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貴州文史天地》雜誌約稿，老友塗塵野寫了一篇《我和伯康兄——與我省唯一“胡風分子”之往事》，也約我寫一篇這段曆史的親身經曆的回憶，以補我省這段史料的空白。這促使我下決心將這段過去想寫而未寫的經曆寫出來，供關心我的朋友們和對此有興趣的曆史研究者參考。但回憶是痛苦的，也是艱難的。年隔久遠，有些細節，難以詳盡回憶；經曆的各個階段，也不是一篇回憶，就能概括的。
我認識塵野兄較晚，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1950年6月，經曆了渡江戰役，進軍大西南，在重慶又參加了征糧工作，發展起來的二野後勤政治部文工團，全團200餘人，全建製調貴州，與新組建的二野五兵團文訓班合並，共400餘人，成立貴州軍區文工團。我隨後政文工團調來貴陽後，就參加了亞飛隊在剿匪鬥爭中英勇犧牲事跡報告會，心情十分激動，寫了一首約200行的長詩，在《貴州文藝》上發表，這是我建國後來貴州發表的第一首詩，也是最早寫亞飛隊的詩。同年10月，我參加貴州軍區貴定土改工作大隊在貴定土改，為油印本的《貴定通訊》寫了一些500字左右的“微型通訊”，《新黔日報》轉載，並有專文評介推廣。1952年，地方需要大批幹部，尤其需要經濟工作幹部，同年7月，軍區康健、王邸等第一批400餘名幹部轉業，我和王邸轉業到省財委（後財委建製改為計委），改行做經濟工作。我愛好文學癡心不改，業餘寫了幾篇散文投稿，被《貴州文藝》采用。當時塵野兄在省文聯工作，同我建立了編者與作者的聯係，邀我參加了一些省文聯的活動。他著意培養我，並有意調我去文聯工作。我與塵野兄在多次的接觸和交流中，感情日深。他待人坦誠、厚樸，我辜負了塵野兄的熱忱和期望。胡案種種，他並不知情，卻因我受到了影響和牽連。至今，想起來，仍然感到深深的歉疚之情。
1955年，在貴州的反“胡風集團”運動中，據我所知，也審查了一些人，有某高校的黨委書記，有搞文字工作的編輯，有愛好文學讀過胡風及“胡風分子”著作受其影響的文學青年；“胡風骨幹分子”劉雪葦到貴州在一定級別的會議上作過報告，也牽涉到一些人；我是從部隊轉業到地方的，在部隊的軍區文工團和《連隊生活報》，也牽涉了幾位認識我的同誌。據說，某歌舞團有位老兄，愛寫詩，筆名“魯藜”，他曾向人吹噓，他就是七月派名詩人魯黎，運動一來，真假魯藜說不清楚了。但運動結束，貴州定為“胡風分子”的，僅我一人，畢竟我認識幾位“胡風分子”，而且有過書信往來，在劫難逃，不折不扣，前後25年有餘。當時不到而立之年，平反時，已是年過半百，在厄運中，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黃金歲月。
我是江蘇鎮江人，1926年出生，因小兒麻痹症左腿殘疾，常受歧視、嘲弄、欺侮，性格內向、自卑、孤獨。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隨父親逃難到重慶，讀了初中一年級，因家貧失學。在失學的流浪生活中，父親的同事鄭昌明和我認識的汪曉光介紹我認識了讀書出版社的範用，他介紹我讀了很多進步書籍，如曹伯韓的《通俗社會科學二十講》、柳湜的《如何生活》、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我經常去書店看書，也幫書店作些工作。一年多以後，皖南事變後的白色恐怖的日子裏，我15歲時，經範用介紹，我在重慶進了黨領導的讀書出版社當店員，受到了黨的培養、教育，初步樹立了追求馬克思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和人生觀，正式參加了革命。我對書店的感情很深，以後書店安排我讀書學文化，每當節假日，我仍回到書店工作和學習，像回到家裏一樣。在我進書店前，就喜愛習作，常寫點抗日兒歌之類，也曾在兒童刊物上發表過幾篇。進店後，我寫過一篇自己流浪生活的約三千多字的紀事文章，經書店的編輯陳楚雲、趙冬垠編輯後發表在他倆編輯的書店出版的《學習生活》雜誌第一卷第六期上。之後又有一篇千字文發表在新華日報副刊上，副刊編輯歐陽凡海為此給我寫了一封熱情鼓勵的信，他們對我已無記憶，隻是一般的編者與作者的關係。但在我卻印象深刻，應當說，我最初的寫作啟蒙老師是楚雲、冬垠和歐陽凡海。
在書店裏，往來的著名進步作家很多，我也認識不少，他們未必都還記得我。就連我多次為書店到他的住所送稿件的孔羅蘇，他是書店出版的大型文學雜誌《文學月報》的主編，他也未必還記得一個氣喘噓噓從上半城跑到下半城他的住所多次為他送稿件的對他懷著敬重之情的愛好文學的殘疾少年。
我雖當了25年的“胡風分子”，但我對胡風先生卻無什麽直接接觸。1943年，阿壟告訴我，胡先生看了我的詩，說：有激情，有想像力，但還不是詩。路翎也曾將我的詩薦胡風先生的《七月》和《希望》，但未見發表。1945年，我曾拿著路翎的字條，到重慶張家花園舊文協胡風住處，拿回路翎贈我已出版的《財主的兒女們》一書。他正伏案忙著，我很緊張，也很激動，未講話，就匆匆告辭走了。
1946年夏，我在重慶陶行知創辦的社會大學文學係聽了兩個月的課，聽了胡風兩次講《創作方法》的大課，教室裏擠得滿滿的，窗子外麵都是人。相比之下，茅盾的講課就冷清得多了，至於王亞平的課，大多講他的輝煌及他的成功之路，就有點聽不進去了。胡風那兩次講課，我印象深刻，至今難忘。1984年，我出差北京，綠原兄相約我同去看望先生，一是時間太緊，先生不認識我，話頭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二是我感到我雖愛好文學，卻毫無建樹和成果，羞愧難當，我還夠不上“胡風分子”；同時，我也不願因我受他的影響而無辜受難再次引起先生的歉疚。心想下一次吧，想下次能帶點“作品”來見先生，誰知卻永遠沒有下一次了。失去了見先生一麵的機會，使我抱憾終生。那次我見到了綠原、路翎、鄒獲帆。1984年10月，我收到了梅誌代先生簽名寄贈我的三卷本《胡風評論集》，得到了些許安慰。1986年1月，我收到先生追悼會訃告，但單位領導認為是“私事”，而不準假，自費也不準，失掉了最後拜見先生遺容和與相識的“同案犯”的朋友們見麵的機會。這件事使我始終不能原諒這位領導同誌。
一個偶然的機遇，我認識了阿壟，他介紹我認識了路翎、化鐵，他還帶我到七星崗中一路著名編劇導演孫師毅的房子裏，認識了一群年輕活躍的《詩墾地》的知名的詩人們，認識了馮白魯、曾卓、鄒獲帆、綠原、冀汸等人。曾卓還是我讀重慶東方中學時的同學，我讀初中一年級，他讀高中三年級。我感到他們待人誠懇，沒有作家的架子，除阿壟外，年齡也比較接近，隻長我幾歲，他們對我這樣一個小店員，能夠當作朋友般地平等相待，很感動，我真情地把他們當作自己最愛戴的知己師友。在他們的思想影響和鼓勵指導下，義無返顧地走上了一條愛好文學的艱難之路。我在工作和學習之餘，寫過一些詩和散文，也曾通過他們的推薦，發表過少量的詩和散文習作。
我和他們通信較多的是阿壟和路翎，他們給我的信件都是圍繞著我的習作而展開的關於文學寫作和做人的見解和意見。我十分珍惜這些信件，曆經生活動蕩，參軍、工作調動，許多衣物和書籍丟失，唯獨這些信件隨身攜帶珍藏，直到鋪天蓋地的反胡風運動開始後，在黨的號召下，不得不響應黨的號召，寫了檢查，向當時我工作的單位省計委黨組織交出了全部“密信”。這些“密信”由於在那特殊的情況和條件下，方才得以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成了一份有價值的研究胡風文藝思想的珍貴的曆史資料。路翎給我的書信32封，已收進1989年漓江版的《路翎書信集》，阿壟給我的書信22封，已在2003年第4期《新文學史料》發表。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在發表了舒蕪的文章以後，又發表了加了按語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第一批材料，對我的思想震動很大。但我並未認識到事件的嚴重性，而在內心深處和思想感情上，我不相信我所崇敬的胡風先生和我認識的熟悉的朋友們反黨，始終認為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文藝戰線上的恩恩怨怨，是個文藝論戰和學術問題。我在6月6日寫了檢查，交出“密信”以後，一陣輕鬆，以為沒事了，便又積極投入到工作中去。
過了幾天，組織上把我從全省土鐵會議的主席台上召了回來，通知我在家中寫檢查交代，話雖說得婉轉，實際上是停職反省，已經同外界完全隔離，但我仍然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由於受到黨的長期的教育和培養，我寫檢查的態度自認為是十分認真，實事求是的。6月12日，我交出了一份詳盡的檢查交代材料。在運動的風頭上，這份檢查交代自然是不深刻的，通不過的，但我交代的事實和具體情節，在以後的無數次的在特殊情況下種種各種方式的審查和核實，均未超出這份交代材料。這也是至今值得安慰之處。我曾參加過三反運動，深知一些受審查的人，胡編亂咬的惡果。在運動中，不僅“胡風分子”及同“胡風分子”有關的人，而且，所有我認識的同學、同事、朋友，都要審查，並逐個都要有個了結。對我個人，什麽樣的對待，我都可忍受，但在事實情節上，我始終未曾為得到一時的苟安而胡編亂造，也未因某種暗示和誘導，發揮想像，妙筆生花，橫生枝節，既未使組織上兜圈子，勞民傷財，也未傷害別人，並使有的同誌，較快地得到解脫。這一點，公安廳負責審查我的有關負責同誌，審查終結時，也當我麵肯定了這一條，這一條是總結和檢驗一個人做人的基本曆史經驗。
我的檢查交代和主動交出的“密信”，都成了我的“鐵證如山”的“罪證”。6月14日的晚上（這個時間比路翎被捕還要早幾天），機關的人事幹部張定坤帶了四位省公安廳的幹部來到我家，出示了拘留搜查證，在我家中和辦公室搜去親屬和朋友們的書信、日記、筆記本、照片、圖書、零星雜物200餘件。隨後，讓我攜帶簡單行囊物品上了一輛吉普車，關進了省公安廳看守所。這次對我格外優待，未帶手銬。
關進看守所，開始是在一個十餘人的大號子（牢房）裏，囚房的組長，是個滿臉皺紋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關押多年的老刑事犯，下巴長著一顆黑痣，黑痣上又長出幾根極長且粗的黑毛。無事時，他便坐在號子中的最佳位置上，用手反複撚著那幾根黑毛，斜著眼睛看人。他常寫“交代”材料，號子裏發生的大大小小事件，第二天，看守所長就都知道了。我剛被帶進來時，他走過來，用腳輕輕地碰了一下我的被褥，輕輕說了一句：這行頭，夠貶三年了。我不免大吃一驚，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兩三天後，省委一位處長在審訊室找我談話，說：“要你到這裏來，是組織上給你找個更合適的交代問題的地方。”他和顏悅色的鼓勵我說我的交代不錯，要我進一步老實徹底交代，交代清楚了，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並問我生活上還有什麽需要等等。那意思似乎我最多是隔離反省，而非刑事拘留。那位代表省委和我談話的處長，以後我也再未見到過。
我在螺絲山腳省公安廳的那一大片遠遠看去儼然一座新興小城市中的省公安廳看守所的監獄裏，一關便是一年零三個月。因我牽涉全國的大案要案，正式開始對我審查後，便被“優待”長期住進了不準“放風”的三人小間。還因我的交代與外麵檢舉材料距離較大，住過門上留有監視孔四麵無窗的“黑屋子”。
不足八平米的三人小間，白天將被褥折疊起來，坐在上麵反省，晚上拉開睡覺，終日不見陽光，從未有過笑容，我這才體驗到了坐牢的滋味。我自關進號子後，便沒有了姓名，隻有代號，在我之前已有二人，我便是3號了。號子中不準互通案情，時間久了，也隱約知道幾分。同我關在一起，用來監視我的竟是兩個剛解放就關進來的作為“活字典”留下來的國民黨老牌特務。一號犯人是省內某大係統的特務頭目，那口氣也曾風光得意過，他是個尖嘴猴腮、舉止猥瑣，對二號犯人常露討好而又害怕的似笑如哭的複雜的神情；二號犯人似乎是個特務身份級別比一號高得多的高級大特務，他濃眉大眼，軍人氣度，性情暴躁。有一次，他被一號打他的不實的小報告所激怒，罵道：你是什麽東西，過去給我提鞋倒夜壺，我都不要……
每次提審都是身材高大的看守所長親自嘩啦啦打開牢門，高聲叫道：3號，出來。審訊我的是一位水平較高的審訊員，他雖威嚴，但聲音不大，從不發火，拍桌子，常半閉著眼，似睡非睡之中，他會突然冷不防提出一個問題來，仔細觀察你的神態，並不尋根刨底，許多問題似乎似了未了。他每次都給我一顆煙吸，有時兩顆。文書紀錄是位20歲出頭的年輕小姑娘，從不插一句話。每次提審結束時，她便拿著紀錄本讓我捺個手印。每次提審後，都要發張紙，寫份材料，一般第二天所長親自來牢房取走，有時當天便要。這類審訊，有一段十分頻繁，甚至每天都有，有時一天兩次。後一階段看得出來，是外單位或外省的外調人員，也有過穿軍裝的，也有的拍桌子，發脾氣，我反而越發平靜了，我從不更改我說過的事。後來漸漸稀少，再以後就沒有了。那位審訊員也不再出麵，見不到他了。
監獄外麵，後來得知，我被捉進牢裏去以後，一時間，種種意想不到的罪名，開了鍋似的，沒頭沒腦地向我潑了過來。尤其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兩位接觸不多，根本不知我認識“胡風分子”的平素極老實的人。有位楊某，當年我是省委政治學校三分校四班（老財委學員班）班主任，他是指導員，平時除安排學習交換意見無多往來。運動一來，平素不甚得誌的他，搖身一變，成了積極分子，自稱與我關係密切，揭發我曾將全套的貴州五年計劃寄給了胡風分子；揭發我將省委發至縣團以上黨員幹部的內刊《貴州工作》寄給了阿壟，說得很具體，某月某日某時，甚至穿什麽衣服，在什麽郵局，用什麽紙張的包皮郵寄等等。還有一位高某，也是我萬萬想不到的，他是1953年中專畢業的學生，在老財委參加工作後，分在我所在的統配物資分配組工作，由於出身不好，思想有包袱，性格內向，工作表現一般，我與他平日也隻是工作上的接觸，並無深交。他揭發我的並非有關胡風的什麽，而是說，他的父親是國民黨某縣的參議長，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鎮壓，他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有變天思想，他一口咬定，他的這些反動思想都對我談過，而我別有所圖未向黨組織匯報，自甘充當我的“發展對象”。更而甚之，還有人揭發我是“胡風集團”的地下省委書記，要我交組織和名單。他們一鳴驚人的想像力之豐富，令人吃驚。由於我性格內向、不善張揚，尤其不願借名人抬高自己，在我的同事和朋友中也無幾人知道我認識“胡風分子”。他們毫不知情，我和他們又無怨無仇，我真不知他們為了什麽，出於什麽思想、心態和目的，要置我於死地。我出獄後，他們都曾向我道歉，表示“昧良心，出於無奈”。但他們的那些過了頭的充分表演，作了虧心事，自以為是智者的“立功”表現，並未得到什麽好的結果，均因不適合在黨的機密機關工作，下放基層鍛煉，而且雖經努力始終未能調回省城。楊某下放到邊緣貧困山區某縣；高某下調某局又再下調某局的某公司；李某雖與某領導關係不錯，境遇稍好，下放黔北某縣。可謂各得其所，終於保住了一個不入品的吃皇糧的位置。
那時人人都要表態，人人都要表明立場，人人都需要自保，能不落井下石就已經不錯了。這些揭發的詳情我在獄中並不知曉。出獄後聽到這些揭發，令我想起我在獄中因交代“不老實”而被關進“黑屋子”的日子。也使我想起那位審訊員某次突然問到《貴州工作》和五年計劃的事，我說每期《貴州工作》都編了號的，領取和收回都有簽字，沒有來得及交回的，我都鎖在辦公桌裏了。至於五年計劃，我隻負責物資計劃部分，整本五年計劃我未掌握。以後，這兩件事再也沒有提過。而高某的揭發也含混提示過，說到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我立即插言說，我是熱愛黨的，我寫東西和說話從來隻說黨如何，從來不說共產黨如何。以後也未再提起過了。至於地下省委之類，提都沒有提。凡是我認識，甚至業務上有過接觸的人都要審查，無一放過。
後來有位與我熟悉的領導同誌曾對我說：那時，你幸好在看守所裏，要在外麵，那日子可不好過啊。我唯有苦笑而已，他哪裏能想像到被關在監獄中尤其關在那黑暗無邊的“黑屋子”中，所受的屈辱和那令人難以承受的精神折磨。
令我奇怪不解的是，在獄中一年零三個月的反反複複的似無盡頭的審訊，卻從無涉及文學和文藝思想方麵的問題。審查的是參加革命就多次交代過的我的從八歲起的曆史和思想政治的表現。審訊員曾對我說過一句印象至深的話：“哪怕你有一點曆史問題，哪怕是集體參加三青團，也非判罪不可。”
1956年9月，我終於被釋放，還是張定坤將我接回了機關。回來幾天都未安排我的工作，也無人找我談話。有一天偶而見到了一位老領導，他很淡漠的看了我一眼，似乎自言自語，說了一句：啊，你回來了。接著，他問我安排工作沒有，我回答還沒有，他就走了。第三天，我接到他的一張字條，他要我去他的辦公室談話，談話極其簡單，安排我搞由他主管的一棟宿舍樓的基建。第二天，我去了在工地旁邊臨街一座小樓二樓的基建辦公室。他已經在那裏了，他讓我接了另一位同誌的工作，有一位資曆很深、文化不高、抗日戰爭時期擔任地下交通員的老同誌呂某協助我，我還兼作會計，便算上班了。
基建工作我從未搞過，但並不很複雜，至於基建會計，實際是個報賬單位，在機關會計周某和省政府公產科的會計李某的幫助下，也能對付了。工資暫按行政21級發給。機關活動、學習、開會一律不能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也未恢複。我關押期間的工資原存機關，我出獄後，原辦公室主任，微駝著背，從來都是眯著眼笑眯眯地看人的楊某，便指示會計室上繳國庫了，至今欠著並未按政策發還給我。
把我要到基建辦公室來的這位主管基建的領導是位三八式的老幹部，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對我比較了解，在工作上很放手、很信任，公章、支票財務印鑒等都交給我，辦公室裏也常說說笑笑。後來又有一位在肅反運動中被審查的西進幹部何某，出獄後，也安排在基建辦公室。
我雖獲得了相對的自由，但這不明不白的身份以及局外人異樣的目光，使我感到苦惱，思想有負擔，於是我積極寫報告向組織上討個結論，並要求恢複黨的組織生活。
有位至今令我尊敬的關心我的年長的同誌，曾好意規勸我不要再寫報告了。他說，你是貧苦店員出身，長期受過黨的教育，領導上對你是了解的。現在還給你21級的工資，算個“幹部”，已經不錯了。還有一位同誌有一句至理名言：“為了黨的整體利益，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是一種奉獻。”我當時畢竟年輕，政治上很幼稚，對好心的同誌的勸告聽不進去。不過，客觀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如果沒有個政治結論，雖不致再遭受更大的打擊，尚可苟且生活，但也並非好事，日後平反時，因無“結論”也就無法平反了。類似情況，在曆次運動中，是發生過的。自然，當時誰也沒有料到日後還會有撥亂反正、糾正冤假錯案平反昭雪的一天。
1957年3月，有了“結論”，我被定為“參與胡風反革命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一般分子”，罪名是解放前後宣揚胡風分子才華，散布胡風思想毒素及在部隊民主運動中的交心材料檢查的思想上的“誣蔑謾罵領導和積極分子”等等。這個結論我自然不服，我仍未聽從好心的同誌的勸告，仍然向黨申訴。我覺得心中有底，我自幼接受黨的培養和教育，追求馬克思主義，我絕無反黨之念，更不是反革命。這個信念以及一種樂觀主義精神，是我能活了下來的重要精神支柱，我始終未將我自己放在黨的對立的立場上。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見公安廳六處的那位審訊員，他主動地很客氣地和我打招呼，說了一句：沒事了啊！我告訴他，我被定為“胡風一般分子”了。他不再說話，麵無表情地打個招呼就走了。他那無表情實際是一種微妙的表情，內含玄機，隻是當時他未明說，我也未讀懂。
那時反右鬥爭已經開始，我的申訴很不合時宜。1957年12月，計委黨組決定：開除工作籍，送勞動教養。這便是申訴的結局。1958年2月，春節前夕，機關派朱欽農同誌送我到中八農場勞動教養，開始了新的一輪苦難生活。有人說我太耿直、太認真，交什麽密信，要什麽結論，申什麽訴，又不看形勢，卻閉著眼向深淵中愚蠢地跳了下去。我這“胡風分子”的帽子是自己找來戴上的；送勞教，也是自找的。但在那種形勢之下，我別無選擇。我並不後悔，而且，世上也無後悔藥。但我真情地對在我困難時期，苦心規勸我，關心我了解我，不避嫌地幫助我的好心的年長的同誌們，心存感激。我也對過去關係並不密切，卻在反右中公開為我辯護仗義執言而被打成右派的同誌，敬佩而感激。我也難忘那位收留我，多次不動聲色地幫助我庇護我的領導同誌。從此，我告別了計委，告別了我患難中結識的朋友們，臨別時，真有點難舍難分。我難忘那些為我遺憾、為我焦急、為我擔憂，而又不能言明，不能安慰的淡淡的無奈的卻又無比深情遙遙相祝的目光。
艱難的是那整整四年的勞動教養生活，尤其是我，要度過的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的屈辱和磨難。
勞教生活是十分豐富多采的。省公安廳勞改局直屬的中八農場，後又改為中八果樹園藝場，原來規模很小，在1958年初，突然接受了全省約八千餘名右派、曆史反革命、各種壞分子及各種需要改造思想的分子。美麗的花果山是數千名打上各種烙印的知識分子，開梯土，種果樹，耐大勞，出大汗，曆盡艱辛建設起來的。我簡直難以想像我是如何度過那以殘疾之身，要比別人付出更多更為艱難的整四年的勞教生活、活著回到原單位的。我在農場，眼看有人自殺，有人逃亡，有人墮落，有人憂鬱而亡，我卻以無比堅強的信念和意誌堅強地活了下來。
1962年2月，我終於被解除了勞教，4月，回到了機關。經過這番折騰，我已不可能再在計委工作，便分到了原是計委下屬的二級局後來升為省級局的省物資局，開始搞清倉物資的收購工作，後來搞大型物資倉庫的基建，長期拿生活費30元。基建處長對我似乎很賞識，在一起工作的丁學聖、何雨時對我幫助也很大，不久增加為41元，算個最低級的幹部工資。十年浩劫，又當了10年的牛鬼蛇神，進學習班，下幹校，當木匠，修家具，靠著一種特殊的樂觀主義精神生存了下來。
轉眼到了1978年，右派紛紛改正，在右派改正接近尾聲時，我又寫了一份申訴。竟然很快有了回音，機關黨組給我作了改正，成為全國“胡風分子”改正的唯一的一例。當時，機關上上下下都知我是冤枉的，胡案平反絕無指望，改正是最佳結局了，我成了“改正胡風份子”。以後，不再當木匠，安排搞基建，修宿舍，由於老紅軍的辦公室主任李雲清和辦公室的陳良舉、錢大公的信任和照顧，日子好過多了，改正後工資也提到了21級。由於計劃處處長顏樹亭的關照，我被調到計劃處工作，工作條件又有了一些改善。我始終感謝那些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予我幫助和友誼，把我當作一個有生命有呼吸的“人”對待的同誌和朋友們。
1980年12月6日，機關黨組給我徹底糾正平反，恢複政治名譽，恢複黨籍、工資和職務。但在平反結論中有一句：“原省委報中央十人小組審批，未批準。”我竟在未批準的情況下，當了25年的“胡風分子”，實在令人感到不寒而栗。我提出疑問，答複是：省委定的。這我就無話可說，也說不清楚了。至於恢複黨籍，我既未參加開除我黨籍的黨的會議，也未接到開除黨籍決定的口頭或書麵通知，也是一件說不清楚的事情了。
平反後，我希望有個從事文字工作的合適的工作環境，出於天真而單純的考慮，要求換個工作單位。1981年元月到了新的單位。恢複職務，原單位來不及安排，在口頭和書麵作了說明移交到新的單位，新單位的機關黨組書記，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未予恢複。我不在圈內，其他的事也難以落實。世間事，往往政策問題化為個人問題，而個人問題老傳統，本人不便提、不好提，提了也可以不予理會，上麵不發話不過問或者發了話不再過問到底，事情就會變得微妙地複雜了起來，加以時間推移，人事變遷，後任難以變更前任的“意見”，便無盡期地掛了起來，何況辦事的曆任袞袞諸公都十分忙碌，哪裏顧得上落實區區無關大局與仕途無補的“個別人”的“個人”小事，這“小事”，慢慢地成了一件老大難的曆史遺留問題，尤其離休後，政策更難落實，隻能在無盡期的等待和希望之中了。
在政治上能夠得到平反，有了一份雖艱難但相對比較適合我的工作，有一份在人生不多的歲月裏可以尋回一些失去的時間的工作，已經很不容易的了，也知足了，我十分珍惜最後幾年以及離休後繼續返聘又堅持了16年的工作。
回顧如夢的25年地方“胡風分子”的經曆，是很有特色的。當年給我定案為“胡風分子”但在25年後給我糾正平反時，卻又是曾報中央審批而未批準的，既然未批準，便不在那中央最後定的78名“胡風分子”之列，因此，隻能算是“編外胡風分子”。省委堅持，隻能是有地方特色的地方“胡風分子”了。而地方“胡風分子”的經曆和“待遇”，在步調和方式上，都是全國統一部署的。有的還花樣翻新、格外“照顧”，創造了離奇的曆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神話故事。隻要打上烙印，終身難以洗淨。然而全國各級“胡風分子”經過各級嚴酷的考驗，絕大多數都是最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忠誠戰士。
我在貴州反胡風運動中，榮獲二個一，一個“一”是貴州唯一的“胡風分子”，另一個“一”是在全國胡風分子中唯一的“改正胡風分子”。
我似乎在“胡風分子”中，還受到了一點另有特色的優待，我被打成“胡風分子”以後，陰錯陽差，為了某種需要，樹立了一個“反革命”不影響家屬的典型。我的老伴因工作出色被評為優秀教師送到花溪療養，還當了貴陽市政協第一屆的政協委員，一直當了六屆，30年的政協委員。為此，有一天，看守所長打開小號子的牢門，舉著當天的報紙，整整向我教育了一個小時。最後，對她也未按照政策辦事。她原本是高等院校中文係教師，我出事後，便支援貴陽市，調到貴陽市當了中學教師，而她同時期及比她晚的教師，至少，也是副教授了。在她的政協委員尚未屆滿時，一刀切，不按政策給她辦了退休，失掉職稱評定機會，當年貴陽市也沒有幾個的老中教二級教師，如今退休工資比一般職員還低。房改政策之類，50年的老教師隻能享受最低的一般工作人員的待遇。在我送勞動教養後，機關搞行政的有點資曆而又一直未提起來的工作人員文立武，天天毫不客氣地板著麵孔逼她這位優秀教師和政協委員立即搬出我的那間破舊的危房，幾乎無家可歸。我的孩子因“成分不好”竟不能繼續讀書，在他母親班上旁聽也不允許，甚至參加學生兵團修鐵路都不行，張榜公布名單的第二天，就將他的名字挖掉了，而她這個政協委員也始終無能為力。如此種種，如何能說對家屬沒有影響？一切都是當時的革命需要出發，從這個角度，我和我的家庭對革命的貢獻也是很大的。
一切都已成為曆史，認真接受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個人經曆的苦難，是對曆史前進的貢獻，曆史不會倒退，更不會重演。
本文選自《遠去的歲月》，羅紫／著，三聯書店貴州聯誼會編，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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