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黃春秋》1993年第7期，作者：楊桂欣，原題：《“我丁玲就是丁玲！”》
一
1980年春天，丁玲在北京協和醫院做了乳腺癌的切除手術。夏天，她應江西省有關部門的邀請到廬山療養。這時候，我為參加全國高等學校文藝理論教學學術討論會，也上了廬山。她知道我要上廬山，便讓女兒和女婿托我把家裏九英寸黑白電視機捎去。送去電視機的時候，我告訴她：“我的同學當中有人讀了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你關於《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重印前言》，很有意見，說你為什麽直到今天還要強調自己對毛主席的那種感情，如說這本小說也是為他老人家寫的呀，在寫這本小說的時候是懷著戰士衝鋒時的那種感情，喊著‘為了毛主席，衝啊！’等等。人家說了，現在是80年代了，還強調這些幹啥？”我還告訴她：“我的朋友當中，有人讓我轉告你：現在你應該寫揭露毛主席的缺點和錯誤的文章，這將是很有價值的，也是很有利於你丁老太太自己的。”
我說完之後，丁玲沉默了一會兒，說：“你那位同學根本沒有理解我在《重印前言》裏那樣寫的意思！我寫的是自己當年的真情實感。這是曆史。我當時就是那樣一種思想感情。我不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我一貫相信讀者，他們能讀懂我所寫的本意。”
我情不自禁地和她叨叨起來：“你之所以要這樣寫，就是要讓人們理解：你對毛主席那樣虔誠，那樣熱愛，而他還是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點了你的名，給某些人把你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她卻說：“毛主席有缺點，晚年更有大錯誤，當然可以寫，但是，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是不會寫的。有人想全盤否定毛主席，甚至想打倒他，這是不能允許的！我受的冤屈再大，也決不能在這時候去揭露毛主席的缺點和錯誤，不能給妄圖全盤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提供把柄。等到適當的時候，我當然是要寫的。今天不妨講兩個故事給你聽聽。”
她說：一是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住處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裏，他都用毛筆抄寫自己寫的詩詞，或是他喜歡的別人的詩詞。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麵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隻是報人名。反正是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麵寫官職，這個是禦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麽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一聽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會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處，他懷裏正抱著一個男孩。我們正聊著，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這時候毛主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對我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仍然抱著孩子，用一隻手把紙鋪開，竟填起歌頌太子尿的詞來了。這首詞，在反右派之前，我還記得清它的主要句子。這麽多年了，我老了，經過那麽多的折騰，現在我是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這盡管是玩笑，但也確實說明了毛主席的頭腦中確實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會犯大錯誤，尤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不能不說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二
1981年春末，茅盾同誌去世，丁玲特地從鼓浪嶼飛回北京送別恩師。早在廬山的時候，應我要求陳明為我去北大荒畫一張聯絡圖，丁玲便決定1981年夏天回北大荒探望，要我跟她去。我趁她回北京，便去詢問什麽時候動身。剛按響她家的門鈴，給我開門的竟是我從未見過的一位60多歲風韻猶存的老太太。後來，我才知道她叫甘露，是丁玲在延安結識的一個好朋友。丁玲告訴我：蕭三從蘇聯回延安，甘露才20歲出頭，毅然和蕭三結合。後來，蕭三在蘇聯娶的妻子來到中國了，甘露隻好和蕭三分手。她還告訴我：她在北大荒期間，有時回北京看病或辦事，都請甘露幫忙，才不怕別人指責她同我這個“大右派”劃不清界限呢！需要她幫忙的時候，她是絕不推辭和馬虎的。
我和甘露交談了起來。她說她年輕的時候非常崇拜丁玲；在西柏坡時，她和丁玲一起陪毛主席散步：毛主席得知丁玲寫了《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勉勵她到基層去鍛煉，最好能去當一個時期縣委書記，等等。她還告訴我：“1979年丁玲剛回北京，身體不怎麽好，還要到醫院去看望周揚同誌，那一次，是陳明約我陪丁玲去的。周揚的態度冷淡得令人意外，叫我這個旁觀者也看不下去！”不久周揚突然回訪丁玲。那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期間的一天下午，丁玲到政協開會去了。周揚突然來了。陳明接待了他。後來，陳明告訴我：“他對我解釋，為什麽沒讓我當第四次文代會的代表，還說他的老婆蘇靈揚30年代在上海也參加過左翼戲劇工作，這次也沒有當上代表。名額有限，咱們兩家，每家都有一個代表，這就很好了啊！他這次來，還給我帶來了文代會的列席證，還有一個紀念冊，好像是關於第四次文代會的，我記不確切了，大概是為了安慰我吧。”
我和陳明正在高聲大嗓地發感慨，丁玲便從對門那間屋子裏走過來，她說道：“他哪裏是來看我呀！要是真心來，事前可以打個電話，無論如何我也會在家裏迎候他。說不定他是知道我要去政協開會才來的呢！他來這裏要幹的事，他所講的那些話，也說明了他是專門來向你陳明作解釋的，不是來看我的。”陳明立即批評她：“別那麽太敏感、太多心好不好？他來了總比不來要好嘛！”
待丁玲回到她自己房間，陳明把自己房間的房門關了起來繼續對我說：“真是一個老小孩，一提起這類事就激動，怎麽勸也改不了。其實，這也難怪她。給江豐平反的時候，陸定一親自到江豐家裏賠禮道歉，說江豐錯劃為右派，他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江豐把這件事告訴我，非常感動。”要是周揚對丁玲也能像陸定一對江豐一樣，哪怕不賠禮道歉，而隻來看看她，那麽她的情緒也會更加穩定和愉快。”
我從陳明屋子裏出來，丁玲坐在客廳裏。一見她，我暗暗後悔剛才不該大發感慨弄得老太太激動不已。幾十年的疙瘩到了該解開的時候了，文藝界是需要大團結的啊！老太太見我站著發愣，便叫我再坐一會兒。她說：“我還在山西等著平反，我女兒蔣祖慧憑著和周揚的女兒是同學、朋友的關係，在好友的催促下，到周揚那裏打聽我的平反問題。不料，他竟在我女兒心上捅了一刀，說什麽你媽媽的右派問題是可以平反的，但在南京那一段的曆史，還是有汙點的。什麽汙點！在我女兒麵前講這個話，就是他所奉行的人道主義……”周揚對她女兒說那話，確實是不夠人道的。即使真有汙點，也隻能由黨組織來宣布，而不應該由周揚同誌個人擅自論定。
三
1981年7月中，丁玲重返北大荒。行前，給我講起劃成右派之後於1958年剛到北大荒時的一些事情，如作協派的監護人所用的軟臥火車票競要由她付錢……農墾總局政治部的李主任看了她所持的介紹信如何不平，等等。
到達農墾總局所在地佳木斯市，第二天上午，丁玲堅持到農墾局機關去看望。丁玲到達之前，李主任早就坐在會議室裏。他們在會見交談中，我迫不及待地請他給我講講當年接受丁玲報道的情景。他有些激動地說：“我從中央蘇區參加革命，幾十年間從未見到過丁玲交給我的那種介紹信，什麽不給工資，不給生活費，靠自己的稿費過日子，這哪裏是我們黨的政策呀！？我們黨對人的處理，從來都是堅持給出路的政策的。過去，連俘虜要回家還給路費呢！丁玲過去是共產黨員，是著名作家：不管犯了什麽大錯誤，隻要不殺頭，也應當給生活費呀！實際上是要從生活上置丁玲於死地。文藝界的事，我們農墾部門管不了，但丁玲既然到了我們這裏，我們就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給她必要的生活費，我們農墾局是有權辦理的。”說到這裏，他的臉都紅了。關於這方麵的情況，丁玲後來在她那篇回憶錄《風雪人間》中，把當年同我說過的寫了一些，隻是太簡略，現不妨抄錄一段。。
“當年作協的黨組書記邵荃麟同誌曾經告訴我：‘對你的處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類處理馮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類處理。這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小組會上討論過的。你可以下去勞動，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從事研究或寫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資；……像雪峰，大概仍舊留在文學出版社，參加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他個人意見，我‘也可仍留在北京寫作，過一段時間再把陳明從東北調回來(引者注：陳明因為替丁玲中辯而被劃為右派分子，於1958年春夏之交去北大荒勞動改造)。夕聽了這些，我的確心動了。如果真像他這樣說，我全心全意從事《在嚴寒的日子裏》的寫作，這一件心事總算可以了結，這正是我多年來一樁沒有完成的心願。可是，他個人的這番好心，能夠獲得另外權威人士的恩準鳴？我實在不敢有這樣的奢望。
“我從作家協食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紙簡單的介紹信。這一張窄紙條，幾行字，使我又一次墜入五裏霧中。那上邊清清楚楚地寫著：‘撤銷職務，取消級別，保留作協理事名義。下去體驗生活，從事創作；如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如參加工作，可以重新評級評薪……’那麽，黨
組書記邵荃麟曾經說的，對我和馮雪峰的處理是一樣的，降幾級工資，可留在北京工作，還是在政協小組會上討論過的，現在為什麽又有這樣的改變？“取消級別，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誰決定的？沒有人向我解釋。這種決定，這樣處理，為什麽事前沒有一個人通知我，和我談談呢？我在黨內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對人對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無情，這樣草率從事的。看來不知道是什麽人，把黨的政策作兒戲，或者是壓根兒從沒有把黨的政策、組織原則、紀律規定放在眼裏。……看來，我比所有右派都罪大惡極！……我清楚地記得，在首都劇場千人參加的作協黨組擴大會的總結會上，一位權威說的話，我是一輩子也不敢忘，而引為教育的。他說：“以後，沒有人會叫你同誌了，你該怎麽想？”說這話時，他那輕鬆、得意，一副先知的臉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靈的痛處。我從他的冷語，從他的臉色中，我悟到了人性。有些人隻是掛著黨員的招牌，口口聲聲講人道主義，而實際卻往往是沒有絲毫人性的。……”丁玲在回憶錄中這樣描寫和評述某個人不但有根有據。而且也情有一可原了。
四
在延安時期她和毛主席交往較多。那時她和毛主席談什麽幹什麽都很隨便，在毛主席麵前第一次失禮是他同江青結婚的時候。當時，她接到了參加婚禮的請柬。可是，正是在這前兩天，保育院通知她：女兒蔣祖慧病了，眼睛紅腫，都快看不見了。她心急如焚！這是她1934年秋天在南京生下的女兒。後來她回憶說：“這個女孩卻使我更加悲苦。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丟到垃圾箱裏去嗎？我能把她送到育嬰堂、孤兒院嗎？我能留給她的父親(丁玲的第二個丈夫馮達，和丁玲一道被國民黨反動派幽禁，曾暴露了共產黨員的身份，於1991年在台灣去世)，使她終生也蒙受羞辱嗎？我隻能把她留在我的身邊，我是母親。我應該對她負責，不隻哺育她成長，而且要盡心守護她，不讓她受羞辱，盡心教育她，使她成為革命者。”保育院在延安城外很遠的山溝裏，丁玲得知女兒得病的消息便張羅著借馬。好不容易，任弼時同誌幫她借來了一匹，她顧不上對毛主席失禮，便騎著馬看女兒去了。她說：“從這時候開始到建國初期，毛主席似乎沒有計較我的失禮，但誰知道江青知道我不出席他們的婚禮，會是個什麽態度，會有什麽樣的動作呢？”幾十年之後，她對我談起這件事，還流露出後悔不已的情緒。
“……最讓我後悔的，還是在中宣部當文藝處長的時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掛職。一天，中宣部開會，江青來了。上午散會時，江青突然對我說：‘丁玲，中午到我們那裏吃飯去。’我說：‘這怎麽可以呢？’江青一聽便拉下臉來：‘哼，你以為是我要你去的嗎？’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飯。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條船，在中南海上遊著，同我聊天。這次，主席先問我對周揚的看法。聽著，毛主席突然問我：‘周揚總還是有些優點吧？！’我真後悔自己不會做人，為什麽不先說周揚的優點和長處呢？一個人，一個革命者，都是既有優點和長處也有缺點和毛病的，應該一分為二呀，而我在這個關鍵時刻，偏偏忘記了一分為二，忘記了談周揚的優點和長處！後悔也來不及了。不等我補充自己的意見，毛主席便對我說了：‘我看，周揚同誌還是有些長處的，他有行政組織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論水平。而在這兩個方麵，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說的是實際情況，我當然服氣。但我為什麽在他征求我對周揚的意見的時候，竟一個勁兒說周揚的缺點而不說他的長處呢？
“毛主席這次找我談周揚後，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裏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沒有產生過主動找毛主席談情況談心的念頭。現在想來，這是自己吃大虧的一個客觀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毛主席，那麽，那些打我‘小報告’的人，不管他們用嘴巴，還是用作協黨組報告的名義誣蔑我，是決不會容易得逞的。這就是教訓啊！”
丁玲剛剛複出，我當時是她的《生活·創作·修養》一書的責任編輯，在是否把《三八節有感》收到這本書中去的問題上，是經過了慎重考慮的。她告訴我：“當年在延安的一次高幹學習會上，文藝界隻有周揚和我兩個人出席，康生的老婆曹軼歐發難，批起《三八節有感》來了。那時毛主席保了我一下，說《三八節有感》有批評也有建議，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不一樣，人也不一樣。後來，毛主席對我說：‘我們要不要自我批評？要的。如果一個黨沒有自我批評，這黨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進行批評，先得肯定人家的好處，說他怎樣艱苦，怎樣打勝仗，怎樣有功勞；說我們這個黨是了不起的，是偉大的，光榮的，然後再說我們還有一些缺點，還有封建殘餘，一些男同誌對女同誌的看法還不一樣。你開門見山就說女同誌受壓迫、受歧視，人家就受不了啦。’毛主席的這些話，說得我很信服。以後我再批評人時，就學著先估計到人家的優點、長處，然後再說缺點。”
五
1984年8月中，我因要去西北便到丁玲那裏打個招呼。告辭時，丁玲說：“你等等，讓你看一個東西。”說完，便到她自己的屋裏拿出報紙包的東西放在餐桌上，叫我坐到那裏去看。原來是黨中央批準的中組部發來的文件，為丁玲徹底平反、徹底恢複名譽的！文件重申了1941年在延安審查丁玲同誌是一位為革命事業作了貢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讀完以後，我高興極了，很想在她麵前發點感慨，不料，丁老太太卻搶著說：“現在，我可以死了嗬！”這到底是什麽意思呢？我琢磨著，高高興興地回家了。
待我從西北回來，聽說她要辦刊物。我說：“你要幹的事多著呢！《在嚴寒的日子裏》沒有寫完，像《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這樣重要的回憶錄，還應該繼續寫下去，越多越好！還有，還有……”這時候，她不再作聲了，隻是一個勁兒地看著我。我毫不猶豫地勸她：“這幾年，人們都說你保守、僵化，是一個‘左’派……”不等我說完，她便說：“人家早有一定之規嘛！需要丁玲當右派的時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現在，他們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們所指責的保守呀，僵化呀，隨他們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看著老太太的這股倔勁，我堅持告訴她：“這樣說你的人，在我的同學和朋友中也有，他們還要求我勸你呢！我的這些同學和朋友，同你所指的持一定之規、自以為一貫正確的人，是沒有什麽聯係和來往的呀！”丁玲不禁笑了起來，說：。楊桂欣，你還是太嫩了一些嗬！你的同學，你的朋友，同他們沒有聯係，沒有來往，這對他們不是更好嗎？他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是群眾說你丁玲僵化、保守，‘左’，於我何幹？他們還可以炫耀他們是尊重群眾意見的呢！”說到這裏她從藤椅上站起來，在客廳裏踱來踱去：“好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政策，就是好嗬！不許再搞政治運動。現在，他們再狠毒，也隻能在非公開的輿論上下功夫，拚命說我丁玲是‘左’派僵化、保守。再想和當年那樣，趁我主動要求去北大荒的機會，盜用中宣部的名義，開出那樣不講人道、不要黨的政策、連對待俘虜都不如的介紹信，他們是絕對辦不到了！”
六
1985年7月中旬，丁玲正準備去河北省蔚縣療養和寫作《在嚴寒的日子裏》。可是，一到協和醫院檢查身體，大夫便命令她：必須立即住到醫院裏來！從此，她除了在九月間回家看《莎菲女士的日記》電視劇樣片，並和劇組主要成員漫談該劇之外，就再也沒有回過家——木樨地22號樓5f118號。她在這裏住了六年多。當她坐著輪椅下樓回醫院的時候，隻說了一句：“我大概是再也回不來了啊！”1985年11月間，協和醫院第一次發出丁玲病危的消息。第二天下午，我便去醫院向她匯報工作。一進門，便見她盤腿坐在床上，陳明則坐在沙發上。她一見我，便滿臉笑容，大聲地說：“楊桂欣，你猜前些日子哪些人來看我了？”我說這沒法猜，反正關心你，愛護你的人都會來看你。我還未說完，她便高聲大氣地嚷道：“陳登科來了。我說，‘你來幹什麽？我死不了！’這不又恢複過來了嗎？現在，我正在爭取醫生同意，讓我回家過春節。到時候，把你們的家屬都請到我們家裏去。在過去的一年中，你們為《中國》的編輯、出版和發行吃了不少苦頭，她們全力支持你們，也有她們的功勞啊！”
我怕她太興奮，勸她休息，但她仍說個沒完。我真怕她是回光返照！好在這時護士進來了，我正準備回家，她卻又說起來：“楊桂欣，你剛才說關心我、愛護我的人都會來看我的，這倒是不錯。不過，有的人對我的關心並不是什麽愛護，他來這裏看我，是搞火力偵察，看我丁玲還能活幾天。其實，他是巴不得我早死的。”陳明聽了，趕緊從沙發上站起來，堅決製止她繼續說下去，並把她扶下床來，讓她在沙發上坐著。過了一會兒，老太太解釋為什麽說是“火力偵察，”，又為什麽說“他是巴不得我早死的”。其實，她的解釋對我來說顯得多餘。
丁玲住進協和醫院以後，我差不多每個禮拜都去看她。有一次，她激動地告訴我：“你知道有誰來這裏看我嗎？”不等我回答，她便說：“默涵和白羽都來看我了，向我賠禮道歉，檢討他們在我的案子上犯的錯誤；白羽還說，他是來向我賠罪的。我說了：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要團結起來向前看嘛！再說，責任也不是哪一個人的呀！”
丁玲逝世的第二個月，即1986年4月，劉白羽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散文《丁玲在繼續前進》，其中說：“新中國誕生後，丁玲一生中更巨大的坎坷降臨到她頭上。如果說前半生的坎坷，來自敵人陣營，而後半生的坎坷，卻來自自己陣營，這是不能不令人唏噓惋惜的。想到這裏，我心情沉重，思之痛心，因為我作為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難中，我必須承擔曆史的重責，因而對丁玲永懷深深內疚。”白紙黑字，公諸世間，比起在丁玲病房向丁玲賠罪，更顯得真誠，顯得莊重。如果丁玲九泉之下有知，我想她會欣慰不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