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6月，我們這批1965年考入大學的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生（現在被稱為老五屆）的同學，在焦慮的等待中終於盼來了畢業分配的消息。
“文革”中在學校裏不務正業的窩了四五年的64和65級學生，終於可以離開校門了！尤其是64級同學，莫名其妙地被壓在學校一年，沒有任何說法，到哪裏去？中央給出的指示是“三個麵向”：麵向工廠、麵向部隊、麵向基層。
這項美其名曰緩解城市就業壓力，把解決城市剩餘勞動力問題和改變農村落後麵貌、開發邊疆的事業結合起來的重大措施，還被賦予了“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政治使命。
當時，國內經濟形勢一片蕭條，哪個工廠願意要人？隻好分配到新建的三線工廠，反正來了就參加基建，一條扁擔兩個筐，有的是土方。
說實在的，“文革”中老五屆大學畢業生的分配，和“知青”上山下鄉很有些類似。
這批學生剛上了一年課就爆發了“文革”，所有大學被迫停課，在校期間基本都搞運動了，沒有受到正規的大學教育，既使在所謂“複課鬧革命”期間，用於“革命”的時間也占據了“複課”的大部分時間。比起高中生，充其量算是老高四學生吧！
當時全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無法正常安排這些人的工作。再就是“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政策，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大多數畢業生被處理到工廠農村廣闊天地裏進行改造。
當時上海交通大學聲呐專業老五屆畢業生郭錫瑤同學，被分配到貴州六盤水煤礦，後來失業在上海流浪的消息去年被網絡曝光後成了網紅，受到了社會各方麵的關注，最後，經過交大校友會的關懷和努力，終於有了好的結局。實際上他的分配不算是太差的單位。因為畢竟煤礦是一個現成的老單位。比起一片荒野的三線工廠，還是好的。
1971年，作者在彭澤縣455廠躉船上
我大學畢業時分到了九江地區六機部214工程，這個“工程”就是預備造船廠，兩個三線廠一共分來了哈軍工學子140人，還有上海交大、哈工大、浙江大學等8個學校，共500多人。住的是大蘆席棚、一律睡通鋪，喝的是渾濁的長江直接打出來的水，每天工作就是挑土、爆破。夜裏，蛇和野貓在鋪底下亂爬，鬧得女生膽戰心驚。一天夜裏雷雨交加，大風吹走了蘆席棚，我們被大雨澆了個透心涼。
435廠山上的蘆席棚宿舍
聲明一點，我的經曆絕不是最苦的！看看別的同學的遭遇吧。
郭同學，哈軍工4係65級畢業生，因為家庭父母是走資派，成為當時的“可教育好子女”，這樣的人連三線工廠都進不去！政治上打入另冊，隻能分配到地方上非保密單位工作。
但也沒想到被直接分到自貢井鹽廠，當了名鹽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平底鍋上熬鹽，蒸籠般的車間裏工作服隻有一條短褲和一個圍裙，連上衣都沒有，幾乎全裸。
工間休息時的方式，更非常人所能想像，兩根扁擔一搭，脖子掛一根，雙腿掛一根，屁股掉在中間懸空，就能呼呼大睡！郭同學告訴我，近乎雜技表演的扁擔上睡覺，不是功夫，實在是累的如入無人之境。熬幹鹽中間有四個小時的等待，但是，你必須守在那裏，車間裏極潮濕，巨悶熱，也沒有地方放床板，有也不讓放，人隻有掛在扁擔上歇歇，通風，防潮，防熱。能找到扁擔休息一下就是萬幸了！
郭同學所在自貢鹽廠車間
郭同學的標準普通話幫了大忙，竟然歪打正著因此進入了鹽廠的宣傳隊。當時鹽廠組織科的人一聽他講話，馬上眼睛一亮，立即與工會主席通電話：“賴主席！才分配來一個大學生，講話和中央廣播電台播音員一模一樣，還帶了一個，一個……什麽？”
“吉他。”
“我看讓他去廠文藝宣傳隊報到吧。”
到了文藝宣傳隊，試彈吉他，郭技術的確不行。但是他這字正腔圓的京腔京調，報幕員是沒跑了！
一上台，就洋相百出，走路不會台步，報幕拿不準腔調。一開場不用說話，那幾步台步就讓下麵哄堂大笑，更別提那念書一樣的報幕了。
可是能去文藝宣傳隊是當時最肥最肥的肥缺，每天好吃好喝好住全管，另外一天還補助3毛錢，你可別小看這3毛錢，一個月就是9塊錢，相當很多工人三分之一的月工資，令所有人垂涎。
為了物有所值，於是，又給他加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為演出打追光。
那時的條件設施很簡陋，於是郭同學成了人肉追光器：每次演出前，得先把郭同學捆在觀眾頭頂的房梁上。有時真不知觀眾是看演出的多，還是看頭頂上那個“梁上君子”的多？
隻見他背靠柱子，屁股坐在梁上，腳耷拉在下麵，雙手抱個兩千瓦的追光燈，在35-36度的室溫下，那個熱呀！比熬鹽的車間不差！萬般煎熬，七竅生煙。更要命的是在上麵要捆近4個小時，開場前先上去，散完場才能下來。不能喝水，口幹舌燥！喝水，沒法撒尿啊！實在是狼狽至極。
彭澤縣長江上的小孤山
這樣的艱苦，這樣的痛苦，誰能忍受？！但是，郭同學挺下來了。
另一位顧同學是哈軍工2係63級畢業，因受父母政治問題牽連，被降級分配到了長春。負責安排工作的是軍代表，同情顧某原曾是軍人，給他安排了一個條件好一點的單位，可是，有一對上海來的夫妻大學生被分配到有色金屬冶煉廠，他們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堅決不去！怕艱苦。顧某屬於那種同情心極強的人物，慷慨的向軍代表表示：換給我吧，我去！他堅信毛主席的教導：“不吃苦不能當左派！”就這樣，在他自己自覺自願下進了有色金屬冶煉廠。
他到沈陽本來已是降級分配，他還要從條件好的單位主動要求調換到最艱苦的冶煉廠，最後又降到最艱苦的鉛冶煉車間，做最艱苦的電解、電調工種。
在那個年代，對於一個真誠追求革命，努力改造自已的青年來說：“不吃苦不能當左派”的狂熱信念使他付出了殘痛的代價。也從此掉進了無盡的苦海。
當時技術工藝十分落後。工人每天在電解槽裏提鉛板，每塊四十多斤，要屏住呼吸、憋著一口氣，小心翼翼，往上提鉛板。每天上下幾百次，一不小心掉下去就被酸液燒壞了。
一個禮拜下來， “腰疼得直不起來，骨頭架子全散了，一想到第二天還要上班幹活，心裏真打怵—明天怎麽能頂下來呢？連續七天夜班下來，人就像害了一場大病，整個人像沒了魂似的！那種軟刀子割肉的無盡痛苦和無奈，無以言表！……
顧同學在電鍍車間
這麽落後，這麽笨重，這麽高溫，這麽辛苦，這麽汙染，真叫人無法理喻，難以接受。那時前途茫茫，也不知要幹到哪一天？！” 更可恨的每天吃的是一股黴味的玉米發糕。到了嘴裏老是咽不下去。長此以往弄了個嚴重營養不良。
就這樣，靠堅強的意誌力量戰勝了精神和體力上的困苦，顧同學一幹就是10年，10年來他還堅持技術改造、科學管理和進行社會調查，為廠裏的建設貢獻力量和智慧。這位哈軍工畢業生在冶煉廠漫長的的歲月裏沒有沉淪。一直是工廠裏最優秀的人。終於成為優秀的企業管理者並從事科研工作，所著論文曾獲航天部，國家計委，經貿委多個獎項。由於在惡劣的環境裏長期艱苦勞作，顧同學現在鉛中毒等病纏身，這是那個時代在他身上留下的殘酷烙印。
前幾天新三屆發表了我同班好友何曉星的文章《那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讀者很難理解一個出身革命幹部家庭的哈軍工優秀大學生，竟自我下放農村當農民！一幹 11 年！一個從小在大上海長大的孱弱書生，為公社救馬竟拿生命去拚！簡直是那個時代都絕無僅有的革命極致！
他的的確確是在農村當一名普通社員，沒有工資，靠掙工分維持最低水平的生存。那時王克曼，孟慶泉和我一起去農村看望過他，王克曼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接濟過他，但始終也勸不回頭，他一呆就是11年！後來他到工廠從頭開始當普通工人又是7年！
他不是為了當官發財在農村工廠體驗生活積累升官的資本，他當時的信念就是認為大學生應該在農村工廠裏改造世界觀，成為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的人。這是一種拉赫美托夫式的自我錘練和自我放逐，和那些被迫上山下鄉的知青不一樣。這種對革命走火入魔的傻根極為罕見！在哈軍工也是獨一份。但他終於成為一個真正有自己思想的人！正是他這18年經曆，使他對中國社會和革命價值觀有了清醒的思考！他雖軸而執著，但有了獨立的思辯力，他從自己從最底層和群眾共同生活的實際中來觀望現實，所以在進入研究單位後，他曾對工人下崗提出過比國策更人性化更合理合法的設計！
徐同學哈軍工5係65屆畢業生，相對說他是幸運兒，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鐵嶺一個老兵工廠，生產導彈的專業廠，可謂專業對口。在廠裏學徒半年，廠裏北大荒農場需要人種地，大學生必須鍛煉，廠裏二話沒說，就派他去。徐某在北大荒春播秋收什麽農活都經曆過，徐某吃盡了苦頭，最慘的是收莊稼，累得像狗熊一樣，爬不上炕。北大荒最厲害的是小咬，咬得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痛癢難過。
北大荒的農場的水都是井裏打上來，直接喝，有一天，徐同學多了一個心眼，打上來的水多看了一眼，看見水裏竟有小蟲子在裏麵遊動，從此，他再渴也不敢喝生水了。
當時農場裏流行著這樣的順口溜：北大荒、北大荒，滿山片野是高粱，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沒有大姑娘。徐同學在農場勞動，晚上值班時就碰上了狼群，還好，他和另外一位工友偷著藏在倉庫裏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羊圈裏羊少了幾隻，還有的羊被狼吃得亂七八糟，腸子都拉出來了，空氣裏到處都漂浮著血腥味，那情形真是慘不忍睹！他們幸虧躲過了一劫。
為了這件事，他倆被廠領導狠狠地批了一頓！不料後來的事更加奇異。有一天他和工友一起去森林裏采蘑菇，發現有一隻小羊在叫喚，深山野林裏虎狼出沒，這隻柔弱的小羊怎麽生存下來的？百思不得其解，不由猜想：是不是那天夜裏，狼群帶回來一隻羊羔，或許狼媽媽正在哺乳期，母性大發，把羊羔當成自己的孩子保護和撫養了吧？
一年過去了，回到廠裏，這時碰上了貴州遵義興建三線工廠，老廠需要派人支援，徐某作為骨幹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來到了遵義。一幹就是35年。整個一輩子都獻給了窮鄉僻壤的邊陲小鎮，獻給了他一生鍾愛的國防科技事業。由普通工人成長為技術專家，高級工程師。畢業30年班裏北京聚會徐某來了，帶來了一身山溝的氣息，但是他贏得了大家的尊重。為了他孩子的工作安排，大家想盡了辦法，讓孩子走出了山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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