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83：上海丐幫盜竊古花瓶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3年09期
文：東方明
一、古花瓶不翼而飛
1961年3月8日，對於小學教員鍾必鳴而言，這是一個多年後提起來還始終覺得煩心的日子。
鍾必鳴一家四口居住在上海市盧灣區寧海西路，這條馬路雖小，但在上海灘頗有點兒名氣，舊時屬於法租界範圍，名喚“華格鎳路”，青幫大亨杜月笙的公館(當時稱為“杜家老宅”)就在這條馬路上。而鍾必鳴家跟杜公館相隔不過數十米，算是杜月笙的鄰居。跟杜月笙做鄰居有點兒小好處：一是沒有大盜小偷敢把這一帶的住戶作為作案對象；二是逢年過節杜公館都會給每家送一份諸如時令食品之類的禮物。因此，舊時隻要對人說起“我是住在華格鎳路的”，人們就不敢小覷這人。據說一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寧海西路的涉財案件發案率也是整個盧灣區最低的，而以前被杜月笙作為高鄰對待的包括鍾必鳴在內的那百來家住戶，則一直沒遭受過盜賊的光顧，可見黑道也是有一套潛規則的。
不過，3月8日這天，這個潛規則卻被打破了。這天是星期三，當時上海灘的小學不知什麽原因，經常無端放假，這個很被學生歡呼的舉措同樣也受到老師的歡迎。這天下午就是這樣一個日子。鍾必鳴於一點半回家，一切無異，大門上的“司必靈”鎖完好無損，主臥室那口放著失竊古董的櫃子上的永固牌鐵掛鎖也鎖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為鍾必鳴見太陽很好想把櫃子裏的那十幾冊線裝古籍拿出來晾一晾的話，還不會察覺家裏已經被梁上君子光顧過了。
失竊的古董是一對北宋花瓶，高尺餘，最大直徑約四寸，精美絕倫，古樸高雅，即使不看瓶底明黃色的清官收藏標記，也知道不是俗物。這對老古董花瓶並非鍾家的祖傳之物，鍾必鳴也並非對古玩收藏有特別的愛好，他與花瓶結緣，純屬偶然——
鍾必鳴是上海本地人，出身平民家庭，老爸一生教書育人，先做私塾先生，後來又做了小學教師。老爸和鍾必鳴都不曾有過子承父業的念頭，所以鍾必鳴在教會辦的中學初中部畢業後考入渣打銀行，從練習生做起，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已升為中級職員。渣打銀行是英國開的，日本跟同盟國一宣戰，英美法租界隨即被日軍占領，上海渣打銀行無法正常營業，鍾必鳴就改行到親戚開的煤球廠做了幾年會計。想當初鍾必鳴也算是一介熱血青年，對日寇侵略祖國奴役同胞深為痛恨，於是就和幾個意氣相投的青年相約悄然去了重慶。當時國民黨政府正籌措組建遠征軍開赴東南亞打擊日軍，鍾必鳴幾個就去報名。人家一看他的履曆——教會中學畢業、渣打銀行職員，不禁大喜，這姓鍾的小夥子英語肯定頂呱呱啊！一麵試，果然！那就到遠征軍司令部做譯員吧。
那對花瓶跟鍾必鳴的這段經曆有關。鍾必鳴在遠征軍司令部做翻譯工作，認識了一個名叫李新貴的上海浦東人。李比他大七八歲，名義上是遠征軍的少校參謀，其實是“軍統”派往部隊的特務。鍾、李是同鄉，脾氣也相投，兩人就成了朋友。後來戰爭結束，鍾必鳴回上海成為中央銀行的高級職員，全賴李新貴相幫。李新貴也回了上海，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偵緝大隊督察官——自然也是“軍統”派去的。之後，鍾必鳴跟李新貴之間的來往就減少了。上海解放前一周的深夜，李新貴突然深夜造訪鍾家，拿來了這對花瓶，說他奉命要去南方，上峰命令下得倉促，手頭沒錢鈔，來找老朋友打個饑荒，商借大洋二百，這對祖傳的花瓶就作為抵押物。鍾必鳴仗義，當即拿出大洋，卻不肯收下抵押物。李新貴堅持留下了花瓶，臨走時說他不久就會回來還錢取花瓶的。鍾必鳴沒有想到，他跟李新貴這一別就是永訣。
再次獲得這個哥們兒的信息時，已是1949年底，那段時間上海灘的大街小巷時不時張貼市軍管會的判決書，很多姓名都被朱筆塗拭，那意味著擁有這個名字的那位已經被處決了。有一天，鍾必鳴在其供職的銀行門口的牆上看見這麽一張判決書，上麵竟出現了李新貴的名字。開始還以為是同名同姓，可是待到一看籍貫、年齡以及曾任的偽職，果真是他認識的那個李新貴。再往卞看，才知道這家夥上海解放前夕壓根兒沒去南方，而是奉命潛伏，還擔任了什麽“國防部保密局江浙滬地下特別縱隊”的副司令。這時，鍾必鳴還沒把李新貴用花瓶換大洋之事與其奉命潛伏聯係起來想，當下看著這份布告微微搖頭，感慨不已。
鍾必鳴沒有想到，他當初的“熱血青年”不是白做的，上海解放後，因為曾在國民黨遠征軍當過少尉譯員，按照規定他也算是“反動軍官”，被列入了內部控製人員的名單。當然，鍾必鳴在遠征軍隻是做翻譯工作，政府也不難為他，公安局也好，供職的銀行組織上也好，街道居委會也好，誰都沒找過他。不過，人民銀行是金融機構要地，鍾必鳴這樣的角色是不能久待的，所以在1953年就把他調到了區財政局。幹嗎呢？去食堂當會計吧。過了三年搞公私合營，又打發他到區飲食服務公司去幹財務工作，再往後，越來越講政治身份了，於是就把他調到區教育局去了。教育局給了他兩個可供選擇的崗位，一個是在局機關看大門，一個是去小學做數學老師。鍾必鳴選擇了後者，說我老爸也是教書的，子承父業也不錯。
鍾必鳴曾經是銀行的高級職員，收入不菲，新中國成立後留在銀行工作那幾年，還是享受高級職員的工資待遇；後來，隨著不斷調動工作，工資待遇也每況愈下。“反右”時，老師隊伍中清理出一些“右派”分子，鍾必鳴夾著尾巴做人，幸免於難。不過，他看到那些“右派”分子的遭遇，不免膽戰心驚，尋思“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瞧這勢頭，以後還不知又要搞什麽運動，被弄成什麽分子也難說啊，到那時經濟狀況勢必一降再降，還是要未雨綢繆早做準備。想想家裏也無甚值錢物件，隻剩下李新貴抵押的那對花瓶(其時他還不知乃是北宋古董)，何不先估估價，以便心裏有數，以後萬一出事急需錢鈔，也可以賣了應急。
鍾必鳴不笨，沒把一對花瓶都拿到文物商店去，隻拿了一個。考慮到星期天人多眼雜，唯恐不測，特地選了個不排課的下午，佯稱去醫院看病，悄然去家裏取了花瓶，前往文物商店估價。
接待鍾必鳴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店員，看上去一副老成持重的樣子，估計已經出師起碼六七個年頭了。可是，鍾必鳴把包裹打開後，他隻看了一眼就撐不住場麵了，馬上從後麵請出了一位年約六旬的“老法師”。“老法師”果然了得，竟然看出花瓶應該是一對，他開出的價格是：單個賣三千六百元，一對可賣八千元。
鍾必鳴事先知道這花瓶可能值幾個錢，卻沒想到竟然這麽值錢。八千元是什麽概念？當時上海灘一個青年藝徒的月薪隻有十七元，一套老房子也不過兩三千元就能買下！
花瓶原本是放在櫃子裏的，櫃子裏還放著十幾冊線裝古籍，那是鍾必鳴他老爸留下來的，鍾必鳴把花瓶、古籍都沒特別當回事兒，連鎖也沒掛一把。現在知道花瓶竟然這麽值錢，那就不可大意了，回家後立刻去工會商店買了搭扣和鐵鎖，把櫃子鎖上。
這口櫃子就變成了鍾家的保險箱，被從客堂移到了鍾必鳴夫婦的臥室，每年也就打開幾次，‘除了主人不懂裝懂地鑒賞花瓶，就是把那些古籍拿到外麵去通風透氣，以防生黴。今年以來，由於氣候原因，鍾必鳴還沒進行過這一例行工作，今天打開櫃子，才發現花瓶已經不翼而飛了。
鍾必鳴大驚之下，立馬奔龍門路派出所報案。本來，他是不想把花瓶的價值透露出去的，可是，那年頭的居民誰家都拿得出個把老式花瓶，他怕光說“老花瓶”民警不予重視，於是就說了1958年曾把花瓶拿到文物商店去估價之事。民警一聽那對花瓶竟然值八千元，相當於他二十幾年的工資，立馬報告所長蔣巍。蔣所長一聽就瞪眼了，須知按那時的刑事立案標準，案值超過千元的就是大案了，鍾家八千元的花瓶沒了，這還了得？於是，蔣巍當即叫上戶籍警和另外兩個民警，風風火火直奔鍾必鳴家。
一幹人到了鍾家，先聽鍾必鳴現場解說了情況，得知他回家時大門鎖得好好的，主臥室的櫃子也完好無損，於是懷疑主人或者妻子把花瓶放在家裏的哪個旮旯忘記了，就讓鍾必鳴自己動手把臥室、客堂、廚房凡是放得下花瓶的家具都一一檢查了一遍，可是，依然沒見那對花瓶。蔣巍是個性格穩重、細致的老民警，當下還不敢確信花瓶是失竊的，又讓戶籍警小梁陪同鍾必鳴去附近的一家裏弄工廠借用電話，打給兒子、女兒就讀的技校和初中，請對方把正在上課的那二位叫來接聽電話，向子女分別問下來，都說沒有動過花瓶。鍾必鳴的妻子胡金萍是南市區滬劇團的演員，前天(星期一)到郊區青浦去演出了，這會兒無法聯係上，按常理她是不會動花瓶的，後來了解下來果然如此。至此，蔣所長方才確信自己的管段內真的發生了一起盜竊大案，於是就向盧灣分局上報。
不多久，盧灣分局派出的刑警由刑警隊隊長洪初秋率領著趕來了。刑警勘查了現場，發現鍾家大門上的司必靈鎖和放花瓶的櫃子上的掛鎖均完好無損，可以進入室內的幾個窗戶也都關得嚴嚴實實，地麵和天花板無破損痕跡，而櫃子的鐵掛鎖和櫃門上，也隻有主人鍾必鳴的指紋。本來，這些跡象會使刑警傾向於懷疑這可能是鍾必鳴自己在作祟，不過，細心的洪初秋在主臥室的門檻上提取到小半個鞋印，與鍾家四人所有的鞋子比對都不相符，於是，就認為不能排除有外人潛入鍾家作案的可能。臨末，洪初秋想想不放心，又讓刑警把那口沉重的實木櫃子從牆邊拖到房間正中，翻過來檢查底部，也未見撬過的痕跡。
二、排除內盜
當時，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是老紅軍出身的黃赤波，他給全市各分局的局長立了一個規矩：每天下午四點必須到市局參加由其親自主持的碰頭會，匯報當天各區的治安、民情等情況；市局如有上級文件、黨委會議指示傳達，也在會上進行。這樣，這天的碰頭會上盧灣分局局長自然要匯報這起案件。黃赤波一聽，當即作出指示，讓市局刑偵處派員參與偵查這起盜竊案。
當晚七時，以盧灣分局刑警隊隊長洪初秋為組長，由一名市局刑警、三名分局刑警組建的專案偵查組成立。專案組五人根據勘查現場時所獲情況對案情進行了分析一
鍾家現場門鎖、櫃鎖、櫃子以及所有窗戶都完好無損，這說明案犯是使用鑰匙打開大門潛入室內，再用鑰匙打開櫃鎖盜竊了那對花瓶逃離現場的。如果案犯是用這種方式作的案，那麽，其獲取鑰匙的途徑隻有通過鍾必鳴。因為據鍾必鳴陳述，櫃子的鑰匙隻有他掌握，連他的妻子胡金萍都沒有，至於十八歲的技校生兒子和十五歲的初二學生女兒，那更是甭想摸一摸的。鍾必鳴告訴刑警，他因是外國銀行職員出身，所以對於鑰匙的保管具有一種職業性的謹慎，不管白天黑夜，都是牢牢地拴在腰間或脖頸上的，即使使用時也從不取下來，因此，很難想象案犯怎麽能獲取鑰匙的印模。當然，刑警考慮這個問題時更客觀更現實些，他們想到了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妻子、兒女，這三人中如果有人想獲取櫃鎖鑰匙(大門鑰匙三人都有)印模的話，不管鍾必鳴防範得多麽嚴密，總還是找得到機會的。
還有一種微乎其微的可能性——鍾必鳴出於某種原因，自己處置了花瓶，然後佯稱花瓶失竊。這種可能性目前不能完全排除。
據鍾必鳴陳述，上周六晚上妻子在房間裏做針線活兒時把一個線團掉落到櫃子底下去了，他讓妻子、兒子搭一把手把櫃子挪開，放下時兒子的動作重了一點兒，他擔心花瓶受損，曾打開櫃門查看，花瓶還完好無損地放在裏麵。這就是說，花瓶失竊的時間應是上周六(3月4日)晚上七點到3月8日下午兩點之間。這為調查劃定了一個時間框框。
刑警在勘查現場時在主臥室的門檻上發現的那小半枚鞋印，已被刑技人員用化學方法予以顯示後拍攝了照片。此刻，專案組幾位輪流觀察了這張還算清晰的照片。鍾家所有的鞋子跟這個痕跡都不相符，有可能是案犯潛入現場作案時留下的；鍾家的地板上之所以沒有發現鞋印，估計是被案犯擦掉了。畢竟這是大白天在市中心地段作案，能夠想到並實施銷毀痕跡，這一點足以說明案犯並非新手上路。隻不過案犯的心理素質似乎還欠一把火，慌亂中把門檻上那小半枚鞋印給遺漏了。這小半枚鞋印，此刻還看不出什麽有價值的信息，隻能說案犯潛入現場時腳上所穿的是一雙鞋底已經磨損得很厲害的舊布鞋，勉強看清手工納鞋底的紋路。
刑警還注意到另一個問題。據鍾必鳴所說，那對花瓶每個高約尺許，直徑四寸左右，案犯得手後把這樣一對花瓶帶離現場時，不管使用什麽外包裝，拿在手裏都應該是比較引人注目的。鍾家所在的這個地段，馬路上應該日夜有人的，況且還有鄰居以及商店，不遠處就是居委會，不時有人進進出出，因此一般說來十有八九應該是有人看到過那一幕的。
根據以上分析的情況，專案組決定從以下幾個方麵對本案進行調查：一、指派專人前往距市區四十公裏外的青浦縣城，向鍾必鳴的妻子胡金萍調查與花瓶相關的所有情況，以判斷鍾必鳴在這個問題上的陳述內容是否屬實；二、向鍾必鳴供職的學校進行調查，內容是鍾必鳴平時的嗜好、經濟有否異常情況，等等；三、去鍾家子女就讀的技校、中學，通過校方悄然了解相關情況；四、走訪鍾家所在的寧海西路上的住戶、商家，調查3月4日晚上七點到3月8日下午兩點這段時間裏是否有人看到過可疑人物出現。
次日，五名刑警分頭對上述四個方向進行了調查。下午四點多，專案組在盧灣分局駐地碰頭，匯總調查結果如下——
刑警諸葛力獨赴青浦，向正在縣城演出的盧灣區滬劇團演員胡金萍作了調查。胡聽說家裏遭竊，而且失竊的是那對花瓶，震驚之下，愣怔了好一陣才回過神來，淚如雨下，喃喃道： “這是……我們家唯一值錢的東西啊！”諸葛力問大概值多少錢，她答稱三年前老鍾曾去文物商店估過價，聽說可賣八千元哩！諸葛力等她稍稍平靜後，詢問了關於鑰匙以及周六晚上到周一上午出門赴青浦的時段裏她身處何地、幹了些什麽事兒等問題，她的回答與鍾必鳴所說的相符。諸葛力又向劇團副團長了解了胡金萍自周一上午隨團離滬赴青浦至今的過程，以及她平時在劇團的表現，最終排除了胡涉案的可能性。
刑警張小勳分工前往鍾必鳴供職的學校了解相關情況，他向校長、教導主任以及幾位跟鍾必鳴接觸比較多的老師分別了解下來，得知鍾必鳴因自己的“曆史問題”，在學校一直很識相——不談政治，不議時事，不與其他老師建立超出同事範圍的關係，更別說玩什麽婚外戀、一夜情了，始終夾著尾巴保持低調。鍾必鳴的經濟狀況在同事當中算是中等偏上，因為他們夫妻倆都有工作，收入尚可且隻有兩個孩子，沒聽說過他有超常消費、炫富擺闊之舉。至於說個人嗜好，隻聽說他有時喜歡喝點兒酒。至於是否對收藏有興趣以及家裏藏有一對花瓶’的問題，校長特地逐個詢問了全校老師，都說從來沒有聽說過。關於3月4日到8日他在幹些什麽，學校方麵隻能確定周一、周二全天和周三至下午一點多的這段時間鍾必鳴是待在學校，其他時間就不清楚了。
第三路——對鍾家子女的調查，由刑警薑天明負責。鍾必鳴的兒子鍾良這年十八歲，就讀於江南造船廠技校；女兒鍾敏十五歲，在盧灣區第二初級中學讀書。薑天明分別去了這兩所學校，走訪了兩人的老師、部分同學以及鍾良、鍾敏本人，了解到他們知道家裏有那麽一對古代花瓶，但是，父母可能出於安全的考慮故意對子女隱瞞花瓶的價值，所以兄妹倆隻知道花瓶失竊，並不清楚花瓶價值八千元人民幣。薑天明還了解到，他們的父親確實對櫃鎖鑰匙控製得很嚴，一如鍾必鳴自己所說的，連睡覺、洗澡都是不肯離身的。至於兄妹倆日常的“軋淘”(滬語，意即交友)情況，老師和同學都反映一切正常，交往的都是校內班內的同學。那麽，3月4日到8日這段時間呢？青少年記性好，兩人不但把自己這個時段裏的情況都一五一十說得清清楚楚，甚至說了父母的情況。鍾良還說到周六晚上母親喚他去主臥室幫爸爸抬那口櫃子以拾取線團的情節，他證實父親確實埋怨過他“手腳太重”，擔心震碎了花瓶，因此當時就打開櫃子拿出花瓶檢查了一番。
專案組組長洪初秋和市局刑警伍博兩人負責對鍾家鄰居以及寧海西路上的商家住戶進行走訪，旨在了解3月4日到8日這段時間內是否有群眾看見有人攜帶符合贓物體積的物件出現在寧海西路上。兩人整整折騰了一天，接觸的受訪人足有一百幾十個，可是，竟然沒有任何人看到過可疑跡象。
晚飯後，專案組繼續開會討論如何開展下一步的偵查工作。白天的調查雖然未能查摸到什麽線索，可是卻排除了之前對鍾家內部涉案的懷疑。現在，就可以從外部情況予以考慮了。目前的外部情況切入點有兩個：一是鞋印，二是鑰匙。大家議下來，認為鞋印雖然看得見，可是作為線索來說卻有些難度，因此還是先從鑰匙著手比較靠譜。之所以這麽認為，是因為既然排除了鍾必鳴自己涉案的可能性，那他所說的關於櫃子鑰匙的說法也應該是沒問題的。而從鍾必鳴平時一以貫之的那份似已融入血液中的細心來看，案犯得到鑰匙的途徑可能有兩個：利用某種機會從花瓶主人鍾必鳴那裏拓取了鑰匙印模，或是根本未從鍾必鳴處下手，而是使用了類似萬能鑰匙之類的開鎖工具。
刑警認為，不論案犯的行為屬於上述兩種可能中的哪一種，他都躲不過一道坎兒——鎖匠！
拓取了印模得配鑰匙，得去找鎖匠解決。哪怕這廝自己是“外國銅匠”(滬上當時沿用舊時對鉗工的稱謂)出身，想自己躲在家裏解決，工具容易獲得，去商店買一套什錦銼就是了，可鑰匙坯卻是屬於特種行業專用材料受到控製的，隻有持有特種行業經營許可證的職業鎖匠才可以憑證去購買，但也得登記。
至於用萬能鑰匙開鎖，那也隻有鎖匠或者曾經做過鎖匠的人才具備實現的條件，刑警隻要走訪全市各區的鎖匠，相信他們中會有人知道些許蛛絲馬跡的——比如哪個以前曾做過鎖匠的師傅改行了，其他鎖匠也肯定知曉。而且公安機關的治安部門也有登記，從事特種行業的人員在公安局都有一份類似檔案的材料，如果誰改行了，就得向公安局申請注銷，由經辦民警在材料上注明此人何時改行，改的是什麽行業，供職於哪個單位，等等。
因此，專案組決定直接把偵查觸角伸向鎖匠行業。這是一項工作量比較大的調查，因為全市十區的每個區都有至少五十個修鎖配鑰匙的小店鋪和攤頭，加起來就有五百處以上，專案組五個刑警分頭走訪，算下來，這項工作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完成。
三、又現盜案
這樣，從次日開始，專案組就做起了走訪鎖匠的工作，一天下來，到晚上九點鍾返回盧灣分局專案組駐地碰頭，大家已是疲憊不堪。那當兒正是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物資供應非常緊張，夥食方麵別說營養了，連基本的糧食定量都保證不了。因此，眾人隻能餓著肚子匯總當天的調查情況。五個人都未獲得任何線索，洪初秋說，那就明天接著幹，眼前隻有這條路還有希望走得通。
可是，次日這項活兒卻沒做成，因為當晚盧灣區又發生了一起針對民間收藏的盜竊案。這起盜案和鍾宅花瓶失竊案相比，就更懸了——竟然是趁主人晚上在家睡覺時悄然潛入屋裏，把臥室內的櫥櫃箱子一一打開，將值錢的古董給竊走了！
1960年4月，上海市人委（即市政府）批準對盧灣區各街道的調整方案，其中有一個嵩山合肥街道，管轄範圍有淡水路、金陵中路、金陵西路、嵩山路、太倉路、順昌路、自忠路、黃陂南路、合肥路。該街道下轄的合肥路上有一處獨門獨戶的小院落，住著一戶居民，男主人名叫曾國昌，四十歲，是南京路上的老字號“盛錫福帽店”的店員，近期因患肝炎病休在家，其妻王秀珍是婦產醫院的藥劑師。兩人結婚多年，未曾生育，領養了一個兒子，是小學五年級學生。同住的還有曾國昌年近七旬的老母親。曾家祖上有人做過四品官，想來當年也是書香門第，隻是後來家道敗落，到曾國昌老爸去世時留給兒子的，也就是這個舊宅子和兩幅古畫。這兩幅古畫的作者分別是元代書畫大師趙子昂、明代著名畫家唐寅。曾家沒像鍾必鳴那樣拿到文物商店去估價，但曾國昌聽老爸說起過，這是祖上傳下來的，抗戰前曾有人欲以三千大洋收購其中的一幅，遭到拒絕。因此，想來價值不菲。昨晚曾家被竊的就是這兩幅古畫。
曾家住的是一個獨立的小院落，走進院門，是一個被上海人喚作“天井”的小院子，往裏就是一幢上下各兩間的小樓，樓下一是客堂，一是廚房，樓上則分別是曾國昌夫婦和曾母的臥室。那年代基本沒有什麽夜生活，有條件的人家晚上也不過打開收音機聽一檔喜愛的節目就是了，所以睡得都比較早。昨晚，曾家四口八點不到就睡了。睡得早，醒得也早，今天早晨曾國昌起來時天色不過微明。他在院子裏打了一會兒太極拳，生了煤爐，燒開一壺水沏了茶正要喝時，母親起床下樓了。曾家規矩大，曾國昌立刻起身向老媽請安問候。母親跟兒子聊了幾句，說到昨晚睡著睡著好像聽見房間前麵的通道上有輕微的腳步聲，問兒子晚上是否出過房間。曾國昌說沒有嘛，我睡得好好的，秀珍也睡得蠻好，應該沒有出過房間。正說著，王秀珍也下樓來了，曾國昌一說這事，她搖頭說自己沒有出過房間。王秀珍是藥劑師，由於職業原因，行事一向細心謹慎，當下就說別真有小偷溜進來過，我去樓上看看，言畢轉身上樓。
也就不過一分鍾，樓上房間裏傳出王秀珍的驚叫聲。曾國昌連忙三步並作兩步奔上樓去，王秀珍已經在房間門口跳腳了，說放在大櫥裏的那兩幅畫被偷走了！
曾家立刻向嵩山路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已經知道3月8日寧海西路鍾必鳴失竊一對古花瓶的案子，當下便懷疑這是同一夥案犯作的案。於是，立刻派員前往曾家保護現場，然後急往盧灣分局打電話報告。分局這邊接報後也認為該案跟前天發生的鍾宅失竊案可能有關，遂通報專案組。專案組長洪初秋擔任著分局刑警隊隊長之職，原就有調派刑警前往勘查現場之責，當下一聽，便率領全組刑警前往合肥路勘查。
一幹刑警勘查下來，發現曾家的失竊現場競跟鍾家如出一轍。案犯也是用鑰匙或者類似萬能鑰匙之類的開鎖工具打開了曾家的院門、屋門和臥室門這三道鎖，脫下鞋子赤腳進入臥室——地板上留下了清晰的腳印，此舉估計是為保證走路不發出響動，以免曾國昌夫婦被驚醒。然後，案犯先打開了五鬥櫥一側的櫥門，稍作翻檢，未見藏有財物，沒動其他物品，把櫥門掩上後又打開了一人多高的大櫥櫥門。在大櫥中，案犯發現了那兩幅古域，於是下手行竊，又把櫥門掩上。可能這時隔壁房間的曾母在似醒非醒的蒙隴狀態中聽到動靜，下意識地發出了夢囈聲或咳嗽聲，案犯擔心驚醒了這邊床上正熟睡著的曾國昌夫婦，於是趕緊逃離現場，這樣，就沒能如在鍾家作案那樣來得及把自己留在現場的腳印擦拭掉。
案犯留下的光腳腳印，其尺寸換算成鞋碼應是三十九號，這與鍾宅現場主臥室門檻上留下的那小半枚布鞋鞋印的局部尺寸是一致的。刑警根據上述跡象，初步認定鍾、曾兩家的盜竊大案係同一案犯所作。
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接到盧灣區再次發生盜竊大案的報告後，立刻對市局刑偵處副處長孔同鈞下達指令： “你去盧灣，擔任專案組組長，給你十天時間，把這兩起案子拿下！”
當時，上海全市公安係統都知道黃赤波是個極為嚴厲的領導，所以背後喚其“黃老虎”。現在，孔同鈞麵對著“黃老虎”聲色俱厲的嚴令，自無二活，出了局長室連自己辦公室都沒去，立刻就奔盧灣分局。
孔同鈞是個老公安。他是1940年參加新四軍的，之前做過小學老師，參加革命後從事敵工工作。和黃赤波一樣，他也是一個丁作起來不要命的幹部。這時他肝炎剛愈，醫生叮囑還得注意不要勞累，但領受這個使命後也就顧不上了，一到分局先去局長室，那裏已經接到市局通知，幾個領導見他過去，臉上都顯出一副如釋重負的神情，說老孔你來就好了，這兩個案子就拜托你了，需要什麽隻管吭聲，要人有人，要車有車。孔同鈞立刻召集專案組宣布黃赤波的指令。
這樣，專案組原組長洪初秋就退到了副組長位置，其餘四名刑警不動。洪初秋向孔同鈞匯報了兩起案件的情況，還對從上午勘查曾宅現場後到此刻(下午一點)開展的工作作了說明一
他們訪查了合肥路上曾宅附近的群眾，有一個在楊浦區國棉十二廠工作的保全工小許因搶修機器下班晚了些，騎著自行車回到合肥路家門前時，正好傳來了外灘海關大鍾的三下鍾聲，正是淩晨三時。就在他拿出鑰匙開門時，馬路上自東向西來了一輛自行車，速度奇快，一閃而過，他隻來得及看清那騎車人頭戴藍色長舌工作帽、身穿黑色衣服，連臉容也沒看清，自行車的三角架上綁著一卷圓柱狀東西，好像是用報紙包卷著的。刑警隨即去問失主曾國昌，得知他家是訂閱《解放日報》的，讓他檢查一下閱讀過留下的報紙，發現果然少了這兩天的。由此，刑警就有理由認為小許遇見的那個把自行車騎得飛快的家夥就是案犯。轉回去再向小許了解，想將其無意間留在腦海中但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的其餘印象啟發出來，比如那個家夥的臉容、年齡等，最好是那輛自行車的牌照號碼，哪怕僅僅是末尾的幾個數字也行。可是，無論怎麽啟發，小許也沒能再回憶起什麽內容來。
孔同鈞聽後想了想，說咱們把這些情況議議後再說吧，先分析，後討論，看下一步應該從什麽方向進行偵查。一幹刑警議來議去，最後還是認為應該把調查重點放在案犯的開鎖方式上，這個之前洪初秋等人已經研究過了，並且定出了調查方向，還對人員進行了分工安排，隻是由於今天上午合肥路這邊又發生了盜案而臨時擱置了。於是，專案組就決定繼續此項調查。
前麵說過，對全市鎖匠逐個詢問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分析下來，主要原因是時間花費在交通上，刑警調查時，路程近的騎車，路程遠的就乘坐公交車。上海灘這麽大，每個刑警分工跑兩個區，所耗時間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孔同鈞就向市局、分局各借了一輛摩托車。專案組諸刑警誰也不會駕駛摩托，所以他要求隨車還得配備一個駕駛員。於是重新作了分工，把幾個較遠的區分給了乘摩托車的刑警去調查。
即便如此，這項調查工作也頗費時，從3月10日下午三點開始一直到3月12日下午五點才結束。結果怎樣呢？很遺憾，刑警走訪了全市三百七十九名鎖匠，包括已經不再進行修鎖配鑰匙營業的，一個個了解下來，誰也沒有擅自出售過鑰匙坯子，也沒有向他人傳授過開鎖技藝、出售或者借出過具有萬能鑰匙功能的鎖匠專用開鎖工具。
這下，專案組長孔同鈞傻眼了。黃赤波局長給的十天期限，已經兩天多過去了，眼下卻是八字還沒一撇！往下該怎麽辦？這個，孔同鈞說不清楚，專案組其他刑警更沒底了。
專案組刑警不知道的是，此刻，有一個老百姓卻隱隱約約覺得自己對於這兩起案件的作案人大致是有個數的。
四、小鎖匠的奇遇
這位兄弟是供職於十六鋪蔬菜果品批發公司的一個青工，名叫彭唯富。
彭唯富的老爸舊時原是英國人開的鎖廠裏的技工師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的英美法租界全給日軍占領了，鎖廠老板也就把廠給關了。老彭領到了一筆遣散費，自己開了一家修鎖配鑰匙的小鋪子，比攤頭大不了多少，是一個老彭自己設計製作的隻有四五平方米大的鐵皮棚子。當時，彭唯富不過兩三歲。上海解放後，老彭的狀況沒有什麽改變，隻不過在1950年把鐵皮棚子搬了個地方，從中央商場搬到了十六鋪。
老彭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那時大兒子、二女兒在讀小學，因為窮，十歲的小兒子彭唯富和六歲的小女兒雖已到了上學年齡，但因交不起學費沒去上學。女兒跟著媽媽在家裏拆紗頭(即替廢品商把針織廠的邊角紗料拆成棉紗，稱為回絲，出售給工廠用於擦拭機器油汙)，彭唯富呢，就給老爸跑腿，專給客戶送配好的鑰匙，兼給老爸買煙買點心去老虎灶打開水什麽的，空閑時老彭也教他一些修鎖配鑰匙的技術。過了兩年，勞動人民的生活有所好轉，彭唯富和妹妹都能上學了。但他對老爸那一行比較感興趣，每天放學後以及星期天都必去老爸那裏，暑假寒假更是整天泡在鐵皮棚子裏。漸漸，彭唯富不但能夠獨立修鎖配鑰匙，甚至還能上門給客戶開鎖，當然，那必須是有老彭跟著的，否則就是違規營業(那時政府已經把鎖匠行業列入特種行業，經營者必須經審查合格方能發給許可證)，是要被吊銷執照的。因此，彭唯富到1957年小學畢業時，已是一個具有一定技術水平的鎖匠了，隻不過因為政府對於特種行業許可證的發放卡得很嚴，所以沒法獲取執照獨立營業。
彭唯富原打算就這樣跟著老爸}昆下去了，混到哪天可以領取執照後自己獨立門戶擺一個鎖匠攤頭，或者哪天老爸不幹了把執照留給他幹下去。可是，第二年國家搞起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麵紅旗”運動，上海灘掀起了一股大辦工業商業之風，大幅度招工。於是彭唯富就有了一份正式工作，進了十六鋪蔬菜果品批發公司當了一名徒工。
本案發生時，彭唯富再過四個月學徒期就滿了，滿師後他的月薪可以從二十二元漲到三十六元，這是他期盼許久的事兒。這時的彭家，情況不容樂觀。首先是老彭於一年前突發腦溢血，雖然保住了性命，可是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後遺症。老彭的職業身份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個體戶，不享受勞保，所以醫藥讚什麽的都得自己掏，為此，彭家的全部積蓄都拿出來了。老彭癱瘓後，沒法兒出攤了，等於失業，而這時因為“三年自然災害”，“三麵紅旗”也不談了，許多項目都下馬了，老彭的妻子周嬸幹了多年的拆紗頭營生也沒了，全家的生活靠在鐵路局工作的列車員兒子和在長航客輪上當服務員的二女兒以及彭唯富三人的工資支撐。三人的收入加起來也不過百來元，要負擔一家六口的開銷，以及老彭的醫藥費，其窘況是可想而知的。
老彭手藝高超，心眼也稱得上玲瓏剔透，可是他的妻子周嬸的智力卻平平，而且性格上頗有些大大咧咧，所以早在組建家庭伊始，老彭就不讓她過問家庭財務，免得越過問越糟糕。待到老彭中風癱瘓後，按說財務工作應該由大兒子或者二女兒掌管，可是這二位一月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火車、輪船上過的，想管也管不周全，於是哥哥姐姐商量下來，決定讓彭唯富掌管財務，兼管家政。彭唯富樂意挑起這副擔子，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百業蕭條，幾無娛樂，反正閑著也是閑著，為家裏做點兒事兒也好。
不料，兩個多月前，即1960年12月30日那天，彭唯富卻因為挑這副擔子闖了個大禍——他被扒手扒竊了錢包。錢包裏的東西，如今曬出來，根本不值一提，可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卻可以要人性命！什麽東西呢？人民幣二十元—一接近彭唯富當時一個月的工資，這倒還不至於要人性命，鈔票短缺，可以向別人商借，問題是那些票券。前麵說過，彭家的大兒子、二女兒是列車員和客輪服務員，.一個月中至少有二十天時間是在外麵過的，因此，這二位每次上班時都得帶上鈔票、糧票，以購買火車、輪船員工食堂裏使用的飯票、菜票。所以，每個月的月底，彭唯富要負責去糧店把哥哥姐姐下個月上班時用的糧票取出來放在家裏，以便兩人隨時可以取用。那天是星期五，正是彭唯富的休息日，於是，他先去了糧站，用購糧證領了四十五斤糧票，然後，他又去了街道，用戶口本、購糧證領了彭家六口1961年全年的布票六丈、針織品券六十張、棉花券、專用券(用於購買國家配給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煤球爐、火油爐、拖把、熱水瓶、杯子等物)以及副食品券(用以購買配給豬肉、魚、蛋的憑證)、食鹽券、糖券、蔬菜券、糖果券、糕點券、肥皂券、毛巾券、火柴券等多種票券，反正那年頭基本上隻要是商品，就得憑票憑證憑券加上鈔票方可購買。
彭唯富領了這些票券回家的路上經過菜場時，看見排著長長的隊，一問，是在賣比手指頭稍粗的山芋，倒是不用憑票券的，不過每人隻可購買兩斤。彭唯富一聽，立刻排進了隊伍。排了將近兩個小時後，終於輪到他了，謝天謝地山芋還沒賣完！可是，當營業員給他稱了兩斤，他伸手往衣袋裏掏錢的時候，卻摸了個空，左側口袋裏的錢包不翼而飛，右側口袋裏的戶口本、購糧證倒還在。
失竊的東西中，最緊要的是那四十五斤糧票和六個人一年的副食品券。其他票券包括布票在內，咬咬牙都還能豁得出去大不了一年不用，即使沒了食鹽票，還可以跟左鄰右舍商量，東討一小勺，西求一丁點兒，自家再少吃些，差不多也可以過去了。糧票和副食品券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每天必須吃飯，以及攝入少量的蛋白質，這是賴以活命的根本，而政府的配額已經是最少的限量了，人人都吃不飽，別人既沒法兒給你省一點兒出來，你自己也沒法兒向人家開口要求施舍。當時上海灘每月都有人因丟失或者被竊了糧票、油票、副食品券無法生活下去而自殺的。
當下，彭唯富站在菜場裏，傻了。好一陣才回過神來，急得六神無主，欲哭無淚。有人勸他去派出所報案，他連派出所該往哪個方向走都弄不清楚了。終於到了派出所，接待民警很同情他，不過，民警坦率地對彭唯富說，像你這樣的情況，作為—個案子來調查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你失竊的鈔票金額還沒達到立案標準，你要有個思想準備，這損失十有八九是沒法兒追回的。其實，別說沒達到立案標準，就是達到了，除非當場抓獲扒手，立刻搜出贓物，否則事後破獲的話，鈔票、糧票等肯定已經給處理掉了，那麽緊俏的東西，哪個扒手會留過夜呢？
彭唯富走出派出所大門時，雖然太陽高照明晃晃地耀人眼目，他卻覺得天像是陰沉得要塌下來似的。他不知往下應該怎麽辦，意識中隻有一點很明確——不想回家。於是信步往外灘方向慢慢走去。走過三條橫馬路，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彭唯富以為遇上了熟人，回頭~看，卻是一張陌生臉孔。那是一個跟他年歲差不多的衣衫襤褸的乞丐，手裏還提著一根打狗棍。彭唯富以為對方要行乞，便不耐煩地說：“沒有！去！去！”
那乞丐卻從懷裏掏出一個用紙裹著的燒餅，遞過來說： “這位小哥您還沒吃午飯吧，已經十二點多了，把這個燒餅吃了吧。”
彭唯富聞到燒餅的香味，肚子頓時“咕咕”作響。他接過燒餅，狼吞虎咽地送進肚子後，方才想起應該謝謝對方。兩人站在路邊人行道上聊了起來，彭唯富愁眉苦臉地把自己失竊的遭遇說了，說過後又有些後悔，尋思跟一個叫花子說這有什麽用呢？連派出所民警都說追回贓物的希望不大。
可是，好運竟然讓彭唯富碰上了。那個自稱“小曹”的乞丐聽了他的遭遇後，一臉同情地說： “這件事，老吳可以幫你一把。”
接待彭唯富的那個派出所民警正是姓吳，彭唯富以為這乞丐說的是他，就搖頭說派出所吳同誌對我說過，追回贓物的希望不大。小曹說我說的不是警察，是我認識的一個大哥，他也是叫花子，不過是叫花子頭兒，這一帶的幾十個叫花子都聽他的。要不要我帶你去問問老吳，請他幫你打聽打聽是哪個扒手衝你下的手？彭唯富一聽，眼前豁然一亮。以他的年齡，小時候是在舊社會過的，記憶中還留下了些許國民黨警察有時破案要找叫花子提供線索的一些傳聞，眼前這乞丐所說的老吳難道也有這份神通？不是說新社會人民警察破案靠人民群眾嗎？怎麽叫花子會知道誰扒了他的錢包？轉念一想也就豁然了——叫花子不也是群眾嗎？於是就向小曹表示感謝，請其引見。
民國時，上海是全國乞丐最多的城市。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曾把二十萬乞丐和遊民(指沒有上海戶籍，以打短工謀生的人)及其家屬遣返蘇北、安徽等地，由當地政府分配土地參加生產。不過，此舉並未根除行乞，一些上海本地的乞丐繼續存在，上述被遣返的乞丐也有一些人重回上海繼續行乞。到了1953年，國家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後，那些外地乞丐由於沒有糧食配給，政府又不斷予以收容教養，遂作鳥獸散。但到了1958年“大躍進”特別是1959年下半年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後，外地乞丐卷土重來，而政府由於財力、糧食、副食品供應的限製，無法開展有效的收容、遣返和教養措施，上海灘街頭的乞丐再次泛濫。這些以江蘇北部和安徽籍為主的乞丐，成夥結幫，占據地盤。老吳（後來知道其真名叫馮挺栓)則是盧灣區一帶安徽幫乞丐的頭領。
彭唯富乍見老吳，不由得暗吃一驚。這人四十來歲，竟是一個知識分子模樣，白淨臉上戴著一副近視鏡，穿一件六七成新的藍卡其布中山裝，說一口帶淮北口音的普通話。這樣的乞丐，彭唯富還真沒看到過哩。後來，他聽說老吳原來是家鄉那邊的鄉村小學老師，因為“三年自然災害”把村民給餓死了不少，人們紛紛逃荒，小學也就辦不下去了，稍後，老師也都背井離鄉要飯去了，老吳就來到了上海。別看老吳文質彬彬，卻是會拳術的，到了上海灘看中了十六鋪這塊寶地，糾集了若幹同鄉，三下五除二就把原先稱王稱霸的蘇北幫趕跑了，自己坐上了丐幫幫主的位置。
當下，小曹向老吳說了彭唯富的情況，彭唯富這時對這夥乞丐還無信心，權且死馬當活馬醫，於是待小曹說完就帶著哭腔向老吳求告“幫忙”。老吳稍一沉吟，輕聲道： “聽說寧海西路那一帶原是杜月笙的老家所在地，舊社會時就沒人敢在那裏作案，如今哪裏冒出如此膽大妄為之徒，竟敢破道上公認的規矩？這位兄弟你貴姓……哦，彭老弟，這件事我可以幫你打聽一下，龍門街道一帶的乞丐以安徽人為主，我也認識幾個，可以去問問究竟是哪個扒手下的手，回頭有消息我讓小曹告訴你就是了。你住哪裏？跟小曹說一下。’
彭唯富雖然沒在道兒上混過，可是他從小跟著老爸在街頭出攤兒，耳濡目染，在同齡人裏還算是有點兒社會經驗的。當下他就表示，如果老吳大哥能相幫把東西找回來，我願意分一些給您。老吳笑道，這倒沒有必要，不過我看你老弟這副臉相，是個實在人，以後我們交個朋友吧。
彭唯富回家後，本也沒抱多大希望。哪知老吳竟是靠譜的。次日中午，小曹和老吳到彭唯富供職的單位來了，老吳還是昨天那副知識分子裝束，小曹換上了雖然打著補丁但還算幹淨的衣衫。小曹把彭唯富叫到單位門口，老吳把一件東西送過來： “老弟，是這個錢包嗎？”見彭唯富隻顧激動地點頭，又讓他點一下看短缺了什麽沒有。彭唯富匆匆檢點，竟然一樣不少，遂把那四十五斤糧票和副食品券拿出來，其餘的鈔票、票券全部送給對方。可是，老吳堅決不受，說老弟我們交個朋友就是，其他完全沒有必要。
之後，雙方沒有聯係過。彭唯富原以為事情就到此結束了，沒想到過了一個多月，大年初四那天下午，老吳不知怎麽知道他在單位值班，忽然出現在他麵前，拿來了一籃子花生、十斤黃豆，說是家鄉的土產，給他父母拜年，不成敬意。這兩件禮物如今算不得什麽，但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那就異常珍貴了，彭唯富向對方謝了又謝。
可是，也正因為老吳送來的這份禮物，讓雖然年輕但畢竟具備些社會經驗的彭唯富產生了懷疑，他回顧自己從失竊到遇到小曹，再到老吳找回錢包又給他送禮的整個過程，覺得有點兒不可思議，尋思這裏麵是不是有什麽問題。可是，想來想去又覺得自己並無什麽值得利用的價值，最後也就不去想了。不過，他沒敢把老吳送的禮物向家人道明真相(之前失竊錢包他也沒說)，那些禮物他分了一半給當天一起值班的同事，另一半拿回家說是同事送的。
次日下午，小曹來了，說老吳生病了，有點兒發燒，問彭唯富是否可以搞點兒退燒藥。彭唯富立刻向會計室拿了張特約單(當時滬上職工去醫院看病的憑證，持單者看病、取藥、手術、住院都不掏分文，連掛號費也不必支付)，拉著小曹直奔十六鋪醫院，按照老吳的病症配了一些藥，然後和小曹一起去看望老吳。
這是彭唯富第二次去老吳他們的住所，那是位於距十六鋪不遠的董家渡偏僻處的一座破廟，“大躍進”時曾被改造為一個街道工廠的車間，後來工廠關門，場所空置，就給乞丐占據了。破廟的所有權尚未明確，所以街道和房管所都不管。彭唯富過去一看，老吳確實在發燒，臉麵緋紅，手也發燙，不過精神看上去還好。
老吳跟彭唯富聊著，說有件事兒想請他幫忙。彭唯富報恩心切，也不問老吳要辦什麽事兒，不假思索立刻一口答應。老吳要彭唯富幫什麽忙呢？他說小曹是他的嫡親外甥，另外還有一個外侄小鄭也跟著他。眼下是饑荒日子，行乞乃萬般無奈迫不得已之舉，國家很快就會好起來的，到時候他自然仍回家鄉教書，小曹、小鄭呢，原本是種地的，現在來大上海開了眼界，再回去背朝青天臉向黃土隻怕就沒了那份興趣，所以他想讓他們學一點兒手藝。上次聽老弟說你出身鎖匠家庭，自小就跟著你家老爺子出攤兒修鎖配鑰匙，不知是否可以收小曹、小鄭為徒，傳授一點兒技藝給他們，不久他們回鄉後就能混口飯吃了。
老吳一臉真誠，彭唯富不由得不信，再說事先已經一口答應肯幫忙的，當下自是點頭。鄉下人規矩大，老吳立刻喚過小曹、小鄭磕頭拜師。
這天是2月18日，雙方約定從次日起由彭唯富利用業餘時間去廟裏向兩個徒弟傳授鎖匠基本技術。彭唯富在蔬果公司上三班，有比較多的業餘時間。每次他去廟裏時，如果那裏還有其他乞丐在場，老吳隻消使個眼色一歪嘴，那些乞丐不論是老是少，都會立刻悄然離開，即使晚上也不例外。老吳自己有時也出去溜達，隻留下小曹、小鄭兩個聽彭唯富講解、演示鎖匠技藝。彭唯富不論哪個時段過去，都能獲得一頓招待餐，或是生煎饅頭、大餅、油條，或是餛飩、湯圓，也有炒麵、炒年糕，都是老吳派人去附近點心店鋪或者飯館排隊買回來的，其花費的鈔票、糧票則是他手下的乞丐行乞所得。這種待遇隻有彭唯富一個人享有，他的兩個徒弟是不能享受的。
尋常的修鎖配鑰匙其實並不難，一般有正常智商和動手能力的人都能在幾天內學會，當然運用得是否熟練，那就要看各人的實踐了。那麽，這~行的難度在哪裏呢？在開鎖工具。別說當時了，就是五十多年後的今天，一說到開鎖工具，隻怕人們還是一頭霧水。而開鎖工具的製作有三個難度：一是不知道式樣，二是很難獲得相應的材料，三是缺乏製作該工具的專用設備。而這對於彭唯富來說，並不構成困難，因為他老爸是老鎖匠，不但自己有這套工具，當初準備讓小兒子接班時還未雨綢繆給彭唯富備下了一套。之所以說他未雨綢繆，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初老彭見政府把鎖匠一行列入特種行業，就意識到今後會對開鎖工具進行嚴格控製，於是趁這種控製尚未開始時，立刻增配了一套。
現在，彭唯富把這套工具拿出來作為教學器具使用，至於各類鎖具，他家裏有的是，每樣拿一兩件出來就行了。小曹、小鄭這哥兒倆心眼倒還剔透，動手能力也強，學得很快，不過半個月時間就學得了一些本領。彭唯富說憑你們眼下這點兒本領，回老家去擺個攤頭，應該沒有問題了，因為我估計你們安徽老家那裏的人使用的鎖具中不可能有高檔東西，那些中低檔的各類鎖具，你倆都已經會開也會修了，高檔的鎖具如保險箱什麽的，沒我老爸發話我還不敢教，你們學了回去也沒用，所以就到此為止吧。這套工具專門用於打開普通鎖具，你們如果看得中，就送給你倆了。兩人用一套是不夠的，另一位可以在申請到執照後，憑公安局證明去省城合肥的指定商店購買，合肥如果沒有，那就得到南京或者上海了。
說這話時，老吳正好在旁邊，就說彭老弟我們出錢買吧，我給你一百元，說著就掏錢。彭唯富攔住了，說大哥要說到鈔票那就不仗義了，我這是報恩，所以咱們不說鈔票。
這天是3月5日，次日彭唯富就感冒了，去醫院診療，醫生給他開了三天病假。他在家裏躺了三天，第四天再去醫院，醫生又給開了三天病假。回家又休息了兩天，第三天，覺得在家裏待著有點兒悶，就去外麵溜達。於是，他就聽說了本區接連發生兩起蹊蹺的人室盜竊案的消息，心裏不禁“咯噔”一下！
五、一個可疑分子
按說，盧灣區接連發生兩起盜竊大案的消息是不可能同時被彭唯富這樣身份的人知曉的，尤其是“蹊蹺”的作案手法隻有警方內部人才清楚。可是，彭唯富卻知曉了。他是怎麽知曉的呢？原來，專案組刑警分頭向那些鎖匠調查時，盡管沒有明說案犯的作案手法，可是這些鎖匠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舊時跟巡捕房、警察局、偵緝隊隔三差五打交道，這方麵都是察言觀色的行家——寧海西路、合肥路前腳發生盜案，這些刑警後腳就跟著登門了解情況，那還不是表明作案那主兒采用的是鎖匠的技術？
彭唯富是從每周都登門來看望其癱瘓老爸的那幾個鎖匠那裏得知的。甫一聞聽，馬上就想到了小曹、小鄭，暗忖別是這二位下的手。按說，彭唯富應該立馬奔公安局反映情況，但彭唯富沒去。為什麽沒去？事後他的解釋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於是，專案組就得繼續摸索打開迷宮之門的鑰匙。
3月13日，鍾宅古花瓶失竊案的第六天，專案組從中央商場請來兩位當時上海灘頗有名氣的鎖匠薛師傅、竇師傅，對鍾宅、曾宅兩處現場的鎖具進行鑒定。薛、竇二位的鑒定結論是，從鎖芯和彈子上遺留下來的細微痕跡判斷，這兩起盜案的案犯都是使用鎖匠專用工具打開的鎖具。不過，案犯的開鎖技術還不大熟練，好像是學藝不久的新手所為。
刑警根據二位鎖匠的鑒定結果，認為可以通過查摸鎖匠的專用工具來尋找破案線索。他們把這個思路提出來跟薛、竇二位探討，那二位認為可以這樣調查，他們還告訴刑警，天下鎖匠的開鎖技術如出一轍，都是根據鎖具的製作原理逆向思維進行破解；但是，開鎖工具是有差異的，簡單分類就有“海派”和“京派”。“海派”源於上海灘，是一百多年前上海開埠以來一代代鎖匠向租界的洋鎖匠學得的，所以也稱“洋派”，該派工具流行區域多在南方沿海地區。“京派”工具原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後來因為鎖具的發展，舶來品越來越多乃至占據整個市場，舊時的工具對付不了現代鎖具，於是被迫改革，融人了 “海派”工具的許多優勢，其流行區域在北方。而南京、武漢、天津等曾有過租界的城市，鎖匠所用的工具有“海派”也有“京派”。至於眼前這些鎖具上留下的痕跡表明，案犯使用的是“海派”工具。
既然這樣，調查開鎖工具的範圍基本圈定在上海本市就行了，專案組決定立刻進行調查。這時，黃赤波局長惦記破案情況，親自打電話來詢問，聽組長孔同鈞簡略匯報後，為提高專案組的工作效率，決定給專案組增派一輛摩托車。
由於之前已經把全市鎖匠一一調查過，所以再次調查時就便捷多了。三輛摩托車、四輛自行車分頭出動，當天就完成了調查。可是，所有接受調查的鎖匠都說自己從未把開鎖工具贈送或者出借給他人，一個個都把工具拿給刑警查看了，不由得刑警不信。這又是怎麽回事兒呢？孔同鈞想了想，吩咐兩個民警連夜拜訪薛師傅、竇師傅，向他們請教。
刑警諸葛力、薑天明乘摩托車前往虹口區、長寧區夜訪薛、竇，所獲得的結果是：你們調查的是目前都在幹活兒的鎖匠，而對已經死亡(應是留下工具的)、因年老或者傷病不能幹活兒的那部分鎖匠沒有調查。
於是，專案組決定補課。由於時間緊迫，隻好連夜把市局管特種行業檔案的同誌從家裏接到單位義務加班。好在鎖匠屬於特種行業登記材料中人數最少的，所以也就半個小時就把名單搞定了，一共有四十七人，其中就包括彭唯富的老爸。
3月14日上午，刑警分別訪問了上述名單上的人員或者已死亡鎖匠的家屬，查得的情況是：開鎖工具均有著落，並未流失，也未出借過。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老彭，他讓老伴把自己的那套開鎖工具拿給刑警看，對當初未雨綢繆給兒子準備的那套卻壓根兒沒提。這樣，專案組又失去了一個原本可以獲得線索的機會。
當天中午，專案組在飯桌上一邊用餐一邊議了個新方案：盯著失竊花瓶、古畫的信息源調查。也就是說，調查案犯是如何獲取鍾、曾二失主家裏藏有花瓶、古畫信息的。飯後，專案組刑警兵分兩路，立即開始調查。
洪初秋、伍博、諸葛力三人負責調查鍾必鳴那邊。之前，鍾必鳴已經說過，他從來沒向外界透露過家有古花瓶的信息，但是，洪初秋認為，即便他沒對別人說過，至少他曾經去估價的文物商店是知道的。於是三人直奔上海市文物商店了解情況。那邊因為鍾必鳴登門估價的事兒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年，所以初時接待刑警的那位副經理還說不清楚，向幾個老店員問下來，方知當初接待鍾必鳴的是“老法師”級別的店員老郝。
一說北宋花瓶，老郝馬上記起了，說有這事兒，怎麽了？那花瓶出事兒啦？刑警說那花瓶還真如您老當初估料的那樣，是有一對，可是，七天前一對花瓶都給人盜走了。現在我們來找您，是想了解一下文物商店這邊是否在日常談業務時跟人聊起過那花瓶。老郝聽罷歎了口氣： “唉！這小赤佬，還是沒聽我的話呀！看，不就出事兒啦！”
被老郝稱為“小赤佬”的，是他的徒弟朱培一。小夥子今年二十四歲，中專畢業，已在文物商店工作四個年頭了。最初是店裏的出納，可他卻對文物頗感興趣，常常盯著店裏的老師傅追根究底地了解相關知識。沒多久，文物商店要增加店員，作為老郝那一輩“老法師”的接班人來培養，於是朱培一就被安排給老郝當徒弟。
朱培一跟老郝學得很認真，隻要逮到機會，就纏著師傅了解關於文物和文物收購的各種情況。這樣，鍾必鳴拿著一個北宋花瓶去文物商店估價的事兒也落入了他的耳朵。老郝健談，對那個花瓶讚不絕口，說那是他從事古玩行業四十年來很少見到的。朱培一就把這件事牢牢地記在心裏。巧的是，沒幾天經理安排小夥子把上半年的登記本裝訂起來，他想起了師傅所說的花瓶的事兒，裝訂時就順便翻閱了鍾必鳴拿花瓶來估價時所作的登記。這小夥子記性好，隻掃了一眼，竟然就在無意識間把鍾必鳴的住址記在腦子裏了。
朱培一記下鍾必鳴的家庭住址後，沒有進一步的動作，因為那是他無目的的順便之舉。轉眼一年多過去了，由於朱培一聰明好學，一般業務已經可以獨當一麵了。去年12月中旬，文物商店來了一個港客裝束的中年男子，說一口粵語。這種對象乃是當時文物商店比較歡迎的顧客，因為他們識貨，往往挑選中高檔商品購買。而當時國家對於古玩商品出境的標準訂得比較寬，隻要是文物商店出售的商品，不管買方是華人洋人中國籍外國籍，憑發票海關一律放行，不像後來，有些古玩商品雖然是文物商店正式標價出售而且有正規發票的，可是卻被規定不得攜帶出境，否則就視作走私行為。
朱培一健談且善交際，語言能力又強，普通話、粵語、英語、日語都來得，因此，店裏來了這類客人，經理往往都讓他去接待。這次也不例外，那中年男子一進店門，朱培一就已經迎上去，先用英語試探，對方一開口，英語裏透著粵語口音，小夥子於是就改用粵語對話。
老郝被譽為“老法師”是有道理的，他不但業務了得，一雙眼睛也很“毒”，跟人打交道，往往隻消掃上一眼，就能把對方的底數估個八九不離十。此刻，他雖然沒跟來人交談過片言隻語，就遠遠地看了看，心裏已經對那人有了評價，覺得這人可能心術不正，於是就在朱培一返身進店堂拿茶杯給來人沏茶時悄聲關照了一句： “不要跟他噦嗦題外話！”意思就是與本店買賣無關的內容不必言及。
老郝四十年買賣做下來，一直是奉行這個原則的，平時也跟朱培一再三交代。可是這次，朱培一竟然沒把他的話聽進去，跟那港客聊得很是投機。當然，小夥子做生意是有一套的，也就跟對方聊了十來分鍾，竟然把一件擱置已久正準備降價的商品推銷出去了。
這件事，如果不是今天刑警登門調查，老郝早就忘到腦後了。現在，刑警一說起鍾必鳴曾拿來估過價的北宋花瓶， “老法師”一個激靈，馬上斷定“小赤佬”沒聽自己的話，向那疑似港客的顧客泄露了此事。文物商店有店規，店員是不能向外泄露這方麵的內容的。而眼前是刑警登門，看來已經發生了因泄露信息而導致的刑事案件啊！老郝當下就把自己所知道的情況一五一十向刑警說了。
刑警找朱培一談話，了解下來，他果然向疑似港客透露了鍾必鳴那個北宋花瓶之事。朱培一當時也沒意識到店規的約束，隻因對方誇讚他英語、粵語講得好，對對方產生了好感，在往下的交談中對於古玩又聊得很投緣，不知不覺就說到了北宋花瓶的情況。為了顯露他對信息了解得透徹到位，他甚至還順口說了鍾必鳴的姓名住址。
洪初秋、伍博、諸葛力三刑警對這個情況很是重視，當場製作了一份筆錄，回去向孔同鈞匯報。這天可能是專案組的黃道吉日，緊接著，前一路刑警剛匯報完，另一路刑警張小勳、薑天明、於本奇也報告了另一條可能成為線索的信息——
張小勳三人受命調查另一受害人曾國昌被竊的那兩幅古畫的信息是否向外界泄露過。他們去了曾家，跟曾國昌聊下來，得知他家藏有古畫之事鄰居應該是知道的。因為曾國昌生怕古畫在江南這種潮濕的環境中會發生黴蛀，所以一年至少有兩三次要在有太陽的晴好天氣裏拿到天井晾曬，通常是五月中旬一次，黃梅天過後一次，以及中秋後一次。這種晾曬是有講究的，要求外麵有太陽，但畫又不能直接曬到太陽；要求有風，但風又不可對著畫吹。因此，老曾就想了個法子，把兩幅畫用納鞋底的線拴在畫軸上，在屋簷下掛大約兩個小時。這段時間，曾國昌必定在屋簷下守著，生怕不時飛來飛去的麻雀往畫上啄一下，或者躥上跳下的野貓蹭一下什麽的。每當這時，老曾就會搬一把藤製椅子和茶幾，沏一壺好茶，氣溫高時還會手執鵝毛扇，品茗搖扇欣賞古畫。他家的院牆是竹籬笆編織的，這一幕當然會被鄰居看到。不過，這麽些年來，還沒有哪個鄰居當麵跟他說起過他家有古畫的話頭。五十多年前，社會上對於書畫古玩的熱情遠不似如今，上海市民家藏書畫的有的是，是真跡還是贗品誰也說不清楚，後來“文革”伊始“破四舊”時，街頭天天有燒字畫的。因此，估計鄰居對曾家有那麽兩幅古畫也不一定在意。
穀老爺子據說出身清朝三品官員家庭，祖上具體擔任過什麽職務人們不清楚，可是人家至今還在居住著的一座齊齊整整帶花園的三層小樓就足以說明家底不薄；之所以說他識貨，是因為1946年的一件事。那時，國民黨政府正在懲辦漢奸，抄沒家產。所抄家產中有古玩字畫，法院需要對此作出真跡還是贗品、價值幾何的鑒定，於是就成立了一個九人鑒定小組。這位穀老爺子就是九人鑒定小組的一名成員。你說牛不牛？
另一位顏先生，就沒穀老爺子那麽顯赫了。他是上海本地人，在老城隍廟擺地攤買賣假古董，有時也會蒙著一件真貨，就拿到古玩店鋪去出售。顏先生是個聰明人，時間稍長，他對真假古董就有了一些鑒別能力。新中國成立後，顏先生不幹這一行了，改行當了一家私營染布廠的賬房先生。1956年國家搞公私合營，顏先生所在的染布廠合並為國營印染廠，他還是幹原來的活兒，不過稱謂由賬房先生變成了會計。顏先生雖然跟古董營生脫了鉤，但其對真真假假古玩字畫的興趣絲毫不減，自己也有收藏，估計假多真少。他喜歡星期天把那些玩意兒搬到家門口像擺攤頭那樣擺出來，津津有味地鼓搗。所以，這一帶都知道合肥路有一個喜好古玩的顏先生。
洪初秋、伍博、諸葛力三人決定去跟穀、顏兩人聊聊。當下，便由李忠明引路，先去穀老爺子那裏。穀老爺子已經七十四歲，身體仍健，鶴發童顏。穀家平時跟鄰居不來往，經常宅門緊閉，自成天地，因此，此刻說起曾國昌家的古畫被竊，老爺子竟然毫不知情。還為自己失去了鑒賞曾氏藏畫的機會而感到惋惜。他對刑警說，哪天破案後，最好能給我一個開開眼界的機會。刑警說沒問題，屆時是需要請您老出馬對贓物作一個鑒定的。刑警們估計老爺子所言不虛，否則，隻怕他會跟曾國昌聯係要求“開開眼界”的。
顏先生的大名比較女性化——叫蘊芝，卻是一條身高一米八的大漢。他家跟曾家不過相隔四五十米，因此，他不但知曉曾宅遭竊的消息，還主動告訴刑警早在多年前他就知道曾國昌手頭有兩幅畫，就是在曾國昌每年三次晾曬古畫時無意間看見的。這個情況刑警早已料到，但接下來他說的內容卻讓刑警大為重視。
他告訴刑警，去年冬至前的一個星期天，他休息在家，忽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那人看上去大約三十七八歲，穿一件藏青色中式對襟棉襖，看上去有些薄，估計內芯是絲棉的。此人說話帶著明顯的廣東口音，自稱姓陳，來自廣州，是羊城一家古玩商店的收購員，這次來上海辦私事，因故需要逗留幾天，聽說顏先生家藏頗豐，特來結緣。說著，拿出一條香煙相贈，是武漢出的“紅雙喜”。“三年自然災害”年頭，香煙是憑票購買的，商店甚至拆包後論支出售，其緊俏程度可見一斑。而“紅雙喜”是憑票也買不到的，屬於特供煙。來人一送就是一整條，顏先生的驚喜可想而知。
可是，顏蘊芝卻無法滿足這位陳先生的願望，因為他的所謂收藏雖然多得可以在門口擺一個攤頭，可十有八九是贗品，剩下的真貨論年代可以算是古董，可是卻算不上“文物”。顏先生看著對方眼裏難以掩飾的失望神情，竟有一種內疚感。好在陳先生馬上就恢複了常態，喝茶聊天，打聽顏先生知不知道誰有上品位的古玩。顏先生鼓搗了半輩子古董，其實雙手從未觸摸過一件能夠達到國家標準的哪怕是最低級別的文物，可想而知他在這個圈子裏的結交檔次也是不高的，所以，要他說哪裏有上品位的古董，要麽是上海博物館，要麽是文物商店。他正覺為難時，腦子裏忽然閃過曾國昌的兩幅古畫，於是就如釋重負地把相關情況向對方介紹了一遍。陳先生聞之甚喜，謝過顏蘊芝後起身道別，沒說是否去找曾國昌。
前幾天曾宅失竊後，顏蘊芝腦子裏曾想到過那位陳先生。可是，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他沒有去派出所反映這一情況。
兩路刑警調查所獲的情況一匯總，專案組諸君不禁大喜。從文物商店店員朱培一那裏套取信息的港客，跟顏蘊芝說的這主兒，無論是年齡、口音、外形特征等方麵竟然都驚人地相似。專案組因此得出結論：這不但是同一個人，而且這個人十分可疑！
六、鎖定乞丐
3月15日，專案組開始著手調查那個可疑分子。
由於隻有文物商店方麵和顏蘊芝所提供的那點兒可憐的線索，所以隻能采取以下兩個方式進行查摸：一是以市局名義指令全市十區的各個分局對本區所有飯店、賓館、旅店去年12月的旅客人住登記材料進行排查，凡是發現來自香港、澳門和廣東一帶的男性旅客，一律摘抄下來報專案組；二是要求各區把去年12月份居民向派出所申報的臨時戶口中凡是來自港、澳、粵三地的男性都摘抄下來報專案組。由於專案組破案是有期限的，黃赤波給的十天期限已經過去了四天，因此這兩項活兒要求必須在當天下午四點鍾前完成。
各分局接到專案組以市局名義發出的緊急協查指令後，立刻行動，到下午兩點，已經把材料匯總後送到專案組了。
上海是中國最早的國際大都市，又長期存在租界，因此市民中有海外關係的比例比較高。“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這些海外關係紛紛對各自在上海的親友施以援手，或郵寄食品、外匯，或直接攜帶大陸緊缺商品前來上海，因此，那段時間不管是賓館、飯店、旅館還是申報臨時戶口的，都比之前幾年顯著增加。此刻擺在專案組麵前的各分局報來的兩份名單上竟然有一千八百零三人，年齡在三十歲至四十五歲之間的男性也有二百三十九人。
然後，專案組就劃分地段，派出全組刑警分頭前往相應的飯店、賓館、旅館和街道裏弄去調查。這項調查到次日中午前終於結束，結果令人遺憾：沒有發現線索！
午後，專案組開會研究偵查情況，孔同鈞在聽別人發言時，思想忽然開了小差，腦海中倏地閃過一個念頭：哎，第一起盜案現場鍾家主臥室門檻上的那小半枚腳印是不是一個線索呢？
待大家發言結束後，孔同鈞談了剛才冒出的那個“一閃念”。案犯作案後，把現場地麵上的腳印全部擦拭掉了，說明是有反偵查意識的；可是，所謂“百密一疏”，恰恰就忘記把門檻上的痕跡擦掉了。這似乎可以理解為案犯並非幹這一行的熟手，這一點與之前鎖匠高手對現場鎖具進行鑒定時作出的“使用了專用丁具但並不熟練”的結論也是相吻合的。因此可以推測，案犯也許是受人驅使作案的，那個驅使案犯的家夥具有較高的反偵查意識，叮囑案犯作案後應該如何消除痕跡，而案犯由於並非慣竊，估汁心理素質也不過關，所以匆忙間就忘記把門檻上的腳印擦掉了。警方曾對那小半枚腳印作過鑒定，認定是一雙穿了許久磨損得幾乎看不出鞋底線的破布鞋。一般說來，鞋底磨損到這種程度的布鞋，鞋麵也肯定已有破洞了，這應該是一件被人丟進垃圾箱的廢品。什麽樣的人才穿這種鞋？通常是乞丐。
孔同鈞的分析得到了眾刑警的讚同，大家認為盯著乞丐這條新線索調查應該是一條捷徑。專案組副組長洪初秋說，乞丐都是有幫夥的，調查工作不能冒失，否則，就有可能打草驚蛇驚動了案犯，一溜煙逃離上海就難辦了。因為乞丐的生存能力極強，又都是流竄的行家裏手，所以，應該先盤算周密了，再撒網調查。
洪初秋這一說，提醒了孔同鈞，便問在場同誌中有誰跟乞丐打過交道。
沉默。
這些刑警都是抽調出來的破案能手，可是跟乞丐打交道方麵卻都是外行。於是，洪初秋就推薦了一個這方麵的行家裏手——任辛道。
任辛道是個五十掛零的老警察，他從警已經有三十二個年頭，早在1929年十八歲時就已經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了，一直到上海解放，先後供職於汪偽警察局、國民黨警察局，不過都是最底層的小角色。他是乞丐出身，各個時期當警察，都是跟乞丐打交道，幹一些打聽線索的活兒。新中國成立後，他的出身，加上他所擅長的跟乞丐打交道的本領，以及查無作惡行為，就被新政權的公安機關留用了，安排到盧家灣分局治安科當了.名刑警。按照“留用不重用”的原則，他不可能擔任任何職務，也從未抽調進任何案件的專案組。這次，情況有些特殊，而且跟乞丐打交道的活兒要想做得到位，那就非他莫屬。於是，洪初秋推薦後，孔同鈞稍作考慮就拍板同意。不過，孔同鈞說任辛道隻是參加專案組的部分偵查工作，但不能算專案組成員，還得報請分局黨委批準。
分局黨委對此報請自是批準。這樣，任辛道就來專案組向孔同鈞報到了。
這項活兒對於任辛道來說，簡直是小菜一碟。出身於江蘇、安徽交界地農村的任辛道，能說流利的安徽話和蘇北話，又是一副麵黃肌瘦模樣，穿上一身襤褸衣衫，手裏提著用鐵絲拴著的空罐頭盒和打狗棒，活脫一個老乞丐。老任為了化裝偵查時不被別人識破，平時從來不穿警服，因此每次化裝偵查都是馬到成功。那麽，這次專案組請他出馬是否有收獲呢？
孔同鈞、洪初秋跟任辛道作了個別談話，簡單向其介紹了兩起盜竊大案的情況，著重談了鍾宅現場發現的腳印，還給老任看了照片。然後，三人一起對這個情況進行分析，認為案犯既然是乞丐，那麽之前肯定來窺探過鍾宅，隻要向活躍在寧海路一帶的乞丐了解一下就行了。當然，孔同鈞、洪初秋知道乞丐都是有幫夥的，所以，叮囑任辛道務須小心謹慎。任辛道說，請領導放心，我保證完成任務！
然後，老任化了裝，傍晚時分悄然踅出了分局後門。按照計劃，他當晚不準備回來了，會在外麵待上一夜。至於在哪裏過夜，此刻老任自己也不清楚，隨遇而安吧。
任辛道走後，專案組諸君有些為他的安全擔心，盡管老任多年來不知執行過多少次化裝偵查使命了，但這次要查的案子大，再說案犯的作案手段顯示出其背後似是有老手在策劃指使。這種老手一旦發現情勢對其不利，狗急跳牆還有什麽做不出來的？這樣，全組同誌當晚都未能睡上一個安穩覺。
次日上午九點多，任辛道安然無恙地出現在大家麵前，身上的乞丐裝束已經換下了，竟然還掏出大半包從丐幫那裏弄來的“飛馬”牌香煙給大家發了一圈，然後報告他的調查結果。
寧海東路、寧海西路、合肥路、濟南路、金陵中路、金陵西路一帶是安徽淮北幫的地盤，其頭目據說是一個被眾乞丐喚作“老吳”的家夥。老吳手下有三四十名乞丐，對上述各條路的行乞範圍都有劃分。寧海西路是劃給小曹、小鄭和譚大頭這三個乞丐的，三人之間的地段沒有劃分，平時都是單獨行乞，互不相擾。鍾宅失竊案，在丐幫內沒有人提起，乞丐們都不知道這個案子，也不知道合肥路曾宅失竊案。因此，對於之前是否有人對鍾宅踩點誰也說不上來。但是，據丐幫中個別乞丐透露，今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那半個月時間裏，有一個二十歲出頭的上海小夥頻頻出入於他們棲身的那座破廟，每當這小夥子來的時候，老吳就親自把門，不準其他乞丐進廟，隻讓小曹、小鄭待在廟裏，不知跟那小夥子在裏麵鼓搗些什麽。
專案組對任辛道調查到的情況作了分析，認為在寧海西路行乞的那三個乞丐小曹、小鄭、譚大頭有作案嫌疑；三人中以小曹和小鄭為重點嫌疑對象，因為之前半個月這兩人天天在廟裏與一目前尚不明身份的上海青年相聚。從老吳這個丐幫頭目親自把門不許其他乞丐入內這個情況來看，顯然是在做見不得人的勾當。什麽勾當？刑警自然而然就想到了開鎖技術。因此又作出判斷，認為那個上海青年可能是丐幫請來傳授開鎖技術的鎖匠，或者是在鎖廠從事技術工作的青工。
那麽，下一步應該如何進行偵查呢？大家討論下來，認為一是要設法提取乞丐小曹的腳印，與鍾宅現場發現的鞋印予以比照，看此人是否就是人室作案的案犯；二是派人跟蹤老吳，看其與何人接觸，指望由此查摸到那個被懷疑向丐幫傳授開鎖技術的上海籍青工。
獲取小曹腳印的活兒很容易做到。專案組請龍門派出所出麵跟寧海西路居委會聯係，物色了一戶孤老，派出所派了一個內勤女警，佯裝其已故兒子單位的工會代表登門探望，順便幫老人做些家務。專案組搞了兩斤山芋幹幾作為禮品讓女警帶去，進門拿出禮物後說有點兒潮，中午時分太陽旺，拿到太陽下麵曬曬，就把山芋幹兒倒在一個竹編的容器裏，放到門前台階上曬著。
不一會兒，沿街行乞的小曹來了，看見這家有山芋幹兒，便駐步求乞。女警正在門口給老人洗衣服，當下便說，可以給你一些，不過你得幫老人做點兒事兒。什麽事兒呢？很簡單，把廚房裏的水缸給挪個地方，這活兒雖然簡單，卻要有把力氣才對付得下來，小夥子你幹得了嗎——裏麵還有半缸水呢。小曹哪知是計，自是連連點頭。於是，他挪動水缸後獲得了一些山芋幹兒，而他留在廚房泥地上的幾個清晰腳印就被刑技人員作為物證取了下來。
經市局技術處鑒定，小曹的鞋印與鍾宅現場遺留的那小半枚鞋印吻合，就是同一雙破布鞋。據此，專案組認定小曹確係潛入鍾宅行竊的案犯。
當天下午三點多，專案組開會商量是否應該立即逮捕小曹。討論下來，認為鑒於丐幫那些家夥的身份、籍貫、江湖經驗、生存能力等特殊情況，還是暫不逮捕為好，宜對小曹、小鄭、老吳三人進行秘密跟蹤，指望順藤摸瓜查出那個不明身份的上海籍青工，以及那個疑似港客的線索。
七、曙光初現
會議結束，專案組刑警隨即出動，分頭跟蹤老吳、小曹和小鄭。用專案組組長孔同鈞的話說：好運來了擋都擋不住。這一跟，不過個把小時就有所發現——
刑警於本奇、張小勳分工跟蹤乞丐小曹，兩人化裝成尋常市民，在寧海西路上由西往東在馬路兩側人行道上以前後相隔十來米的間距行走。他們在一家清真麵館前發現了正在向進進出出的食客行乞的小曹。於是兩人就互相使個眼色，於本奇走開，張小勳留在馬路對麵的一個康樂球攤頭上假裝看人家玩球。
這時已是暮色初上，小曹在麵館門前乞討了一會兒，就沿著馬路朝西側方向慢慢走去。兩個刑警換崗，由之前待在稍遠處的張小勳跟蹤，於本奇在後麵二十米處的馬路對麵不緊不慢地尾隨。他們沒有料到，小曹這一走竟然進了寧海西路盡頭快到金陵西路那裏的一戶居民家，而且進去後足足待了十多分鍾方才出來。
反常！張小勳、於本奇兩人互使眼色。於本奇正要換班跟上去時，忽見小曹駐步停留，跟一戴眼鏡的男子說話。這個男子就是丐幫頭領老吳。張小勳、於本奇之前雖在分析案情時聽說過他，可是沒有見過麵，也不知道特征，此刻按理說應該是認不出來的。可是，他們發現了負責跟蹤老吳的兩個刑警伍博和諸葛力，於是也不必使眼色，就明白這位是另一目標了。老吳跟小曹站在路燈下麵說了片刻，忽然把手一揮，示意小曹跟他走。
兩路人馬合為一路，張小勳朝於本奇眨了眨眼，拔腿就往分局方向走，留下於本奇和伍博、諸葛力跟蹤吳、曹。那兩個目標並未去別的地方，而是回了他們棲身的那座破廟，所以伍博三人很快也返回盧灣分局專案組駐地了。
專案組這邊，已經對張小勳報告的新發現進行了核查，所獲得的信息令人興奮：小曹剛才所去的那戶居民家，戶主名叫彭銀海，是個老鎖匠，已經癱瘓，生活不能自理，配偶周菊娟係家庭婦女，在家照料老彭。彭、周夫婦有二子二女，專案組根據之前任辛道化裝偵查所獲的情報，推測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連續和乞丐在廟裏碰頭的那個二十歲出頭的上海籍小夥子應該是老彭的小兒子彭唯富。孔同鈞跟副組長洪初秋一番商量，決定即刻由洪初秋前往彭唯富的工作單位去調查。
十六鋪蔬菜果品批發公司係當時上海的四大蔬果批發公司之一，是一家行業大公司，由於運抵上海的蔬菜果品沒有一定時間，滿載著貨物的車舟隨時有可能抵達，所以該公司是晝夜上三班的。洪初秋去公司時雖已是晚上八點，但還是通過值班領導很快就把已經下班回家的人事科管理檔案的同誌請到了公司，順利借到了彭唯富的檔案。
檔案中的記錄終於印證了專案組的懷疑。三年前，彭唯富被蔬果公司招為藝徒時，填寫過一份簡曆。這份簡曆是要放進檔案保存的，按照當時的說法，死後還要保存五十年。檔案中“有何種技術特長”一欄裏，彭唯富寫著他會鉗工活兒，特別擅長的是修鎖配鑰匙，後麵加了個小括號，內注明能夠獨立操作，技能超過街頭擺攤頭的一般鎖匠。
彭唯富當初這樣填寫，可能是想讓公司考慮其技術特長，能夠把他分配到機修部門去，那裏比較省力，而且基本是上白天班的。可是，這個目的沒有達到，現在卻一下子就被刑警發現了疑點。於是，專案組決定次日去其單位通過保衛科傳喚彭唯富。這樣做，一是為保密需要，免得派出所民警進出彭家時正好被乞丐遇上；二是出於對彭唯富本人負責的考慮，去單位喚其來保衛科談話，對包括保衛科在內的其單位所有人都可以稱這是找其外調，那就不像被傳喚進派出所那樣會使其名聲受到影響。
專案組方麵不知道，此刻，彭唯富正在床上輾轉難眠一
前麵說過，彭唯富在聞知本區接連發生兩起盜竊案件之後，對老吳請自己向小曹、小鄭傳授開鎖技術之舉產生了嚴重的懷疑，擔心自己受牽連，因此這些日子能夠不出去的就不出去，上下班也是寧可早些出門晚些回家，免得遇上那三位，讓自己給別人留下一個跟他們有關係的印象。
可是怕啥來啥，彭唯富想方設法躲避人家，可對方卻還是要找他。今天傍晚，那個小曹突然闖進了家門。當時，妹妹彭唯萍正在外麵客堂裏做功課，冷不防門被推開，出現了一個乞丐，不禁大吃一驚，馬上叫二哥。彭唯富這時已經吃過晚飯躺在床上了，手裏捧著本《封神演義》少滋沒味地消磨著睡前的時間。聽見妹妹驚叫，趕緊翻身下床一邊穿衣服一邊問“什麽事”。這時，小曹開腔了，說彭哥是我呀。彭唯富暗吃一驚，隻得出去招呼，讓妹妹移到臥室去做功課。幸好哥哥姐姐因為跑車跑船不在家，否則這一幕還真不知怎麽應付哩。
小曹來找彭唯富，是奉老吳之命。他說我舅舅挺惦記您的，明兒想約彭哥去寧海東路上的“躍進飯店”吃個飯。這個邀請倘若是在盜竊案發生之前，彭唯富肯定是求之不得，現在卻不敢答應。他還沒開口，小曹又接著往下說了，說我舅說吃飯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有一件重要事兒要跟彭哥商量，讓我必須請到您，否則的話我就別回去了。彭哥，不好意思，那我就隻好待在您府上不走了！
對方把話說到這份兒上，彭唯富隻好先答應下來再說，否則這小子再待下去的話，老媽出來看見了問長問短，就不好回答了。接著，小曹掏出一些票券，說這是我舅給彭哥的。彭唯富知道如果不收，他是不會離開的，隻得謝過收下，這才把小曹打發了。隨即回房間叮囑妹妹，不要把有個叫花子來串門的事告訴家裏其他人。
彭唯富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這個晚上，他考慮得很多，基本上集中在分析老吳請他吃飯的目的。“躍進飯店”不過是一家兩開間門麵的尋常館子，如若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在那兒請人吃飯，那是需要鼓足勇氣才敢開口的，可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那被邀者的麵子與如今被邀希爾頓飯店有一比。彭唯富想來想去，覺得這件事的背後有問題。什麽問題？要麽是老吳讓小曹、小鄭作了那兩起盜竊案之後，銷贓獲得豐厚“利潤”，要對他表示謝意；要麽是另有所圖，還想請他傳授高級的開鎖技術——打開保險箱之類。彭唯富這樣想著，不由得驚出了一頭冷汗。
3月18日拂曉時分，彭唯富作出了一個決定：去派出所！
龍門路派出所的值班警員聽彭唯富如此這般一說，立刻致電分局總機讓轉專案組。正沉沉大睡的孔同鈞接聽電話後，滿腦子的糨糊頓時消失，一眨眼間他就完成了對這一情況的判斷並作出決定：讓彭唯富待在派出所別露麵，以防被丐幫察覺，專案組馬上派人過去處置。
當下，孔同鈞、洪初秋和另外兩名刑警立刻前往龍門路派出所。跟彭唯富談下來，證實了之前的估測：丐幫把彭唯富請至破廟，確實是讓其向小曹、小鄭傳授開鎖技術。
那麽，丐幫頭領老吳今天要請彭唯富吃飯又是怎麽回事兒呢？刑警認為可能意味著老吳會有更大更重要的活兒要彭唯富相幫。什麽活兒呢？彭唯富隻會開鎖，所以必是與此有關的活兒。對付普通鎖具的技術彭唯富已經傳授給小曹、小鄭了，再要相幫那就是曹、鄭兩個新手對付不了的東西——保險箱。所以老吳今晚的飯局肯定是跟彭唯富談此事，當然會有一套精心編造的聽上去既可信又合理合法的理由，老吳知道彭唯富的性格和底線，犯法的事兒這小夥子是不敢答應的。
孔同鈞、洪初秋在派出所一番商量後，決定讓彭唯富佯裝什麽事也沒有發生過，晚上赴老吳的飯局之約，不管對方提出什麽要求，都可答應下來。下一步該怎麽走，待老吳攤牌後再作計議。鑒於案犯一出手就盯著古玩字畫下手，得手後又未把竊得的北宋花瓶和兩幅古畫銷贓，加上之前獲得的那條疑似港客的線索，刑警有理由懷疑老吳主持的丐幫十有八九是受人所雇作案，因此還不能收網，待摸清情況後再出手將案犯一網打盡。
洪初秋於是就向彭唯富作了交代。那位經此一折騰，心上的石頭落了地，一陣輕鬆，自是連連點頭。
當晚八點，彭唯富在吃過老吳的飯局後，直接去了盧灣分局，向專案組作了以下匯報——
誠如之前所估料的，老吳請彭唯富吃飯，是為了請他教小曹、小鄭開保險箱的技術。老吳對此的解釋是，上旬小曹、小鄭回了趟安徽老家，向當地工商局谘詢關於開設修鎖配鑰匙的攤頭之事，工商局問了他們掌握的技術情況，說技術水平太低，連保險櫃都對付不了，還想開店鋪修鎖配鑰匙？二位兄弟，再去學三年再來談這事兒吧。就這樣給打發了。因此，老吳要求彭唯富幫忙幫到底，索性把技術都教給他這兩個小輩算了，他願意為此支付報酬，三百元一個，包教包會。
彭唯富牢記刑警的叮囑，點頭表示“可以考慮”，不過工具頗成問題，他家裏隻有一套，這玩意兒又無法自製。他要先想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老吳很高興，當下掏出五十元鈔票、二十斤上海市糧票，執意贈送，聲稱這跟學費沒有關係，學費屆時照付。
孔同鈞、洪初秋送走了彭唯富，不約而同長噓一口氣。刑事偵查進行到這一步，一般說來離大獲全勝已經不遠了。抽支煙、喝杯茶吧，一會兒說不定還有好消息哩！
好消息還真的來了。事先，專案組已經指派刑警伍博、於本奇前往老吳請客的“躍進飯店”外麵守候，使命是待老吳離開飯店後跟蹤，看他去哪裏。現在，執行任務的刑警返回駐地報告，老吳離開飯店後，去了虹口區東大名路323號，那是一家食品雜貨店，二樓三樓都是住家。老吳來到已經打烊的商店前，對著樓上窗口叫了一聲什麽(刑警離得遠沒聽清)，三樓關著的窗子開了一條縫，隨即又關上了。很快，商店旁邊攔出的那條設著樓梯的通道門開了，露出一個中年女子的臉，讓老吳入內，門隨即關上。老吳待了十來分鍾才離開，於本奇尾隨目標上了22路電車，看著他回了金陵中路的破廟。
另一刑警伍博去派出所一了解，得知這幢三層建築物是資本家儲寶強的私房。公私合營時儲在底樓的煙紙店被政府合並成為食品雜貨商店，二樓、三樓仍歸儲家，現在住著已經退休的老儲夫婦和二女兒一家四口。老儲還有一個大女兒，多年前出嫁廣州，其夫據說是做古董生意的，現在情況不清楚。那麽，儲家這大半年時間裏是否申報過臨時戶口呢？民警翻閱了登記本，說從1960年元月至今，未有申報記錄。
專案組決定次日對儲家進行重點調查。可是，次日刑警分別向戶籍警、居委會、鄰居(包括儲家樓下商店的營業員)和儲家二女兒夫婦供職的單位進行了一天調查，什麽線索也沒發現。為此，大家都有點兒納悶，尋思這是怎麽回事兒呢？如果儲家跟盜竊案沒有關係，老吳為什麽跟彭唯富一分手就急著往儲家去呢？
3月20日，黃赤波局長打來電話，今天是十天期限的最後一天，還有七八個小時的時間，你們能破案嗎？孔同鈞向黃赤波簡略匯報了情況，說黃局長如果我為了如期完成任務而搪塞您的話，那兩天前就可以破案了，可是，我不能這麽做，我想圓滿完成任務，所以在您規定的期限內看來是破不了案子的。黃赤波聽了笑道，看來我們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好吧，我不談什麽期限了，你們努力幹吧。全組同誌辛苦了，我代表黨委感謝你們！
孔同鈞和洪初秋商量一番後，定下了方針：盯著老吳就是，破案離不開這條線索。可是，老吳卻賴在破廟不出來了，一連待了兩天，專案組還沒弄清他究竟想幹什麽時，新的案子發生了！
八、案子破獲但留下了遺憾
上海文廟附近有條比較有名的馬路——中華路。中華路873號是一幢兩層四間的小樓房，卻隻住著兩個人，一個是樓房的主人、七十四歲的劉老太，另一個是劉老太長期雇用的女傭浦阿姨。浦阿姨是個寡婦，二十年前就已經是劉老太家的用人了，這年已經五十餘歲。至於劉老太，其身世卻似一個謎，鄰居都不清楚這個守寡已經三四十年的老太太究竟是怎麽一個人。她一生沒有工作過，卻住在產權屬於其私有的小樓房裏，家裏陳設古雅豪華，據說每件家具都可以送到博物館或者文物商店、古玩鋪子去發揮作用。當年，她的生活費用是有人定期送上門的，新中國成立後，則每月都有外匯從海外寄來。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的艱難歲月，她照樣過著錦衣美食的生活。在當時的上海灘，像劉老太這樣的被稱為“享福人”的市民，幾乎每個街道都找得出幾個。
3月20日晚上的盜竊案就發生在劉老太家。老太太家裏有一口保險箱，內盛黃金、銀洋、珠寶和三件古董、字畫。這些物品中，若論價值，這三件古董、字畫當屬最高。失竊過程跟曾國昌家一樣，也是夜晚趁劉老太和女傭熟睡之機，用開鎖工具打開門鎖後潛入劉老太的臥室外間，竟然把那口重達三四百斤的家用保險箱給竊走了。作案後，就地取材，用沙發上的坐墊把地板上的腳印擦拭掉了。市局與南市分局的刑警勘查現場，連指紋也沒發現一枚。
案發後不久，警方又接到群眾報告，距劉老太家五六十米遠的一家菜場後門口停著的一輛黃魚車(滬上對人力載貨三輪車的稱謂)也被偷走了。刑警由此得出結論：案犯是偷了黃魚車載運所竊保險箱的。
該案的作案手法與之前發生的鍾、曾兩宅竊案如出一轍，專案組隨即接到電話讓正副組長孔同鈞、洪初秋即刻去市局參加案情分析會。路上，孔同鈞、洪初秋已經交換了意見，心裏對該案有了底，決定先去見黃赤波局長匯報一下情況和設想。孔、洪二位認為中華路劉宅盜竊案肯定是老吳控製下的丐幫所作，聯係到老吳請彭唯富吃飯讓他教小曹、小鄭打開保險箱鎖具的技術之舉，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丐幫盜得劉老太的保險箱後，必定會把彭唯富請去，以“傳授”為名哄其打開。所以，目前最穩妥的法子是不能驚動案犯，待丐幫請彭唯富去藏匿保險箱之處開箱時，秘密跟蹤，屆時一舉擒獲。
黃赤波聽了孔同鈞、洪初秋的匯報，遂讓兩人不必參加案情分析會議，趕快回去做準備，人手、交通工具不夠的話，市局負責解決。這邊的案情分析會照開，讓南市分局組建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常規調查，市局刑偵處派員指導。
盧灣專案組那邊隨即悄悄通知彭唯富，不論老吳讓你去哪裏，都一口答應，但在時間上必須和以往一樣，一定要利用業餘時間，免得引起對方懷疑；屆時盡管放心隨其去，我們這邊已經布置好，絕對保證你的安全。為防打草驚蛇，專案組安排了多路跟蹤，還臨時抽調了三位女刑警化裝待命，交通工具方麵也做了準備，配置了郵局摩托車、自行車、載客三輪車和一輛當時流行的一噸三輪小卡車。
可是，當天卻不見動靜。次日，3月22日，彭唯富輪到上中班，下午三點半上班。午後，他剛準備睡一會兒，老吳忽然來了，說兄弟麻煩你走一趟，有事兒請你指導一下，帶上你的全部工具。彭唯富說我得上班呢，明天不行嗎？老吳說你就請個病假吧，損失由我承擔。彭唯富說我還沒滿師，學徒期病假是不扣錢的，損失倒沒有，不過，現在就走恐怕不行，你說的全部工具也包括開保險箱的專用工具吧，那工具我爸藏在他床下呢，我得瞅空子才能偷偷拿出來。老吳說反正你想辦法吧，過一個多小時我讓小曹到你家對麵聽回音。
事先，專案組已經布置一名女刑警化裝後人住彭唯富鄰居家，兩家緊挨著，彭唯富隻要走到後麵的小天井咳嗽一聲，鄰家的窗口打開，就能跟女刑警說話了。當下，彭唯富說了說情況。女刑警讓他過二十分鍾左右到原處來聽回音，然後就去請示了。二十多分鍾後，她向彭唯富轉達了孔同鈞的指示：回複對方，如果能開到病假，可以去。然後去地段醫院看外科，找一個洪醫生，稱腰扭傷，就可獲得三天病假。至於工具問題，在小曹剛到你家對麵等候時，會有兩個你父親的朋友去探望，太陽很好，他們會提議搬凳子坐在門口曬著太陽和你父親聊天，你就趁機把工具取出來。這樣，小曹就不會懷疑你了。
彭唯富照此實施，三點過後，老吳來叫他動身。兩人乘坐公交車往普陀區方向而去，專案組的諸路跟蹤人員隨即出動。
專案組對老吳的秘密監視始終沒有停止過。之前，已經發現他去過普陀區潭子灣。那是舊時上海灘最著名的迷宮式蝸居點，數百家棚戶胡亂搭建，形成了一個有著幾十個進出口的亂麻般布局的居住群體。當年，潭子灣曾是國民黨方麵最頭痛的地方，中共地下黨經常在那裏秘密開會，可是當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警察局、“軍統”、“中統”等聞訊去捉拿時，每次都因複雜的地形而無法得逞。現在，跟蹤老吳的便衣同樣麵臨著這個情形，順利跟蹤到潭子灣那裏，看他進了眾多亂麻樣的通道中的某一條，卻不敢尾隨。那通道不過兩米來寬，兩側都是住家，你若尾隨.老吳回頭一看肯定會起疑心。話說回來，即使跟了進去，也不能保證一直盯著目標，這些因各家隨意搭建而形成的通道九曲十八彎，好似攪亂了的蜘蛛網，前麵的目標一拐彎，後麵的人沒準兒就跟丟了。所以，三次跟蹤老吳都隻到此為止。
這次，老吳帶著彭唯富下了公交車又往潭子灣方向去，跟蹤的便衣頭就痛了。幸好有兩名女刑警，便由她們跟了上去。一會兒她們中的一個折回來說，目標的目的地並非潭子灣，而是從潭子灣抄近道去了附近一家醫院後麵小院落，小院落有後門，門外是一條偏僻小道。
刑警隨即趕去，把那小院落悄然包圍了。問醫院方麵，說那小院落是醫院修理工汪鼎住著的。汪負責保養修理醫院的水電設備，他是單身漢，長期以來一直住在這個小院裏。小院內除了汪的臥室，還有幾間屋子作為堆放水電器材、修理工具的庫房以及修理場所使用。由於小院落位於醫院最裏側的角落裏，旁邊就是太平間，所以一向無人光顧。
彭唯富是隨老吳從後門進入小院的，讓他奇怪的是，小曹、小鄭竟然已經先期趕到，正和汪鼎指著保險箱在說著什麽。老吳告訴彭唯富，這口保險箱是汪師傅祖上留下來的，原本由其姐姐保管，最近姐姐去世了，老汪就將其運了過來。由於姐姐猝死，臨終前也沒說過她是否有鑰匙以及密碼，更不知道裏麵究竟藏著什麽東西。這幾天閑著，想用鉗工工具強力打開，可是，這口美國進口的保險箱極為牢固，他動用了鑿、砸、鑽、銼等手段，始終無法打開。不得已，隻好求助朋友老吳，老吳想起了彭唯富，就請他過來幫忙了。
彭唯富假裝信以為真，答應試試。試了一會兒，說可能鎖具給砸壞了，有點兒難度。老吳朝汪鼎使個眼色，後者立刻掏出幾張十元鈔票遞給彭唯富。彭唯富不受。正推讓時，刑警破門而入。
一應人犯被控製後，刑警搜查了小院，沒發現其他涉案贓物，倒是菜場被竊的那輛運載保險箱的黃魚車竟然堂而皇之地停在小院角落裏。被捕的人犯當即被帶往市局訊問，終於查明了案情——
化名老吳的馮挺栓因家鄉遭災，任教的學校停學，帶著外甥曹苗壯(小曹)、外侄鄭平(小鄭)等一夥青年來滬乞討，在盧灣區打出了一塊地盤。馮挺栓的已故伯父馮達舊時曾在上海打過工，有一個上海籍鐵哥們兒汪鼎。1956年馮達因病去世，汪鼎還特地趕往安徽送葬。馮挺栓就是那時跟汪相識的，這次他來上海謀生，自是要去拜訪汪鼎。而汪也還真是講情義的人，在物資供應這等緊缺的情況下，在馮挺栓新來乍到的艱難時期，給予食品和鈔票、糧票、衣服等方麵的援助，令馮挺栓感激涕零。
去年12月初，汪鼎忽然收到一個名叫祝希耀的舊交的一封信。祝希耀是廣東人，以前在上海折騰古玩生意，開了家小店鋪，兼做掮客，此人跟馮達也相識，三人經常在一起喝酒。抗戰勝利後的次年，祝希耀帶著娶了幾個月的老婆儲麗萍(即虹口區東大名路323號儲老板的大女兒)回廣東老家繼承堂叔的遺產去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祝希耀曾和老婆回過一次上海，輾轉打聽到汪鼎在普陀區那家醫院工作，特地前去探望，送給他一些當時上海灘已經絕跡的由香港弄來的洋酒洋煙和貼著花花綠綠商標的糖果糕點，看樣子在廣東混得還不錯。之後，一晃十年兩人沒見麵，不過偶爾通信而已。這次，祝希耀在信裏告訴汪鼎說他不久要去上海，想收購一些古董，屆時可能要請他幫忙。
半個月後，祝希耀果然來滬了。使汪鼎感到意外的是，他竟是直接從火車站趕到其供職的醫院來的。祝希耀說自己還在搞古玩經營，這次受朋友委托前來上海收購古玩，希望得到汪鼎的幫助。汪鼎自是答應。祝希耀縮在汪鼎那小院裏整整三天沒出門，跟汪聊天，估計是在觀察十年沒見麵的汪鼎現在變得如何了。到第四天，覺得汪鼎的世界觀沒有變，還是原先的那個哥們兒，再說也知道汪鼎結交了一幫子乞丐，尋思可能有助於他的計劃實施，於是就攤牌了。他這次是受香港一位朋友的委托，專為南市區中華路的那個劉老太而來。那位香港朋友是劉老太的親戚，知道老太太手裏有幾件古玩，拿到海外拍賣的話極有價值，因此出價三十萬人民幣請其幫忙取到。汪鼎嚇了一跳，三十萬！那是一個什麽概念？祝希耀接著說，沒錯，是三十萬。如果你能幫我弄到手，我可以分給你五萬到八萬！
汪鼎貪財，不過他是有底線的，說我有興趣，不過殺人放火的事兒我不幹。祝希耀說不要你殺人放火，也不需要你去中華路。隻要你跟馮達那個叫花子侄子溝通一下，叫他出麵做這件事就可以了。具體怎麽做，你跟他商量，然後由我拍板。要花的錢鈔由我出。
於是，汪鼎就跟馮挺栓聯係，說受人之托，有這麽一樁活兒，你幹不幹？不需要你去殺人放火，隻要把那個老太太的一口保險箱裏的東西弄到手就是了。人家願意出五萬元，我們一人一半。馮挺栓不但一口答應，還帶來了一個計劃。據他所知，寧海路上有一個中風癱瘓的老鎖匠，技術已經傳給了兒子，而他兒子現在卻不幹這一行，他可以設法哄其把開鎖技術教給手下乞丐，然後利用學得的技術去把“貨”弄來。
汪鼎把馮挺栓的方案告訴祝希耀，祝希耀說這人不愧是教書先生出身，這主意很好。不過，開鎖技術是否一下子學得會？最好先弄兩戶人家來試試。這樣，你拿些鈔票給他，讓他開始實施。我呢，去給他找兩戶人家練手。這種活兒，隻有一次下手的機會，所以隻許成功，不能失敗。
這樣，馮挺檢就讓手下的乞丐盯彭唯富，祝希耀則去文物商店以及盧灣、南市打聽可供下手的目標。他是生意人出身，信奉的是“賠本買賣不做”的處世哲學，尋思即使是練手，也要挑選有價值的下手。幾天奔波下來，他選中了鍾必鳴和曾國昌兩處目標。
馮挺栓那裏也開始實施作案計劃。丐幫有兩個乞丐會扒竊，於是就讓他們瞅準機會扒了彭唯富的緊要之物，憑此結交了彭唯富。可是，這時祝希耀卻回廣東去了，估計是要給委托他行事的那個劉老太的親戚一個回音。祝希耀直到春節後才返回上海，讓汪鼎通知馮挺栓立刻實施計劃。往下，彭唯富答應教曹、鄭開鎖技術，然後馮挺栓追不及待地接連派曹、鄭兩次作案。祝希耀拿到贓物後，驚歎那對北宋花瓶和兩幅古畫竟是真貨，料想價值不菲。二話不說，先親自送回廣東藏了起來。再次回滬後，讓汪鼎通知馮挺栓這邊照此手法下手。
馮挺栓這邊卻遇到了難題。曹、鄭兩個無法如之前學開普通鎖具那樣迅速學會對付保險箱，而且彭唯富也不會把家裏唯一的那套開保險箱的專用工具送給丐幫。消息反饋過來，祝希耀仍舊決定下手，先把保險箱搞到手再說。
於是，馮挺栓就讓曹、鄭率領丐幫中身強力壯的八個乞丐去中華路作案。曹、鄭運用專業技術打開門鎖後，這些乞丐一律赤足入內，悄無聲息地潛入劉老太臥室的外間，把那口笨重的保險箱抬到門外，裝上從菜場竊得的黃魚車，找一些破爛之物遮擋，消除痕跡後離開現場。祝希耀起初是想讓汪鼎把保險箱破壞後取出裏麵所藏古董的，可汪鼎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奏效，隻好通知馮挺栓請彭唯富出馬。
至於東大名路那位儲麗娟，是祝希耀介紹給汪鼎和馮挺栓的，負責為其傳遞信息。他們是在南京西路梅龍鎮酒家見的麵，因此儲家其他人以及鄰居都不清楚儲老板的大女婿這段日子其實是在上海。
那麽，祝希耀在上海逗留時下榻何處呢？他通過汪鼎與醫生的私人關係，以肝炎病人為名，用馮挺栓手下乞丐竊得的上海鍋爐廠一工人的特約單冒名住在那家醫院。
訊問進行到這裏，孔同鈞、洪初秋立馬一躍而起，急奔門外讓人往醫院打電話命令立即扣留這個假病人。可是，已經遲了，先前刑警在醫院逮捕一應人犯的消息早已傳遍全院，同病房的病人說這人當時就出去了，之後再也沒有回來。
專案組隨即電請廣州市公安局派員前往其廣州市越秀區的住所，次日還指派刑警飛赴廣州執行抓捕使命。可是，既沒能在祝希耀的住所搜得鍾、曾兩起盜案的贓物，也沒蹲守到祝希耀其人。之後，一直到“文革”開始，數年間警方一直在查找祝的下落，卻始終沒有任何消息。這個首犯就像肥皂泡那樣，憑空消失了。
1961年9月，本案其他案犯馮挺栓、汪鼎、曹苗壯、鄭平、儲麗娟依法受到懲處，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彭唯富免予刑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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