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85：羊城係列詐騙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3年11期
文：易明佳
一、少先隊員舉報舅舅
對於廣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刑警陳中興來說，這是他從警九年以來唯一的一次“代表分局領導”出麵接待來訪群眾。那天快到下班的時候，刑警隊教導員華教柱走進辦公室，讓他去一下門口，以分局領導名義接待一個來訪群眾，那人已經跟警衛室磨嘰了半個小時，說有重要案情要反映。警衛室給局辦打電話，內勤小劉問對方有什麽情況要反映，答稱要直接跟分局領導說。小劉請示領導，領導讓刑警隊出麵接待。於是，教導員華教柱讓陳中興去接待一下，臨了還叮囑道：“如果對方非要見分局領導，你就說你就是領導。”
陳中興這年三十掛零，但長得老相，看外形說三十五六別人也信；況且，在刑警隊五十八名刑警中，論資格他可以列入“老字號”行列，而若論辦案數量，他應該是名列第一的，因此，華教導員這會兒指派他代表分局領導出麵接待來訪群眾也在情理之中。
所謂來訪群眾是一個身高不過一米四左右的小女孩兒，穿著一件紅底子淺黃小花布外套，脖頸上的紅領巾係得端端正正，左臂佩著三道杠，背著一個家庭自縫的藍布書包。陳中興乍見之下，便下意識地猜測這小姑娘十有八九是來報“假案”的。那當兒反特宣傳如火如荼，報紙、電台、黑板報、牆報、有線廣播有很多這方麵的內容。國家還進口了一些蘇聯反特影片在電影院輪流放映，中小學校也不斷對學生進行這方麵的教育。這種大規模的宣傳給中小學生造成了一種幻覺：敵對勢力無孔不入，路人、鄰居甚至親戚中，可能就混有反革命分子或者美蔣特務，不少學生草木皆兵，動不動就奔派出所、公安局檢舉。以前陳中興在派出所當治安警時，由於人高馬大，“能夠體現人民警察的高大形象”，領導就把接待前來檢舉的中小學生的工作專門安排給他。陳中興回想下來，到1952年底調到分局刑警隊為止，他一共接待了二百多名前來檢舉反革命、特務分子的中小學生，有的還來過好幾次，每次都有新的線索提供。最後的結果是，四五百條線索中沒有一條是確鑿的。
由此，陳中興對中小學生檢舉就頗有些怵頭。但是，還是要認真對待。他盡量讓自己的神態舉止顯得和藹可親，把小姑娘領到了警衛室隔壁的接待室，請她坐下，問小姑娘來公安局有什麽事。對方不答反問：“叔叔，請問您是公安局領導嗎？”
陳中興點頭：“我姓陳，是領導。”
“是最大的領導嗎？”
陳中興尋思這小姑娘似乎不好糊弄，於是硬著頭皮道：“我是分局第一政委。”暗忖反正沒這個官銜兒，也說不上冒充。
小姑娘聽罷站起來，衝陳中興行了個少先隊禮，又從書包裏拿出她的作業本讓陳中興過目，上麵寫著學校名稱、班級和姓名，於是陳中興就知道對方是新躍小學五年級學生，名叫朱項梅。陳中興很想來一個禮節對等，也把自己的工作證掏出來讓朱項梅過目，可是想到那上麵的職務欄裏寫的是“刑警”，就不敢造次。言歸正傳，陳中興問：“朱項梅同學，你來公安局有什麽事兒要反映？”一邊說，一邊把工作手冊放在麵前打開，掏出了鋼筆準備記錄——哪怕是對方報“假案”，樣子也得擺一擺，否則顯得過於輕慢來訪群眾，傳出去影響不好。
朱項梅一開口，陳中興鬆了一口氣，尋思這小姑娘倒像是來真的。她說：“陳政委，我要向公安局報告，我舅舅逃到香港去了！”
朱項梅的舅舅名叫施之鼎，二十七歲，是廣州市公交公司的汽車司機，尚未結婚。一個月前，他到朱項梅家來，對他的姐姐即朱項梅的媽媽施之蘭說他準備挪一個地方。施之蘭以為弟弟要調一個工作單位，就關心地詢問情況，可是，施之鼎卻搖頭否定。再問，沉默不語。正說著，朱項梅的爸爸朱峰下班回家了。朱峰在區稅務局工作，是個新中國成立前就端著舊政府稅務官飯碗的留用人員。舊政府公務人員的曆史，使他變得比較沉悶、膽小，不管是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說話一向小心翼翼，報紙、電台、領導怎麽說的，他必定毫不走樣地照搬。施之鼎因此對這個姐夫頗為反感，經常向其提出嘲諷式的建議，說應該積極靠攏黨和政府，每月寫一份入黨申請書。久而久之，兩個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現在，施之鼎見姐夫回來了，打了個招呼立刻起身告辭。朱峰忙著要把從單位帶回來義務加班的賬目盤算清楚，對小舅子的來訪情況根本沒問一個字。
之後，施之鼎沒再來過。這也正常，以前他三四個月不登門的情況也經常有。他姐姐施之蘭呢，對於他所說的“挪一個地方”的話頭也沒當回事。昨天下午，施之蘭突然收到了一封香港來信，施、朱兩家在海外都沒有親朋好友，因此施之蘭就感到奇怪，拆開一看，奇怪就變成了震驚——信是施之鼎寫的，說他上次過去是跟姐姐告別的，當晚他就秘密去了香港，現在已在九龍找到了一份工作，收入是在廣州開公共汽車的八倍，還說他已經辦理了加入香港籍的登記手續，一年以後就可以加入香港籍，成為香港的正式公民了。這封信使施之蘭震驚，對於其夫朱峰來說就不是震驚了，而是遭遇了一場七級大地震。他下班回家看過小舅子的來函後，立馬要去派出所報告。可是，妻子攔住了他。結婚業已十多年的這對恩愛夫婦破天荒地第一次發生了激烈爭吵，最後，施之蘭把菜刀架在脖子上，聲稱“你隻要跨出門一步我立刻自殺”，朱峰不得不讓步。施之蘭隨即把弟弟的來信燒毀了。
可是，施之蘭忘記了整個過程是在十二歲的女兒眼前發生的，也忽視了已經滲透到全社會所有角落的政治宣傳的功效。當晚，少先隊大隊長朱項梅同學幾乎沒經過平時人們所說的“激烈思想鬥爭”，就做出了一個決定：她有責任把舅舅逃港之事向公安局報告。
陳中興送走朱項梅後回到刑警隊，同事都已經下班了，派他這個差使的教導員華教柱也去食堂吃飯了。陳中興等華教柱回來後，匯報了接待朱項梅的情況，問這件事是否要立案。華教柱說人已經逃往香港了，也就不差一個晚上的時間了，明天上午待薑隊長上班後商量一下再作決定吧。不過，不管是否立案，大陳你作為接待人，按規矩都得寫個報告，一式兩份，一份刑警隊這邊留底，一份交分局辦公室——這是他們派下的差使，得給他們一個交代。
這天，是1960年4月1日。
次日，刑警隊隊長薑小剛上班後，華教柱剛把朱項梅檢舉舅舅逃港的事兒說了個大概，分局接到了一起詐騙報案——
報案人名叫張桂花，在一家合作性質的縫紉工場工作；其夫名叫麥謀善，是珠江船舶修理廠的工人。這對夫妻是同鄉，出生於陽江農村，張桂花的老爸是當地一個小地主，十多年前病亡了，要不，土改時不死也得脫層皮。1949年春，兩人結婚不過兩個多月時，前來廣州投奔張桂花的一個表叔。表叔是幫會人士，有些勢力，安排張桂花在醫院做雜務工，麥謀善進了一家機修廠。不久，廣州解放，表叔逃往香港。張、麥夫婦初時照常打工，後來張桂花打工的那家私營醫院關閉了，她就失去了工作，幸虧丈夫供職的那家工廠還勉強運轉著，一家四口的生活沒有問題。1956年，麥謀善所在的機修廠並入珠江船舶修理廠，1958年“大躍進”時，張桂花進了新成立的縫紉工場。這對夫妻的收入雖然不算高，但也算是雙職工家庭，而且隻有兩個孩子，所以在當時的普通家庭中還算是過得可以的。張桂花、麥謀善一直以知足常樂的心態過著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生活，直到1960年3月1日。
這對夫婦遭遇了什麽情況呢？這要先說一下當時的大形勢。當時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的經濟狀況、所有物資的供應都跌落到了最低穀。中央采取了一係列調整措施，其中有一項是，要求一部分來自農村的城鎮戶口居民“為國家分擔困難”，舉家返回原籍，和當地人民公社社員一樣種田種地。據一些過來人回憶，這個政策是當時最引起轟動效應的，因為全國各地都有這種被要求“為國家分擔困難”的對象，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也不例外。
麥謀善夫婦來自陽江農村，正好屬於符合回鄉條件的那部分人，於是就順理成章地被所在單位列入了“光榮回鄉”的名單。張桂花是婦道人家，攤上這等大事，隻有整日整夜發愁哭泣的份兒。她的丈夫麥謀善就不同了，他遇事一向頗有主張，得知這一“不幸消息”後，先是核實關於自己已被列入回鄉務農名單傳聞的真實性，然後再去打聽這是否真是黨和政府最高機關的政策，而不是地方上的土政策。打聽的結果，的確是中央文件規定要讓他這樣的曾有農村背景的人“為國家分擔困難”。這下，應該接受這個事實了吧？當時“光榮回鄉”的工人絕大多數都是無奈接受的，可是，麥謀善卻認為自己不能接受。
不接受怎麽辦呢？麥謀善反複考慮下來，最後想出了一個以不變應萬變的主意：不理睬！說白了就是頂著不辦。讓填申請表，撕了；讓去領補助金，放棄；領導找談話，不去。除此之外，其他一切照常。麥謀善技術上有一套，平時工作一向積極肯幹，現在他還是一如既往地上班，有時見活兒緊還主動加班。麥謀善這樣做是為了讓單位領導抓不到他的把柄，僅僅抵製“光榮回鄉”是沒法兒給處分的，因為中央文件規定“光榮回鄉”必須是本人和家屬都自願——當然，那會兒也真沒幾個人敢於公開表示“不自願”。麥謀善也考慮過這樣做的後果，認為大不了是開除。他不怕開除，因為他有技術，能吃苦，開除工籍不要緊，隻要不把他的廣州市籍開除就行了，他可以上街擺個攤頭做小生意，那幾年不但沒有城管專門對付小攤販，反而提倡老百姓擺小攤頭搞“生產自救”。
可是，麥謀善低估了地方政府執行中央命令的決心。廣州市是向省委作過“百分之百完成任務”的保證的，哪裏容得了小小—個麥謀善的抵製？
很快這個家庭就被來自麥謀善工作的工廠、張桂花工作的縫紉工場以及街道、子女就讀的學校幾方麵的“說服教育”所包圍，中央文件中的“自願回鄉務農”變成了地方上的“不去也得去”。如此，麥謀善就隻好另覓良方了。廣州看來沒法兒待下去了，而陽江呢？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也還是“一窮二白”，麥謀善估計回鄉差不多等同於送死。所以，隻好離開廣州，去一個不致於餓死的地方。不過，當時中國的人員流動被戶口和統購統銷困得死死的，麵積雖大，省份雖多，卻哪兒也落不了腳。最後，麥謀善把主意打到了香港。新中國成立伊始張桂花的表叔不是逃到香港去了嗎，幹脆投奔他去吧。麥謀善有個習慣，每天早晨會去離家不遠的茶館喝茶。當時還沒有互聯網，中國各地的茶館家家都是傳播真真假假各類消息的渠道，麥謀善在喝茶聊天中得知廣州現在有人可以提供協助逃港的有償服務。麥謀善聞訊竊喜，隨即開始留心尋找這樣的服務者。他的思路比較清晰，考慮了兩天後，認為這種組織偷渡的蛇頭額頭上沒有刻字，要想在短時間內找到難度極大。而廠裏形勢逼人，等不及了，所以必須立馬找到。那麽，去哪裏才能立馬找到呢？麥謀善認為在他喝茶的茶館就能找到，他相信茶客中就有蛇頭的人，而且風聲就是這種人放出來的。他呢，隻要也放出風聲表示自己對去香港有興趣，那差不多就行了。
麥謀善想明白後，次日就開始實施，連續三天放出風聲，揚言他寧可全家逃港也不會去陽江鄉下老家務農。果然，第四天就有個自稱“老羅”的中年男子在其喝完茶離開茶館時哨然靠了上來，兩人就在路邊聊了片刻，麥謀善了解到對方確實可以為其逃港助力，至於收費，原本一人收取黃金三兩，因麥謀善是全家四口一起去港，所以可以打個折，就十兩吧；先付三兩作為定金，其餘七兩待偷渡成功抵達香港後一次性付清。
麥謀善當初與張桂花結婚時，張桂花的老爸張老財曾給過女兒十兩黃金，他們珍藏至今一直未動過，所以，麥謀善跟妻子商量下來，認為與其回老家去送死，倒不如把這十兩黃金用於逃港。不過，那個自稱“老羅”的主兒是否靠譜，那倒是需要弄弄清楚的。麥謀善跟老羅一說，老羅連連點頭說“可以理解”，然後就主動提出了一個驗證方法：老羅可以提供兩個已經到達香港的“服務對象”在廣州的單位，麥謀善可以前往打聽，也可以冒充久未聯係的親朋好友打電話過去打聽，打聽下來確實已經去香港了，屆時再跟老羅聯係。
麥謀善認為這個驗證方法可以一試，於是就請老羅寫下驗證對象的姓名、單位，至於電話，對方說為表明自己不是在編故事，你可以打郵電問詢電話查詢。這兩個驗證對象分別是：廣州市天河供銷合作社的邢信明和廣州市躍進電機修理廠的蔣小岩。
麥謀善隨即去驗證，都是親自登門的，他佯稱自己是驗證對象的朋友，主動出示自己的工作證，要求進人家單位去找一下邢、蔣。結果，兩個單位的門衛都明確告訴他：你要找的人被單位開除了，原因是已經偷渡香港。供銷社的門衛甚至還把麥謀善扯進院子去看張貼在牆壁上的開除布告。
這下，不由得麥謀善不信，於是就去茶館找老羅，一連去了三天才候得他去喝茶。老羅一看麥謀善的神色就知道他已經去驗證過了，笑問怎麽樣，沒問題了吧？麥謀善點頭，又悄聲問應該幾時交定金。老羅說我們是每星期一趟，都是周五晚上出發。你隻要在周四中午前交定金，就能搭上本周的那趟，否則，隻好等下個星期了。這天是星期二，麥謀善盤算下來認為用三天時間做準備是來得及的，於是說那我就明天交定金吧。不過，你不會說話不算數，收了定金不辦事吧？老羅說我要是這麽幹，傳到道上去，人家得叫我死無葬身之地。老弟你放心，到時候我會給你看我的工作證的——我在廣州是有工作單位的。
那個年代，但凡說到工作單位，哪怕再不濟是街道辦的加工小廠，都是“組織”，都能給人一種信任感。因此，麥謀善一聽就放心了。
次日，麥謀善如約跟老羅見麵，在查看過老羅出示的“廣州市海珠區五星織布廠”的工作證後，把三兩黃金交給了老羅。老羅問明了麥謀善的住址，與其約定本周五上午會有人去他家告知集合地點、時間，當晚即可出發，周六早上就能到達香港。
往下……就沒有往下了！因為那個老羅周五並未派人來，麥謀善全家傻等到晚上，也沒有等到消息。麥謀善在捱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後，一大早即往茶館，想向人打聽老羅的情況，卻見已有另外兩個跟他相同遭遇的主兒在那裏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大罵老羅是個騙子了！
麥謀善回家對老婆一說，張桂花咽不下這口氣，於是決定報告公安局，要求警察追回那三兩黃金。這一來，她就被公安局扣下了，還立刻給管段派出所打電話，讓把麥謀善也送分局來。夫妻倆因“涉嫌偷渡”被留置審查，後因為一對十來歲的子女生活不能自理，麥謀善供職的珠江船舶修理廠和張桂花所在的縫紉工場出麵請求公安局給予寬大。那時候單位跟警方是說得上話的，這種不大的案子，公安局也願意買單位的麵子，所以三天後張桂花、麥謀善就出去了。不久，他們就作為廣州市首批“為國家分擔困難，光榮回鄉務農”的市民，胸佩大紅花離開廣州回陽江老家去種田了。
二、美女上當後懸梁自盡
這是一起糅合了偷渡、詐騙兩種犯罪的刑事案件，刑警隊決定立案偵查。薑小剛、華教柱兩位領導商量後，把這樁活兒交給陳中興負責，還給他配備了一個助手陸天義。
陸天義是個從警三年的二十四歲青年，平時不愛說話，喜歡獨自琢磨。陳中興一般情況下也屬於沉默寡言一類的，所以兩人搭檔彼此倒還覺得合適。他們接受偵查任務後，在分局院子的葡萄架下翻閱了張桂花、麥謀善夫婦的口供筆錄，商量這事兒該怎麽弄，最後決定先去“五星織布廠”調查老羅其人。據“五星織布廠”保衛科同誌介紹，老羅確有其人，名叫羅智忠，原是該廠機修車間的車工，後來因為涉嫌詐騙，被勞動教養一年，期滿後沒回工廠上班，工廠也就把他開除了。那還是去年的事兒了。
那麽，他的工作證是怎麽回事呢？保衛科的同誌說，那是1956年公私合營後發的，當初公安局把他抓去送了勞教，沒讓廠裏把他開除，他還算是廠裏的人，自然也就沒把工作證收回。
陳中興翻閱了老羅的檔案，記下了他的家庭住址，然後前往訪查。那裏是老羅成家後的住址，可是，了解下來，羅智忠在解教後已經跟老婆離婚了。因為房子本就是女方的，所以老羅隻好選擇離開。他去了哪裏呢？前妻說不知道。
前妻不知道，派出所應該知道吧？他的戶口遷到哪裏，他就應該住在哪裏。陳中興、陸天義於是就去了派出所，了解下來有點兒意外：老羅當初被送勞教後，戶口遷往勞教農場了。解教時農場給他開了戶口遷移證，讓他回原戶籍地派出所申報戶口。可是，他一回家就跟老婆離婚了，這樣，他的戶口就沒法兒遷入原住址了。按照規定，老羅還可以把戶口落到廣州市任何一個區的屬於自己的住房地址，或者雖然不屬於自己但房主出具書麵證明同意他落戶籍的地址。那麽，老羅把戶口落到廣州市區的哪個派出所了呢？這個，接待他們的那個女民警就隻好微笑著搖頭了。
從理論上說，刑警可以通過全市各派出所查找老羅的戶口。可是，在實際操作上，這種設想卻難以實施，因為那時候戶籍檔案全是手寫的，每個派出所的庫房裏都堆滿了戶口底卡，要想查找的話，沒有哪個派出所會拒絕，可是也沒有哪個派出所會抽調民警幫助翻查，而單憑陳中興、陸天義兩人去查找，還不知要折騰到幾時哩。所以，隻好另外設法調查老羅的下落了。
陳中興、陸天義回去一商量，想到了另一條調查途徑：據麥謀善、張桂花夫婦供稱，麥謀善在發覺上當受騙後的次日曾去茶館尋找老羅，遇到了兩個跟他一樣上當受騙的茶客。那麽，是否可以先去找那兩人，或許可以打聽到老羅的下落。
於是，次日——4月3日一大早，陳中興、陸天義就去了麥謀善所說的那家茶館。那兩人當然不在，不過，向茶客一打聽，倒是有人知道他們的姓名住址：一個叫陳得道，一個叫史文生，都住在距茶館三個街口的百善巷，兩人是鄰居。兩個刑警趕到百善巷，一問就著。刑警跟他們一一談下來，證實兩人的情況跟麥謀善一樣，也是挨著“光榮回鄉”的事兒，不想回鄉務農，於是就打算鋌而走險偷渡香港了。
那麽，是否有老羅的線索呢？陳得道、史文生說沒有打聽到老羅，要是打聽到的話一定割下這廝的一隻耳朵。陳中興說得了吧，你們不割人家耳朵也已經犯法了，跟我們去派出所走一趟，先辦個監視居住手續，如何處理回頭再作計議吧。
這條路又走不通，陳中興、陸天義商議，看來隻好去調查麥謀善供述的據說已經偷渡成功的廣州市天河供銷合作社的邢信明和廣州市躍進電機修理廠的蔣小岩那兩條線索了。議到這裏，陳中興忽然想起自己接待過的那個三道杠少先隊員朱項梅，尋思她舅舅不是也逃港了嗎，也可以一並調查。
兩人查了兩天，弄清了到目前為止已經證實偷渡香港獲得成功，像施之鼎那樣寫信回來的一共有七人，都是廣州市區人，其中五人有工作單位，有的還是工程師、醫生，兩人無業。這七個逃港者的情況跟麥謀善、陳得道、史文生不同，他們祖祖輩輩都是廣州人，沒有人要求他們“回鄉務農”，無論家庭還是單位，也都沒有人跟他們過不去。他們逃港，有的是為了追求所謂的“自由”，有的則是擔心捱不過“自然災害”，有的是為了去香港爭奪遺產。七人逃港原因不一，但目的地一致，而且全部是撇下家人，單獨偷渡。在刑警向其家屬作出不追究的承諾後，家屬交代了逃港者跟蛇頭(或者蛇頭代理人)之間的交易，有的花了黃金，有的家裏沒有黃金，就向對方交了人民幣現鈔，折價一百元一兩(十六兩老秤，當時銀行的收購價是每兩九十六元人民幣)。
那麽，這七人的偷渡跟老羅是否有關呢？這個，家屬就說不上來了，因為之前他們家的偷渡者都是瞞著家裏人跟人家聯係的，往往直到次日要動身了才說明情況，有三位到走還不敢說，就在枕頭下放了一封信，其中說到逃港原因，偷渡成功後的打算，以及花費了多少代價等等，但是對誰幫助他們偷渡的話頭卻一字不提。
4月5日下班前，陳中興向刑警隊薑小剛隊長、華教柱教導員匯報調查情況。兩位領導聽罷，問陳中興往下打算怎麽辦。陳中興說，可以通過已經偷渡逃港的那七人的單位或者家屬，對可能還會登門驗證逃港成功與否的正準備偷渡的人時時留意著，發現一個控製一個，順藤摸瓜查出老羅那廝。薑小剛說，這計謀聽上去不錯，不過，現在你們手頭不是有麥謀善等三個偷渡不成反倒損失了錢財的家夥的口供嗎，這三人中好像隻有麥謀善一個慮事似乎仔細一些，想到了要驗證老羅的話是否靠譜，其他二位不過看了看老羅的工作證就信了。以此類推，如果還有人準備通過老羅偷渡的話，他們登門向已成功偷渡逃港者的單位或者家屬驗證的可能性甚小。當然，可能性小並不等於完全沒有，生活中像麥謀善那樣遇事比較仔細的人有的是，所以我認為你們的這個調查方案可以實施，但不能僅僅依靠這個辦法守株待兔，還得另外采取措施。陳中興回到辦公室，向陸天義說了領導的意見。這時已經到了下班時間，在去公交車站的路上，陸天義說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對那七個已經逃港者的單位、家屬進行布控，權當漁夫下鉤釣魚，一連串魚鉤布到水裏，不指望每個魚鉤都能釣到魚，可是，如果不下這些魚鉤，那就一條魚也釣不到，老陳你說是不是這樣？陳中興說有道理，那我們明天就去跑一趟，先把這串魚鉤下到水裏再說。
4月6日，陳中興、陸天義駕了輛摩托車在外麵跑了一天，對那七人的單位、家屬進行了布控。回到分局，還沒踏進自己的辦公室，就被拎著熱水瓶去食堂打水的內勤看見，喜出望外地說哎呀，薑隊長正急著找你倆哪，趕快過去！
薑小剛急著找陳中興、陸天義，為的是通報一起發生於海珠區的跟陳、陸兩人所承辦的案子類似的詐騙案，不過那起案子的後果要嚴重得多，受騙人已經自盡身亡了。
海珠區江南大道住著一個四十歲的婦女，名叫桂蘭馨，是區飲食服務公司下轄的“大眾麵館”的營業員。桂蘭馨出生於韶關一個大資本家家庭，自幼不愁吃穿，身邊有娘姨伺候，稍大些上學有私家車接送。高中畢業那年夏天，桂蘭馨隨父母前往香港遊覽途經廣州時，在應酬酒會上結識了一個英俊青年。對方名叫戚世貴，公開身份是廣州市內一家美商洋行的襄理，真實身份則係國民黨“軍統局”安置在業已淪陷九個月的廣州的潛伏特工。桂蘭馨跟戚世貴相識後，頻通書信、電話，很快就進入了熱戀階段。1940年初夏，戚、桂成婚。當時，桂蘭馨根本不知道戚世貴是“軍統”特工，一直到抗戰勝利丈夫從地下浮到地上，搖身一變成為廣州警備司令部少校軍官時，她方才知曉真相。這時，桂蘭馨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之後，桂蘭馨過了四年多官太太生活，其間，“軍統”改組為“保密局”，她丈夫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保密局”的高級特工。1949年10月中旬，解放軍重兵壓境，廣州解放指日可待。已經晉升中校的戚世貴接到“保密局”的通知，命其攜眷在10月20日午夜前離開廣州前往香港。戚世貴跟桂蘭馨一說，後者很高興。後來，桂蘭馨一直為自己當時的一念之差後悔。她想回韶關老家跟父母道別，遭到戚世貴的反對。但桂蘭馨堅決不肯讓步，甚至表示如果丈夫不同意，她寧願不去香港。無奈之下，戚世貴作了讓步：你可以去，但是不能帶兒子女兒去。戚世貴不愧是幹特務的，心思縝密，他當時顯然已經考慮到可能會發生萬一。果然，桂蘭馨從韶關返回途中，交通發生問題，等她回到廣州時，那條載著丈夫及子女的快艇已經啟程一個小時了！
此後的生活對於桂蘭馨來說，可以用八個字予以概括：苦海無邊，度日如年。先是韶關娘家那邊，老爸被人民政府查出曆史上曾資助過國民黨軍隊衝鋒槍一百支、子彈兩萬發；日軍占領廣州時多次提供讚助金供漢奸偽政府舉辦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活動；抗戰後又向國民黨“保密局”提供情報，致使中共東江遊擊隊在廣州的一個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壞，三名地下黨員犧牲。如此，桂老爺子即使有三顆腦袋隻怕也不夠用了。老爺子被處決的當天，桂蘭馨的母親服毒自盡。然後，家產沒收，人員遣散。韶關方麵沒忘記廣州還有桂家的一位大小姐，一封公函發到廣州市軍管會，桂蘭馨立刻被抄家，從當初結婚時由父親出資購置的那套小巧精致的洋房搬到了附近一處破平房裏。
桂蘭馨的生活來源成了問題，好在人民政府講革命人道主義，還有“給出路”的政策，區政府出麵把她介紹到一家私營飯館幹雜務工。1956年公私合營，飯館劃入區飲食服務公司，人員統一調派，重新分配工作，桂蘭馨被打發到了“大眾麵館”當營業員。
桂蘭馨年輕時是個美女，這時候雖已步人中年，但還是屬於“徐娘半老，豐韻猶存”，她單身一人過日子，自然有好心人給她介紹對象，但都被她一口回絕了。’因為她在1953年曾經收到過丈夫托一個從海外來廣州探親的華僑捎來的信函，告訴她全家已經定居於“公司所在地”，於是，她就知道丈夫、子女已經定居台灣了。丈夫在信中還說“孩子企盼其母前往團聚”，因此桂蘭馨寧可守活寡也不改嫁。
那時候的麵館是人們很喜歡光顧的地方，也像茶館那樣經常可以聽到不知真假的小道消息。桂蘭馨對此很是敏感。她是大家閨秀出身，不懂政治，對於國共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並無辨別判斷的能力，她想的隻是如何跟丈夫子女團聚。進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後，廣州這邊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社會上傳播的跟海外相關的信息比較多，這樣，終於有一天，“大眾麵館”營業員桂蘭馨從顧客口中獲得了一個信息：廣州現在有人專門為逃港提供有償服務。
這個信息對於桂蘭馨來說十分重要，多年來，她一直在等候著這種機會。她的想法很簡單：要跟丈夫子女團聚，而丈夫子女顯然沒法兒從台灣回到大陸來，所以隻有她出去了。現在，機會來了，她沒有不抓住的理由。於是，桂蘭馨就開始全力打聽逃港信息，終於打聽到有一個被人稱為“老羅”的男子可以提供有償服務。桂蘭馨知道自己是“反革命家屬”，雖然有別於反革命分子本人，但在區飲食服務公司這樣一個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比較稀少的單位，階級鬥爭之弦繃得很緊的革命群眾對於“反屬”是比較感興趣的，領導也時不時找她去訓話。因此，她要跟那個傳說中的神秘男子取得聯係就必須慎而又慎。她無意間從麵館顧客的閑聊中探聽到老羅平時經常出沒於茶館，於是，就利用業餘時間四處查訪。四天後，終於讓她找到了老羅。跟對方一說自己想去香港(她不能說去台灣，反正到了香港就不愁聯係不上丈夫，直接奔“中央社”駐港機構也行)投奔親戚，老羅一口答應，當然是有償的，開價也是三兩黃金。這對於桂蘭馨來說算不上是樁犯難的事兒，因為她手頭還藏匿著一些黃金首飾和美元。
可是，老羅對桂蘭馨的要求並不僅限於三兩黃金，他還謀求附加物——這個半老徐娘的身體。當然，他沒有直接開口，擔心嚇著人家，就對桂蘭馨說，我得讓你相信我不是騙子，而是真的能為你赴港提供方便的善良人士，所以得有一個驗證過程。怎麽驗證呢？他問明桂蘭馨次日輪休，說那你下午到“飛躍旅館”找我吧，問一下服務台說找下榻的羅智忠就知道我住哪個房間了。帶上一兩黃金的定金，驗證我不是騙子後你就付給我，然後，這個星期五你就可以去香港了。
次日，桂蘭馨去了。驗證下來，老羅一次通過。桂蘭馨付出了黃金，還付出了她的身體。她對老羅竟然十分信任，激動之下不但把本應偷渡成功抵達香港之後再支付的另外二麗黃金也一並付給了老羅，而且還額外給了老羅五十元人民幣算是小費。
離開旅館時，老羅讓她兩天後等候通知。之後，桂蘭馨遇到的情況跟麥謀善等人一樣，在空歡喜中白等了一場，做了一個美妙的逃港夢。不同的是，別人夢醒後發瘋似的四處奔走要找老羅算賬，桂蘭馨則是萬念俱灰，留下一紙遺書陳述了上述遭遇後，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之前，海珠分局通過市局每天印發的《敵情簡報》已經得知越秀區發生的那三起以逃港為誘餌的詐騙案，所以在把桂蘭馨案件向市局上報後，立刻跟越秀分局刑警隊通了電話，通報了這起案件。薑小剛於是找到陳中興、陸天義，把該案的情況告訴他們。正在議論時，電話鈴驟響，是市局刑偵處打來的，說市局決定，將發生於越秀、海珠兩區的四起詐騙案件串案並偵，由越秀、海珠兩分局各抽調三名刑警組建專案偵查組開展偵查，由越秀分局教導員華教柱擔任組長，專案組駐地設在越秀分局。
當晚，專案組六人舉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會，對如何進行偵查作了討論。
三、失之交臂
專案組決定盯著老羅的下落進行偵查，具體措施是查這家夥的戶口究竟落在哪個派出所。
這個主意，之前陳中興、陸天義發現老羅其人伊始就曾經設想過，可由於考慮到這樣調查需要付出的人力成本太高，如果讓他們兩人去查，全市幾十個派出所跑下來，還真不知跑到幾時才有個結果；如果請各派出所幫著做，以當時的案情，還真是開不了這個口。現在情況不同了，老羅的事兒越犯越大，兩個區的分局為其組建了專案組，提出協查也不必擔心不好意思開口了，而且必要時可以向市局要求下—個電話通知。況且，現在專案組已有六個刑警，再通過專案組所在的兩個分局出麵向轄區大單位的保衛科借調若幹名保衛幹部，由刑警帶著分跑各個派出所，可以在兩三天內完成這個調查。
主意打定，立刻實施。一連查了三天，翻遍了全市各派出所自老羅解教以後的所有遷入戶口，都沒有羅智忠其人。這就是說，老羅的那張由勞教農場出具的戶口遷移證明並沒有使用，他的戶口還在，不過是裝在他自己口袋裏的“口袋戶口”。於是刑警們就有了一個新的調查方向——地下票券黑市。
對於解教後的老羅而言，戶口並不重要，他反正又不工作，也沒有子女要上學，更輪不上辦理出國護照，沒有戶口本關係不大。可是，他要吃飯穿衣，這就出現問題了：戶口和糧油關係是捆綁在一起的，戶口到哪裏，糧油關係也轉到哪裏，糧食、食油以及其他副食品供應和日用工業品票券等的發放，都是跟著戶口走的，沒有戶口，糧油關係就落不了地，計劃中沒有對這個人的供應定額此人就買不到憑票券供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人就無法生活下去。
不過，這些票券老羅可以通過另外的途徑獲得，隻要手頭有鈔票，就可以到黑市上購買。如果有黃金、外幣，以及和香港、澳門地下聯係的渠道，他甚至可以享用從海外獲得的各種高級食品。當然，老羅不大可能常年靠非法進口的高級食品生活，應是以從黑市獲取的票券保持其基本生存。所以，要尋找老羅，可以到地下票券黑市去調查。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派刑警前往珠江大橋和體育場。
珠江大橋和體育場乃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廣州兩個地下票券交易黑市，工商局、公安局不知對這兩個黑市搞過多少次清查行動，卻始終未能解決違法交易票券問題。最甚時曾根據省委書記陶鑄的批示，一天連續清查過三次，可那些票券黃牛的韌性極強，執法人員剛剛離開，他們隨即卷土重來，雙方大打拉鋸戰。公安、工商也曾改變執法方式，搞過化裝執法，但收效甚微。漸漸，一兩個、三五個執法人員根本甭想去執法，你亮證，黃牛就亮刀，甚至亮出不知是真是假的手槍。這兩處黑市，海外媒體也曾報道過，稱“這是廣州當局最頭痛的兩塊病灶，也是單獨前往執行使命的公務人員的傷心之地”。4月10日，刑警喻寶強、陸天義、陳中興、莫六一分別前往珠江大橋、體育場，以買賣糧票、布票為名跟那裏的黃牛打起了交道。一天周旋下來，陳中興結識了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黃牛阿龍。晚上黑市結束交易大家各自散去時，陳中興扯住了阿龍，說老弟你我相識也是應了緣分，咱們去前麵的小館子喝二兩吧，老哥請客，我兜兒裏帶著酒呢，說著掏出一瓶半斤裝的燒酒給對方看。那年頭別說能喝上二兩了，就是吃碗光麵都是一樁了不得的事兒，阿龍自是二話不說跟著就走。
由於食品供應緊張，小館子的下酒菜隻有花生米、豆腐幹、醃蘿卜、煮黃豆，價格高得嚇人，主食有炒河粉，除了付錢還得付糧票。陳中興每樣要了一份，打開燒酒，兩人就喝起來。阿龍酒量不大，二兩喝下去已經臉紅耳赤舌頭大，說話明顯不利索：“大哥你有什麽事兒需要我幫忙的，隻管說！”
“老弟，你看得出我來市場轉悠是為了啥事嗎？”
“我估摸你是發了點兒橫財，想換成現錢。”
陳中興笑道：“老弟你看錯了，我是想找一個人。那人做了一樁對不起我一位結義兄弟的事兒，我是來找他論理的。這樣的事兒，老弟你幫得上忙嗎？”
阿龍拍拍胸脯：“告訴我他叫什麽名字，也不勞大哥出麵，兄弟直接替你出這口氣就是了。要打要殺還是挑腳筋卸胳膊，大哥隻要您吭聲，都包在兄弟身上！”
陳中興說：“這都是違法的事兒，我不想做也不敢做，我隻要找到那人跟他當麵論理，完了把他揪送到他的工作單位去。”
阿龍便問那人姓什麽叫什麽，長得怎生模樣，說隻要他在市場上混過，就可以打聽到這小子。陳中興於是就把老羅的姓名、外貌告訴了阿龍，約定次日散市後還在這家小館子見麵。
第二天晚上，阿龍興衝衝地告訴陳中興，已經打聽到了一個姓羅的主兒，住哪裏不知道，不過據說那家夥每月至少要在珠江大橋這邊的黑市上出現一兩次，買些糧票、油票，數量不多，也就三四口人一個月定量的樣子。不過，奇怪的是，最近兩三個月老羅沒有出現。陳中興暗忖這倒是符合專案組正在尋找的那個老羅的情況，如果阿龍提供的這個信息確鑿無疑的話，那麽老羅可能是有一兩個固定接觸的黃牛的。問阿龍，果然如此，說有一個綽號“老虎”的黃牛專門向老羅提供糧票、油票。不過他剛才提供的信息並非老虎說的，而是一個跟老虎有過節的黃牛告訴他的。
陳中興返回專案組匯報了上述情況，眾偵查員認為老羅最近沒去黑市買糧票、油票，可能是跟他的詐騙作案有關，也許勞教期間他跟別人學到了一點兒反偵查技巧，估計到警方會走這一步，所以提前切斷這條線索，讓警察白忙去。不過，這廝的反偵查意識再強，一日三餐可是少不了的，尤其在這個“自然災害”年頭，副食品奇缺，一日三餐的主食是賴以生存的主要來源啊。老羅要想解決這個難題，還要靠黃牛，不過出於安全方麵的考慮，他不去黑市了，而是和黃牛在黑市以外的某個地方完成交易。
4月12日上午，偵查員莫六一、胡金鍾前往區工商局，請工商方麵協助調查。工商局的人一聽“老虎”，馬上說確有此人，名叫張藏瑞，是個三十歲出頭的青年，原是工人，後來因為經常從事投機倒把活動被單位開除了，之後幹脆做起了職業黃牛。偵查員向對方說明了來意，工商局說沒有問題，這件事交給我們就是了。
當時的工商局是可以把人整治到看守所甚至監獄的，因為有一條“投機倒把罪”，這罪名就像業已被取消的“流氓罪”一樣，比較抽象空洞，如同一個籮筐，許多行為都可以往裏裝。比如倒騰票券的黃牛，低價進高價出，這就符合“投機倒把”的基本要素了。當然，工商局沒有手銬也沒有拘留證逮捕證，不過他們可以請黃牛去喝茶，到了那裏後，就由不得你了，做份筆錄給公安局打個電話就可以把人關進去。關進去後如何處理，那是公檢法的活兒了，工商局不管。因此，此刻工商局要協助警方查案，那是小菜一碟。
老虎以前曾跟工商局打過多次交道，所以工商方麵不但知道他的姓名，還掌握他的家庭住址、家庭成員甚至社會關係。當下，工商局就派人去老虎家守候，之所以不去黑市，前麵已經說過，黑市上的黃牛氣焰囂張，別說幾個穿著尋常便服的工商了(那時工商局不發製服)，就是三五個穿警服佩手槍的警察也不敢貿然前往。所以他們去老虎家裏守候，為防萬一，還跟派出所打了招呼，請他們派人在居委會待著。
“萬一”沒有發生，中午老虎回家吃飯時被工商帶走了。然後，他就被偵查員用小吉普帶到了專案組駐地。老虎跟執法人員交道打得多，資格已經很老了，進去坐定後沒等偵查員發問就主動開口，問同誌你們是公安局哪個部門？聽說是刑警隊，他馬上抗議，說我的事兒無非就是為了生活倒騰點兒票券什麽的，該由治安科管，跟你們刑警隊沒有關係啊！偵查員告訴他，我們找你並非為倒騰票券之事，而是要向你了解一個人。老虎聞言頓時輕鬆下來，笑言你們不早說，弄得我心神不寧啊！偵查員便嚇唬他，心神不寧那說明是有問題，沒準兒我們把你往治安科一轉，那邊一審查你就出不去了。所以，你還是老老實實配合我們，把情況說清楚。接著偵查員就問到了老羅。老虎馬上點頭，說有這個人，我跟他有點兒熟。於是偵查員就獲取了以下情況——老羅自解教後確實一直靠在黑市上買糧票、油票和副食品券維持生活。他一開始就找上了老虎，因為他在勞教農場結交的一個尚未解教的朋友小章是老虎的鄰居，小章對老羅說過，到了外麵如果需要搞點兒票券買賣活絡活絡的話，可以去珠江大橋黑市找老虎。老羅把這話記下了，解教後因為老婆跟他離了婚沒報上戶口，糧油關係無處可落，於是就到黑市找老虎想辦法。老虎聽老羅一說情況，看在小章的麵子上，立刻拿出二十斤糧票相送。老羅倒也坦率，說不瞞老弟，我現在身邊要啥沒啥，是準備向你賒幾斤糧票先解決吃飯問題的，多謝了！不過，我會報答你的。
老虎當時尋思你這副窮樣兒，怎麽報答我呢？沒想到，也就不過個把星期，老羅重新出現在他麵前的時候，竟然掏出一百元人民幣給他，另外又掏出一百元，讓老虎給他拿些糧票、油票、副食品票券，老虎這才知道這家夥不可小覷。打那以後，老羅一個月到老虎這裏來一兩趟，每次都是現鈔交易，價錢任由老虎開，從來不還價，而且拿出的鈔票從來不讓找零。從他買的票券數量來看，可以夠三四人吃的。老羅最後一次來老虎那裏買票券時，說這一陣我很忙，以後就不過來了，麻煩老弟每月給我準備夠四人生活的各類票券，每月15日送到我指定的地方，下個月先送誠信路羅漢巷，那個巷口有一家點心店，傍晚六點，我在那裏等你。
這樣，3月15日那天傍晚，老虎就去了誠信路羅漢巷。他找到那家點心店，門口沒見老羅，便進店堂去看，七八副座頭一一看過，還是沒見人，轉身走出店堂時，老羅卻笑嘻嘻地站在跟前。老羅請老虎吃了一碗排骨麵，完成了交易，出手還是那麽大方，六元多零頭沒讓老虎找。臨分別時，老羅跟他約定，下個月的15日下午三點，在中山大道蠟燭巷口，那裏有一家“躍進百貨公司”，兩人在賣鞋的櫃台前見麵。
老虎說完上述情況，專案組長華教柱說：“你想立功嗎？”
老虎問：“立功怎麽說？不立功又怎麽說？”
華教柱說：“你倒騰票券，屢教不改，已經犯了投機倒把罪！也不勞工商了，現在就可以拘你。不過，你要是立功了，你的事兒就不處理了，以後怎麽樣，看你運氣。”
老虎歎了口氣：“好吧，我就選擇立功吧。”
於是華教柱跟老虎說定：“現在就放你出去，你可以照常去黑市倒騰，該幹嗎還幹嗎。你放心，這三天裏無論你怎麽倒騰也絕對不會有人碰你。不過有一點要跟你說明白，這三天裏不管白天黑夜，你都是受到我們監視的，千萬別動耍花槍的腦筋，否則誤了我們的事兒，管叫你小子吃不了兜著走！到大後天-4月15日下午三點，你就帶上老羅要的票券去‘躍進百貨公司’跟他見麵，照常和他交易，完事你走你的路就是。”
在接下來的三天裏，專案組為抓捕老羅做準備，華教柱和陳中興等人前往百貨公司實地察看地形，對屆時可能會發生的情況都作了估測並設計了應對方案。在抓捕行動的當天上午，專案組又接到由市局轉來的最近發生的五起同類詐騙案的報告，專案組也因“辦案不力”受到市局領導的批評。以專案組當時的想法，即使再怎麽嚴厲的批評也不在乎了，因為老羅馬上就要落網了。可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情況發生了！
接頭地點是“躍進百貨公司”二樓鞋類櫃台前，專案組六名刑警全體出動，四個佯裝顧客在鞋櫃和旁邊的帽櫃、針織品櫃那裏選購商品，另外兩個刑警則堵住了樓梯口。如此布置，老羅隻怕插翅難飛。可是，老羅沒生翅膀竟然也逃脫了。他是怎麽逃的呢？他見了老虎後，沒吭聲，做了個手勢讓老虎跟他走。他在前，老虎在後，走到離樓梯口數米距離時，他忽然駐步，說去趟廁所。廁所就在二樓另一側，事先刑警去看過的，沒窗戶，逃不了。可是，老羅進去後卻不出來了，刑警覺得可疑，推門進去一看，裏麵空無一人！
這廝是怎麽逃脫的呢？他卸下了廁所內的天花板，鑽進去爬行至隔壁的倉庫，卸下天花板，從另一道專供百貨公司內部人員通行的樓梯下到底樓，從容遁去。
至於老羅怎麽會發覺警方設下了埋伏，專案組一直懷疑是老虎跟其見麵時衝他使了眼色。直到老羅落網後方才弄清楚，他在走近樓梯時，發現守候在那裏的兩個便衣刑警之中有一個他以前見過，上次他折進局子時，那個刑警曾到他被關押的看守所訊問過其他人犯。這個老羅的眼力竟然如此了得，真使專案組諸君驚歎！
四、一個嫌疑人
抓捕老羅行動失利後的次日，根據廣州市公安局的指令，撤銷原越秀、海珠兩分局組建的聯合專案偵查組，以市局名義組建了一個新的專案組，包括來自發生過同類詐騙案件的四個區的公安分局刑警隊以及市局刑偵處的十七名刑警，組長由市局刑偵處副處長韋亞棟擔任，不設副組長。
韋亞棟是壯族人，1940年參加革命，長期從事情報和保衛工作，經驗豐富。韋亞棟當時患著嚴重的肝病、腎病，醫生兩年前就已開出了長期病休的證明，可是他一天也沒有休息，還是每個工作日都準點上下班，有時為偵破大案要案，還要和其他刑警一樣加班。組織上為照顧老韋，已經很久沒給他壓過擔子、派過具體任務，他的工作內容基本上屬於顧問。可是，這次市局領導把老韋推到偵查一線，而且擔任專案組長，由此可見係列詐騙案已經引起了市局領導甚至省公安廳方麵的高度重視。韋亞棟性格沉穩，無論攤上多麽重要的案件，他都慢條斯理，在這方麵常有驚人之舉。現在，他上任後下達的第一道命令是：“同誌們辛苦了，先休息一天吧。”一下子把全體刑警弄了個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過了一天，韋亞棟召集全體刑警開了個案情分析會，這個會開了一整天，上半天由原專案組組長華教柱和後五起詐騙案件發生地的分局刑警介紹案情和偵查情況，下半天則分析案情，討論下一步偵查工作應該怎樣進行，最後決定從幾個方麵同時開展調查——
第一，老羅的落腳點肯定在廣州市區，具體在哪個旮旯，這需要查摸。因此決定以市局名義向全市各分局下發協查通知，要求各分局督促所轄派出所對各自管段內的旅館、私房出租、以親友名義借住、混居居民家庭的情況進行調查，指望從中發現老羅的影蹤。當時全國各地城市、城鎮都實行公安部規定的申報臨時戶口製度，凡是居民家來非戶籍親友過夜的，必須到當地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韋亞棟擔心有的派出所以臨時戶口申報底卡作為回複專案組的依據，這樣做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老羅絕對不可能用自己的真實姓名申報臨時戶口，那豈不讓其蒙混過去了？因此，韋亞棟親自在協查通知上加上一句：“各派出所必須撇開臨時戶口申報資料另行進行查摸。”
第二，老羅跟老虎的票券交易沒有做成，往下他和同夥的吃飯就要成問題了，這是火燎眉毛的事兒，他必須立刻解決。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估計還是得通過黑市。去黑市購買糧票等票券，有可能由老羅自己出麵，也有可能讓別人出麵。反正不管是誰出麵，他都得購買。因此，應該繼續注意對票券黑市的布控。
第三，老羅的生存是靠鈔票來維持的，不論住旅館、租房還是借居親友家，都得花錢，而且因為沒有戶口，要到黑市換票券，因此需要付出比普通居民多出一截兒的鈔票。他的鈔票從何而來？靠詐騙所獲。而他在行騙時為表示自己這條渠道確實是香港方麵在操縱，所以一般都要求詐騙對象支付黃金或者美元，除非對方手頭實在沒有，這才“勉強”允許人家用人民幣支付。這樣，老羅手頭的人民幣可能不夠他花銷，因此他有可能會去銀行兌換黃金、美元。所以，有必要對全市所有有此類經營業務的銀行進行調查。
第四，之前的那些詐騙案，都是在茶館裏拉開帷幕的，這似乎已經成了老羅作案的一種規律。目前尚缺乏充足的理由來排除老羅繼續采取這種手段進行作案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對茶館進行布控。鑒於專案組警力有限，可以從一些大單位臨時借調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的保衛幹部化裝前往全市大大小小的茶館進行訪查，專案組指派三名刑警進行協調。
次日，4月18日，上述四條措施剛剛開始實施，又有一起同類詐騙案發生了。
白雲區有一個六十二歲的單身老漢，名叫古孝仙，是船舶發動機製造廠的退休工程師。古老漢早年曾經留學英國，專攻機械，畢業後在倫敦一家頗有名氣的機械設備公司工作，收入頗豐，還娶了一個英國老婆，生了兩個混血兒。抗戰前兩年，古孝仙鑒於日寇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而且對華北平原虎視眈眈，尋思自己作為一個炎黃子孫，不應對祖國和中華民族的危亡漠不關心，遂毅然辭去待遇優厚的工作，懷著一腔熱血，攜妻帶子回到了出生地廣州，受到了當時主政廣東的軍閥陳濟棠的歡迎。陳濟棠原想把古孝仙安置在廣東省政府負責軍工生產的一個部門，遭到古孝仙的拒絕。問他想到哪個部門去，他說不想當官，隻想幹他的老本行——機械。這樣，他就去黃埔船廠當了一名副總工程師。
兩年後，抗戰爆發，不久，日軍逼近廣州，古孝仙便舉家去了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舉家逃往美國，一直到二戰結束，全家才返回廣州，仍回船廠當他的副總工程師。廣州解放前夕，古孝仙的英國妻子前往香港探望兩個已經長大成人在香港工作的子女，沒想到這一去就沒法兒回來了。從此，這家人天各一方，盡管能夠通信，但畢竟分居甚至是永久性分居已成定局。1955年，古孝仙的英國妻子登報聲明與古孝仙離婚，然後嫁給了一個在香港工作的美國人，不久隨丈夫去了美國。
古孝仙當初回國時拒絕陳濟棠的聘請沒有當官的決定，使他避免了接受新生政權審查的麻煩，共產黨幹部甚至找也沒找過他。不過，副總工程師就不當了，退到一般工程師的位置直到六十歲退休。
退休後，古孝仙過得很無聊。好在他經濟上不需要擔憂，“三年自然災害”也奈何不了他，因為他在香港的子女定期給他郵寄食品和日用品，使古老漢衣食無憂。可是，人老了，感情上的控製能力下降，就容易抑製不住對子女的思念之情。古孝仙曾向當局提出過移居香港的申請，這也是符合當時中央對僑眷以及有海外關係的人員可以投奔海外的政策的。不過，古老漢的三次申請都被打了回票。原因何在？古老漢不清楚。其實，按古孝仙的想法，如果批準他去香港走一趟，跟子女見見麵，看看從未見過麵的第三代，然後他還是要回廣州來的，他已經在廣州待慣了，再說內地的退休待遇也不錯；如果待在香港不回來的話，那他就成了一個既沒有工作也沒有退休待遇的閑人，生活完全得由子女來承擔，子女應該沒問題，可他們的配偶也就是他的兒媳婦、女婿是否會有想法呢？再說香港的住房那麽緊張，子女家能騰出一個房間讓他長期居住嗎？
可是，有關部門不批準他出去，他的倔脾氣就上來了。不讓老子出去？老子偏偏要出去！他就想到了偷渡。古孝仙平時不去茶館喝茶，因此他心裏想到了偷渡逃港，但真的想實施還八字沒一撇，直到一星期前。“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各地城市的電影院每月會有一至兩次放映香港拍攝的故事片，以黑白片居多。那天午後，古孝仙去外麵散步，經過電影院時，看見海報宣傳放映香港片。他於是去售票窗口買電影票，可是人家告知已經賣完了。他正要離開時，背後有人說：“這位大叔，你要票子嗎，我有餘票。”
古老漢回頭一看，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體態過於豐滿的胖婦，手裏拿著兩張電影票，於是說你就讓一張給我吧。胖婦說馬上要開映了，快跟我進去。古孝仙就隨其檢票人內，進去坐定後古老漢掏錢付票款，胖婦卻堅決不讓。這是怎麽回事呢？古孝仙不清楚，他是遇上了暗娟。這類暗娼通常都在電影院或者公園跟人交易，以看電影、聊天為掩護。這胖婦見古孝仙來電影院門口轉悠，以為老頭兒是來尋找刺激的，遂主動搭訕。可是，古孝仙對此一竅不通，這買賣就沒有做成。
看完電影，古孝仙尋思人家沒收票款，於是就邀請胖婦去附近的一家高價咖啡館喝杯咖啡。胖婦尋思不去白不去，她請對方看了場電影哩，喝他一杯咖啡也不為過。其實，從價格上來說，胖婦倒是占了便宜：一張電影票是一角五分，一客咖啡是五元人民幣，包括一杯咖啡、一塊小蛋糕和幾塊餅幹。胖婦見這老頭兒出手大方，便知不是尋常百姓。聊下來，果不其然。於是，她就問古孝仙為何不去香港跟子女團聚。古老漢把三次申請都給打了回票的經過一說，胖婦就說她有路子可以把古老漢介紹給專門幫人去香港的朋友，當然是要收費的。
接下來的情況，跟之前報案的那些上當受騙者基本一致。而且古老漢手頭有錢，別人付三分之一定金，那胖婦讓他付一半，他不知行情還真的付了，是第二天在公園跟胖婦見麵時支付的。付的不是黃金，而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另外，他還給了胖婦二十元小費。然後，古老漢就再也沒見到胖婦，當然也沒看見胖婦所說的接應人。大怒之下，古老漢就報案了。
專案組根據古孝仙所說的情況，決定對胖婦進行布控，結合其暗娼的犯案特點，布控地點是電影院、戲院和公園。由於警力有限，無法對全市所有此類地點都進行布控，隻能有所選擇，比如避開古孝仙所在的白雲區，因為胖婦肯定會考慮到對受害人古老漢進行防範。
4月20日早晨，便衣刑警任銘鈞在海珠區東風公園的一堆晨練男女中發現了與古孝仙的描述相符的胖婦。老任是個五十四歲的留用老刑警，在1953年、1955年和1957年，各地公安局根據公安部的指示，壓縮留用警察，曾三次把留用警察調離公安局安排到國有企業去，而任銘鈞直到現在也未被調出公安局，可見他在業務上絕非泛泛之輩，而且確實是屬於老實可靠的那一類老警察。現在，老任發現胖婦後，並未驚動對方，而是在稍遠處一邊打太極拳一邊悄然盯著。一會兒，晨練結束了，胖婦離去，老任尾隨。沒想到，胖婦竟是騎著自行車來晨練的，到公園門口取了自行車迅速離去，把老任晾在那裏氣得幹瞪眼。
老任回專案組一報告，韋亞棟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廣州市有那麽多可供晨練的場所，一般來說，全市各區各街道的市民都能在離住所步行不超過十分鍾的地方找到適合晨練的所在，而這個胖女人卻要騎著自行車來公園晨練，她又不是專門拜師學藝，所以說她來該公園晨練是假，行騙才是真。今天老任看她隻是晨練而並未跟別人交流，說明她是新來戶頭，還不敢立刻行騙。所以，胖婦明天應該還是會去東風公園的。遂決定明天安排三人兩輛自行車去對付她！
韋亞棟的思路是正確的。次日，老任和刑警陸天義、李德江三人前往東風公園，那胖婦果然又來了。她還是騎自行車來的，晨練結束騎車離開時，老任、陸天義兩輛自行車便尾隨上去，陸天義的那輛上還載著李德江。一路跟蹤，終於查清胖婦的住址：白雲區同和街黎家巷29號。接著前往派出所一查，弄清了胖婦的基本情況——
這個女人名叫伍端芬，是商店營業員，最近因為查出患了肝炎在家病休。伍端芬的丈夫黎秋笙是廣州童車廠工人，兩人生有兩個女兒。這對夫妻家庭出身一是城市平民，一是小業主，社會關係中無人有政治曆史問題和其他劣跡，沒發現有受過司法處分的。他倆平時表現也屬一般，既不唱高調也不落後，屬於隨大流的一類。
刑警想起古孝仙所說的那個胖婦是變相暗娟的情節，便特別向接待民警說了這個問題。接待民警說關於這一點可是從來沒有聽說過，正說到這裏的時候，另~個民警來給接待民警發夜餐費，聽說後提供了一個情況。這個民警就住在管段內的那家電影院附近，上下班都是要經過電影院的，晚上出去散步有時也會去電影院門前轉轉，他記得最近一個多月曾多次看到伍端芬打扮得有點兒過分地在電影院前轉來轉去。這一說，接待民警暗吃一驚，說我可是管片兒的戶籍警啊，這個情況竟然沒有掌握，回頭領導還饒得了我？李德江三人返回專案組向韋亞棟匯報了伍端芬的情況，建議要弄清楚伍端芬究竟是不是對古孝仙行騙的那個胖婦，最好是讓古老漢辨認一下。韋亞棟說看來有這個必要，你們跟派出所方麵商量一下，請他們設法予以配合。
當天下午，古孝仙被秘密安排在街道衛生院的一間拉著窗簾的屋子裏，刑警考慮到這個退休工程師可能老眼昏花看不真切，還給他準備了一架望遠鏡。下午兩點多，伍端芬和本街道十幾個在家病休的肝炎病人陸陸續續來到衛生院，每人填寫了一份健康狀況問詢表，為表示慰問，衛生院發給每人半斤紅糖。這是警方向市商業局打了特急報告臨時批準的配給，鈔票是市公安局支付的。在當時，能夠領到這份禮物已經算是一樁可以高興大半夜的事兒了。
伍端芬當然也高興，她不知道有人比她還要高興，這個人就是古孝仙，老先生認定這個女人就是對他進行詐騙的胖婦。
伍端芬被拘後，刑警一訊問她就招供了。使專案組感到意外的是，她交代說對古老漢行騙是第一次，這是她跟丈夫反複商量後定下的一個“生財計劃”的首次實施。至於暗娼行為，她說確實有過幾次，不過是物色好對象後把對方誘進電影院，讓人家摸摸她而已。
專案組隨即傳訊了其夫黎秋笙，所供情況與妻相同；不過他並不知道妻子有“電影院行為”。
刑警好不容易逮到了這麽一條線索，哪有就此罷休的道理？當然還得繼續調查下去，主要是調查這對夫婦最近接觸的人中是否有老羅其人，最後獲得的結果是：沒有發現這對夫婦跟老羅或者類似老羅的人有過什麽接觸。
這樣，專案組就不得不基本認可伍端芬、黎秋笙的交代內容。那麽，這對夫婦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分別訊問下來，口供也是一致的：因為聽說最近社會上有人利用假偷渡詐騙錢財，他們尋思閑著也是閑著，不如依葫蘆畫瓢試試，不想一試就成功了，於是就來勁兒了，這幾天伍端芬去公園就是想物色新的作案對象。
五、骨折案犯竊車脫逃
線索斷了，專案組諸君不免垂頭喪氣，隻有韋亞棟例外，這位寵辱不驚的老公安還是從容不迫地抽著煙、喝著茶，然後說大家早點兒休息吧，工作上的事，明天再作計議。
參加這次專案偵查的刑警中，頗有幾個懷疑韋亞棟是有“特異功能”的，有點兒未卜先知的本領。因為事實上還沒等到明天，好運就來了。
當天晚上，黃埔分局治安科的值班警員小孟接到轄區內的南方醫院打來的電話，說他們收治了一個被打傷的病人，特向公安局報告。醫院在工作中如果遇到疑似暴力損傷、死亡的患者，都必須立刻向公安部門報告，這是有規定的，如果哪位醫生不報告，事後被發現了那是要受到處理的。不過，這個“公安部門”，盡管文件中沒有規定，但通常指的是該醫院所在地的派出所。那天南方醫院的那位醫生可能是個新手，或者雖然已經工作數年了但還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所以他就直接把電話打到分局來了。分局治安科的那位值班警員小孟呢，也有趣，沒有像通常那樣把這件事轉到派出所讓他們出警處理，而是叫醒了另一個正在打盹兒的同事，說夥計醒醒，咱們去南方醫院出一趟警吧。於是，兩人合騎著一輛摩托車去了南方醫院。
摩托車在醫院急診室門前停下，他們下車後直奔醫生辦公室，問醫生你說的那個患者呢？醫生還沒回答，忽然聽見靜夜中倏地響起了一陣引擎聲。小孟猛然醒悟：摩托車出問題了！一瞬間，他就像繃緊的彈簧一樣，一下子躥起來，直奔門外。可是，那輛警用摩托車已經不見影蹤了！
竊車的那位正是醫生所說的患者。半個多小時前，一輛出租車送來了一對男女，下車後，女的攙扶著一臉痛楚、右手托著左手小臂的男子進了急診室。醫生問是怎麽回事，男子答稱晚上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在台階上磕的。醫生檢查時，小臂已經腫起來了，憑經驗判斷是骨折，於是就讓他去拍X光片。片子拍出來，果然是骨折，不過沒有移位，當然還得上石膏的。
那男子由女的攙扶著去上石膏的時候，值班副院長來查崗了。巧的是這位副院長是骨科大夫出身，而且是羊城聞名的老專家，值班的那位醫生是其學生。這樣，副院長自然要看一看這張X光片子，又問了弟子是怎麽處理的。弟子便遞上剛寫好診療記錄的病曆卡，副院長一看那上麵的患者自述是摔倒所致，馬上說不對，從片子上看，這個患者的傷應該是被棍棒打的，讓弟子等患者上了石膏返回時再問問清楚。副院長還叮囑弟子，這種情況，根據規定應該報告公安機關。
待副院長離開後，值班醫生尋思既然老師認定患者的骨折是棍棒擊打形成的，那還會有錯？省公安廳的法醫有時在鑒定疑難骨傷時還要向老師請教呢。立刻打電話吧！於是，分局治安科值班警員小孟就接到了這個電話。可是，合該小孟不走運，攤上了這樁丟人的事件：出警的摩托車竟然被出警對象偷開走了！
倒黴的小孟當下就打電話向分局值班領導報告，領導說這個患者肯定有問題，沒準兒是逃犯也難說啊！你倆把那人在醫院治療的情節了解清楚，不是還有一個女人陪他來的嗎？看看那個女人還在不在。稍後，小孟知道那個女的與他同姓，名叫冬玲。男患者上好石膏後，孟冬玲讓他去急診室坐著，她去藥房配藥。估計男患者回到急診室時，小孟兩人正好駕車趕到，這主兒做賊心虛，於是就三十六計走為上了。不過，不得不佩服他：一條胳膊上了石膏，還竟然能把一輛摩托車開跑！
孟冬玲並不知道男患者已經逃走了，配好藥返回急診室這邊時，小孟正好打完電話從醫生辦公室裏出來，見她手裏拿著幾樣藥品，就指著她問：“那個傷了胳膊的患者是你送來的吧？”
小孟穿著警服，孟冬玲見狀不妙，沒有回答，隻是朝急診室裏探頭探腦。另一民警小楊從急診室裏出來：“問你呢，怎麽不回答！”
孟冬玲回過神來，知道不好了，馬上搖頭：“不是我，我是自己來看病的。”
這時，醫生、護士都走出來作證了，孟冬玲無奈之下，隻好承認是她把患者送來的。不過，她說自己是做好事，下班回家路上看見有人摔傷了，坐在路邊痛苦呻吟，不由得動了惻隱之心，就叫了輛出租車把人送醫院來了。至於那人姓什麽叫什麽，家住哪裏，工作單位，以及是怎麽摔傷的，她一概不知。小孟於是讓醫務人員說說他們看到的情形，大家都說孟冬玲跟那男患者十分熟悉，不但說說笑笑，還耳鬢廝磨呢。
孟冬玲隻好承認跟男患者熟識。兩個民警於是說，請你跟我們走一趟吧。一個電話打到分局，分局派來了一輛吉普和兩個增援警察，當下載著孟冬玲去其住所——黃埔區廟前街117號。
孟冬玲原是毛巾廠的工人。她生性風流，喜好勾搭異性，1958年離婚後更是毫無顧忌。如若跟單身男子搭搭那倒還勉強說得過去，好用“戀愛”搪塞，可她卻是單身男子有婦之夫一鍋端，那就違規了，於是就被送勞教。一年到期解教後，單位卻拒絕接納，於是就留場就業吧，好歹也算是有了一個飯碗。可是，孟冬玲對留場沒有興趣，擅自回了廣州。
現在，吉普車在她家門口停下來，民警剛讓她掏鑰匙開門，幾家鄰居的電燈同時亮了，有人出來破口大罵，見有民警押著她，都說“報應來了”。怎麽回事呢？眾鄰居七嘴八舌告訴民警，這個女人好吃懶做，勾搭男人，剛才有兩個男人在她家打架鬧得四鄰不得安寧，鄰居敲門抗議，她卻不理不睬。於是，小孟就知道南方醫院那位骨科專家對X光片的判斷絕對準確。進門一看，果然滿地狼藉，一根拖把木柄斷成兩截兒掉在地上，想來就是打斷脫逃男子胳膊的凶器了。
小孟幾個商量了一下，認為這個女人的交際似乎太廣泛了些，可能連她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結交了些什麽人，感到不大放心，於是就決定先搜查一下其住所。搜查下來，發現有三百多元現鈔，另有一張銀行存折，上麵活期定期存款加起來有五百多元。這些錢在當時工人平均工資隻有四十來元的情況下已經算是一筆有些驚人的款子了。
於是，就把孟冬玲帶到分局去訊問。這女人勞動教養過，跟那班流氓阿飛、小偷騙子混在一起，學得了若幹對付警察的伎倆，其中一樣叫作沉默。此刻，她試圖以沉默對付民警，可畢竟是半路學藝，缺乏根基，聽小孟、小楊幾個把存折上的疑點說了說，連嚇帶蒙，就害怕了，很快繳械投降，乖乖作了交代。
勞動教養並未改變孟冬玲水性楊花的本性，解教後她幹脆破罐子破摔，將原先的亂搞男女關係搞了個賣淫的升級版。三個月前，孟冬玲勾搭上了一個名叫淩慶民的男子，對方從事何種職業、家住哪裏、是否結婚等她一概不知，也不感興趣，她感興趣的是對方的錢包。淩慶民跟她約定，每月到她家來住五天，給她三十元錢，另付十元飯錢，糧票、油票、副食品券另給。來住的五天時間是固定的，其他時間孟冬玲做什麽，他一概不管。
這三個月裏，淩慶民嚴格按照約定的日子過來，孟冬玲也信守約定，那五天裏任誰也不接待。可是，這天卻出了問題。“過錯”不在淩慶民身上，也不能歸咎於孟冬玲，隻能說是那個名叫唐以平的嫖客“不守信用”。
唐以平是孟冬玲原單位毛巾廠的同事，早在孟冬玲勞教前就跟其有了那種關係，當然那時是免費的。孟冬玲解教後，唐以平又找上了她，那就要收費了。不過看在老關係的分兒上，打了點兒折。孟冬玲有了淩慶民給的那份“固定收入”後，跟唐以平說得很清楚：每月的幾號到幾號你不能過來，過來我也不接待，哪怕你加倍付費也不行。唐以平一口答應，這段日子以來也沒有違反約定。
可是，那天晚上卻出了問題。唐以平喝了幾杯土燒酒，忽然覺得欲火難熬，兜兒裏裝了幾元錢，半夜三更騎了輛破自行車就奔孟冬玲家而來，早把今天是孟冬玲跟他約定的“禁日”忘記了。
於是，兩個嫖客就撞上了，誰也不肯讓誰，孟冬玲夾在中間勸也不是求也無效，尷尬得恨不得一頭撞牆上。很快，吵架升級為鬥毆。一開打，看似彪形大漢一個的唐以平竟然不是貌似瘦弱的淩慶民的對手，吃虧之後情急之下抄起拖把衝淩慶民劈頭就砸！淩慶民下意識抬手去擋，左小臂挨了一下，慘叫一聲“哎呀”，疼得差點兒暈過去。唐以平見勢不妙，腳底抹油了。淩慶民原以為隻不過皮肉吃點兒苦頭，回頭去藥房買張膏藥貼貼就是了。哪知，不一會兒胳膊就腫起來了，不動也痛得直冒冷汗，於是便知大大不妙，多半是骨折了。想了想，隻好對孟冬玲說你去街頭攔輛出租車，送我去醫院。淩慶民知道醫院有遇到可疑傷情須上報公安局的規定，尋思不能說實話，下車後囑咐孟冬玲說，醫生問什麽你都不要開口，一切由我自己應付。於是，他就對值班醫生如此這般瞎說一通，看看總算混過去了。拍了張X光片，果然是骨折，隻得去上石膏。哪知上好石膏返回急診室時，卻見門口停著輛警用摩托車！淩慶民料想來者不善，幹脆來了個不辭而別。這家夥還真不同凡響，滑腳開溜也就罷了，竟然還惦上了警察的摩托車。
淩慶民這一逃，引起了警方的特別重視：難道這主兒是個逃犯？問孟冬玲，她說不清楚，因為淩慶民從來不跟她說自己的情況，兩人每月五天相處，除了性行為，最多也就說說生活中的瑣碎事兒，抑或去看看電影聽場戲，再不就是守著收音機聽音樂。
小孟幾個見審不出什麽，便先把孟冬玲留置了再說。經這一折騰，大夥兒肚子都餓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不比平時，餓了通常是沒有東西吃的，但這天的值班領導體諒部下，給食堂打了個電話，讓無論如何弄點兒東西給大家填填肚子，糧票、鈔票記下，明天由他設法補上，所以大家總算吃到了一碗湯麵。吃後有了點兒精神，便聚在一起說了一陣，這一說，有人便想起了最近廣州公安係統都在議論的係列詐騙案，說今天偷了警用摩托車逃跑的主兒別是跟那個詐騙案有牽連吧？
這一說，小孟就記下了，天明後本來可以下班了，但他一直等到上班時間，因為他要給專案組打電話說說這個案子。專案組眾刑警正為斷了線索而煩惱，接到電話便議論說難道咱們大夥兒的運氣來了？正說著，專案組長韋亞棟進來了，聽說情況後，馬上往嫌疑人老羅的原單位打電話了解此人是否會駕駛摩托車。
電話打到老羅的原單位織布廠保衛科，對方說你們要調查的情況保衛科不清楚，不過我們可以去問一下這人以前所待的車間，一會兒給你們回電。片刻，電話打回來了，說羅智忠以前曾在國民黨軍隊的摩托部隊當過兵，整天擺弄摩托車，開車、修車都有一套。
韋亞棟馬上從案卷裏取出老羅的照片，說老陳跟我去黃埔分局走一趟，找那個姓孟的女人問一問。
把孟冬玲從監房裏開出來，她的目光甫一接觸麵前的照片，臉上的筋肉就倏地一緊，於是偵查員就知有戲。
韋亞棟問：“照片上的人你見過嗎？”
孟冬玲點頭：“他就是昨晚逃走的淩慶民。”
“好！那就說說這人的情況吧。”
孟冬玲見韋亞棟氣度不凡，便知必是個領導。領導親自來問“淩慶民”，那說明這人犯的事兒大啦！她不敢隱瞞，於是把她所知道的情況向警方和盤托出。
六、四個情婦
孟冬玲所說的情況，使算得上見多識廣的刑警也暗吃一驚：包括孟冬玲在內，老羅竟然有四個情人！
四個情人的情形，不管是男性女性，放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已經不會引起人們的驚訝了，可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那就是一樁新聞了。那時候盡管法製建設落後，可是社會風氣講究的就是一夫一妻，而且是真正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哪個男女有情人，不必四個，就一個好了，沒準兒就給定性為流氓阿飛，送勞動教養也可以，或者由公安局賞一頂“壞分子”的帽子給你戴著。因此，可以想象刑警聽說老羅有四個情人時該是一副何等吃驚的樣子。
這個情況，孟冬玲是怎麽知曉的呢？這就應該歸功於孟冬玲的勞教經曆了。她原是一個傻妞樣兒的女性，用北方話來形容那就是“沒心沒肺”的一類，後來被送勞動教養，在那個特殊環境中，很快練就一身刁鑽本領。解教後，孟冬玲把新學的本領用於日常生活中，占了不少便宜。最近跟“淩慶民”的交往中，她也把這一套用上了。她對“淩慶民”每月像發工資一樣給她的三十元鈔票是很在意的，很希望這能成為一種永久性的收入。為了實現這個願望，她就發揮她在勞教隊練就的本領，趁“淩慶民”熟睡時，偷偷翻看他的通訊錄。孟冬玲此舉是為日後可能會發生的“淩慶民”跟她拜拜而采取的預防措施。以她對“淩慶民”的了解，這主兒是離不開女人的，離不開女人的家夥還有一個特點——喜新厭舊。所以，孟冬玲預感到他早晚會另覓新歡。而且，以“淩慶民”行事沉穩的性格，他肯定會在正式跟孟冬玲拜拜之前先物色好新歡。孟冬玲翻看其通訊錄，就是想查看其是否有疑似的新歡。如若查到，那就暗暗記下，然後在“淩慶民”露出拜拜端倪的時候，登門拜訪搶掉她這份工資的女人，先禮後兵，談判不成就扯破臉皮大吵，大不了去派出所、公安局，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勞教，她又不是沒被勞教過，誰怕誰啊！
那麽，孟冬玲是否有所發現呢？有，而且一下子發現了三個。她憑什麽認定這三個都是“淩慶民”的情人呢？因為寫在那單獨一頁上的名字一共有四個，其中一個就是她，排列第二，另外三個姓名都是明顯女性化的：一個叫王豔芬，一個叫史玉娟，一個叫杜森美。孟冬玲擔心自己忘記這三位競爭者的名址，就記了下來。她交往的人很簡單，都是嫖客，男女雙方一個隻認皮肉，一個隻認鈔票，嫖客在需要的時候會主動登門，所以她不必記下人家的名址，人家兜兒空空時，她主動登門也達不到目的，所以孟冬玲從來不備通訊錄。那麽此刻她記在哪裏呢？她自有辦法，就記在廚房的牆上。“淩慶民”是從來不進廚房的，哪怕她把牆壁記滿他也不會看到。專案組刑警立刻前往孟冬玲家，開門後直奔廚房，果然，牆上歪歪斜斜地寫著三個名址：王豔芬，黃埔區紅山一路譚家巷7號；史玉娟，海珠區南園街良友巷3號；杜森美，海珠區東慶路77號。
刑警隨即分頭前往這三處，沒有發現老羅，那三個女人倒都在家，於是被帶到了局子。訊問下來，這三位的情況分別如下——
王豔芬，三十歲，廣州人，區清潔所(即現在的環衛所)工人，寡婦，兒子由婆家撫養，所以她是單身一人過日子。她跟“淩慶民”相識於電影院，“淩慶民”問明她的家庭情況後，就像跟孟冬玲一樣與其勾搭上了，每月也是去住五天，也支付三十元。跟孟冬玲不同的是，王豔芬並非暗娼，跟男人的這種交往，“淩慶民”是除其已故丈夫之外的第一個。
史玉娟，三十六歲，小學教師，最近三個月因患肝炎沒去上班。她是有丈夫的，但沒有生育。丈夫在西北地質勘探隊，一年隻能回家一兩次，每次不過個把月。史玉娟一個人在家悶得慌，經常去離家不遠的公園轉悠。“淩慶民”就是在公園與其搭識的。去她家過夜後，“淩慶民”也提出一月去五天的交易，史玉娟說她不要他的鈔票，至於每月來幾天，隨他便，隻是必須嚴格保密，她是做老師的，被人察覺了可丟不起這份臉。“淩慶民”說那就每月來五天吧，由於史玉娟不肯收錢，他每次過去時就帶些大米、豬肉、牛肉和雞蛋等，有一次還帶了一隻老母雞給她補養，使史玉娟感動不已。事實上，折算下來，“淩慶民”每月拿去的東西已經超過給孟冬玲、王豔芬的“工資”了。
杜森美，三十九歲，離異，廣州鐵路局列車員，曾因“生活作風問題”遭受過單位多次批評處分，工資被扣兩級。她和“淩慶民”是在列車上搭識的。當時，杜森美正值乘硬臥車廂，“淩慶民”從廣州前往武昌，兩人聊得很投機。巧的是，“淩慶民”返回廣州時，乘的也是她值乘的這趟車。這樣，兩人就都認為是緣分了。“淩慶民”對她采取的也是“薪給製”，每月光顧五天。
這三個女人與孟冬玲一樣，對老羅的詐騙犯罪毫不知曉，而且，她們沒有孟冬玲那樣“聰明”，沒有偷看“淩慶民”的通訊錄，還傻乎乎地以為自己是“淩慶民”唯一的女友哩。
專案組分析了上述情況，認為“淩慶民”帶傷偷駕警用摩托車逃離南方醫院時，肯定知道孟冬玲會受到警方的盤查，但他不知道自己通訊錄上記錄的另外三個姘婦已經被狡猾的孟冬玲抄錄下來了。那麽，這家夥在胳膊骨折不宜外出的情況下，在考慮找躲藏的地方時，應該會把王豔芬、史玉娟、杜森美三人的住所作為首選窩點。因此，有必要對這三個地方予以布控。
韋亞棟這當兒忽然變得雷厲風行了，他打斷還要往下討論的眾刑警，說事不宜遲，這三個地方先派六人過去，二人一處蹲守，都帶上手槍、手銬，如果案犯拒捕，可以開槍，但要留活口。被點到名的六名刑警立刻出發，這邊，大家繼續討論——
老羅每個月在四個姘婦處各分宿五天，合計二十天，那麽，剩下的那些日子他落腳何處呢？從列車員杜森美的供詞中可以得知，老羅曾經乘坐硬臥外出旅行過，他到武漢的目的是什麽呢？是因為沒有糧油關係領不到糧票、油票和副食品票券無法解決吃飯問題而用外出旅行的方式來解決呢(根據鐵道部規定，列車上供應的盒飯是不收糧票的，當時的價格是每份人民幣三角，旅客憑有效車票每餐可以購買一份)，還是另有企圖，為了在武漢等地進行與廣州相同方式的犯罪？如果老羅外出旅行並非為上述兩項，而純為旅遊散心，那麽，他是否經常進行這種旅行？不外出旅行的時候，他在廣州又落腳何處呢？
韋亞棟說那三個女人還沒押看守所吧，去兩個人問一下杜森美，她跟“淩慶民”勾搭上以後，對方是否跟她說起過那次去武昌旅行的目的，以及之後是否旅行過。另外，往武漢市公安局打個電話，了解一下武漢是否發生過類似廣州這邊的係列詐騙案。
片刻，這兩項調查都有了回音：杜森美說“淩慶民”曾說到過那次去武漢的事，就是為了去散心，與她相識之前是否去過外地旅行她不知道，相識之後沒有外出旅行過；武漢市公安局答稱，從未發生過類似廣州正在偵查的係列詐騙案件。
這樣，刑警就有理由認為，老羅除了有可能去上述三個姘婦處躲藏，還有可能去醫院，甚至住院治療骨傷，另外，還須防其逃離廣州。因此，須對全市醫院進行布控，還要跟廣州鐵路公安處聯係注意留意帶傷潛逃的案犯。
如此布置，雖然算不上天羅地網，但也不可謂不嚴密。可是，一連三天都沒有老羅的信息冒出來。第五天，4月25日，終於有了老羅的消息，卻幾乎要使刑警吐血——這廝竟然帶傷作案，再次行騙！
七、最後一次行騙
廣州市東郊如今的大沙鎮那裏，瀕臨珠江有個叫月尾村的小村莊，村裏有個村民名叫崔目力，二十歲，是烈士後代。小夥子原是農業中專學生，三年學業已經讀了兩年多，眼看到1960年7月就要畢業。那時，中專畢業生國家是包分配的，而且一畢業就是國家幹部編製，用如今的說法就是公務員。崔目力正為此興高采烈時，不想元旦前忽然接到通知：由於國家遭遇自然災害進入困難時期，農校停辦，學生哪裏來的回哪裏。就這樣，崔目力回到了月尾村，當了一名人民公社社員。而他的處境，其實比尋常社員還不如。他是孤兒，之前一直在讀書，沒有幹過農活兒，現在回到農村，雖是烈屬，又是文化人，學的還是農學，可是那當兒農村窮，沒有農科站，也沒有社辦廠，大隊沒法兒對他特殊照顧，因為沒有崗位可以安排，總不見得讓他當大隊長吧？不過，大隊長和黨支書倒是向他許諾，你的情況比較適合當幹部，或者到聯小(即兩個大隊合辦的小學)去當老師，可眼下還是先得下田幹農活兒，因為大隊幹部也好，聯小老師也好，全都沒有空額。
崔目力尋思說得好聽，其實等於是給了一個空心湯圓，看得見，卻沒法兒吃到。小夥子於是心灰意懶，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出工不出力。不久又跟一個富農的女兒何曉紅談起了戀愛。
何曉紅是崔目力小學時的同學，那時候還是黃毛丫頭一個，現在長成大姑娘了，竟然貌若天仙，卻無人問津一她的老爸老媽在地富反壞四類分子中名列第二，是雙料富農；其兩個伯父曾經是當地有名的土匪，新中國成立後被人民政府鎮壓了。那年頭大講階級鬥爭，這種美女誰都不敢沾邊。可崔目力不怕，因為他有護身符：其父母當年是東江遊擊隊的地下交通員，在執行任務時雙雙被捕，堅貞不屈，英勇犧牲，所以他是革命烈屬，而且是雙料的。
崔、何之戀成為大隊幹部的一塊心病，公社黨委書記三天兩頭打電話來讓大隊幹部棒打鴛鴦。可是大隊幹部麵臨的情形有點兒像狗咬刺蝟，找不到下口的位置。公社方麵指派團委書記前來月尾村跟崔目力談話，許諾隻要他跟何曉紅斷絕關係，半個月內立刻到公社去幹臨時工，稍後一有轉正名額，第一個就給他，說話算數，公社黨委可以給他一張蓋上公章的保證書。沒想到崔目力是真心要跟何曉紅白頭偕老，一口拒絕了。
這樣，公社黨委書記就覺得很丟麵子，同時也擔心上級知道此事後會給予嚴厲批評，甚至為此丟了烏紗帽。於是，黨委書記就跟公安特派員嘀咕，說要想個辦法盡快解決此事。公安特派員不知如何解決此事最為穩妥，就以調研為名前來月尾村蹲點。這一來，馬上讓崔目力看出了意圖。他這時已經是王八吃秤砣，跟何曉紅嘀咕下來，決定一不做二不休——逃港！
事後崔目力交代，他打定主意伊始並不知道如何才能成功逃港，不過尋思天無絕人之路，隻要肯動腦筋，總會有辦法的。於是他就去廣州市裏轉悠.這倒使公社幹部稍覺輕鬆，因為他一走，就跟何曉紅暫時分開了，隻要不是整天在一起，他們認為就有空子可鑽。哪知，崔目力通過市內的原農校同學一打聽，就知道有人專門為逃港提供有償一條龍服務，隻要錢財到位，可確保安全抵達。他根據對方提供的線索在全市奔波了三天，找到了一個偷渡掮客，這個掮客把他介紹給了胳膊吊在脖頸上的老羅。
老羅這次帶傷作案還玩出了點兒創意，竟然敢把他在南方醫院竊走的那輛摩托車作為詐騙作案的工具。當然，盡管他有過獨臂駕駛的經曆，但那是萬不得已，現在他不想玩這個驚險動作，再說畢竟過於醒目，容易被警方發覺。所以就找了一個熟識的修車匠讓其開摩托車，每天給三元報酬。以當時的工資製度，一天三元是一個什麽概念？說得簡單點兒，就是廣東省一個十七級幹部的薪水待遇。那修車匠何樂而不為？
老羅就是坐著這輛警用摩托車在珠江邊的一個冷僻處跟崔目力見麵的。摩托車在市郊接合部珠江畔一個叫“小龍灣”的地方停下，崔目力一見以為公安局便衣來了，吃不準正要拔腿逃走，被老羅叫住。老羅一揮手，那個拿十七級工資的修車匠就把摩托車開到旁邊樹林裏去了。老羅問崔目力你跑什麽？崔目力說我還以為你是公安局的哩。老羅說不瞞你說，我就是廣州市公安局的正宗刑警，專門打擊逃港分子。不過，你也別害怕，我這個人比較有同情心，遇到確實有需要去香港而又不具備出境條件的人，悄悄幫人家一把也是有的。至於你是不是值得我生出同情心，我先得了解一下。小夥子，你把你為什麽要去香港老老實實跟我說一遍。
崔目力於是就把自己的情況說了。老羅聽後發議論說，這就是你們公社幹部的不對了，國家有《婚姻法》，規定男女戀愛自由，任何人、任何單位不得幹涉，否則就是違法。你這事，我不得不要伸手管一管了。你先別謝我，我還得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你想去香港，你那對象想不想去呢？崔目力說我去她就去，我死她也願意死！老羅感歎說，烈女啊。好，那麽再說第二個問題，我是警察，執法者，常言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而我是執法犯法，一旦敗露，恐怕就得加三等了。所以，我得收點兒費用，這費用一部分是進我的腰包，另一部分是打點相關的弟兄。因為幫助你倆偷渡不是我一個小刑警辦得到的，得另外托人。小夥子，你願意出這筆費用嗎？
崔目力其實是個窮鬼，但眼下先點了頭再說，問要付多少錢。老羅說不多，每人三兩黃金，沒有黃金，也可以付錢，人民幣三百元，外幣也可以，按照兌換比率折算。
崔目力說我回村去跟我對象商量一下，兩天之內給你回複行不行。老羅說不行，二十四小時內必須給我回音。怎麽回呢？明天這個時候之前，你到中山大學一號門去，在廢物箱旁邊的那根電線杆上，用粉筆也好，磚渣也好，畫一個三角就行了。然後，後天下午五點，帶著費用和你那對象，還是在這裏見麵。注意，不能帶任何行李，否則會引起別人懷疑的。明白了嗎？回村的路上，崔目力的心情比來廣州時更加沉重，因為以他的經濟狀況，那是絕對拿不出六兩黃金或者六百元人民幣的。何曉紅呢？他也不敢指望。盡管她家是富農，可是經土地改革—折騰，地主富農早就十室九空，哪來的黃金鈔票？不過，既然已經到了這一步，崔目力還是準備跟何曉紅說一說，也算是對自己這次廣州之行向人家姑娘有個交代。
哪知，他跟何曉紅一說這事，何曉紅臉不改色地說了兩點，一是她願意跟他逃港，哪怕中途發生不測翻船淹死，或讓邊防軍開槍打死，她也在所不惜，一切認命！二是關於費用問題，她可以解決。崔目力問何曉紅怎麽解決，她說你不必盤根究底，我幾時對你說過假話？
何曉紅確實沒有對戀人說假話，她家藏有黃金。當地民間有個說法：何曉紅的父親何大守原是海盜出身，後來金盆洗手來到崔目力父輩居住的這個村子，花錢買了土地，造了房子，娶妻生子。這種說法在以前當然不會被官府當樁事兒來查問，新中國成立後，土改時工作隊聽到了傳聞，就要來找何大守談話了，這種沒根沒據的傳說自然落實不了，但何大守的土地、水牛、船隻、房子等硬貨是明擺著的，一樣樣予以登記評估。何大守是外來戶，原本是要被人吃吃的，可是他多年來一貫采取“和氣生財，吃虧是福”的處世原則，跟村裏不論富人窮人哪怕是放牛娃的關係都處得不錯，因此大夥兒評議時都說他“老實”，也就放他一馬，最後評了個富農成分。村民不知道，老何家藏匿的黃金珠寶，按當地標準三五個地主加在一起都比不了。
村民不知道，何曉紅卻是知道的。她回家悄悄跟老爸一說，何大守一口答應，他體內的血液中還流淌著年輕時殺人越貨的那股犯罪衝動，對何曉紅說你的選擇是對的，既然跟小崔好上了，小崔也願意跟你同生同死，也就不管什麽犯不犯法了，即使犯法，又算得了什麽？沒問題，爹給你十兩黃金，你和小崔去了香港，要好自為之，相信你們能夠過上好日子！
就這樣，黃金的問題解決了。第二天，崔目力按照老羅的交代，去中山大學門前的電線杆上畫了個暗號，過了一天就和何曉紅分頭溜出村子，在市裏約定的地點碰頭。兩人找了家不必付糧票的高檔館子吃了一餐議價飯，然後又去越秀公園喝茶，看看約定的時間差不多了，這才前往小龍灣。老羅可能已在附近什麽地方等著他們了，反正兩人剛到那裏，那輛警用摩托車就從前麵樹林裏開出來了，還是昨天那個修車匠開的車。
據老羅後來交代，崔目力、何曉紅在其眼裏是兩個沒見過世麵的鄉下年輕人，要擺弄他們還不是易如反掌。事實確實也是這樣，老羅騙取他們的六兩黃金也就不過一眨眼工夫。老羅問崔目力，小夥子你把費用帶來了嗎？崔目力點頭。老羅說拿出來我看。其實，這時有一個令人生疑的細節，隻不過崔目力、何曉紅沒有發現罷了——摩托車始終沒有熄火，老羅也一直沒有下車。由於這個疏忽，所以他們就要吃大虧。崔目力不疑有他，掏出那個何曉紅連夜縫製的裝著六兩黃金的小布袋，毫不猶豫地遞給老羅。老羅剛把小布袋拿到手，摩托車就倏地啟動了，轉眼不見影蹤！
崔、何頓時房了，好半天方才回過神來，接著就商量應該怎麽辦。在是否報案的問題上，崔目力跟何曉紅發生了分歧，崔目力的意思是立刻向公安局報案，何曉紅說報案後公安局追究這六兩黃金是哪裏來的，那還不把我爸給牽連了？崔目力說我就，說這黃金是我的，跟你沒有任何關係，就不會連累你爸了。何曉紅聽著覺得似乎還靠譜，於是也就點了頭，兩人去報了案。
崔目力低估了刑警的較真兒程度和專業分析能力，報案說清了上當受騙的情由後，還是沒逃過刑警的追問，最後交代了黃金的來源。這樣，何大守也被逮了進去，公安局還出動了七八名警察前往其宅搜查。可是，還真應了那句民諺——“一人藏，千人找”，警察加上當地的民兵共一二十人搜遍了何家，別說黃金了，連硬幣也沒搜出一枚。何大守一口咬定他沒有給過女兒黃金，何曉紅也堅決否認是她提供了偷渡經費。最後，何大守在被關了三個月後釋放，富農分子之外又給他扣了一頂壞分子帽子。這聽上去似乎嚇人，其實一頂帽子和兩頂帽子也沒多大區別。老爺子之後又活了二十年，1980年深秋去世時已經一身輕—一兩頂帽子摘掉了，竟還留下遺言讓子女挖出了銀洋一壇、黃金三十兩。
不難想象專案組在接到報案後的憤怒。韋亞棟當即召集全組刑警開會，通報案情，研究如何偵緝老羅這廝。案情很清楚，偵查措施也就了然：順藤摸瓜往下進行吧。
刑警先去找了崔目力所說的那個農校同學小王，問他是怎麽知道哪裏有偷渡中介人的。小王是廣州市區人，農校解散後進了高中，正在讀高二。這個人膽子有些小，刑警一找上門臉都嚇白了，不過思維倒沒受啥影響，語言表述也清楚，說他每天早晨都去公園晨讀，是聽在公園裏晨練的人說的。崔目力是他農校時的好友，當時貌似閑談跟他聊起這事，他也就隨口說了，全然沒想到小崔這樣—個根正苗紅的烈士後代竟然會和富農女兒一起策劃逃港。這條線索顯然是沒法兒查下去的，不過還有其他路子。崔目力聽小王說，廣州有人專門做逃港中介生意，這種人很有眼力，他們會在常人看著覺得正常的狀態中發現有人意欲逃港，然後主動搭訕，雙方談著覺得條件合適，偷渡買賣就做成了。於是崔目力就琢磨，這種常人看著正常而在偷渡中介人眼裏卻不正常的狀態應該是一種什麽狀態呢？崔目力不笨，很快就琢磨出了一個可能會讓暗藏在哪個旮旯的偷渡中介分子發現他不正常的法子——去法院門口的公告欄前撞運氣。
海珠區人民法院門口貼著的一些刑事判決書中有幾起案子是有偷渡案由的，崔目力就待在那裏磨磨蹭蹭。看了一會兒，離開。過一會兒，再來磨蹭。如此幾回之後，再離開時他就發覺身後有人跟上來了。走了一程，那人跟他搭訕，開口就問他是不是對去香港有興趣，沒幾句對方就扯到了老羅(即“一個很有辦法的朋友”)，接著就和崔目力約定了跟老羅見麵的時間、地點。
整個過程就是如此簡單。可是，對於刑警來說，已經時過境遷，根本沒法兒找到那個中介人。這樣，這條線索也就斷了。
5月1日，國際勞動節，法定假日，專案組沒有休息，繼續開會。刑警分析下來，認為似乎還有一條路可以試試，那就是向老羅以前的親朋好友了解老羅自解教以來的言行，查到多少算多少，沒準兒可以從中發現老羅目前的藏身之地。於是，韋亞棟一聲令下：“全組出動，分頭調查！”
這條路竟然讓專案組給走通了。刑警陳中興、喻寶強在去老羅勞教時所在的農場中隊了解情況時，從一個即將解教的勞教人員處獲悉：老羅在勞教期間跟一個名叫麥根定的勞教人員關係甚好。偵查員隨即查閱勞教農場保存著的麥根定的檔案——
麥根定，三十歲，工人出身，住廣紙路道德坊91號，已婚。幼時讀過三年書，十四歲進麵粉廠做童工，當過一年半國民黨軍隊的小兵。1950年底參加誌願軍赴朝鮮作戰，當的是偵察兵，曾立三等功一次。兩年後回國，政府將其安排到廣州市糧食局當了一名門衛。1956年，因監守自盜偷竊糧食局的財物被開除。之後以做臨時工謀生，1959年1月，因在公共場所調戲婦女被勞動教養一年，今年1月已期滿解教。
陳中興看到“偵察兵”三字，馬上聯想到崔目力所說的替老羅開摩托車的那位。回去向組長韋亞棟匯報後，建議立刻傳訊這個姓麥的。韋亞棟正要給管段派出所打電話，又想起一個問題，說這個姓麥的當過偵察兵，料想有點兒功夫，還是小心些為好，你們多去兩個人，帶上手槍以防不測。
陳中興於是叫上喻寶強、胡金鍾、莫六一，四人徑奔廣紙路道德坊。麥家門開著，麥根定的妻子正在門口坐著削土豆。走在頭裏的莫六一正要開口詢問，忽見屋裏坐著一個左胳膊打著石膏的家夥，頓時一個激靈，大叫一聲“羅智忠”！說時遲，那時快，刑警一擁而入，眨眼間就把老羅控製住。這時，麥根定聽見動靜從裏屋出來，即被手槍逼住，隻好束手就擒。
刑警把羅、麥帶回公安局，立刻訊問，查明的案情令人吃驚——這麽些詐騙案，竟然都是老羅一人所為！一定要追查同夥，也就是受其雇傭相幫開了兩趟摩托車的修車匠麥根定。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之前施之鼎等七名逃港者，確係老羅聯係偷渡成功的。那個蛇頭在跟老羅合作了一段時間後，不知何故杳無蹤跡。老羅於是決定以那幾個逃港成功的事例作為誘餌，開展他的新業務——詐騙。
1960年10月20日，羅智忠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誌願軍前偵察兵麥根定領刑三年。那個替崔目力牽線搭橋聯係上羅智忠的“中介”，警方未能查緝到，僥幸逃脫了處罰。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評論】
那對小情侶後來什麽結局？
各時廣東好多人逃港。
真實再現了當年人們的生活狀況，案發、案破都符合當時的時代特點，可信可讀！
那個時候，都這麽敬業
看古今，觀中外，嬉笑怒罵，人生百態，灑脫，自由，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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