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老總不理解為什麽資本家情願跳樓而不肯坦白

來源: 加州花坊於 2021-11-24 08:17:42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72064 bytes)

原創爾新青衣仙子 2020-10-25

1952年3月下旬，繼三反之後，“五反”又在全國拉開序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率先登場。為造成聲勢，上海市舉行了規模空前的“五反”動員大會，由陳毅市長作動員報告。會場設在天蟾舞台，廣播電台負責實況轉播。會場內肅靜無聲，會場外連馬路上的行人也在駐足傾聽。雖然已是春暖花開時節，但聽報告的資本家們，無不感覺乍暖還寒，冷氣逼人。

這顯然並不是一場單純的經濟運動，而是新政權對資產階級展開的一場鬥爭。為此上海市政府抽調幹部、工人、職員中的積極分子，組成了一千多個“五反”工作隊，經過短期培訓後，進駐各私營工廠、商店，發動群眾，開展調查，搜集材料，對私營工商業戶進行分類排隊，確定重點人頭。

經排查，上海有各類工商企業十六萬戶，列入“五反”運動的資方對象多達六十餘萬人，列為犯有“五毒”行為而被整治的工商戶比例高達八成五以上。

運動一開始，工作隊便號召工人、職員，對資本家進行揭發檢舉，控訴其剝削罪行。上海滬江紗廠的老工人秦媽媽，這樣控訴總經理徐義德：“我們工人勞動一個月，隻拿那麽一點點工錢，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饑一頓飽一頓。可是徐義德這個資本家呢？住的是花園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勞動，還整天動腦筋剝削我們。資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養活啥人！”在工作隊的啟發下，幾乎所有的工人都認為，資產階級就是一幫專吸工人血汗的剝削者、寄生蟲。

“五反”運動期間，宣布了“十大紀律”：私營工商企業的資方必須徹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業、停薪、停夥，不得威脅工人、店員，不得借故抽逃資金、隱藏物資、燒毀賬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隊與職工代表一起，通過清查財務賬目，搜集“五毒”證據，並成立了檢舉聯絡站，發動員工檢舉揭發資本家的罪行。在聲勢浩大的群眾攻勢下，大多數資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為。同時，工作隊也召集同行業的資本家一起開會，讓資本家互助互評、互相檢舉揭發。

對於有問題的人，都要采取隔離審查。有一位金城銀行滬行經理，在金城大樓七樓穿著單薄的衣衫褲，在初春的嚴寒日子裏，被審問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體都受到了極大的折磨。

運動進入到高潮時，政府逮捕和法辦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資本家。當工作隊采用抄家、吊打、連續審問等過激行動後，一些資本家嚇破了膽，在工作隊員麵前全身發抖。很多人實在受不了凶殘的鬥爭，被迫走上絕路。

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現了資本家喝硫酸、飲毒藥、跳樓、投江、上吊等自殺高潮，也出現了資本家中風、發神經病的高潮。這是因為除了“五反”以外，還要催逼交納一九五一年度的所得稅。跑馬廳七層樓公寓，有一對夫婦同時跳樓自殺，就是因為交不清欠稅。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即使傾家蕩產也交不起“欠稅”。

在那段恐怖的幾個月裏，老百姓天天都在傳說上海資本家自殺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園食品店，原是上海幾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愛國資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運動的折磨，就從該店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還有一位綢緞莊老板，自知難逃法網，在上海國際飯店吃了最後一餐，然後從二十四層高的屋頂花園跳了下來。

那天他跳下來時，不偏不倚，正好墜落在一輛等客的三輪車的軟墊上。這位從天而降的胖子，其衝擊力把三輪車夫彈了起來，撞在國際飯店大理石的牆麵上，立時腦袋開花，一命嗚呼；而這位自殺的老板卻並沒有摔死。那段時間，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麵跳下來的人砸死。

麵對如此情景，上海市長陳毅有一次在廣播裏不解地說：“我搞不懂，為什麽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當時，陳毅經常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今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

短短幾個月，被逼自殺的上海資本家竟然多達好幾千人，幾個火葬場來不及焚化自殺者的屍體，整個上海灘一片恐慌。為防止自殺蔓延，政府采取了緊急措施：馬路兩側的高樓頂上均派人站崗；在公園及僻靜處，增派士兵巡邏；黃浦江口岸偏僻之處，均有解放軍防守，黃昏之後即不準行人走近江邊。

“五反”運動中，全上海的資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幾乎是人人過關，個個挨整。僅僅用了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上海的“五反”運動就取得了全勝。運動過後，所有的資產階級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錢人”、“私有財產”、“資本家”，這些過去讓人羨慕的稱謂，全部成了罪惡的代名詞，遭人唾棄。資本家的地位也變得低人一等，由此開始了其漫長而苦難的歲月。

表麵看，五反運動已經結束，但實際改造的步伐並未停止。1953年，中央又下發了《關於利用、限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上海的大潮來得算晚的，這一年的1月15日，已經有20萬軍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慶祝北京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即公私合營）全部完成，緊隨其後的，才是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沈陽等大城市以及50多個中等城市。

1953年底、1954年初，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號召下，上海不少私營企業主主動提出合營要求，共有316家私營企業向政府部門表達了這種姿態，符合政府部門計劃要求的有93家。其中不乏一些頗具行業代表性的著名大型企業，如大隆機器廠、上海水泥廠、浦東電氣公司、華生電器廠、信誼藥廠、新亞藥廠、中國化學工業社、大中華火柴廠、廣勤紗廠、三友實業社、大中華橡膠廠、美亞綢廠、章華毛紡廠、景福衫襪廠等等。

一些企業一次申請沒有批準又接著申請，最終被列入1954年擴展合營計劃。如廣勤紗廠早在1953年12月6日股東會通過爭取公私合營決議後，次日即由董事長攜三位股東會代表前往華東紡織管理局麵陳合營請求；之後“因時隔已久”，又在1954年7月16日再次正式備函呈請市紡織工業管理局，請求早日批準公私合營，這才終獲允準。

公私合營後的公司、企業，既有私人資本，也有所謂公股結構。但經營不是以分紅的方式運作，而是以定息方式來支付的，以年息5%給私股股東支付股息。這種方式當時叫做贖買，贖買的概念其實和公私合營的概念是有衝突的。贖買是說到時這個股份就不給你了。

前些年，有個讀者在網上詢問，他爺爺1956年公私合營入股，股金是人民幣2000元，股息按年息5厘計算，每季度發放一次。從1956年開始領取至1966年第三季度結束，10年時間，2000元的股本也就拿回了1200元，連本金都隻拿回了一半多點，就更不說利息了。

當年，對全國所有公司的股份做了一個評估，總共是24.2億，領取定息的股東有114.2萬人。但是全國私企到底值多少錢，則沒有一個權威的統計。

根據當時的情況，這一定息不但低於多數企業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國家停止發放定息，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按照現在的觀念，等於一夜之間私人股份全部收歸國有。

明明是非常吃虧的事情，為什麽“資本家”們會積極要求合營？

這是因為在此之前搞了三反五反運動，把全體私營企業主分成了完全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和基本守法戶，弄得人人自危。運動整到一半就整不下去了，一個是因為自殺的人太多，一個是全國經濟滑坡，正常的生產和經營都沒法進行了。

運動中，工人店員揚眉吐氣，對資本家呼來吼去，揭發檢舉此起彼伏。資本家則俯首聽命，紛紛“坦白”交待，許多人主動低頭認罪爭取過關。上海在“五反”運動中，四個月自殺的企業主及家屬就達到了876人。

如果積極擁護合營，有可能被認為是向黨靠攏，追求進步；如果消極對待，就很容易被認為是拒絕改造；如果是抵觸甚至反對，則會被定性為落後、反動。

上海永安百貨公司是1955年自願要求公私合營的，他們的“自願”有著非常實際的動機。1953年起，政府對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糧食、食油、棉布等都進行了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俗稱統購統銷）。在批發貿易中，國營商業已經基本上代替了私營批發商，國外的東西進不來，國營批發部又限製數量，永安公司的貨架上很快就空空蕩蕩，無貨可賣。1954年相比上年，永安的營業額降了一半還多，到1955年2月，就連工資也發不出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永安采取了“安排與改造相結合”的辦法，扶持永安公司，永安的批購比例達到了80%，基本上納入了國家軌道。

當年秋天，永安的老板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營的請求，11月底獲批。經過50多天的準備，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營”。剪彩當天，郭琳爽握著公方代表的手說：“我是在向黨奉上我願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顆赤子之心。”公私合營雙方的代表、工會主席和若幹員工在大門口迎候，祝賀的隊伍捧上大紅喜報，祝賀永安跨進了社會主義的大門。

報喜的隊伍

這一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門樓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貨”卸了下來，在熱烈的掌聲中裝上髙達五丈八尺的“公私合營永安公司”的霓虹燈。

到了1956年，全行業實現公私合營，無論大小、盈虧，一律改造，這就有人歡喜有人愁了。歡喜的人可能覺得原來的經營太難了，年年虧損，還不如合營了拿點股息。愁的人覺得自己經營了那麽多年一下子都不是自己的了，白天敲鑼打鼓晚上回家抱著老婆痛哭，上海永安公司的老板就是這個情況。但是對大部分人來講，每個月評下來定息就幾塊錢，真正的大老板可能會比較多，幾百上千的，而90%多的工商業者每個月就是幾塊錢的定息。

但國家卻是大發了。1956年2月3日，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在資改工作座談會上講：“從積極的方麵說呢，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資本家的全部財產拿過來，約計全省私營工商業的資金有一億九千多萬，現在被我們拿過來了，國家發了一筆洋財。一億九千多萬元相當於19多億斤大米。廣東年產大米是18億斤，即幾天時間被我們共了一大筆財產。這筆錢如不好好利用，就很可惜。……把財產‘共’過來，是要更好為國家服務，發展生產增加財富。廣東地方工業少，廣州是商業城市，共產過來，就要發展生產，逐步建設成為工業城市。”

永安百貨的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營後，擔任了一段時間的總經理，後來還曾擔任過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常委等。文革開始，仍因資本家身份遭到批鬥，1974年因心髒病發作病逝。

1966年，永安百貨改稱“國營東方紅百貨商店”，1969年再度更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為“華聯商廈”。

當年，那種一窩蜂式的公私合營，後來暴露出許多弊端。像北京瑞蚨祥布店，東來順涮羊肉等等企業，采用國營的方式，經營效率都不高。

陳雲在北京市宣告全行業公私合營完成之後的一次國務會議上說：“北京有個‘東來順’涮羊肉很有名，現在不好吃了。為什麽呢？就是因為我們輕易地改變了它的規矩。它原先隻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這種羊肉相當嫩。我們現在是山羊也給它，老綿羊也給它，凍羊肉也給它，涮羊肉怎麽能好吃呢？羊肉價錢原來一斤是一塊二角八，合營以後要它和一般鋪子一樣，統統減到一塊零八，說是為人民服務，為消費者服務。這樣它就把那些本來不該拿來做涮羊肉的也拿來用了，於是羊肉就老了。本來一個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營後要求提高勞動效率，規定每天切五十斤，結果隻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當然就不如原來的好吃了。又如北京“全聚德”用的鴨子，原來從小喂起，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飼料主要是綠豆和小米，糧食統購統銷以後，給它勞改農場養的老鴨子，烤的鴨子就不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