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侃章：?“跨六奔八”的77、78級，你還好嗎？zt

來源: 世事滄桑於 2021-12-12 17:59:54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94482 bytes)

彈指間，“恢複高考”走過四十四年，77級、78級這批遲到的幸運兒大都“跨六奔八”，人生斜陽餘輝明——親曆者們更加懷念那段青春時光。講壇上、媒體間，不同的記憶視野源源不斷，層出不窮，出現了集體寫史的盛況，以至著名學者、77級考生陳平原教授喟然感歎：“該說的都說了，幾近題無剩義。”

親曆者所寫，既有個人對往事的感受，又有記諸史冊之托，希望後人能了解這段難忘的歲月。由於經曆過苦難和折騰，所思所想往往化作情感奔湧而出，可謂千姿百態，絢麗多彩。但人是觀念的動物，當社會氣候稍有風吹草動，特別是一個浪潮來襲，一些本已上下反複討論，下過定論的重大問題，似乎重新走向模糊，真實與差錯交織，詆毀或誤解並行。為記下當年這些天翻地覆的變化，筆者曾作過努力，盡可能查閱各種檔案文獻資料，盡可能接近這段曆史真相——《冬季裏的春闈——1977年恢複高考紀實》勉力問世，就是一塊引玉之磚。

眼下各種各樣被動和主動的信息撲麵而來，一個轉折點似又來臨，為此願申述這段曆史時期的相關節點。

一、1977年的政治曆史背景

“四人幫”被粉碎，意味著“文革”自然中止，舉國歡騰。華國鋒其時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於一身，在提出批判“四人幫”的同時，要求繼續批判鄧小平，要求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在1977年2月7日發表了《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明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方針，也即後來常說的“兩個凡是”。

1977年4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發行，5月1日的《人民日報》發表華國鋒《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重要文章，重申上述觀點。

“無產階段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寫入1969年4月的“九大”、1973年8月的“十大”報告和黨章，以及1975年1月的四屆人大《憲法》。其主旨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且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的條件下，還有必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繼續革命”的一種體現。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宣布“勝利結束文化大革命”。但同時強調：“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並且繼續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作為製定十一大路線的重要內容和依據。至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要遲至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告廢止。

在這種思想和政治輿論的導引下，教育部於1977年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太原召開了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有些亮點，但要從根本上突破1971年以中央文件下發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兩個估計”，和當時的政治口徑，幾無現實可能性，何況在會前起草的《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事前已報經華國鋒同意。在這個會議中，“高校招生工作意見”雖經過討論程序，但依然堅持老人家批準的，新當家維護的“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十六字招生辦法。

時任教育部長劉西堯對此有刻骨銘心的回憶：“1976年12月，宣布我當教育部部長，1977年1月25日我到教育部去。”“我一直不想搞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多年來的意識形態領域翻來覆去的批判，令人感到無所適從……那時悶在教育界和廣大知識分子心裏的有兩件大事，一是要否定 1971 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關於建國十七年教育戰線的兩個錯誤估計，二是放假鬧革命後又廢除了高考入學製度，學生水平太低，各條戰線後繼無人、青黃不接的現象十分突出，恢複高考成了當務之急。但是，在教育部召開的第一次座談會上，有的同誌提出要否定‘兩個估計’時，因為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我避開了。新聞界約教育部的同誌去談這個問題，參加座談會的普教司司長向我請示，我說：還是按毛主席批示的口徑吧。這就錯了第一步棋。不過後來我也逐漸覺悟，幾次向中央領導反映大家要求否定‘兩個估計’，當時主管教育的政治局同誌總是說去請示，請示回來總是問：‘肯定兩個估計的全教會紀要，經過毛主席沒有？’前麵說過，那時是經過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因此還是不能動。不久高等學校招生問題提上日程，我沒有考慮立即恢複高考，就報經國務院批準，仍按‘文革’中的辦法，在太原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議，一錯再錯。招生會議前，剛‘解放’到天津市工作的蔣南翔打電話給我，他說培養人才有如種莊稼，要選好種子，要求高校招生不要隻憑單位推薦，允許他在全市挑選學生，我同意了。但在招生會議中，天津市代表說，蔣的意見不代表市委，又被否定了。”（劉西堯《攀峰與穿霧》212-213頁）

“文革”的政治理論在慣性運行，多年形成的冤假錯案尚不能平反，各省市自治區和地縣仍以“革委會”名義掌權，縣級以下還是人民公社體製，城市的知識青年還在下鄉，已下鄉的要求他們繼續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一片“濤聲依舊”。至於散布在人們頭腦中的烙印，可以用“剪不斷、理還亂”形容，社會思想就是如此僵化，這些曆史局限性客觀存在。

以上就是當時的大體政治曆史背景。明了上述情況後，才能體會到在1977年“恢複高考”是真正的撥正航向，其重大意義再怎麽評價都不為過。後來者如離開當年曆史背景評論說道，就難免多創作成分了。特別是那些朝雲暮雨的文章，使人感到這不僅是“為五鬥米折腰”了。

二、1977年恢複高考由許多偶然構成

1、鄧小平複出時間節點的“偶然”。

粉碎“四人幫”以後，要求鄧小平複出的呼聲非常強烈，華國鋒聽到呼聲。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發表講話：“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鄧小平同誌的問題應當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隻能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顯然，按照這個部署，“適當的時機”是在1977年8月中旬舉行的十一屆全會上，鄧小平才能複職。但後來的事實是：1977年7月中旬鄧被宣布恢複職務。鄧小平快速進入角色，在八月上旬就主持召開了那個載入史冊的“科教座談會”，於是“恢複高考”的大事驚天發生。這一個月時間的提前，真正踩準了曆史的“穴道”。如果按照程序，鄧要到八月才能正式複出，那麽1977年恢複高考在時間上不可能，在時機上將失去。至於鄧為什麽比原定時間提前複出？不得而知。必然中的“偶然”就這樣發生。

2、科教座談會參加人員的“偶然”。

對於參加8月4日開始的“科教座談會”的人員，鄧小平提出四個原則要求，第一，要有見解，敢於說話；第二，不是行政人員；第三，在自然科學方麵要卓有才學；第四，不能與“四人幫”有牽連。按時任教育部黨組成員、高教司司長劉道玉回憶，他與科委方明瑜先提出初步參會人選，然後報經同意。北京大學物理係沈克琦教授對此憶述：“我那時是北大物理係副主任，常去教育部高教司辦事，司長劉道玉認識了我。8月初接到會議通知後，我不知道要開什麽會。”溫元凱說：“1977年6月，我給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方毅寫信，內容是關於加強基礎化學研究方麵的。沒想到，方毅給我回了信，而且同時通知中國科技大學的黨委，要黨委支持我的基礎化學研究。我後來才知道，是方毅推薦了我參加鄧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談會。”查全性回憶當時情況：“1977年7月底的一天，記不住具體在哪一天，也記不住哪一位校領導通知他，說教育部來了通知，點名要他到北京開會。既沒有說開會內容，也沒有說會期有多長。”劉道玉作了補充：“我當時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和同事商量後決定從高校挑選代表……武漢大學代表查全性，當時還是副教授，按規定沒資格參加會議，但我是武大出來的，有點偏心，就讓他去了。”而中科院動物所研究員童第周赴會更具戲劇性，8月4日開會當天：“鄧小平開場白講話時環顧四周問：‘童老有沒有來？’並接著說‘文革中童老掃地，他掃地都是科學態度，真認真。讓他掃地真是糟蹋聖人。’”會議組織者馬上在第二天就請童第周先生參加會議。由此可見，參會的人員在鄧小平所提原則前提下，邀請哪些人赴會，並沒有具體程序，而有隨機的“偶然”。

3、與會人員針對性發聲的“偶然”。

這次“科教座談會”沒有設置特定的議程。這從鄧小平開宗明義的講話中就可反映出來。鄧小平說：“這次會議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這個世紀隻剩23年時間了，我說超越，至少接近，某些方麵能接近、趕上當時的水平。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實現趕超任務，從哪裏入手呢？前一段我沒抓工作，胡思亂想，找了少數人，方毅、李昌、鄧力群，吹了一下。我的想法是從科研、教育入手，不從科研、教育入手，實現趕超是空話……大家發言可長可短，可插話，什麽話都可以講，沒有棍子，要消滅棍子。不但沒有棍子，現在的三個公司都要丟掉（指製造棍子的鋼鐵公司、亂扣帽子的帽子公司和事後給人穿小鞋的鞋子公司）。”顯然，原定這是一個“山海經”、“諸葛亮”式的務虛式會議，講講科學技術如何發展，議論教育水平如何提高，圍繞科研和教育展開討論，還可以傾吐苦水，發發牢騷。

會議前兩天，與會者大多比較拘謹，因為“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大都心有餘悸，如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教授一開口便是檢討，說我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改造好，一定要進一步下工廠和農村，接受工人貧下中農再教育雲雲。這些話語雖不是會議組織者所希望的，但此時的自然流露又是可以理解的。

隨著會議的深入，與會者的放開，涉及實質性的發言開始出現，如在議論到現有高校招生製度時，鄒承魯研究員說：“現行的招生辦法，群眾推薦是走形式，領導批準實際是走後門的合法根據，沒有考試製度，後門是堵不住的。”

8月7日，本次會議簡報組為8月6日的座談會發了三期簡報，說明這天會議內容非常豐富，也非常重要。

查全性對此有回憶：“在8月6日上午，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在會上憂慮地說：現在，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隻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接上話頭：那就幹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麽大學。”沈克琦、溫元凱等對於何東昌和吳健中的發言也感同身受。而鄧小平讚同性的插話使查全性為之震動，他在筆記本上原已勾勒出發言要點，與會者的肺腑之言促使他進一步思考，更讓他感到麵對混亂的教育現狀，必須大聲講出自己的觀點來。

上午氣氛熱烈，下午掀起波瀾。查全性副教授拿出筆記本所列大綱，麵對鄧小平和與會者，慷慨陳言：

“當前的大學招生方法存在嚴重問題，應采取堅決的措施予以改進，以使新生的質量得到切實保證。現行的招生製度，有四個嚴重弊病：（1）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那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占去了招生名額，這是極不合理的。（2）從階級路線上看，現行招生製度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他們如果沒有特殊關係是上不了大學的，這一點比‘文化大革命’以前還嚴重。群眾反映說：‘新中國成立前上大學靠錢，十七年靠分，現在靠權。新中國成立前，我們沒有錢，現在沒有權，靠分還能有份。”（3）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越演越烈。據我所知，今年招生還沒有開始，但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製度不改，走後門不正之風刹不住。（4）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現在，甚至連小學生也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憑文化，隻要有個好爸爸。

招生的總原則，應該是在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前提下，要從製度上保證錄取政治上、業務上優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選人才。應當建立全國統一的報考招生製度，並應體現以下精神：（1）名額不要下到基層，由省、市、自治區掌握。現在名額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後門很嚴重。‘多的撐死，少的餓死’。（2）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泄漏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重點考語文和數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從語文和數學的成績，可以看出學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維能力。（3）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誌願選擇專業。學生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也可以從社會青年中招。有些人沒有上過高中但實際上達到了高中的程度，可不受資曆的限製。各級領導、各單位，對於確有培養前途的優先優秀青年，要支持他們報考大學，不得阻撓。”

由此不難明白，“恢複高考”並非會議事先設定的議題，而是與會人員在鄧小平不斷鼓動導引下，眾說紛紜，大膽議論出來的“偶然”。

4、鄧小平拍板當年恢複高考的“偶然”。

鄧小平在會議中不斷插話，當聽完查全性的發言後，鄧小平點頭讚許，然後環視四周問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麽意見？”吳文俊、王大珩、沈克琦、溫元凱、金善寶等紛紛表態讚同，不少與會人士幾乎沿著查的發言主線，在補充著同樣的問題，如溫元凱建言的“十六字招生方針”，會場上形成了齊聲呼應要求恢複高考的局麵。沈克琦再次強調，“現在的招生製度對高等教育影響很大，有些學生甚至不夠小學畢業生的水平，無論教師如何努力，學生的整體學業水平與大學相去甚遠。”教育部長劉西堯說：“原來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達到高中畢業，名額分配到縣。自由報考問題，我讚成（蔣）南翔同誌的意見，但馬上要做，還要具體化。”

小平同誌便轉頭問劉西堯：“今年就恢複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回答：“假如推遲開學，還來得及”。查全性又趕緊插話：“還來得及！今年的招生寧可晚兩個月，不然又招20多萬不合格的。”參會人員紛紛表示同樣的意見，要求今年立即改。

鄧小平看到聽到專家教授如此迫切決絕，如此慷慨激昂，且聲聲肺腑之言，句句在理在心，完全憂國憂民，在會上當場拍板：“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就堅決改嘛！把太原招生會議的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這涉及幾百萬人的問題，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秀人才拿上來，又要不致引起波動。你們研究一下，這個方法應當找出來。要求質量，重點學校要統一招生；允許報3個誌願，到校後再分專業。今年開始就改，不要等了。”

鄧小平斬釘截鐵“不要等了”，當場拍板“今年恢複高考”，實是會議熱烈氣氛中推動出來的“偶然”，這個“偶然”可解決了社會現實的諸多痛點。

三、鄧小平拍板“恢複高考”是“實施時間調整”；華國鋒同意“恢複高考”是“方向性調整”

鄧小平早已看到“文化大革命”那套推薦招生方法的弊端，早已認定高校招生非改革不可，這些已多次體現在其講話中。但考慮到茲事體大，在本次會議之前，他設想做一年時間的準備，他曾經對方毅、劉西堯說過：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還按原來的辦法，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但一定要憑考試入學。

鄧小平是偉大的戰略家又是高明的戰術家，他當然清楚“兩個估計”的政策束縛，當然知道上個月開過的高校招生會議依然堅持“推薦招生”，當然了解現任最高領導的政治態度是“兩個凡是”，而更現實的是，要在短短的時間內讓原製定政策、執行政策的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確非同小可。這個政策思想轉彎如不做好，“恢複高考”這牽一發而動全身撥亂反正的重大舉措，極有可能引起全局性的混亂。

顯然，從這次“科教座談會”中鄧小平更加明悉，高校招生“恢複高考”是眾望所歸，是民心所向，專家教授們與他的想法完全一致，而要求改革的時間節奏上，身處一線的專家教授們比他還急迫。鄧小平的偉大再次顯現，他馬上調整原有的設想，決定將“恢複高考”時間提前到今年就舉行。幾乎在同一時間內，他連下三著妙手：責令教育部立即收回已於8月4日上報國務院審批的招生文件；布置教育部重新召開招生工作會議（8月13日開始），按照“科教座談會”的意見作程序性落實；迅速將會議的情況和自己推遲今年高校招生的意見（8月18日），報請華國鋒召集政治局會議討論，絕不顧這顧那，拖泥帶水。對此劉西堯的回憶也有較詳細的敘述。

其實，鄧小平看準一件事情作快速調整是常有的事，這從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回憶中亦可得到證明。所說的事情是這樣的，1978年11月中旬鄧小平出訪當時已是“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而這之前，我們常稱人家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到訪後，鄧小平深為對方的成就吃驚，尤其佩服他們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的政策，便請教李光耀總理。李直率地說，“你要交朋友，要引資，先停止對別國反政府武裝的支持，停止設在華南的廣播電台。”鄧回國後斷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輸出”，轉而大膽引進外資，改革體製，直至提出“一國兩製”。鄧的虛心和果斷，給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後他深情地回憶說：“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麵前願意放棄自己的一己之見。盡管鄧小平當時已74歲。”

對於鄧小平推動一連串“恢複高考”的舉措，作為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也全力支持，同意收回經過自己閱處同意的“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見”。又按照鄧小平的提議，在10月5日召開政治局會議上，對鄧小平提出“恢複高考”的意見明確表態：“先就這樣定下來，然後再不斷總結經驗。”在恢複高考這件大事上，華國鋒並未堅持“兩個凡是”，而是對自己作出過的決定不斷修正，對下達過的指示作“自我否定”，這些都是對原維護“推薦招生”作“方向性調整”，轉彎力度很大，殊為不易。

在“恢複高考”一事上，五位常委和相關副總理一致同意。盡管如此，從領導分管和所作係列工作來說，鄧小平作為黨的副主席、最資深的領導人，在教育領域大刀闊斧，衝開阻攔，撥亂反正，領導恢複高考，果斷提出決策意見，這是曆史事實。當然，這個重大決策，華國鋒等中央領導全力讚同，也功不可沒。但有的文章，未深入當時政壇的肌體，僅根據麵上的領導架構和鄧小平的行政報送程序，說“恢複高考”是華國鋒的決策，鄧小平僅僅是“恢複高考”的分管者和支持者，顯然偏離和割裂了曆史事實，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1977年的“恢複高考”。對於這一點，當事者劉西堯2009年3月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錢江采訪時也再三強調：“文革後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鄧小平了不起。沒有他，要在1977年恢複高考是不可能的。”我後來根據文獻檔案資料寫成的《恢複高考，鄧小平與華國鋒的定位和作用》一文，對此有較多展開，此處不再重複。

“77、78級”考生顯然是諸多偶然合成的產物。其實回首望去，許多曆史多是一連串的“偶然”，而“偶然”的構成，又往往是載入史冊的大事，作始非簡，將畢也钜，所謂“英雄創造曆史”大概如此。

四、未展開過的“恢複高考”重要節點

“恢複高考”在逝水流年中漸行漸遠，作為當事者“新三屆”對有些“親曆”也漸漸模糊。而八九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生人，對此則恍如隔世，看事談論，下筆為文，不由自主地用後來的觀念想像那段歲月。

親曆者所寫細節栩栩，自然流出，令讀者如臨其境，倍感親切；在非親曆者看來，具有不可替代的權威性。但也有相當數量的文章多憑個人記憶馳騁才氣而作，覺得無必要去查閱文獻曆史資料。然而記憶尤其是年事趨高的記憶並不可靠，加之77級高考是各個省分頭舉行，在國家統一招生政策的原則下，不排除有些省作微調，或多或少也有些個例存在。以下所述根據所見文獻檔案資料來判定，並以當事者較靠譜的回憶為輔助。

1、77級高考分數保密，官方渠道不大可能公布，但有的考生為何知道。

現在的考生對自己的各科分數乃至排名順序，在閱卷結束，公布成績時就一清二楚了。但“恢複高考”的77級，通知參加體檢和政審的考生是不知道自己考分的，更不可能知道錄取線是多少。不公布高考分數是當時的招生紀律，並非77級首創，即或在“文革”前所有年份的高考，對考生也一律保密，本人無從知道自己的分數（楊學為《中國高考史述論》270頁）。77級極大多數考生是到校或多年以後才從相關渠道獲悉，而有的考生終其一生不知自己的分數。前些時日，77級一位退休多年、有相當影響的考生，由於撰寫回憶錄需要，向檔案管理單位要求查看自己當年的考分和誌願填寫情況，不被允許。他鍥而不舍，找了熟悉的領導出麵也無果。答複說：經請示上級，不能查看本人檔案是製度規定。他感歎說，看來在有生之年也無法知道當年自己考了多少分，如何被錄取了。這種毫無密級可言的某個檔案節點，不管過去了多少年也不能查閱，而要自己“百年”以後讓後人才可獲知，令人感慨莫名。

對於當年的考分情況，77級的回憶文章也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知道，甚至明白自己的考分排列，名列前茅雲雲；有的說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讓你知道。西北大學77級經濟係學生張維迎撰文稱：“當年考試成績對個人是保密的，我也找不到關係打聽自己的成績”（見《永遠的1977》，217頁）。在《永遠的1977》一書上，同是一個省，同是77級，這批同榜生也有不同表述。福建77級考生林堅撰文說：“由於當時考試成績和分數線均未公布，錄取線更是絕對保密，能否錄取，誰也不知道”（該書197頁）。福建77級考生陳曉明回憶：我的“語文83分、政治73分、數學65.5分、史地57分，總分279分”（該書210頁）。陳曉明考生知道得如此細致，估計或有特殊渠道獲得。可能招生辦有熟人，且是有一定的層級者私下透露。每個省的高考都是由省裏統一日期考試，統一組織閱卷。77級高考分數是保密的，這是招生紀律，從官方渠道獲得分數不大可能。前幾年浙江大學、杭州大學分別出版了《絕代回眸》《120個回望》兩本書，書中所列77級考生沒有一個人提到自己當年知道考分。至於某些回憶說當時連社會上也知道自己是某科的“高考狀元”，小說家筆法也。坦率說，在當時乍暖尚寒的曆史背景下，“狀元”這個詞是“封建”的產物，沒有人敢講，更不敢去類比。所謂有“高考狀元”當是後來修飾冠加。如果當時某地要公開1個，那就要公開10個，公開10個就要公開百個，以至於全體考生了。

1978年的“招生文件”，也進一步證實了1977級考生的分數不能從官方渠道公開獲得。教育部編《1978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簡報》1978年4月第6期第三條：關於公布考試成績的問題：“一種是同意公布考分。但是如何公布、公布哪些人的、何時公布等問題要進一步研究。一種是不同意公布考分。認為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職責範圍，若懷疑我們有舞弊行為，可以查辦！為什麽教育部門自己不相信自己呢？若公布分數，小孩子成績不好，壓力大，可能有人會自殺。”這就說明是否公布高考成績即使在1978年還在討論，遑論1977年了。

最終討論結果並報請中央領導同意，從1978級開始公布高考成績；如考生懷疑自己的考分，還可以申請查分。國務院1978年6月批轉的《關於一九七八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第四條是，關於公布考試成績：“為了發揚民主，杜絕‘走後門’、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風，在公布參加體檢名單的同時，公布全體考生的各科考試成績。公布的方法，由縣（區）招生委員會通知考生所在單位分別轉告本人。對沒有考好的學生，不應歧視、諷刺，要切實作好思想工作，鼓勵和幫助他們繼續努力。考生對本人的評卷如有懷疑，可向當地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由招生辦公室查閱試卷。”而向考生和所在單位公布高考成績，又是鄧小平拍板的。

從1978年開始，官方渠道公布（後改為通知）考生的高考各科成績，這是中國“科舉史”上開天辟地的改革，且延續如今，這是民主的使然，製度的規範，時代的進步，意義重大。

77級考生是否公布考分，是相關回憶文章中矛盾較多的一個節點，什麽原因導致，前麵已經述說了一些，也有可能各省執行政策寬嚴度不一，如若多加展開，文字就長了。

而中山大學中文係77級的陳平原又有另外一種回憶：“我第一誌願是中山大學，第二誌願是華南師範學院，第三誌願是肇慶師專……肇慶師專最先發錄取通知書，然後是華南師範學院，中山大學要晚好幾天，那幾天我特別緊張。”（見《新三屆致新生》13-14頁）

1977級同一考生被三所不同檔次的學校錄取，且錄取通知是先低後高的學校依次到達，這是我視野所及，77級考生唯一的憶述。果如此，那1977級廣東高校招生可謂別開生麵。

2、77級考生報考時沒有重點院校與非重點之分。

1977年全國高考時，由於沒有全國統一的課程標準或教學大綱，隻能由各省、市、自治區根據本省的實際命題，再組織統考。全國沒有統一高考日期限定，隻要求在11月至12月份考畢。後來的實際情況是，全國各地11月28日開考，12月25日結束，曆時約一個月完成高考。

在統一招生問題上，全國各地大同小異，沒有必要將各省市自治區的高考情況一一寫出。這裏以浙江省為例說明：10月21日《人民日報》公布“恢複高考”消息，11月中旬報名，下旬完成文化水平“初試”，“初試”合格的考生參加12月15日至16日全省統一命題考試。

浙江省該年招生所有的高校、中專、中技名單，公布在1977年11月9日《浙江日報》第3版，高校隻分理科（包括工、醫、農、林）、文科（包括外語、財經、政法）、藝術和體育，共三個大的類別，沒有重點院校與非重點之分。考生根據這些招生學校名單，在高考之前填畢高考誌願，誌願表中也沒有“重點”與“非重點”設置。這是直觀清楚的原始資料。

無論是官方渠道，還是眾多考生，不但沒有“重點”與“非重點”的概念，即使不少考生，連高考分文科、理科都不清楚。如77級考生張維迎撰文稱：“恢複高考的消息我是從縣宣傳部一個幹事這裏聽到的……他鼓勵我說：‘你可以考文科啊！’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上大學讀書還有‘文理’之別。”（《永遠的1977》，216頁）。其實像張維迎這種情況並非個例。

從77級考生所填誌願的順序看，也可明白考生不知有重點與非重點。如北大法律係77級考生李克強，當時所填的第一誌願是安徽師範學院，而非北大；四川大學曆史係77級羅誌田，所填誌願依次是成都師範學校中文高師班、四川師範學院中文係、四川大學曆史係；複旦化學係77級林曼華的誌願依次是上海第二醫學院、福建師範大學物理係、廈門大學數學係，結果她被複旦大學錄取；廈門大學曆史係77級劉海峰所填誌願依次是福建師大中文係、福建師大曆史係、廈門大學漢語言文學，此種例子不勝枚舉。考生如果能知道學校有重點與非重點區別，是不會按如此順序填寫誌願的。

直到1978年2月17日，1977級才有重點與非重點院校的文件下達。1978年2月17日，國務院以（1978）27號文件批轉《關於恢複和辦好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報告》，列出恢複“文革”前的60所重點院校，同時新增加28所，共計88所。而這個時間節點，對於考生填誌願已無任何實際意義，因為77級考生已在1977年12月之前填畢誌願，而且文件下發之時，大多數院校已經做好錄取工作。後來有些考生回憶說：“自己當年報考了重點大學，並被錄取。”對於這句話要分開講。從時間節點上，這句話不太符合當時實情，因為當年考生填報誌願時還沒有什麽“重點院校”與“非重點”名錄，無從知道哪些是，哪些不是？但這句話又有對的成分，因為自己考入的大學後來獲批為“重點院校”（不管是恢複的還是增加的），1977年的“招生文件”中也有“優先錄取重點院校”之語，隻不過國務院對“恢複和增設重點院校”要到1978年2月17日才批轉。

有可能的情況是：77級招生時重點院校實際存在，因為國務院遲遲未批複，所以對考生和社會不作公布，更沒在誌願欄目設置，或許由招生管理單位內部掌握。這就是1977級考生填報誌願時“蒙在鼓裏”的部分實情，反映了當年招生曆史演變的漸進性和複雜性。到了1978級招生，以上這些就區分得清清楚楚。為使其直觀明了，將主要節點列表如下，供讀者參考：

77級與78級考試和錄取方式的異同

3、1977年8月“科教座談會”前已有“恢複高考”傳聞溯源。

也有回憶文章說，在1977年五六月份就聽到了“恢複高考”的傳聞，便開始悄悄複習了。這傳聞從何來呢？查1977年恢複高考正式公布是10月21日，“科教座談會”是8月4日開始，8月8日結束，說自此後就有恢複高考消息傳播倒有這個可能，因為參加“科教座談會”專家教授有 30多人，加上一些有關部門領導和會議工作人員，總共有五十多人，鄧小平在會議上拍板了當年就“恢複高考”，這種好消息是會不脛而走的，盡管當時還沒有正式公布。

但說在五六月份就已經知道“恢複高考”消息，就令人費解了。因為1977年的第一次招生工作會議是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太原召開，招生工作的文件，無論是會前起草，還是在會議中形成，都是堅持“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十六字推薦招生方針，沒有“恢複高考”的影子，所以說在六月份就知道“恢複高考”找不到可靠的依據。再說，鄧小平複職也是1977年7月20日以後，在這之前，他有什麽講話也不可能外傳。或許這些傳聞是考生和專家教授的預判，或許是民間的呼聲和期望，也或許有誤記的可能，大概隻有這麽說了。

4、關於1977級從軍隊招生問題。

有研究者提出1977年地方院校從軍隊招生事宜。查1977年招生文件，對招生對象分兩段表述，一是在“招生對象”中表述：“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複員軍人、幹部和未婚……”。這裏沒有出現現役軍人。但在“招生辦法”中有一處表述：“解放軍幹部、戰士到地方院校學習，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部根據文件精神，製訂具體辦法。”77級中有軍人學生，複旦大學經濟係77級周偉林的回憶文章提到：他們年級有五位現役軍人，把被子疊得刀切一般齊整。而到了1978年的招生文件，考生隻有年齡和報考學曆限製，連什麽行業、婚否都不作限定了，軍人考生就更多了一些。

5、77級依然招“社來社去”及“共大”、“七·二一”、“五·七”大學生。

所謂“社來社去”是“文革”中對高校改革而增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即考生從原來農村中的“公社”來，讀書畢業後又返回到原“公社”去。77年招生文件第五條規定如下：“納入國家招生計劃上普通高等學校學製在一年以上的‘社來社去’班的學生，在校期間轉戶口，其口糧、副食品供應和生活待遇，應同普通班學生一樣。學生畢業後戶口轉回原社隊。”

所謂“共大”等是“文革”的重要產物，77年招生文件第七條作如下表述：“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七·二一’大學、‘五·七’大學，是加速培養和造就大批又紅又專建設人才的重要方麵，要大力發展，認真辦好，努力提高教育質量。招生條件和辦法，由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有關部門根據實際情況製訂。”

1977年恢複高考招生時，人們的思想觀念到實際工作層麵，充滿著新舊交織和矛盾衝突，招生文件保留這些是政治和現實的需要，作這個過渡是必要的。而到了1978年招生文件中，這些內容就全部取消，那些特殊現象就走入了曆史。

從以上所述不難看出，就社會發展層麵上講，77、78級是社會轉型的產物；就個人層麵上講，77、78級是曆史的親曆者和見證者。正如77級考生，浙大文科資深教授劉海峰所說：“1977年恢複高考的重要意義，不僅僅是鄧小平順應時勢的英明決斷所賦予的，而且還是77、78級等恢複高考上大學的人才所作所為中體現出來的。”

無庸諱言，當前有一種令人思量的社會現象呈現，我們以為那些永遠不可能忘記的事情，卻在念念不忘中被我們忘記。我們以為那些一去不複返的東西，正在我們中間悄悄複萌。那“美好的仗，當跑的路”之類話語，是有感而發的切膚文學語言。時代前行之“路”是接力完成，有時波浪式、有時暫停式、有時徘徊式、有時跳躍式，曆史螺旋向前，這個定律千古不易。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

3、《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1977年5-12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8月版

4、楊學為編《高考文獻》（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版

5、楊學為著《中國高考史述論》（1949-1999），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6、劉西堯著《攀峰與穿霧》，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2月修訂版

7、劉道玉著《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8、劉海峰著《高考改革的理論與曆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9、陳侃章著《冬季裏的春闈》，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印刷版

10、未名主編《永遠的197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11、陳芳著《拜訪京華名家》，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