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是如何“一聯到底”的？

來源: 澎湃新聞 於 2021-11-29 09:40:35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30873 bytes)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這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的歌詞，也與清華校長、聯大校務委員會常委梅貽琦的治校育才理念呼應共振。“救國的方法極多，救國又不是一天的事”，“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材，將來為國家服務。” （梅貽琦《就職清華大學校長演說》）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館內的西南聯大校歌壁雕

保持聯大教育品質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前，清華就對戰局預判清醒，而且付諸行動，梅貽琦的遠見卓識可見一斑。1936年2月，梅貽琦與工學院院長顧毓琇等赴湖南，與湖南省主席何健商洽籌設分校，雙方簽訂合作協議，何健撥長沙嶽麓山空地100餘畝贈與清華作為建校之用。1936年冬，清華秘密運送一批圖書、儀器到漢口，每批10列車，每車約40箱。這些圖書、儀器成為以後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珍貴的教學設備，開展了有限的學術研究。



梅貽琦

抗戰全麵爆發後，蔣介石召集蔣夢麟、張伯苓、胡適、梅貽琦等知識界領袖在廬山商議國是，會後梅貽琦已不能返回清華園。1937年8月中旬，國民政府命令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南遷長沙組建臨時大學。8月22日，他致電留守清華的理學院院長葉企孫，搶運圖書儀器，“附上……書籍、儀器詳單一份……設法與其他箱件運出為盼”；“我校東西應如何運來，惟諸君就地決定，即運費稍多，如能手續單簡、穩妥，亦殊值得”。

北平淪陷，自1937年10月3日起，清華園也被日寇竊據為野戰醫院，傷兵有時多至二、三千人。圖書設備或拋棄、或洗劫、或變賣、或焚毀；圖書館被改為治療室、手術室、食堂等，新體育館、生物館被改為馬廄，“新南院住宅區，竟成妓館”。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三續）》）

全麵抗戰初期，日寇氣勢囂張，1937年底南京淪陷，武漢危急，長沙難以堅守，長沙臨大不得不繼續西遷。1938年至1946年，清華、北大、南開合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三位校長任校務委員會常委。

張伯苓參與長沙臨大初期組建工作，蔣夢麟參與長沙臨大、西南聯大初期組建工作。但兩人在陪都另有職務，常駐重慶，張伯苓擔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蔣夢麟兼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長。基於對謙和、誠篤、公正的梅貽琦信任，公推他為聯大常委會主席。

梅貽琦一人主持西南聯大校務，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創造了中國教育史的輝煌奇跡。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學界認為西南聯大才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不乏其人。

北大教授毛子水說，8年多的西南聯大，始終都在雍容和睦的氣氛中長成。“這非特是我們教育史上的佳話，亦是我們中華民族最有光輝的事情”；“比培植出楊振寧、李政道、王浩等那件事情要有價值得多；因為這是人類精神修養的一種最高貴的表現”。認為梅貽琦先生“實在是外閑適而內極負責的人”，“不辭辛苦，要為（按：聯大成功）最大的原因”。 （毛子水《追念梅月涵先生》）

1938年5月1日，西南聯大正式開學，5月4日正式上課，缺乏經費、缺乏資料、缺乏教室、缺乏儀器、缺乏食品、缺乏安全、缺乏……學生鄭敏回憶，“學習環境亦十分艱苦，教舍很破，一麵牆，圍著一塊荒地，後麵都是墳；鐵板蓋著的房子，有門有窗，但窗子上沒玻璃，誰遲到了就得站在窗子邊上旁聽吹風”；“走進食堂，大家站著吃飯，挑著米飯裏的沙子、小石頭和稗子。所謂蔬菜都是很清的湯水漂著幾根菜，肉是不常見的”。 （祁雪晶整理《回望我的西南聯大》）

但這些艱難都不足以成為西南聯大降低教育品質的理由。聯大學生必須修滿132個學分，其中約五分之三為選修；所有學生必修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大考小考不斷，涉及基礎理論的課月考一次，工學院、理學院月考兩次；聯大辦學8年，近8000名學生通過了入學考試，畢業的本專科生和研究生僅有3882人，畢業率不足一半。 （張晨《西南聯大：抗戰烽火中的不輟弦歌》）

梅貽琦托人從歐美購來大學教科書的樣本，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成批複印，又輾轉香港運到昆明，使得西南聯大的教學一直與國際一流大學接軌。 （張曼菱《烽火讀書聲──抗戰時期的學校與教育》）

教授們物質寒酸，卻精神抖擻，學術自由氛圍濃厚。聞一多開設的《楚辭》是聯大的“精品課程”，引人入勝、門庭若市。整整一個學期、40多節大課，他隻講了屈原的一首詩《天問》。遊國恩、羅庸教授和青年教師唐蘭、彭忠鐸也都各自講授《楚辭》，讓學生自由選擇、自由思考、自由探討。

國民政府教育部曾對全國所有大學的課程設置、課程內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統一規定。聯大的教授會明確表示拒絕服從，意見書上聲明：“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以刻板文章，勒令從同。”

日寇當然不會放過中國這個精英薈萃的學術重鎮和文化中心。1941年8月14日，大批日機轟炸，“專為摧毀我聯大而來”，聯大損失慘重，“落彈至數十枚之多，其間凡常委辦公室及事務組、出納組、圖書館書庫一部分，理〔學〕院試驗室數間均被炸平，學生宿舍亦有四分之一被毀”，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三續）》）

所幸聯大師生無一死傷。

8月27日，聯大召開常委會，梅貽琦克服困難，堅持按期開學。“新校舍被炸後似無修複之計議，乃有提議延期開學者，心中大不謂然。決趕快籌備，設法如期開學”。經一個多月趕工修理，如梅貽琦所願，10月6日按期舉行新學年的始業禮。 （《梅貽琦日記》，1941年8月27日、10月6日）

1943年1月5日，梅貽琦母親去世，他延至3月4日從八弟獲知確切信息，悲痛不已。自責“兄弟四人皆遠在川、滇，未能親侍左右，易簀之時，逝者亦或難瞑目耳，哀哉” ！也清醒戰時“難言禮製，故吾於校事亦不擬請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親之靈鑒，而以告慰耳”。當天下午一點開聯大常委會，他堅持下樓主持，“不敢以吾之戚戚，影響眾人問題也”。 （《梅貽琦日記》，1943年3月4日）

動員青年學子從軍報國

抗戰前，國民政府要求各機構學校每星期一上午有一小時聚會，稱為“總理紀念周”；抗戰後，改為國民月會，每個月開一次會。據西南聯大1939級物理係學生何兆武（後轉入曆史係）回憶，梅貽琦主政西南聯大時，兩次在國民月會上動員學生參軍。 （何兆武《紀念梅貽琦校長》）

1944年8月27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發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10月14日，“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會議”在重慶召開，決定征集10萬人組建中國青年遠征軍，報名時間為11月11日至30日。西南聯大10月30日召開校務會議，通過梅貽琦草擬的從軍運動建議書；11月15日召開常務委員會，成立誌願從軍征集委員會，梅貽琦任主任委員。

11月29日下午，聯大舉行知識青年從軍全校總動員，梅貽琦和教授代表錢端升、馮友蘭、周炳琳、燕樹棠、聞一多等先後發言，學生反響冷淡，報名廖廖。聯大不得不將報名截止日期延至12月2日正午。聞一多之子聞黎明曾撰文分析有三個原因：一、“動員知識青年從軍是否是當前最急需要工作的問題上，人們的認識不一致”；二、“擔心青年遠征軍被利用為加深國內政爭的工具”；三、“待遇問題也是一個難於啟齒卻欲罷不能的心結”。 （聞黎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青年遠征軍》）

聯大為此製定《參加知識青年誌願從軍之學生入伍期滿返校後其學業優待辦法》，從軍各生一律免修24學分。12月初，日寇占領西南大後方最後一道天然屏障獨山，昆明及整個西南都岌岌可危，迅速喚醒青年的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掀起從軍熱潮。12月3日，聯大報名參加青年遠征軍者共187人。12月5日，聯大教授會議通過意見書送國民黨中央，呼籲“此次知識青年軍純粹為國防軍，不參加黨派活動”。

梅貽琦的兒女作了青年誌願從軍的示範。獨子梅祖彥1942年入聯大機械工程學係，此前已擔任美軍譯員；四個女兒中，除了長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次女、三女都在這次從軍運動中報名。1945年2月23日，昆明《掃蕩報》以《聯大梅校委子女三人從軍，從軍女青年今日體檢》為題披露了此消息。

此次從軍運動，聯大的征額為100人，開場有些冷淡，但氛圍迅速高漲，實際從軍人數為266人，大大超過配額。總體而言，抗戰期間聯大學生從軍踴躍。1942-1945年，“應征及誌願充任譯員者，共四百餘人，最近加入青年遠征軍及空軍者亦二百餘人，成績都甚良好”。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五續）》）

在西南聯大原校址（今雲南師範大學校園）聳立著一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被譽為“三絕碑”。碑陰為校誌委員會纂列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有832人。

實際上，參加抗戰的聯大學生遠不止這些。長沙臨時大學時期，校方記錄參加抗戰工作離校學生就有295人，絕大多數未列入題名。兩者相加共1100多人，約占全校總人數的14%，即每100位聯大學生中，就有14人曾投筆從戎，有的還獻出了寶貴生命。 （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不能忘卻的曆史——南開大學被炸77周年祭》）

烽火之中仍有愛，硝煙彌漫有浪漫。化學係有位老師為補貼家用所種的花，含苞欲放之際一夜間全部失竊，紛紛安插在女生們的玻璃瓶和土罐裏。原來是一夥男生一麵“跑警報”一麵談戀愛，早已瞄準這批“愛情的信物”。

西南聯大有個公示欄，師生們如有想法，可在此張貼，當天有校工來收走，次日梅貽琦答複。聯大化工係1943級學生趙寶熙說起一樁趣事：“梅貽琦的女兒，梅祖彤，梅三兒。有一個學生追她。”這位男生想送花給她，就寫了一個呈文，貼在公示欄中，請梅校長批準送花。梅校長果然答複，而且引來圍觀。“結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麵就寫：某某人所請不準”。 （張曼菱《烽火讀書聲——抗戰時期的學校與教育》）

清華與北大微妙的“瑜亮情結”

聯大之難，不僅在於國難，還在於“聯”難。三所名校需聯合，師生需聯合，左右政治立場需聯合，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也需聯合。

清華的經費、師資、設備等，在聯大中遠勝北大和南開。例如，1938年聯大教授、副教授共161人，其中清華計83人，占51.6%；聯大工學院實際就是清華工學院；聯大理學院，清華教師占一半以上；聯大教務通則、教授會組織法等規章製度，多以清華為藍本。

私立的南開是“小弟”，沒想法，以最高學府自居自許的北大寄人籬下，耿耿於懷，相當敏感。北大、清華都有傾向分家，隻是被教育部長陳立夫明確否決，而且抬出蔣介石主張聯合。

據梅貽琦日記載述，1941年3月26日，西南聯大召開校務會議，對是否設分校意見不統一，表決票數均為7票。會前，北大校長蔣夢麟談及研究問題，稱“宜由三校分頭推進”；梅貽琦不僅讚同，而且主動表態分校後，教育部多資助北大、南開，清華經費自籌，“最好請教部不再以聯大勉強拉在一起；分開之後可請政府多予北大、南開以研究補助，清華可自行籌措，如此則分辦合作更易進展矣”。4月3日晚7點，梅貽琦約請馬約翰、吳有訓、陳岱孫、李輯祥、葉企孫等清華資深教授便飯，商談“聯大與三校關係將來可能之演變問題”。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與列強簽訂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賠償本息9.8億兩白銀，39年還清。1908年，美國第一筆退款約1160萬美元，組建清華學堂；1924年，美國第二筆退款約1250萬美元，組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抗戰時期，北大、南開缺錢，全國高校缺錢，大家都盯著清華庚子賠款基金這塊“大肥肉”。1941年3月24日，清華“開校務會議，決定讓售北大美金三千元”，可見北大財政困難。

蔣夢麟還赴渝向教育部提議，由清華撥款80萬補助西南聯大，並請求北大預算獨立劃撥。4月12日晚，自渝返昆的聯大教務長、清華教務長潘光旦送來蔣夢麟向教育部商量經費問題所提“辦法”文稿，梅貽琦“閱之極為不安”。次日晚寫長信致教育部政務次長顧毓琇（原清華工學院院長），“論蔣所提‘辦法’中困難之點，信中不免牢騷語，實亦心中甚感鬱悶，不覺溢於言表耳”。

五天之後，梅貽琦召集清華校務會議，針對蔣夢麟向教育部的提議，決定兩個對策預案：“1.倘北大同人果願另起爐灶，則可三校預算分開，清華對於聯大負其全責；2.倘隻令清華向聯大撥出應攤之八十萬，則聯大所多出之八十萬為補助各校研究費者，清華應分得其比例應得之數。”

4月23日，顧毓琇代表教育部致函梅貽琦，提出折中方案：“由清華借款五十萬補助聯大研究院，然後由聯大分給北大、清華、南開各研究部分。”實質是清華第二個對策預案的思路，明顯更有利於清華，不僅所支付款額比北大申請的減少37.5%，而且由三校分配使用，按照清華在聯大的實力分得比例無疑更高。次日，梅向清華校務會議成員通報顧函內容，消息又擴散到清華教授中，先後有十餘人來函申請開會討論。

5月8日，梅貽琦又召開清華教授會，到者四十二、三人，研究清華補助聯大研究費問題，蕭蘧、張奚若、陳岱孫等十餘位教授發言。會議沒有形成決議，“多數似願接受餘之建設，惟對於蔣公（按：指蔣夢麟）之做法多感憤慨耳”。

梅貽琦體察北大敏感微妙心理，且有換位思考，看淡權位。5月13日，他至聯大辦公處，與聯大總務長、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商談二事：一、清華擬補五十萬；二、主動提出蔣夢麟繼任聯大常委會主席至少一年。“蓋吾二人（按：指蔣和梅）原無所謂，但校中人眾（按：主要指北大教授），如此似較好耳”。鄭天挺答複了第一件事：“北大明日將有校務會議”，“大家之意擬不接受，而專注意於預算之確定”。

兩天後，蔣夢麟向梅貽琦通報北大14日校務會議結果，如鄭天挺事先吹風的立場，北大“隻要教部成立分校，預算並不望由清華得補助”。潛台詞其實就是一句：北大不要清華的補助款，更想和清華分家過日子。

5月16日上午，梅貽琦約馮友蘭、施嘉煬、吳有訓、葉企孫等清華校務會成員，通報北大校務會的決議，對於北大“仍以預算獨立為向教育部交涉目標，清華深表同情並望其成功。至於清華所擬撥補聯大五十萬之辦法，則須視將來演變如何酌為辦理耳”。

當天下午他飛赴重慶。5月19日傍晚6點多，以西南聯大常委會主席身份拜訪教育部長陳立夫，報告聯大研究費、分校等問題。北大的意見均被陳立夫否決，陳認為北大有獨立預算的“辦法未妥，聯大已維持三年有餘，結果甚好，最好繼續至抗戰終了，圓滿結束，然後各校回北邊去。且委員長有主張聯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開（教育合辦事業多未成功，西南聯大為僅有之佳果），而物質上（指預算）如分開則精神上自將趨於分散，久之必將分裂，反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辦為是”。

北大想成立聯大分校，陳立夫支持梅貽琦“擬將分校結束，學生全在昆明上課”的意見，表態生活條件“還是昆明好些”。陳立夫還同意對西南聯大傾斜經費，緩解北大經濟壓力，追加了三成預算。 （《梅貽琦日記》，1941年5月30日）

5月27日，梅貽琦與當天來訪的張靜愚談話，表明“清華基金無論如何不應動用（近周有以一部分解眾人饞涎〔論〕者實不妥當，且亦無效，徒啟以後更多之覬覦耳”，“以後應提出使大家注意”。顯然，這是梅貽琦回應前期一係列事件：蔣夢麟提出清華補助80萬元給聯大、教育部折衷補助50萬元且三校使用、北大立場反複不要錢而想獨立預算、陳立夫斷然否決北大決議。他暗下決心，今後不能動用清華庚子賠款基金補助聯大，而是另想辦法。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

“梅校長的大”成就聯大“一聯到底”

這個辦法就是創辦清華服務社。1943年3月17日下午5時，梅貽琦主持召開清華評議會，會後吃飯時提議“聯合解決生計問題，同人頗表同意”。飯後他又與範圍更小的校務會成員詳談，“決先研究各部分可能生產事業，再定辦法”，開始籌組清華服務社搞創收。清華工學院院長、聯大工學院院長施嘉煬在《懷念梅貽琦先生》文中確認，“梅先生並建議該組織命名為‘清華服務社’”。

清華服務社主要利用清華工學院暫時不用的設備和清華校友的資源，設機械工廠、機製木材廠、農場、碾米場等，產品有牙水、發油、味精、醬油等，生意興隆。“單單為供給美國陸空軍供應處建築材料一項，營業數目達數千萬元之巨，各鋸木廠徹夜工作，尚有供不應求情形”。1943年，“自六月至十二月終，盈餘約二百萬元”。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四續）》）

民以食為天，聯大教授也需養家糊口，1942年起昆明通貨膨脹猛如虎，日子過得很艱辛。“戰前實支月薪350元的一位教授，抗戰開始以還，收入最少的月份可以少到9.6元”。 （潘光旦《為征集清華服務社股本告全體校友書》）

梅貽琦在聯大常委會建議，“一定要保證全校師生不致斷糧，按月每戶需一石六鬥米的實物。於是租車派人到鄰近各縣購運”。 （鄭天挺《梅貽琦先生和西南聯大》）

又獲得政府部門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這項工作維持到抗戰勝利。

梅貽琦又用清華服務社的盈餘，逐季分配給西南聯大同人，自助、助人。鄭天挺回憶，“這事本與外校無關。梅校長顧念北大、南開同人同在貧困，年終送給大家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饋贈，從而看出梅校長的公正無私”。 （鄭天挺《梅貽琦先生和西南聯大》）

可貴之處在於，梅貽琦始終明確大學及其教授不以盈利為首要目標，更重要的任務是追求真理、研究學術、培養人材。所以他回顧清華服務社經營兩載，“營業情形，向稱發達，年來於同人收益，逐級分配，不無小補”，“然此究屬權宜之計，他日戰事終了，當即隨同結束”。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五續）》）

北大分不了家，還得和清華、南開一起過日子。梅貽琦實際主持聯大校務，不偏不倚，公正大度，三校師生越來越服氣和擁戴。例如1942年，教育部撥款24萬元用於西南聯大研究院補助費，“清華方麵亦擬籌撥二十五萬元作三校研究補助之用”，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三續）》）

相當於和教育部撥款1:1配套，而且是三校共用。

清華生物係1934級學生、何炳棣摯友林從敏認為，梅貽琦長臨大、聯大校政，處事公允，揖讓之風，得三校教師信任，受全體學生愛戴，自由學風、民主傳統，滋生聯大校園。他曾征求北大、南開有影響力的教授們意見：“聯大校政究竟是哪個校委主持？”答：“是梅校長。”再問：“其他兩校校長與教授們放心嗎？”再答：“絕對信任！” （林從敏《追憶校長梅貽琦先生》）

為解決清華一校獨大的難題，梅貽琦沒有將隨校南遷的清華人員都放入聯大編製內。而是將設於清華園本部的農業研究所、南昌的航空研究所、漢口和長沙的無線電研究所南遷至昆明，又利用庚子賠款基金撥給清華的經費，於1938年秋新設國情普量、金屬學兩個研究所，安置清華人員。“從而使三校在聯大體現了較好的平衡，促進了學校內部的團結，為嗣後八年的順利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礎”。 （吳澤霖《記教育家梅月涵先生》）

如此設置又滿足了國防迫切需要，集中科研經費與人才，一舉兩得。例如，航空研究所建立的風洞，是我國第一個研究飛機結構的較大型風洞；無線電研究所設置的真空管製造設備當時國內少有，主要研究方向為超短波、微波。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記載，“三校有不同之曆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八音合奏，終和且平”、“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西南聯大能夠一聯到底，“關鍵與奧妙就在梅校長的大。這時他的心中與他的作為都隻有聯大，沒有清華了”。 （傅任敢《值得我們學習的梅校長》）

三校和諧雖然不能說完美，大體無礙，好合好散，尤其一致敬重梅貽琦，包括蔣夢麟也認同他。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在《梅貽琦先生和西南聯大》文中記載，蔣夢麟曾對梅貽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常說一句大實話“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從而奠定三校在聯大八年合作的基礎。鄭天挺還講述了一個“通家之好”的故事，流傳至今，成為美談。

1941年4月，清華大學在昆明拓東路聯大工學院舉行30周年校慶，常駐重慶的張伯苓校長告訴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得從豐的慶祝。黃鈺生在清華校慶會上解釋了“通家”緣由：清華的梅校長是南開學堂第一班的高材生。

其實，清華學堂1911年成立之初，張伯苓曾任半年教務長；1923年至1926年，張伯苓胞弟張彭春又任清華學校、清華大學教務長，此後回南開任教務長；黃鈺生本人也是先念南開、再念清華。

接著，馮友蘭登台敘起清華、北大的“通家之好”：北大文學院院長（按：胡適）是清華人，他是清華文學院院長，出身北大。之後會議氛圍熱烈，紛紛列舉三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援的情形。其樂融融，如同一家。

梅貽琦與南開校長張伯苓的師生之誼終生不渝。1908年，他在南開學堂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名字被刻在南開校門前紀念碑的第一名上；1919年，他與韓詠華舉行新式婚禮，由牧師證婚，張伯苓就親往北京賀喜；他從事教育也是受張校長鼓勵，停止打“退堂鼓”。

1915年春，梅貽琦因家庭經濟困難，不能繼續留美深造，回國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會服務半年。是年秋，清華學校校長周詒春聘他為教員，講授數學、英文，後升講師，專教物理。

梅貽琦寡言，上講壇教書是件“苦差”。“半年後放暑假時，月涵回天津去見張伯苓先生，表示對教書沒什麽興趣，願意換個工作。張先生說：‘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意幹了，怎麽知道沒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月涵照老師教導，老老實實回京繼續在清華任教。”這是梅貽琦晚年在美閑居時，告訴夫人的一段趣聞。 （韓詠華《同甘共苦四十年──記我所了解的梅貽琦》）

正是張伯苓恩師“當頭棒喝”，梅貽琦打消了離開清華、放棄教職的念頭。1925年，清華增設大學部，梅貽琦任物理係首席教授；次年4月，他被全體教授推選為教務長；1931年，經趙元任提議，他又任清華校長。他聽從張伯苓良言，這一“忍耐”，就幹了一輩子教育，而且成為教育大家，成為清華迄今為止最傑出、最受敬仰的校長。

約1932年，清華請張伯苓演講，結束後梅向張致謝，看見張穿上中途脫下的馬褂，梅親自上前幫扣紐扣。事後某年輕人笑問：“您何必當眾表演？”梅愕然回答：“我自幼年就崇拜他，感激他，任何時恨不得侍候他以表敬愛”；“對他尊敬的誠意，純出習慣，沒顧及在什麽場合，絕不是故意表演”。 （趙賡颺《梅貽琦傳稿》）

對照鮮明的是，與國立西南聯大同時成立的國立西北聯大辦不下去，分家了之。“帶頭大哥”天津的北洋工學院強勢，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不服，內部矛盾重重，離內戰戰場又近。

1938年3月，西安臨時大學改稱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國民政府教育部6月就指令西北聯大一拆為五：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工學院、國立西北農學院、國立西北醫學院、國立西北師範學院。蔣夢麟形象地比喻組建西北聯大的幾個高校：“它們好比三個人穿兩條褲子，互相牽扯，誰也走不動。”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私立的複旦大學、大夏大學（按：由廈門大學分出，華東師範大學前身）被迫內遷，經教育部同意，合並成為聯合大學。分設兩處：其一為廬山，稱複旦大夏第一聯合大學，以複旦師生為主；其二為貴陽，稱第二聯合大學，以大夏師生為主。不久，日寇侵犯江西，複旦再遷重慶北碚，大夏遷到貴陽，聯校也解體。

1942年1月，教育部決定將所有尚未撤出上海淪陷區的高校全部合並，撤退至浙江境內組建“國立東南聯合大學”。東南聯大主要由暨南大學、上海美專、上海法學院、大同大學組成，先撤退至浙江金華，最終抵達福建建陽。東南聯大僅維持一年半。1943年6月，文理商三學院和先修班並入國立暨南大學，法學院和藝術專修科並入國立英士大學。

所幸西南聯大善始善終，成為中國教育界的不朽傳奇。

 

請您先登陸，再發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