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西方國家正沉浸在聖誕節歡樂的氣氛中。當天晚上約七點，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他的辦公室裏，簽署了辭去總統的法律文件，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發表了最後一次舉世矚目的電視講話。

就在十七天前（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舒什克維奇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在布列斯特州（Brest）密會後簽署“別洛韋日協議”（Belavezha Accords）[1]；12月21日，十一位蘇聯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在阿拉木圖簽署“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宣言，這標誌著蘇聯的解體既成事實。

戈爾巴喬夫在辭職講話中意味深長地說道：“命運早就已經注定，當我成為國家元首時，很明顯這個國家已經出了問題。我們擁有一切豐富的資源：土地、石油、天然氣和其它自然資源，上帝也賜予了我們聰明的才智，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生活卻相差甚遠，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原因很明顯，整個社會被官僚主義的指揮係統所束縛，竭力為意識形態服務，還承受著沉重的軍備競賽負擔，這一切導致精疲力竭。”[2]

今天，在蘇聯解體、蘇共消亡將滿30周年和中共建黨臨近100周年、中共政權麵臨複雜的外部環境和尖銳的內部矛盾這樣一個特殊的時刻，我們再來回顧蘇共和蘇聯曾經走過的路徑，重溫蘇共和蘇聯留下的經驗和教訓，分析和前瞻中共和中國未來的命運和方向，相信應該是一件意義深遠、不無裨益的事情。


圖片說明：蘇聯昔日強大、輝煌的曆史，並不能改變蘇共消亡、蘇聯解體的最終命運。圖為1990年蘇共政權分崩離析前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最後一次威武雄壯、整齊劃一的閱兵式。（圖片來源於網絡）

一、從“六四”鎮壓到蘇聯解體：曆史的陰差陽錯

就在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辭職講話的八個月前，即1991年4月24日，蘇聯共產黨迎來了建黨74周年生日。在蘇聯威武強大的表象之下，蘇共其實與這個外強中幹的國家一樣，已經時日無多。但是，透過如此強大的外表，又有多少人能夠看透，這個“偉大”的政黨距離消亡已隻有一步之遙？

僅僅四個月後，出於對戈爾巴喬夫大刀闊斧地推行全麵改革的不滿，黨內保守頑固勢力乘戈爾巴喬夫離開莫斯科去克裏米亞的福羅斯（Foros）療養這一權力真空時機，在1991年8月19日悍然宣布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了一場曆時僅3天的未遂政變。保守勢力企圖奪取戈爾巴喬夫手中掌控的權力，來力挽蘇共和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地位和命運，維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昔日的軌道上繼續運轉。

而實際卻是事與願違，8月21日政變宣布破產。這場政變給蘇聯和蘇共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格魯吉亞出生的俄羅斯曆史學家、政論作家羅伊·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這位蘇共政權的受害者和列寧主義的忠實捍衛者、斯大林主義的嚴厲抨擊者，他在著作中論述道：政變後“國家政權又回到了戈爾巴喬夫手裏。但這已經完全是另外一個國家，另外一個政權。蘇聯的曆史已經結束，1991年8月21日這一天，撕下了蘇聯曆史的最後一頁。”[3]

在之後的四個月裏，這段時間正如一場比分相差懸殊的球賽中剩下的最後幾分鍾“垃圾時間”一樣，對改變蘇共與其緊密相連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命運已經顯得毫無意義。這場政變，導致作為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對蘇共的認知徹底改變，也對蘇共組織心灰意冷徹底絕望。8月24日，即政變被平息後的第三天，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的職位，並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國內的共產黨和地方黨組織自行決定自己的前途。同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鮑裏斯·葉利欽簽署第83號行政令，把蘇聯共產黨的檔案移交給政府檔案部門管理。次日，他又簽署第90號行政令，將蘇共在俄羅斯境內的資產收歸國有。11月6日，葉利欽發布第169號行政令，終止蘇聯共產黨和俄羅斯共產黨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並解散其組織機構。蘇聯共產黨終於喪失了自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後一直壟斷了74年的執政黨地位。

但是客觀地說，蘇共與蘇聯的命運並不隻是葬送在戈爾巴喬夫這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手裏，他們在改革中遭遇的困境也僅僅是壓在這頭巨大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捆稻草。而正真壓垮這頭駱駝的，其實正是蘇共這個腐朽的體製本身。回顧蘇聯和蘇共走過的路徑，最終走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其中確實沒有一代領導人能夠脫得了幹係，他們之間的差別隻有程度的不同，卻沒有性質的區別。可以說，沒有一代蘇聯領導人，不在給這頭駱駝的背上不斷層層加碼。

而對國家和社會破壞最大的，要算是列寧血腥的暴力革命和斯大林殘酷的暴力統治。經曆了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等許多重大政治災難後，蘇聯的各個方麵都已經被摧殘得麵目全非。這對於中國人而言，如果經曆過毛澤東專製殘暴的文革十年，應該能夠很容易理解這樣的狀況。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後，蘇聯上下對斯大林作出一個“適當”的評價是一件早晚會發生的事。1956年2月25日，蘇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主義。盡管赫魯曉夫作出這份報告的政治背景非常複雜，對於一個專製政權而言其中不可避免地會夾帶著權力鬥爭的各種因素，但是“去斯大林化”對於當時經曆了極其嚴酷的大清洗和個人政治崇拜的蘇聯來說，其政治和社會反響無疑是非常積極的。

人類的曆史總是這樣不斷相似地重複。毛澤東集列寧的暴力革命與斯大林的恐怖統治於一身，把中國拖入災難深重的黑洞。經過炮火的蹂躪和1949年後發動的曆次殘酷的政治運動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國的各個階層曆盡磨難，國民經濟已走向徹底崩潰的程度。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粉碎，圍繞著一場尖銳複雜的權力爭奪，平反冤假錯案和恢複國民經濟秩序已經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這也是當時最能夠籠絡人心的一項工作。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場輿論論戰，鄧小平通過否定對毛澤東的政治崇拜來推翻“兩個凡是”，擺脫了阻礙自己實現政治野心的羈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贏得主動，成為中國政壇幕後正真的權力中心。但是，鄧小平所主導的改革開放將把中國引向哪裏去？人民在期盼，世界在觀察。

確實，對中共執政後的中國而言，在我所經曆過的歲月裏，可以感覺到這個國家沒有什麽時期能夠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更充滿朝氣和希望了。那個時代物質是匱乏的，但人們心中的希望卻是滿滿的，理想也是豐實的。記憶裏那時電台開播教學英語的課程，人們不分男女老少，到新華書店排長隊搶購教材竟把教材買到脫銷；許多青年工人、回城知青在工作之餘利用業餘時間上夜校補習文化是當年最流行的潮流。伴隨著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如果當時中國真能夠邁開政治改革的步伐，那麽今天的中國或許在某種程度上真能夠成為一個值得自豪的強國，中共自身也從此可以立地成佛，改變曆史上曆次政治運動留下的不堪回首的麵貌。但是，曆史是不允許這樣去假設的。

當鄧小平一人獨統權力、在政治上確立以鄧為中心的絕對權威之後，其實中國未來的政治路徑就已經確立，“六四”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權力位置決定思維結果，已經處在權力巔峰的鄧小平其政治理想的狹隘性決定了他不可能會放棄既得的政治權威地位而使得當時的中國能夠實現真正的解放思想，更不可能在政治上打破權力的壟斷選擇走民主憲政的發展道路。[4]

縱觀曆史，“六四”鎮壓對中國走向文明的打擊是最徹底、最具毀滅性的，“六四”之後，權力自身已阻斷了改良之路，也失去了自1949年以後最佳的改良機會，之後衡量任何事物的標準也隻能從“穩定壓倒一切”去考量，已無其它出路可言。

但“六四”留給蘇共的教訓是尤其深刻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中蘇兩國經過二十多年敵對狀態的對峙後，戈爾巴喬夫來到北京和上海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世界上兩個最大、最具實力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實現關係正常化而舉行的元首級別的破冰之旅。但他在中國看到的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景象，正是1989年春夏中國發生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應該說，1989年中國發生的這場民主運動對戈爾巴喬夫下決心推動蘇聯的政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六四”留給蘇共的教訓，與“六四”對柏林牆坍塌和對東歐民主進程的影響都非常巨大，研讀許多史料從中都能夠體會出來。[5]

在1991年蘇聯發生的8月政變中，保守勢力指揮下的軍隊在坦克的護衛下占領了紅場，空降兵和克格勃的“阿爾法”突擊隊包圍了莫斯科“白宮”，拿下改革派領導人葉利欽已隻是分分秒秒的事情。麥德維傑夫在《蘇聯的最後一年》一書中寫道：“強攻定在8月21日淩晨3點。空降兵和特種部隊先上，裝備特種武器的‘阿爾法’小組緊隨其後。偵察結果顯示，‘阿爾法’小組很快就能占領‘白宮’大樓，但這次行動很有可能以‘白宮’內外的警衛和俄羅斯領導人被擊斃的慘痛結果告終。‘接下來怎麽辦？’‘阿爾法’小組的軍官都在問自己，他們最後做出這樣的決定，如果上麵下達強攻‘白宮’的命令，他們將拒絕執行這個命令。”[6]

“空降部隊離‘白宮’很近，但他們沒有做攻占‘白宮’的任何準備。內務部隊和特種部隊甚至還沒有占領攻占‘白宮’的有利位置。列別德在向格拉喬夫匯報陣地布置情況時說：‘行動沒有意義，會導致大量流血，軍隊將永遠無法洗清掉這個罪責。”麥德維傑夫在書中寫道，“軍隊應該執行誰的命令呢？它能讓自己的人民流血嗎？”[7] 確實，此刻蘇軍中已經沒有軍官為了迎合權力的意誌願意用手中執掌的武器去屠殺同胞，他們不會重蹈“六四”的覆轍。但如果他們果真動用武力血洗改革派，蘇共和蘇聯的命運又會變得怎樣？

1989年中國發生的規模宏大的民主運動和“六四”鎮壓，以及1991年發生的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對於中蘇兩國、兩黨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當年蘇聯從1989年中國發生的“六四”鎮壓中吸取的教訓和中共從1991年蘇共亡黨、蘇聯解體中獲得的經驗，使得中蘇兩國、兩黨在各自麵臨一係列命運抉擇時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走向——一個導致亡黨亡國的結局，一個卻進一步強化了黨所掌控的權力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社會各個方麵進行全麵管控，這對1989年中國發生的這場民主運動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陰差陽錯的結果，但其間卻包涵著各自內在邏輯和規律的必然性。

二、權力鬥爭VS外部威脅：危機來自何方？

曆史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規律，我總認為很多時候我們很難把某件曆史事件籠統地劃分成大事件或小事件。曆史是不斷延續的，沒有某件小事件的發生，或許也就不會再有後麵的某件大事件去改變世界。從總體上說，要人為地去控製每一件小事件是不現實的，所以，曆史的走向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冥冥之中有其自身發展的必然性，不為人的意誌所控製。

2012年1月，薄熙來隻是朝著相對來說權輕位低的王立軍臉上打了一巴掌，卻攪動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版圖，就是一個由小事件改變了大事件的典型例子，而這樣的例子在曆史上比比皆是。

對於一個專製政體而言，由於其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死結，權力體係自身的命運、預期和前瞻總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權力體係的脆弱性和它所麵臨的危險性，其來源於權力內部的風險要遠比來自外部“敵對勢力”的威脅更強烈、更具挑戰。從蘇聯的解體、蘇共的消亡和柏林牆的坍塌、東德政權的瓦解中都可以看到，專製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是導致政權崩潰的重要因素，而非直接來自外部勢力的破壞。對於專製體係中的權力個體而言更是如此，除了健康原因和極少數的意外、事故，最具毀滅性的危險幾乎一定出自權力內部的鬥爭，即使其起因看似有著非常正義、合法的包裝——如反腐和反腐中某些因腐敗而自殺的官員。王立軍事件算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實例，他在性命攸關的危急關頭，首選的逃生之處便是被稱作敵對勢力的美領館，而不是曾經宣誓效忠的組織懷抱，這就已經說明了許多問題。

這樣的情況並不隻是發生在像王立軍這樣的“小人物”身上。越是處於權力高層的人物，在權力鬥爭中一旦發生狀況，在其係統內部也就越不容易尋找到對自身安全能夠依托的對象，而不得不選擇外逃。當年像林彪這種級別的官員一旦出現狀況時，他所能夠寄托安全的地方，已隻有境外了——他選擇逃向蘇聯——這在當時可是中共最具威脅的敵對勢力了。

回顧蘇聯最後的歲月，這種現象同樣俯拾皆是，而且還可以一直追溯到蘇共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自己的身上。

閱讀戈爾巴喬夫先生的自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從字裏行間都能讀出隨著戈氏仕途一路亨通，但他對蘇共組織的信任度卻在一路走低。1985年3月10日，時任蘇共總書記的契爾年科去世，權力層隨之展開了一場對新的蘇共總書記職位的激烈角逐。在契爾年科去世當天晚上11點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格裏申提出由戈爾巴喬夫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按照慣例，治喪委員會主任由下一屆蘇共總書記人選擔任。這項事關重大的總書記人選決定將於第二天（1985年3月11日）下午2點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和5點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最終表決通過。在這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寫道，3月10日晚11點召開政治局會議之後，“我回到家裏已是將近淩晨4點。賴莎·馬克西莫夫娜一直等著我。我和她來到別墅外麵：從定居莫斯科的第一天開始，重要的談話我們就從不在住宅和別墅裏進行。我們沿著花園小徑久久漫步，對所發生的事情和可能的後果作了認真的分析。”[8]、[9]

在蘇聯解體前發生的8月政變中，這種因權力鬥爭而導致的“不信任”現象表現得更加直白，不加掩飾。1991年8月18日下午4點30分之後，正在福羅斯度假的戈爾巴喬夫被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絡，包括電話聯係和電視接收，甚至中斷了戰略備用電話。全國緊急狀態委員會“將總統嚴密地控製起來，不能與外界接觸。切斷一切通訊聯係。別墅周圍和海上方麵設立兩道警衛線。禁止任何人離開別墅和進入別墅區。”[10]

處於軟禁中的戈爾巴喬夫極度恐慌，他深知蘇聯權力更替的曆史和殘酷性，全國緊急狀態委員會已經脅迫醫生“昧著良心”出具了證明：“1991年8月16日戈爾巴喬夫病情加重，健康狀況惡化。”三天後該證明在記者會上被作為政變的托詞，而事實是戈爾巴喬夫健康狀態並無大恙。[11]

那些趕來福羅斯逼迫戈爾巴喬夫簽字就範的，正是他曾經一手提拔的部下。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還能相信誰？還敢相信誰？他在回憶錄中大篇幅摘錄賴莎·馬克西莫夫娜事發當時記錄的日記，來描述這次政變的親身體驗。日記中她寫道：

“我們盡量想借助一個‘索尼’半導體袖珍收音機收聽點什麽。真是萬幸，它就 在我們身邊！每天早上，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刮臉時總是用它收聽電台的‘信標’。我們隨身把它帶到克裏米亞來了。總統住地的常設接收機連一個波段都收不到。而小小的‘索尼’卻能夠收到。但任何特別的消息也沒有。一切如常……我們商定：阿納托利藏好半導體收音機。誰都不應該知道我們有個收音機。無論什麽人。我則作比較詳細的日記。”[12]、[13]

“我腦子裏聯想起不久前看的一部記錄片的畫麵：慶祝赫魯曉夫七十大壽。聖喬 治大廳裏擺了許多桌子……勃列日涅夫當場授勳……溢美之詞，不絕於耳……幾 個月後，赫魯曉夫被趕下了台。”[14]

“西方電台廣播說：莫斯科宣布實行緊急狀態；調進了軍隊；莫斯科、列寧格勒 不支持陰謀分子。廣播要求說明戈爾巴喬夫的情況——他在哪裏？處於什麽狀態？同時還報道說可能停止對蘇聯的經濟援助。”“有人送來了‘前天的’舊報紙。無論電視，還是廣播，任何關於戈爾巴喬夫健康狀況的官方報道都沒有。這就怪了：‘總統有病，不能視事’——可是任何報道都沒有。與此同時，電視卻在報道帕夫洛夫總理的自我感覺和健康狀況。”“15時左右，伊琳娜和阿納托利從‘索尼’中聽到英國‘BBC’電台廣播說：克留奇科夫同意派幾個人，作為‘代表團’，乘飛機飛往克裏米亞，去福羅斯，親自看看戈爾巴喬夫是不是真的病得很重，不能視事。”[15]、[16]

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寫道，“仔細聽廣播的內容，8月20日我已經感覺到局勢不是朝著有利於政變分子的方麵發展了……”“我提出了要求：聯係不恢複，一切免談。我和葉利欽、納紮爾巴耶夫、傑緬捷伊和其他各共和國領導人通了電話。和布什也聯係上了。我開始發布命令。首先撤掉亞佐夫的職務，國防部長一職由莫伊謝耶夫接任，並責成他一定要保證飛往別爾別克的魯茨科伊和其他同誌們的飛機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訊部門領導人切斷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所有的電話，命令克裏姆林宮的衛隊長將克裏姆林宮監護起來，把所有留在那裏的政變分子隔離起來。俄羅斯代表團到了。這時我才真正明白，我現在自由了。” [17]

確實，即使是在平安的時候，戈爾巴喬夫也一直偷偷帶著一台“索尼”收音機，他知道一旦自己處於非常時期，就可以用這台收音機來獲取信息——來自西方的信息！而在緊急狀態發生之後，國內媒體一言不發，對他來說可以信賴的隻能是來自“西方”的消息；當他一旦獲得自由、恢複了權力，他卻先與美國總統喬治·布什通了電話，然後再發布一道道至關重要的緊急命令！

喬治·布什在戈爾巴喬夫心目中的重要性究竟怎樣？麥德維傑夫在《蘇聯的最後一年》這本書中寫道，政變失敗、戈爾巴喬夫重獲權力後，“戈爾巴喬夫第一個電話打給葉利欽，聽到戈爾巴喬夫聲音，被戰友包圍的葉利欽激動地喊了起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們已經48小時在這兒站著等死了！’接下來的一個電話是打給美國總統布什的。美國當時是深夜，但布什的助手還是把他叫醒，布什拿起話筒，說他和夫人芭芭拉都為戈爾巴喬夫做了禱告。在此之後，戈爾巴喬夫依次給納紮爾巴耶夫、克拉夫丘科等很多人打了電話。”[18]、[19]

誰是真正的敵人？誰是值得信賴、可以依靠的對象？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已經用行動表達得明明白白。

三、從政治體製到經濟基礎：不可持續的原因

一個專製的政體，其對政治、經濟、社會形態的敗壞是無孔不入的。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總統辭職講話中說道：“我們擁有一切豐富的資源：土地、石油、天然氣和其它自然資源，上帝也賜予了我們聰明的才智，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生活卻相差甚遠，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

對於經曆過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們而言，沒有人不知道當時的蘇聯有多麽強大，其所表現出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威武姿態真是令人望而生畏。蘇聯是當時世界上唯一可以與美國相匹敵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其軍隊與美國一樣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核威懾力量。1961年4月12日，蘇聯成功發射東方1號載人飛船，把尤裏·加加林送入環繞地球的軌道並安全返回地麵，成為人類第一個名副其實的太空人，開創了載人航天飛行的新時代。60年代中期，當美國的阿波羅計劃破天荒地將人類送上月球時，蘇聯的載人宇宙飛船聯盟-7K也早就躊躇滿誌地遨遊太空，至1976年聯盟-T成功發射，其航天技術已日臻成熟完美。80年代初，當美國的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開創性地從佛羅裏達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發射升空後，1986年，蘇聯研發的人類第一個可以在太空長期居留並進行科學研究的模塊式空間站——和平號軌道空間站，取代其先前發射的禮炮號太空站，劃時代地成功進入環繞地球的軌道開始工作。冷戰時期米高揚設計局在60年代研製成功的米格-25戰機發動機馬力強勁，最大空速達到3.2馬赫，名聞遐邇。70年代為應對美國F-15和F-16第三代戰機而研發的蘇-27和米格-29機動性能卓越，其所作出的普加喬夫眼鏡蛇特技騰躍令人眼花繚亂，印象深刻。蘇聯時期發達的航天航空科學技術，論其質量，直至今天中國仍然難以望其項背。

但是，蘇聯強大的政治、軍事和科技力量，既挽救不了蘇共的滅亡，也無法挽回蘇聯的解體。蘇聯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其自身內在矛盾不可調和的必然性，而在“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種政治決策方式支撐下，其表麵強大的背後也必然會產生出更多、更複雜和無法剝離的種種困境。2005年10月21日，戈爾巴喬夫發表了《蘇聯政治改革二十周年》的講話[20]，其中他回顧了當時蘇共政權所麵臨的道道難題和為什麽必須進行改革的深層原因，雖然當時蘇聯的主要症結是經濟的下滑導致其政治、社會形態的不可持續，但是，造成這些不良後果的，仍然是政治製度所產生的強烈的官僚主義作風（戈爾巴喬夫語）和缺乏自由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這一切確立了蘇聯從政治體製到經濟基礎不可持續的必然規律。

對於中國而言，除了體製自身存在的缺陷外，中共政權所麵臨的問題也更加特殊、更加複雜。中共政權目前不但與當年的蘇聯一樣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軍備競賽、外層空間競賽、外交和國際關係競爭等一係列傳統的內部和外部因素，其係統性原因造成的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也已顯現出非常嚴峻的趨勢。由於前階段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權力不受製約，中共官員自身的腐敗和侵害公民政治、人身和財產權利的狀況更是觸目驚心，人民付出了經濟發展的代價，卻沒有享受到經濟發展的相應成果，這一切必將導致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的深層激化。

在通常狀況下，任何一個政治體製賴以生存的關鍵因素都取決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否則體製自身也就無法長久依存。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城市裏摩天大樓鱗次櫛比，省際間高速鐵路縱橫交錯，GDP、貿易順差蒸蒸日上，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無人不知。這一切在意識形態的包裝下，曾經成了一張漂亮的中國名片，隨著“講好中國故事”的對外宣傳，傳播到世界每個地方。

但是，在這表象的背後，中國經濟所麵臨的挑戰要遠比已經取得的成績更值得思考。從長遠來看，中國的人口問題會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嚴重問題，政府曾經推行的計劃生育國策是促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劇、結構失衡的關鍵原因，而生活的重壓又使得生育率不斷下降，最新人口普查公布的2020年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僅為1.3%[21]。多年來政府主導的房地產經濟已經成為一個影響中國經濟良性發展的死結，政府財政來源嚴重依賴於土地使用權出讓，這導致房地產泡沫不斷加大。2020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82,895億元，同比下降3.9%。而2020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達84,142億元，同比增長15.9%[22]。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占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例達到了46%，政府依靠出讓土地過日子。政府地方債的規模同樣觸目驚心，據“第一財經”發布的分析報告，“截至2020年年中，以城投平台帶息債務表示的地方隱性債務規模達43.8萬億元，高於顯性債務的23.9萬億元；兩者合計對應的地方杠杆率超67%、債務率接近250%，遠超通行警戒線水平。地方債務壓力凸顯，2020年，城投債募資注明用於‘借新還舊’的比例超過85%，債務付息規模占財政支出占比已超5%。”[23] 另外，中國的環境狀況以及其他各種因素都顯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際上已經麵臨不可持續的挑戰。而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大流行，造成了全球性的災難，世界對中共的認知和態度都在迅速改變。中國政府推行的“一帶一路”，最終也將變成一項巨大的負擔。從長遠看，這一切將使得中國經濟和貿易在未來會變得更具不確定性。這一係列的問題在其他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遲早會激發起一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不隻是涉及經濟的嚴重危機——即政府自身的不可持續問題。[24]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關於發展的成果。最近因為深圳第二高的摩天大樓“賽格大廈”發生震顫而引起各方關注。深圳是中共宣傳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窗口，“賽格大廈”曾經創造了平均每2.7天建設一層的速度而被譽為“深圳速度”。上世紀80年代，深圳蛇口曾打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幅廣告，隨後這句口號在宣傳部門的推波助瀾下風靡全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金科玉律。但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應該怎樣看待人道和倫理，怎樣對待科學和規律？1958年大躍進期間留下的深刻曆史教訓，已經被權力完全忘記。

而像“賽格大廈”發生震顫這種類似的事件也並非罕見，2020年4月湖北武漢鸚鵡洲長江大橋、5月廣東虎門大橋、6月浙江舟山西堠門跨海大橋就相繼發生結構波動搖晃等問題。中國過度建設的高鐵、機場、港口、交通樞紐、大型橋梁、高速公路以及電廠、大壩、水庫等大型設施和城市裏數量眾多的高樓大廈，一直以來被宣傳部門當作改革開放的成果而引以為豪。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的下滑、人口的下降和設施的老化，這些“成果”將會逐漸變成一種巨大的負擔，導致使用費、管理費、維護費、修理費入不敷出，質量狀況頻出，安全隱患防不勝防。再過半個世紀，相信大家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這種“工程大躍進”現象的評價也會與現在大不一樣。[25]

文明的製度以科技和創新帶動經濟不斷增長，而野蠻的體係卻常用壓榨人民的手法來維持經濟勉強延續。蘇聯和其它一些國家的曆史經驗早已表明，專製政權不可避免地普遍帶有其致命的通病，重麵子而不顧實際，通過表麵的強大來激發起國民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熱情是其慣用的做法。蘇聯昔日表麵的“輝煌”，也無一不是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而為其展示出虛假的強大。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專製政權不但扭曲了政治、經濟、社會形態的正常發展，還嚴重消耗了整個國家無法承受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等各種資源，並迫使個體付出沉重的代價。從表麵上看，專製政權在某些領域的獨特發展看上去賞心悅目、光彩照人，但從本質上看這無一不是為了迎合領袖或領導的個人目標和喜好而付出的高昂代價。蘇聯昔日輝煌的曆史最終帶來的卻是災難性的後果，已經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26] 專製政權所宣傳的發展模式，其方式既缺乏人性化，其成果也無法普惠國民，其運作更不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跨越千年的曆史經驗早就證明，對於任何封建、專製的政權而言，從政治製度到經濟基礎的不可持續性，是一個由製度因素而決定的必然規律。

四、麵對中國的未來：樂觀，還是悲觀？

對待曆史，中國是一個很容易扭曲事實、產生失憶的國家。不說遙遠的往事，文革至今才剛過去45年，經曆過文革的那代年輕人今天還大都健在，這代人在文革中親眼目睹了那場政治運動對生命的蔑視，對個體的迫害，對人性的扭曲，對人格的侮辱，對精神的傷害，對文化的毀滅，對財富的糟蹋，對社會的破壞；親身經曆了文革所造成的物質的匱乏，精神的貧瘠，人生的無奈和家庭的不幸這些傷痕累累的災難，他們之中許多人還經曆過上山下鄉、插隊落戶運動。可是今天，盡管他們之中有些人執掌大權，有些人財大氣粗，有些人貧困潦倒，有些人老無所依，但是不管現在他們的處境如何，他們中間究竟還有多少人能夠正確認識和評價這段曆史？而與之相反，他們中間有不少人似乎早就忘記了文革給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帶來的災難性的曆史，反而無知地公開出麵為毛主義招魂，為文革翻案。

我們從東歐國家的政治轉型和俄羅斯的現狀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意識形態的引導下，曆史的真相被扭曲、被遺忘是非常普遍的情況，共產主義思想對人的正常思維和認知所造成的破壞是毀滅性的。直到今天，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其中許多國家的影響仍然深入骨髓。我們從普京身上可以觀察到，盡管蘇共消亡、蘇聯解體已經三十周年，但蘇聯時代的烙印仍然深深留在了今天普京執政的俄羅斯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的各個層麵。而這樣的狀況，也不會隨著普京時代的終結而立刻終結，對於部分俄羅斯人民來說，蘇聯領袖專製的強人政治風格已經在他們心中固化成了巨大的慣性，與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攪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與今天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排他的、唯我獨尊的情結。而這樣的狀況，國家越大，就越難加以改變。

遺憾的是，這種現象並不稀罕，我們同樣可以在《蘇聯的最後一年》一書的作者、俄羅斯曆史學家、政論作家羅伊·麥德維傑夫身上找到這些“懷舊”情結的每一個細節——他本人在共產主義時期深受其害，但蘇聯解體後他卻變得對共產主義的蘇聯情有獨鍾。對於麥德維傑夫而言，這並非因為他對蘇聯曆史的認知混沌，他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態度是嚴肅而且真誠的，但毫無疑問他曾經也屬於蘇聯體製的一部分，他的個人利益和他的內心感受與這個體製的存在與消逝息息相關。當獨聯體成立，蘇聯解體，國有資產私有化，有人一夜暴富，自己卻貧窮潦倒時，在曆史的洪流中他無法割裂個體與集體的利害關係，難以擺脫個人對整體在認識上的局限性，他會產生出這樣的認知，實在是太正常了。

由於權力對法製隨心所欲地按照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加以運作和意識形態對人生觀的扭曲導向，中國在經濟無序發展下形成了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和社會道德體係整體淪落的困難局麵。腐敗已經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之中，人們對待權力腐敗的態度既恨也愛，精神腐敗已成為風靡社會的文化時尚。與蘇聯時期的情形相比，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矛盾使得中國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未來中國社會在變革中會撕裂得更強烈、社會各階層之間形成的觀念更對立，頑固的保守勢力阻礙變革的態度也一定會更堅決。但是不管阻礙變革的力量有多麽強大，由於中國政治體製和經濟基礎的不可持續性，這樣的變革是無法避免遲早總會發生的，因此可以預言，在巨大的阻力下變革所付出的代價一定會更加高昂。

在那些政治轉型的東歐國家中，毫無疑問捷克是對共產主義思想拋棄得最堅決、最徹底的國家。但這並非是偶然的特殊現象。從客觀條件上看，柏林牆倒塌後的東德人民，可以依托西德強有力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力量的影響，原本應該會更快更好地融入到現代政治文明中去。但事實上他們做得遠不如捷克人民那樣，對共產主義的曆史和危害性有如此清晰的認識。追溯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布拉格之春，便可以看出捷克國民從上至下對共產主義思想所造成的破壞和必須扭轉這種狀況的認知，在當時就已經基本形成了全民共識。民族性和對待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曆史的嚴肅性和科學性是在政治和社會形態被嚴重扭曲的情況下保持捷克國民頭腦清醒的重要原因。曆史和現實已經證明，捷克能夠出現像瓦茨拉夫·哈維爾這樣的人物並非偶然，捷克人民的徹底覺醒更不是偶然發生的。[27]

確實，對於那些國民經受了漫長的折磨和遭到毒害侵蝕，民族主義強烈、民族性散漫，對待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曆史在總體上認知錯亂、容易遺忘的國家而言，至少我個人認為很難對其前途在短期內作出盲目樂觀的判斷。一個國家要正真走向文明，必須在觀念上和行為上都作出脫胎換骨的改變。而正確對待曆史，拒絕遺忘，提高國民的辨別力，僅僅是為了重生邁出至關重要的第一步。

盡管如此，也毋須悲觀。在此我想引用一句戈爾巴喬夫先生講過的諍言，為這個難以預料的世界作個歸納：“The challenges the world is facing today are daunting, but we should not panic. History is not preordained: it always leaves room for choices.”（今日世界所麵臨的挑戰令人生畏，但是我們不必緊張，曆史總有其不確定性，它也一定會留下可供選擇的餘地。）[28]

2021年5月26日第一稿，5月31日修訂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