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道途上，白發汙紅塵。
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
陳獨秀晚年的這首詩，很能說明他“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的獨特的個性。他一生在政治鬥爭中衝擊，雄辯滔滔，最終曲高和寡，形單影隻。晚年僻居四川江津，布衣蔬食，貧病交加。昔日的“不羈之馬”，雖已是“氣盡途絕，行同凡馬踣”，但是，這個倔強的老人，依然是獨往獨來，我行我素，至死不變。
倔強剛烈
陳獨秀幼年喪父，祖父陳章旭擔當起對他啟蒙教育的職責。這位晚清候補知縣孤僻古怪，周圍鄰裏的孩子都怕他，背後叫他“白胡爹爹”。他教孫兒讀書，純用傳統的灌輸法，恨不得七、八歲的小孩，一年內就讀完四書五經。同時讀書就是背書，而一旦背不出來，祖父就會大打出手。無論祖父怎樣毒打，陳獨秀總是咬緊牙關，不吭一聲，不掉一滴眼淚。白胡老爹氣得咬牙切齒，捶胸頓足，氣惱而傷感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在北京的處境已十分危險，他的幾個朋友紛紛來函，催促其迅速南下，暫避鋒芒。而他卻義憤填膺地回答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於此惡濁之社會也。”6月8日，他又在《每周評論》上發表文章，稱科學研究室和監獄，是世界文明發源地，號召青年們“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他親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甚至不拘泥於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教授的身份，親自去公開場所散發。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他連任五屆委員長、總書記，他的個性脾氣始終不變，和黨內同誌辯論問題時，總是先聲奪人，以勢壓人，發作起來，動輒拍桌子、砸茶碗。過後，他也知道 “適才的動作是過火了。”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稱陳獨秀是“惡霸作風”，並不無偏頗地說：“這個家夥要有了權，一定先殺了人以後，再認錯。”
中共初創時，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他與陳獨秀幾次會談，都沒有成功。後來，他讓張太雷轉告陳獨秀，中國共產黨必須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陳獨秀聽後，憤然而起，拍著桌子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說完，陳獨秀不顧張太雷的笑臉勸留，拿起皮包，匆匆地走了。
1932年10月，陳獨秀等托派頭頭，幾乎全部被國民黨中統特務逮捕，在由上海押往南京的途中，他竟“酣睡達旦，若平居無事者然”，其處危不驚，置生死於度外的氣節，一時傳為佳話。到了南京，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在會客室傳詢他，他揮毫題贈：“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也。”傳詢畢，軍政部的青年軍人團團圍住陳獨秀，向他索書紀念。他欣然應允，揮毫題贈這些素昧平生的年輕人，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等，直到墨汁寫盡，方才解圍。
次年4月，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公開審訊陳獨秀等人的案件， 指控他有“危害民國”的“叛國罪”。聞名全國的大律師、陳獨秀的故友章士釗主動當他的辯護律師。章士釗費盡口舌為其辯護。陳獨秀聽罷，極不滿意，竟拍案而起，鄭重聲明：“章律師之辯護，全係個人之意見，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使章士釗尷尬難堪。後來，國民黨還是以所謂“叛國罪”判處陳獨秀13年徒刑，他不服判決，在法庭上大聲抗議：“我是叛國民黨，不是叛國。”事後，陳獨秀的老朋友柏文蔚曾對他的第三個兒子陳鬆年說：“你父親老了還是那個脾氣，想當英雄豪傑，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幫他的忙也幫不上。”表示出無可奈何的神情。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獨秀的抗戰主張同中共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似有共同之處，中共中央向他表示如能承認托派錯誤，便可考慮聯合抗日或回到共產黨內來。陳獨秀拒絕承認錯誤，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我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我絕對不怕孤立。”
坦誠爽直
他與朋友相交時披肝瀝膽，以誠相待，甚至與初識的朋友，也快人快語，直言不諱。1911年初，他在杭州陸軍小學堂任教時，結識了江南著名文人劉季平，並常到劉季平家作客。一天，他在劉家看到貼於壁上的一首署名沈尹默的詩，不禁反複吟哦，並詢問劉季平：沈尹默何許人也，家住何處，劉季平(劉三)一一作答。隔日，他找到沈尹默家，尚未進門，便大聲地自報家門：“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沈尹默聽後，頗覺刺耳，心想，我與此公從未謀麵，以前曾風聞其名，可不料想第一次見麵就當頭棒喝，直陳人短。但是仔細一想，他說的也有理，自己的字寫得確實不好，此公可謂摯友，交友就應交這樣的人。於是，沈、陳訂交，時常談詩論文。沈尹默也從此發憤鑽研書法，後來終於成為著名的書法家。
陳獨秀1932年被捕後，劉海粟曾赴獄探視。兩人久別重逢，分外高興。劉海粟握著陳獨秀的手，連聲說：“你偉大，你真偉大……”陳獨秀也很興奮，搶著說：“你偉大，敢於畫模特兒，和封建勢力鬥爭……”，接著又大聲抗議說：“蔣介石要我反省，我有什麽可反省?”兩人高談闊論，旁若無人，獄卒和囚犯無不驚訝。臨別時，劉海粟提出要陳獨秀題字留念。他不假思索，一揮而就，寫的是“行無愧作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以後，他還為劉海粟所畫黃山《古鬆圖》題詞：
黃山孤山，不孤無孤，孤而不孤;
孤與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圖。
亞東圖書館的汪原放也曾去探視他，並向他求字，他寫了兩張，其中一張寫的是：“天才貢獻於社會者甚大，而社會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緩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類進步之所以為蟻行而非龍飛。”他對“社會每迫害天才”表示出無奈和抗議，而在無情的命運麵前，卻又毫不氣餒，屢踣屢起，死打硬拚。
“身處艱難氣若虹”
本世紀初，陳獨秀到蕪湖辦《安徽俗話報》，寄宿在蕪湖中長街科學圖書社的樓上，這是一間破舊的樓房。他在這裏一天兩頓稀粥，而每天的工作總是排得滿滿的，除了撰稿、編輯外，還要做分發、卷封、付郵等瑣碎小事。樓下客廳掛著他書寫的對聯：“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20年後，陳獨秀仍然懷念這段清苦艱難的生活經曆，他說：“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命感情所趨使，……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
中共“一大”後，陳獨秀辭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來到上海，走上黨的領導崗位。當時，脫產的黨務工作者，每月隻有30元或40元的生活費，這當然不夠陳獨秀一家的開銷。他幾乎每天都給黨刊寫文章，可那是義務，是領不到稿酬的。他的主要經濟來源是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獨秀文存》的版稅。每當手頭拮據，便來亞東，老朋友相知有素，經理汪孟鄒先和他閑聊，然後主動開口問他：“拿一點錢罷!”這時，他點點頭，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時，便走了。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對他的家境十分了解，每逢此時，總要私下議論：“他家裏有錢哩!但是，他不管怎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他真是一個硬漢子。”
使陳獨秀困擾終生的是經濟問題，他在亞東圖書館日複一日地支取稿費和版稅，早已透支。入獄後，汪原放來探望他，他十分內疚地說：“我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想想心裏很難過。我打算將《獨秀文存》重印，適之又一再催我寫自傳，我也著手準備。這樣，以版稅和書稿抵債，我也略為心安了。”但是，由於陳獨秀的政治身份，他的《獨秀文存》早已不能登報門售。於是，自傳的寫作便耽擱下來。
時隔三年多，1937年7月上旬， 《宇宙風》雜誌主編陶亢德經汪孟鄒薦約，陳獨秀開始動筆撰寫《實庵自傳》，所寫內容以能出版為原則，他隻寫了“沒有父親的孩子”和“江南鄉試”二章，即已產生轟動效應，被譽為“傳記文學之瑰寶”。不久，陳獨秀出獄，他奔走抗日活動，無暇撰寫自傳。可是，陶亢德卻連連催促，他複信一封，指出傳記著作不可“草率從事”，“世人粗製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願也。普通賣文糊口者，無論興之所至與否，必須按期得若幹字，其文自然不足觀。……出版家往往不顧著作者之興趣，此市上壞書之所以充斥，可為長歎者也。”
陳獨秀對文字學尤有造詣。1939年，國立編譯館約請他編著教師用的文字學專著，並分兩次預支了一萬元稿費。他寫好《小學識字教本》上編後，即交給編譯館，並囑先行出版。“小學”古義為文字學，廣義又為語言文字學。就此而言，書名為《小學識字教本》是確切不過的了。可是，時任國民黨教育部長的陳立夫怕讀者誤以為此書是小學生的識字課本，主張去掉“小學”二字。陳獨秀認為陳立夫之議純為多餘，堅不應允更改書名。於是，書稿束之高閣，未能出版。至陳獨秀逝世，預交的稿費，也遵陳的囑咐未動一文。
入川後，陳獨秀晚境淒苦，他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品格和風範，贏得人們的普遍尊敬，所以人們常主動幫助他。其中以他的學生為主體所組織的“北大同學會”，對他尊如父師，不定期的為他資助生活費。為此，他十分感激，把書稿《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和《連語類編》贈給北大，以資報答。親友知他有“無功不受祿”的脾氣，在資助他時，多請他磨墨展紙書寫字條、字聯、碑文或篆刻金石，以作酬答。陳獨秀迫於生活，近乎靠別人施舍度日，這極大地傷害了他孤傲、清高的自尊心。所以，在致謝的複信中，不乏如下字句：“既感且慚”，“且感且愧”，“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慚感無既，辱在知己，並感謝字亦不敢出口也”，“屢承厚賜，何以報之”等等。
他在四川的最後二年，生活更為窘困，甚至以典當度日。老友柏文蔚贈送給他的灰鼠皮袍被送進當鋪，還賣給房東家一些衣物。他和潘蘭珍的住房陳舊、簡陋。室內兩架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和幾個裝滿書籍的箱子，牆上掛著一張嶽飛寫的“還我河山”的拓片條幅，令人見了肅然起敬。
陳獨秀去世後，老友朱蘊山曾賦詩一首，其中有雲：“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他可謂是至死未改清白、清貧的書生本性。
“終身反對派”
1942年1月，陳獨秀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自來之論， 喜根據曆史現在之事變發展，而不喜空談主義，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為立論之前提”，“故而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孔教，見得第三國際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它，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他還對友人鄧仲純說過他“一生就會作反對派，從反滿清一直到反蔣介石。”他一生由“選學妖孽”轉而康黨、亂黨、共產黨，直至托派、終身反對派，不時否定曆史、否定自身，“既不厭生，複不畏死”，“相信進化無窮期”，“時間上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也沒有‘推諸萬世而皆準’的製度”，“空間上沒有包醫百病的良方”。對人生對社會始終抱著積極進取、甚至激進偏頗的精神。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共產國際幾乎全部諉過於陳獨秀，8 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 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將他拒之會外。他與秘書黃文容、汪原放等乘船去上海，一路上臉色鐵青，嘴角緊閉，很少說話。難得開口，說的也是反反複複一句話：“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到了上海，黃文容問他：“仲甫同誌，鮑羅廷和中央屢屢讓你去蘇聯學習，你為什麽拒絕呢?”陳獨秀回答說：“你懂什麽?莫斯科讓我去學什麽啊?學中國革命問題?中國曆史是中國人懂得還是外國人懂得?你以為中國問題還要請教外國人，難道外國問題也請教中國人，中國人能懂嗎?”共產國際召開第八次執委會時，聯共(布)內部的派別鬥爭已白熱化，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驅逐出境。此時，陳獨秀如去蘇聯，以他那固執的個性，既不可能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也不可能不說出些與共產國際、斯大林相悖的言論，他在蘇聯是吉是凶，何時能回國，都是難以想象的。
陳獨秀晚年的某些思想和主張，遭到中國托派的攻擊，他毫不留情地予以反擊，他說：“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裏也說參加抗戰，而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見或者認為隻有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他揭露說，中國托派已“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他鄭重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他與中國托派漸行漸遠，已基本沒有政治的、組織的關係。
1938年3月，長達三年的莫斯科審判結束， 一大批老布爾什維克被處決，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陳獨秀對此極為反感，他對友人說：“現在蘇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讚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難道是馬克思列寧始料所及的嗎?此無他，賤視民主之過也。”夕陽殘照，年逾花甲的陳獨秀自詡“哲人間世出，吐詞律以誠。忤眾非所忌，坎坷終其生。”他依然不厭其煩地宣傳他的政治主張，即通稱的“最後的見解”，其中的是是非非，半個世紀來，一直在研究、爭論之中，至今尚無定論。
魯迅曾淺顯而深刻地評價過陳獨秀，他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問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陳獨秀正是這樣一位“用不著提防”的光明磊落的人。他衝動、奮進，拔山蓋勢，摧枯拉朽。他在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的激流中，不善遊泳，缺乏靈活性，又特別厭惡玩弄權術。他也知道他鼓吹一生的政治見解，是“很難得人讚同”的。曆史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崗位，但象他這樣性格的人並不適宜於擔任政治家的角色。他隻能在愴涼、孤獨中，走完他曲折坎坷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