著追求毛才到延安來的。已經披露的材料證明，江到延安後所追求的第一個人並不是毛，而且當時追求毛的，也不隻江一個女青年……如此等等，情況紛繁複雜，一句話，我們看待毛和江的結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態。
關於江和毛結婚，中央政治局有沒有“約法三章”？
翻閱文革後大量有關江和毛的回憶錄、傳記文學、紀實作品，在談到江和毛結婚問題時，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約法三章”，即對江限製性規定：“隻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等。因此，江和毛結婚中央政治局有“約法三章”的說法流傳很廣，迄今不斷。必須指出，這是“三告投杼”、“三人成虎”式地以訛傳訛。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對這個問題我多次撰文辨證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央政治局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麽限製江青的“約法三章”（參閱我和王廣宇合著的《問史求信集》中《所謂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約法三章”的問題》）。從2001年到2008年我著文反對所謂“約法三章”時，還不知道楊尚昆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我現在就把楊的觀點引出來，以饗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和廣大讀者。
其一，文革研究專家金春明在《同舟共進》2008年12期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我可能是在公開報告和文章中較早談及此問題（指“約法三章”）的人。1984年7月，在海軍舉辦的一個報告會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為什麽必須徹底否定”的報告，曾言：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後，“中央規定她的任務是照顧毛澤東的生活，不許她參加政治活動”，這個報告的錄音整理稿經海軍政治部印發後，在全國很多地方翻印，流傳較廣。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領導同誌的注意。1985年7月8日，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處突然打電話給中央黨校辦公廳，傳達了楊尚昆同誌的指示：“黨校關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很好。聽說現在要出版，有一個問題，就是報告中提到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說當時中央有個決定，可以結婚，但江青不能參政。我找了幾個老同誌問了一下，都說沒有這回事。我自己也不記得有這個事。請出版之前，將這個問題核實一下。”當時的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同誌把楊尚昆同誌的指示轉給我。此後，根據領導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報告、講課中，都不再講這個問題。
其二，《楊尚昆回憶：張聞天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遭忌恨》，其中有雲：
199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要出版劉英回憶錄，劉英想請楊尚昆為此書寫篇序言，經他本人同意後，這年3月22日劉英親自帶領張培森和程中原，還有她的秘書朱文英一起來到楊尚昆的家中。
楊說，在延安，我覺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即張聞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對他同江青結婚。我看到過洛甫寫給毛主席的那封信（指張聞就很多人反對毛和江結婚的事給毛寫信）的，那時毛主席住在鳳凰山底下，他把羅瑞卿抓住寫那個抗日遊擊戰爭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這個信給羅瑞卿看了，羅就給我看了。
洛甫那時態度很堅決，真正是中央的同誌寫信向毛表示的就是洛甫。
劉英這時插話說：那時聞天是黨的（總）負責人，因為好多老同誌都有意見。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王世英，過去在外頭搞情報工作，說：“江青這個人在外邊桃色新聞太多，毛主席同她結婚對黨的影響不好。”給中央寫了信，信上簽名的一大串。聞天告訴我，這樣他就寫了封信給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後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結婚，誰管得了？後天就結！”
楊說：曾有傳聞，說江青同主席結婚時中央有一個決定，不讓她參加政治生活。實際根本沒有這件事。
第一、中央不可能通過這麽一個東西，果真如此的話，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嗎?
第二、還有一個旁證，兩年前我曾經問過陳雲，我說：“你那時在延安既是組織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你知道不知道這件事?”
他說：“根本沒有那回事。”（見張培森《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
楊尚昆在這次談話中還說，陳雲告訴我，當江青和毛主席結婚後，他曾經以組織部長的名義找江青談過一次話，說：“毛主席人家有老婆，並未離婚，你要注意啦。”
江青把這事告訴了毛主席，毛就打電話給他，說：“你這個組織部長竟然管到我家裏的事情來了。”
那時正是中央開六中全會，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當我們去看毛主席的時候，江青從窯洞裏出來，賀老總就問：“毛主席，這是個什麽人啊?”
毛主席就說：“嗨!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怪。”
賀老總就說：“主席家裏出來一個我們都不認得的人，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問啦?”
後來沒有過幾天就請我們吃飯。我是吃了兩次飯，頭次就是請羅瑞卿他們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沒有去。
所以我覺得在延安恐怕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惱火的，甚至於他可以聯想到王世英寫的信也是洛甫在裏頭搞的。後來他們兩個關係就越來越僵了。以後他對洛甫的態度就不是與人為善的態度，而是諷刺挖苦。
楊尚昆，從上世紀30年代起就擔任黨、政、軍的重要領導工作，對黨的曆史非常熟悉，他如此執著地關心所謂江和毛結婚中央政治局有“約法三章”的事，堅決地一再地否定這件事，實在令人感佩。這充分表現了他對黨、對曆史負責的精神。我們應該認真地向他學習。在這個所謂的“約法三章”問題上再也不要以訛傳訛了。
劉英講：“有人說，毛主席和江青結婚時中央對江青有個約法三章。這是無稽之談。”（見何方《曆史要真實（征求意見稿）劉英同誌跟我談黨史》2016年10月，第26頁)
四、建國以前的江青應受到肯定
江和毛結婚後，擔負起了在生活上照顧毛的任務。並在他們結婚差不多兩年後，即1940年8月生下了他們的女兒李訥。李訥是毛最小的孩子，她和毛的其他孩子不同，一直生活在毛身邊，她是毛給於父愛最多的孩子。江和毛的夫妻關係存續了38年，應該說是始終不錯的，毛不止一次跟別人說：江青政治上很敏銳，對他很有幫助。江也自詡是毛澤東的“流動哨兵”。江直言，她和毛是“政治夫妻”，誠哉斯言！江和毛之所以給中國人民造成危害，不僅在於他們結成夫妻，而在於他們結成了政治夫妻。
江和毛作為夫妻，在4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和黨中央率領軍隊轉戰陝北時，一直跟隨在毛身邊，擔任中央直屬支隊的政治協理員，做思想工作、群眾工作，有時還幫助毛澤東起草文件和報告稿（毛口述，她記），作為中央領導夫人一級的女同誌這是獨一無二的。這也是江最值得肯定的一段光榮經曆。江沒經過長征，這是她和很多人（如蔡暢、鄧穎超、康克清等“大姐”）相比時一個弱點，但她常以隨毛轉戰陝北自豪（甚至“驕傲”和大肆鼓吹），大概人們都記得在法庭上，江在辯護詞中說：“戰爭年代撤離延安的時候，留在前線追隨毛主席的女同誌唯有我一個，你們（按：指坐在台上審判他的人——筆者）都躲到哪裏去了？！”
轉戰陝北時，江青一直留在毛澤東身邊。這是千真萬確的曆史事實。描寫轉戰陝北的電影《巍巍昆侖》雖然有毛澤東騎馬行軍的畫麵，在這個曆史畫麵中也騎著馬的江青緊隨其後，然而，這個電影不僅沒有提到江的名字，連一個正麵鏡頭都沒給她，實在不應該。政治常常歪曲曆史，這恐怕就是一個不大不小而又很說明問題的例證。而這種例證並不是個別的。如石家莊製作的電視劇《毛主席在西柏波》，有李訥的鏡頭，就沒有江青的鏡頭——這種處理曆史的辦法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的政治利益和一定的政治需要。無數事實證明，曆史（和藝術）服務、服從於政治就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觀，即做到實事求是。查查曆史，看看現實，在“實事求是”是所謂“黨性”的美妙口號下掩蓋著多少錯誤和罪惡。
曆史終究是曆史，它是不可能長久被掩蓋和歪曲的。與《巍巍昆侖》不同，紀念建黨九十周年時，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播放的由王朝柱編劇的50集電視連續劇《解放》，就用不少鏡頭和情節（有些是很重要的情節，如毛澤東（由唐國強扮演）囑江青（有莊慶寧扮演）好好照顧周恩來，在窯洞口或門口，迎接黃炎培、陳毅等）正麵表現江；是否做得完全到位，不必去說，但這樣做——敢於這樣做，就是尊重曆史的表現。也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也逐漸冷靜和理智了。該電視劇播放後，王朝柱先生說：這是32年來（不知從什麽時候算起——筆者）江青第一次以正麵人物出現。王朝柱先生這樣做，其意義非同尋常。它表明建國前的江青是應該和值得肯定的。
這當然不是說，江青什麽都做得對，在她長期的生活和工作中肯定也犯過這樣那樣以及或大或小的錯誤，但錯誤不等於“罪”；錯誤，特別是一般錯誤，不在我們討論範圍。
五、江青崛起於“大躍進”失敗後的六十年代
江在50年代，除了積極參加過批判電影《武訓傳》和“帶隊”（沒這個名義，實際如此）做過“武訓調查”外，參與政治和公共活動不多，因為她身體一直不好。從1949年算起，江曾四次到蘇聯治病。江青崛起基本上是在60年代。這和毛所遇到的政治形勢有關。毛發動和領導的“大躍進”失敗了，他和處於一線的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產生了分歧——很大的分歧，他認定產生了“修正主義”，他感到孤立，要尋找新的根本的政治助手和支持者，即能和他一起堅決反對“修正主義”的人。
在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我在探討所謂江青和毛澤東結婚中央政治局有“約法三章”問題時，我曾問過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汪東興、張耀祠，他們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但幾乎一致地回答我：《約法三章》這件事他們不知道；又說：恐怕不是中央對江有什麽限製，而是毛本人對江有什麽限製。我很認同他們這個觀點，認為對我探討這個問題即“約法三章”問題很有啟發。再說一次，楊尚昆已經在上世紀80年代就不止一次地表明對所謂“約法三章”的態度，堅決和明確地否定了所謂“約法三章”，但我不知道，所以我還要花費時間和精力探討這個問題——這在曆史研究中恐怕也是一個教訓：信息應該及時公開，和及時交流；否則，不可避免地要浪費研究者的時間和精力。再說一點，在探討所謂“約法三章”問題時，我所以要問汪東興、張耀祠，一則，因為我和他倆熟，他是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秘書時的黨支部書記和副書記——這是當時中國的第一支部，即包括毛澤東以及江青在內的支部；二則，我覺得他們長期在毛身邊工作，他們的話有權威性，雖然他們沒有直接回答我這個問題，但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對我探討這個問題還是有很大幫助的。說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後，“毛本人對江青有什麽限製”，我從葉永烈先生向我推薦的一篇文章（鄭克卿、常誌《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看毛澤東對江青態度的演變》，《黨史博采》2005年第1期）中，受到啟示，甚至應該說，對建國後毛、江關係，找到了比較客觀和比較詳細的說明。我深切地感謝鄭先生和常先生，請允許我把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和敘述摘要抄錄在下麵：
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有關江青的批示、信函、電報、詩詞或談話多達77篇。這些文稿真實、客觀地記錄了毛澤東同江青的關係，比較清晰地反映了建國後不同時期毛澤東對江青態度的演變過程。同時，毛澤東對江青態度的變化，也從一個側麵折射出建國後毛澤東本人思想上的變化。
一、從建國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對江青的要求是嚴格的，對她盡管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無意支持她在政治舞台上扮演某種角色。1949年10月1日，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江青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夫人”。然而，江青似乎並不滿足於僅僅照顧毛澤東的生活。1950年1月，她致電正在蘇聯的毛澤東要求到新區去“看一看”。經過思考，毛澤東於1月4日致電劉少奇並轉江青，雖然同意她去新區，但提出了多條具體要求：一是此行須得少奇同誌同意，二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去”，三是下去之後“隻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從這幾條我們可以看出，此時毛澤東對江青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四年後對遊泳池問題的處理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1954年，江青擅自提議為毛澤東修建遊泳池，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江青被迫於4月20日寫信給毛澤東，對自己的行為作了檢討。同月25日，毛澤東將此信批轉劉少奇、陳雲等人：“江青此信請閱。為補救計建造費由我的稿費中支出，遊泳池封閉不用。”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江青的嚴格態度。
當然，這一時期江青的某些行為也獲得了毛澤東的支持和肯定。1951年下半年，江青參加了由文化部、人民日報社組織的武訓曆史調查團，並參與起草了《武訓曆史調查記》。該文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親筆作了15處重要修改。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武訓曆史調查記》後來在《人民日報》發表。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到，對江青在這場大批判運動中所作所為，毛澤東的態度是肯定的。但此事過了幾個月，毛澤東便在關於擬任江青中宣部電影處處長報告上批示“江青是否適宜做處長也值得再考慮一下。”這顯然又是一種審慎、嚴格的態度。
分析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文稿我們可以發現兩個特點：第一，涉及江青的文稿較少。從1949年到1955年，與江青有關的文稿隻有4篇。第二，從涉及江青文稿的內容來看，以提出要求和批評居多。這表明，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中，我們還看不出毛澤東有讓江青登上曆史舞台扮演某種角色的政治意圖。這對江青起到了相當大的抑製作用，使不安分的江青難以按自己的意願去主演或導演曆史活劇。
二、50年代至60年代初，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減少，政治上的關心、指導多了。
從1958年到1963年，是毛澤東對江青態度發生變化的重要時期。從《文稿》中我們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內容陡然增多。如前所述，從1947年到1957年，有關江青的文稿隻有4篇，而從1958年到963年，涉及江青的文稿則多達21篇。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它表明，毛澤東對江青政治上關心、教誨多了起來。
仔細分析有關江青的這些文稿，可以發現兩個顯著特點：第一，指示江青閱讀某些重要文章、文件或其他材料的批示占絕大多數。在所有21篇文稿中，除1961年9月9日為江青寫的一首七絕（《為李進同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及1962年5月代江青草擬的一封給陳宗娥的回信外，其餘19篇均為轉給江青材料的批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材料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既包括國內，也包括國際，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麵麵。比如，1958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一份有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的《紅旗》雜誌封麵上批示：“江青，陸定一的文章極好，必須看，至少看兩遍”。1959年11月，他在《中央國家機關的反右傾鬥爭日益深入》等三份材料上批示：“江青閱後，交林克閱，三件都可看”。1961年6月11日，毛澤東在《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兩個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讀。兩個好文件，可以為各級幹部的學習材料。現在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幹部的時候了。” 1961年11月19日，他在一些材料上批示：“一批材料，送給江青，從中選一些看，不必全看”。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華東組簡報上批示：“此二件，江青閱。退毛。可看，很好。”其中一件是9月11日下午陳毅說，現在有一股風，叫“三麵和一麵少”。即我們對美國鬥得過分了，對修正主義鬥得過分了，對尼赫魯鬥得過分了，要和緩一點。一少，即我們對亞、非、拉支持太多了，要少一點。陳毅認為，“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錯誤的。對陳毅的觀點，毛澤東顯然很讚賞，便批給江青閱讀。1962年12月31日，毛澤東在讀了《文藝報》第十二期刊登的三篇紀念《國際歌》作者的文章後批示：“江青，這裏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後，退我”。從最直接的意義上來講，毛澤東將內容如此廣泛的材料批給江青閱讀，是為了讓她了解各方麵的實際情況，掌握國內外動態。但是，在客觀上，這對江青涉足政壇或介入某一方麵的工作也起到了一種鼓勵或推動的作用。第二，批評性、限製性的批語沒有了。在這一時期的全部21篇文稿中，沒有一篇包含批評江青的意圖或傾向，也沒有一篇包含要求她注意某些問題‘遵守某些等方麵的的內容。轉而代之的是耐心、細致的指導。在批語中，毛澤東常常教導江青要“仔細地”讀，要“精讀”。比如，1960年8月，他將委內瑞拉共產黨一位領導人的談話材料批給江青，要她“仔細地慢慢地看”。1961年6月，他在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批給江青時寫到：“江青精讀”。同時，毛澤東還常常提醒江青，僅僅閱讀是不夠的，還要“研究”材料。1960年6月，原英國陸軍元帥蒙特馬利訪華之後在農得拉魯公司舉行的宴會上說，他在中國期間，看到了幾千年延續下來的中國文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隻有向前推進，並未受到損害。他認為革命對中國是有益的，貪汙、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趕走了。當然革命流過血，使許多人掉了腦袋，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但看來不流血也沒有辦法。蒙哥馬利說，他見到的中國領袖都是有學問的，並且是很有智慧的。他建議所有出席宴會的人都去讀毛澤東有關戰爭的著作。他還得出了兩條結論性的認識，一是西方國家既然無辦法消滅共產主義，那麽就必須找出辦法同共產主義共存；二是在共存的同時，西方國家必須盡一切努力來保存自己的基督教文明基礎，並把它發揚光大。毛澤東在讀了蒙哥馬利的演講摘要後批示：“江青閱。應當研究他為什麽要講這些話。”1963年9月26日，毛澤東把25日的《參考消息》批給江青，告訴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隻看不研究，毫無用處。並且要反複看幾遍。”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用諄諄教誨、悉心培養幾個字來形容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是不為過的。
毛澤東如此廣泛地讓江青接觸各方麵的材料，以及他對江青的耐心、細致甚至不厭其煩的指導，這既是對江青的關心，也是對她的一種支持。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同建國初期相比，這一時期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已經有了很大轉變。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有兩條：一是江青職務的變更。1956年，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為毛澤東的秘書。除負責照顧毛澤東的生活外，還負責收集和研究國際資料。二是黨內高層在一些重大問題特別是對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績與問題的估計上出現分歧。毛澤東對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心生不滿，這也在客觀上給江青提供了可乘之機。比如1961年9月9日毛澤東寫的那首著名的七絕——《為李進同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這首詩於1963年公開發表），不論毛澤東的主觀願望如何，在客觀上都給江青提供了可觀的政治資本。
三、6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政治上信任、倚重
從1964年至1989年九大召開，是毛澤東對江青信任、支持的五年。此時江青由幕後走到前台，在中國政壇迅速崛起。
江青在政壇上的崛起是從文藝領域開始的。在50年代江青就擔任“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和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應為電影處處長——筆者）。但基本上實質掛銜不幹事。進入60年代後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隊文藝工作發表一個談話。談話認為，無產階級文藝的目的，就是要團結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鬥誌，瓦解敵人，消滅敵人。部隊文藝工作必須結合部隊任務和思想情況，為興無滅資，鞏固和提高張鬥力服務。還說，文藝工作者搞好創作，要深入學習毛主席著作，、深入生活和練習基本功這三項過硬功夫，等等。毛澤東在刊載這一談話的《工作通訊》上批示：“江青閱。並於6月5日去找林彪同誌談一下，說我完全讚成他的意見，他的意見是很好的，並且很及時。”讓江青去轉達自己對林彪談話的支持，這在客觀上成了毛澤東鼓勵江青有（由）幕後走向前台的重要信號。僅僅過了十幾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座談會上發表了《談京劇革命》的講話。她在講話中說，對京劇演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這些曆史的真正創造者，那是不能設想的，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我們提倡革命的現代戲，要反映建國以來十五年的現實生活，要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來。這是首要的任務。毛澤東在江青講話記錄整理稿上批了五個字：“已閱，講得好”。表明了支持的態度。從1964年8月到10月，他又連續四次將反映國內國際情況的材料批給江青閱讀。毛澤東頻頻將材料批給江青，這件事體現了他對江青的器重。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是毛澤東醞釀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時期。透過《文稿》收錄的這一時期的有關文獻，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毛澤東對江青培養的曆史軌跡。從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批給江青的材料內容看，毛澤東的主要意圖還是讓江青了解國內外的情況。就國內而言，其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思想教育幾大方麵，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有如下內容：一是關於山西省舉辦農民講習所的材料。毛澤東在《山西農民講習所辦得很好》的材料上批示：“江青閱。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該材料稱，去冬至今春，山西省各市縣普遍舉辦了農民講習所，以毛主席的部分文章為主要學習內容，以搞思想運動為學習方法。材料詳盡介紹了搞思想運動的五個步驟。透過這些材料，善於投機的江青不會揣摩不到毛澤東在此問題上的傾向性。二是關於“四清”部署情況的材料。10月30日，毛澤東在全國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況簡報上批示：“江青閱。大有希望，明冬後春可完。”而早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對當時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運動的搞法，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毛澤東要通過一定的形式、方法將他當時認為是正確的思想、路線貫徹下去，但“四清”並未達到這樣的目的，轉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在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的過程中，江青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正是她拉開了文革的序幕。
就抄錄到此——我已經抄錄得夠多的了（需要申明一 點，我非常讚賞鄭、常兩位先生這種研究，即利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提供的有關材料，研究建國後毛、江關係及其發展變化——他們這種研究大概是首例，是“破冰”之舉）。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應該從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開始，以後的情況，即毛、江在“文革”中政治關係的情況，我在已發表的文章中有所論述，因此也就不抄錄鄭、常二位的敘述和觀點了。
1965年元旦，《人民日報》遵照毛的指示，在醒目位置發表經毛修改、定稿的胡喬木的《詞十六首》。在胡喬木的十六首詞中，毛最欣賞的是《沁園春·杭州感事》，其結句：“誰共我，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唐”，是出自毛之手筆。“詩言誌。”毛所以這樣修改胡喬木的詩詞，是很反映和代表他在“大躍進”失敗後的心態的。毛說“誰共我”（胡喬木原文為“天共我”，毛將“天”改為“誰”——筆者），這不是表明他在找人嗎？應該說，他找著了，找對了，能夠與他相“共”的，不是別人，就是他的妻子江青——真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也應了古人說的：“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在遴選根本政治助手和支持者方麵，江進入毛的視野。這是江在六十年代崛起的根本原因。形勢有了需要，最高領導人（還是自己的丈夫）又賞識，江的機會到了，她也就緊緊抓住，乘勢而起了。
1961年9月9日毛為江所攝廬山仙人洞照題詩：
暮色蒼茫看勁鬆，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毛這首七絕顯然是讚揚和稱頌江青的。
1962年9月29日，毛澤東又和江青一起會晤印尼總統蘇加諾夫人——這仿佛是過去，特別是建國以來還沒有過的事情。
江崛起的第一個大行動，就是從1962年起搞“京劇改革”（或叫“京劇革命”）。大家知道，在1963年和1964年，毛關於文學藝術工作有兩個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第一個批示寫道：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還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簡體——本書作者改）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第二個批示寫道：這些協會（關於文學藝術的各種組織，如文聯、作協等等）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簡體——本書作者改）
這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根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即“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文學藝術工作所做的批評——嚴厲批評。江青搞“京劇改革”，就是根據毛澤東的這種精神或指示做的——追溯遠一點的話，也就是貫徹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具體地說，江青表示，就是要在舞台上使工農兵的形象代替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的形象。江青會同（江青自詡，也有很多人讚譽江青為“指導”或“領導”）北京和上海等地京劇界人士創作了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蘆蕩火種》（後改名《沙家浜》）、《紅燈記》、《奇襲白虎團》等，各地京劇團也都排演了現代戲，如雲南京劇院的《黛諾》、哈爾濱京劇團的《革命自有後來人》等等，1964年6-7月在北京舉行了有30多個劇目參加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在這次活動中江青大出風頭，她6月23日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說：“對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我們全國工農兵有六億幾千萬，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是為一小撮人服務，還是為六億幾千萬人服務呢？這個問題不僅共產黨員要考慮，而且凡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藝工作者都要考慮。吃著農民種的糧食，穿著工人織造的衣服，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警衛著國防前線，但是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麽立場，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對江這個講話，毛6月26日批示：“已閱，講得好。”江這個講話，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六期以《談京劇革命》的題目發表（5月10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同1964年見諸文字的講話相比，一字未改。《紅旗》雜誌為江講話配發了《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的社論，指出：“京劇革命，吹響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開端。”
“文革”中壟斷、統治舞台和熒幕的八個樣板戲，大多數脫胎於1964年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的優秀劇目。當然，我們不必諱言和否定江青在京劇改革中做的工作，她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親眼看到，江青在用餐時，都經常聽所謂“樣板戲”的唱腔，她反複說“十年磨一戲”，一個戲要不斷地改，等等），對這一點，業內人士有不少肯定的評論。如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亦稱頭牌京劇女演員）、第一個在《沙家浜》中飾演阿慶嫂的趙燕俠，雖在“文革”中被江整得遍體鱗傷，而 在“文革”後仍然說：“平心而論，江青還是是懂藝術的。”著名作家《沙家浜》編劇汪曾祺，曾在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而其才華為江青賞識，在京劇改革中受到“重用”——語為“控製使用”，他自稱“唯一可以在江青麵前翹二郎腿和抽煙的人”，他真誠地認為：江青在高層領導中比較懂戲，對京劇比較內行，唱詞好壞有鑒別力，有些話能說到點子上。比如至今耳熟能詳、不少人都能哼幾句的《沙家浜》“智鬥”一場，原來隻有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的戲，胡傳魁一邊呆著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傳魁拉到矛盾裏來，展開三個人的心理活動。實踐證明這樣的改動很成功。研究京劇藝術的著名學者章詒和也說：“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藝術上江青是內行。”但把京劇的所有功勞通通歸在江身上，那是違背曆史事實的。而在“文革”中，讚揚京劇改革，就是讚揚江青，卻是一種時髦，——一種自上而下所引發和倡導的時髦（這一方麵有江的“貪功”，另一方麵，在個人崇拜登峰造極並延及家人的情況下，也有不少人“抬轎子”、“吹喇叭”和“拍馬屁”）。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1966年7月24日，即“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他在廣播學院講話，說：“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而京劇改革這件事，江青同誌是首創者。……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誌。”
郭沫若1967年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行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討論會閉幕式上致閉幕詞時，朗誦了他作的一首詩，說是“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也獻給在座的各位同誌和各位同學”（見1967年6月6日《人民日報》）。其中專門有關於江青的這樣一段：
親愛的江青同誌，你
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
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
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充滿著
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簡體——本書作者改）
江青，就是憑借著京劇改革這座“平台”、這個“階梯”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或前台），又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用她年輕時朋友鬱風的話說：“演出（了）驚天動地、遺臭萬年的大戲”！
結語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為，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了。粉碎“四人幫”以後，她和同夥已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如何讓這樣一個顯赫一時的政治人物，進入曆史研究的視野，“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還是一個需要花大氣力研究的課題。
江青如何從演員藍蘋，一步步演變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江青，其過程、軌跡、原因是什麽？無疑這也是“江青學”中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本文已經不短，擬另為文闡述。簡單地說，我有三句話：環境改變人；權力腐蝕人；外因起了主要和決定作用（這外因指她作為毛澤東的夫人）。我提出這個問題，如有朋友有興趣論說，我願意傾聽高見。“江青學”是一門大學問，不是哪一個英雄豪傑所能單獨完成，它需要集體的力量，我願意做其中一員，希望有意研究“江青學”的朋友，共同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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