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在印度精神病院裏41年的中國戰俘

來源: 千裏 2021-11-14 18:12:10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21501 bytes)
被遺忘在印度精神病院裏41年的中國戰俘


1962年中印邊境發生了短促的戰爭,印度敗北。人們都知道被俘的印度官兵後來很快被釋放。可誰都沒想到,戰爭中竟然有兩名中國軍人被俘。最讓人不可思議地是,他倆竟然被遺忘在印度精神病院達41年之久。2003年他倆才回到祖國。下麵是有關文章摘編。 

2003年7月6日印度當地時間下午6點15分,一位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外交官陪著一位老人走了過來。他挺胸抬頭、目不斜視。在使館人員的引導下,他快步走進了中國大使館派出的專車。另一位行動遲緩,他拄著拐杖慢慢走了過來。那位身體健壯、身材高大者叫馬勝龍,行動遲緩、身材矮小者叫楊家侖。他倆表情淡然,楊家侖不時朝窗外望上一眼新德裏的街道。汽車很快就到了大使館武官處。早已等候在門口的華君鐸大使和公使銜參讚鄭清典先後與兩位老人握手。華君鐸大使動情地說,“你們回家了!”

兩位老人來到了會客室,在場的人試圖與他們交談,他們已經四十多年沒有與中國人交談了。楊家侖難以適應這種場麵,眼角有淚光,囁嚅良久,隻能說出一兩個簡單的字。華大使詢問他老家在哪裏,家裏還有什麽人?楊家侖很吃力地想,斷斷續續地說,“老家在川西……家裏有父母……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其他都不記得了。”馬勝龍一邊東張西望,一邊吃餅幹。他對問候沒有準確反應,有幾分歉意的茫然。華大使向楊家侖詢問馬勝龍的一些情況。楊家侖隻是說,他是四川人,其他都不曉得了。曾經去中央精神病院迎接兩位老人的黃先生說,馬勝龍其實學東西很快。在飛機上,空中小姐給他簡單比劃了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帶了。旁邊一位印度人反複幾次都沒有係上,馬勝龍竟然主動幫對方係上了。

中國大使問兩位老人想吃什麽;楊家侖隻說了三個字:“吃米飯”。武官處的廚師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為老人做了四菜一湯。吃飯前,從蘭契陪同老人回來的霍先生根據印度醫生的囑托,把鎮靜藥碾碎後摻和在馬勝龍的米飯裏,又在上麵澆上一勺菜,壓住藥味。印度醫生曾對中方陪同人員說,馬勝龍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惕性很高,從不肯吃藥。楊家侖患有高血壓和輕微的精神病,他可以自己服藥。使館人員給他們準備了筷子和勺子,但是兩位老人已經不會用筷子了。

兩位老人和中國使館工作人員合影 

第二天早上兩位老人在武官處的院子裏轉悠。院子裏的路燈水泥柱上有五角星圖案。他們一直盯著五角星,目光久久不肯離開。中國大使館有成片樹林和菜地,空間十分開闊。此時正是使館人員的上班時間,人們自動站在路旁,為兩位老人的到來熱烈鼓掌。馬勝龍突然向周圍的人們行了一個軍禮。一位使館人員指著禮堂上高懸的國徽,對兩位老人說,“這是咱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兩位老人都抬頭凝視著這個圖案;馬勝龍又對著國徽敬了一個禮。楊家侖手柱拐杖,一直仰臉看著國徽,布滿皺紋的嘴角有一絲抽搐。 

在使館人員帶領兩位老人參觀使館裏的菜地時,楊家侖顯得十分興奮,他指著蔬菜架上一個長長的果實說,“絲瓜”。眼睛裏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使館人員給他摘了一個辣椒,楊家侖竟然津津有味地咀嚼起來,看來他還保留著四川人的飲食習慣。

回到房間後,使館人員把特意給腿有殘疾的楊家侖買的拐杖送來,但是他堅持使用一根用樹枝砍成的木棍。與昨天相比,楊家侖的話明顯多了,回憶起了更多的過去。他說自己曾經在西藏部隊服役,自己是班長,他還記得有一位好朋友是毛排長。馬勝龍一直保持著挺拔的軍人姿態,對電視裏播放的中國節目很感興趣,這也是兩位老人四十年來第一次看到中國電視節目。馬勝龍一直拿著遙控器,很快就學會了換頻道。CCTV-6正在播出電視連續劇《烈火金剛》,兩位老人看得十分認真。

第二天早上兩位老人就要返回祖國了。晚上9點半,使館人員開始為他們整理行裝。除了大使館為他們準備的兩個書包、兩件襯衫和三包餅幹外,我發現他們竟然兩手空空,沒有其他行李。他們表情十分平靜。他們在印度生活的四十年的時間,空空蕩蕩,卻冰結了他們的所有情感和生活。8月8日清晨,在使館人員陪同下,兩位老人乘坐東航MU564航班飛向了北京。中國國防部和外交部已經派人在北京國際機場迎候他們。

中方獲悉這兩名當年戰士的信息來自印度的報道。2000年8月1日,《印度快報》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戰俘們的遙遠回憶》。這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軍節。這篇文章在印度社會引起了很大反響,有位中國記者立刻向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匯報此事,大使館也注意到了這則消息,並通報給了國內有關部門。國內得知這一情況後,要求大使館盡快核實兩人身份,爭取早日接他們回國。 

這位記者就是CCTV駐新德裏的記者張謳,他決定去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了解兩位中國老人的情況。去中央精神病院采訪需要得到印度政府部門的批準,他向印度外交部外事司等有關部門遞交了采訪申請,多次向印度有關部門表達采訪願望,對方的答複永遠是“正在研究”。 

後來《印度快報》刊登了《比哈爾邦向中央政府送交中國戰俘的報告》一文。該文章稱,印度國防部和陸軍司令部都沒有關於這兩個人的任何記錄。中央內政部負責調查此事的人說,印度外交部和內政部的外國人管理局也沒有這兩個人的任何資料。內政部讓比哈爾邦政府提交調查報告,並解釋為什麽中國戰俘一直囚禁在精神病院裏。蘭契市副專員率領的調查組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調查報告。印度內政部有消息說,這個報告將有助於印度與中國外交部門進行磋商。在確認了他們的身份後,立刻釋放他們。

印度方麵扣留中國戰俘的消息也引起了國際傳媒的關注。法新社在2000年8月20日對此進行了深入報道:當兩位中國人被關押在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後,他們真的慢慢患上精神病。印度軍方情報人員似乎已經忘記了他們的存在。當新聞媒體披露這一事件後,一些印度黨派和人士紛紛督促政府早日釋放這兩位中國人。蘭契市警察局局長表示,“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應該早日釋放他們。這樣脫離家庭和社會的生活真令人悲哀。”

2001年新任駐印度大使華君鐸來到新德裏後,很快就爭取中國失蹤人員盡早回國問題在大使館裏作了指示,“一定要把中國老人接回去,即使與印方談判一百五十次也要把他們接回去。我們要讓老人知道,祖國沒有忘記他們。”華大使和中國外交官利用各種機會向印度官員提到中國老人的處境。印度官員得知本國依然關押著中國失蹤人員後,感到十分尷尬,並允諾催促有關部門盡早拿出處理意見。大使館人員也主動約見印度官員。在第九次商談中,印方終於同意釋放兩位中國老人。2003年7月4日,印度方麵正式通知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表示可以派人去蘭契市把中國老人接走。大使館指定外交官黃先生和霍先生馬上行動。第二天,兩位外交官坐最早的航班就趕到了蘭契市。印度內政部也派出了副處長阿南德一同前往。

中國外交官趕到精神病院後立刻向院長了解了兩位老人的生活、病情和治療情況。院長介紹說,馬勝龍患有比較嚴重的精神分裂症。楊家侖的病情較輕,服藥後可以進行正常思維,隻是在情緒低落時容易犯病,其症狀是自言自語。為了保證兩位老人的情緒安定,院方提供了兩個星期的藥物,主要是安神鎮靜藥、降血壓藥和維生素片。在印方人員陪同下,兩位中國外交官見到了中國老人,他們把從使館帶來的兩件T恤衫交給了老人。兩位老人撫摩T恤衫上的“龍”字。

第二天下午兩點半,雙方開始辦理交接手續。交接文件上寫著:中央精神病院於2003年7月6日下午,把兩位中國公民楊家侖和馬勝龍移交給了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人員。印度內政部副處長阿南德為交接見證人。雙方交接人員都在上麵簽字後,各保存一份。隨後,雙方一起去接老人。兩位老人已經換上了印方提供的旁遮普袍,靜靜地等待在病房裏。這種長袍質地薄,透氣性好。中國外交人員發現,兩位老人都貼身穿上了他們帶來的T恤衫,T恤衫上的“龍”字清晰地從旁遮普袍上透了出來。印度醫生和護士一直把老人護送到了蘭契市的機場。在中國外交官和印度官員的陪同下,兩位老人乘坐IC810班機飛回了新德裏。 

《印度快報》在7月18日以《在蘭契四十年後,中國戰俘獲得自由》為標題報道了這一消息:印度中央精神病治療所裏的克蘭帕林病區的第一號房間今天空了。它的主人楊家侖(61歲)和馬勝龍(65歲)在這裏期盼了四十年後,終於獲得了釋放。蘭契市副專員普拉迪普·庫爾瑪說,“他們終於獲得自由了。”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說,“由於需要核對和確認他們的身份記錄與其他資料,竟然耗費了如此漫長時間。實在令人遺憾。”

2000年8月1日中國建軍節,印度媒體《印度快報》(Indian Express) 報道說:印度蘭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裏發現1962年時中印邊界戰爭時的兩名中國戰俘,當時他們已經在這家精神病院裏已經呆了整整38年。印度的記者到醫院裏采訪了一個叫馬勝龍和一個叫楊家侖的前中國士兵。但他們隻會微笑和做手勢,根本無法說清楚自己的情況,麵對38年前的那場戰爭,他們看上去已經麻木。

報道說,根據精神病院的記錄,兩個中國戰俘不知道因為什麽原因於1962年12月分別被轉入這家精神病院。後來他們在精神病院還真得了輕微精神病。因為不懂英語和印度語,他們隻能呆在同一個房間裏相互交流,與外界則毫無聯係,整整38年,兩人已經幾乎說不出整句的話。

印度媒體的這個報道發表後在印度國內產生很大反響,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迅速將此事報告給國內,指示駐印度大使館盡快核實兩人的身份。 

但一等又是三年。

多年來我們一直自豪地認為中印戰爭中沒有被俘的中國士兵。我軍當時俘虜了近4000名印度官兵。當然,他們受到了中國的善待並全部譴送回國。不管怎麽說,我們當年的解放軍戰士終於回國了。 

兩位老人回國的那天,當時的領導代表國防部去首都機場迎接他們。其中楊家侖行為言語都很正常,馬勝龍的反應則有些遲緩。由於兩名戰俘都是四川人。我們要求成都軍區派醫療組赴京接他們回四川,在他們老家的榮軍院頤養天年。在機場貴賓室裏看到穿軍服的首長時,楊家侖向首長敬了個禮,馬勝龍語言表述有困難,但他們一聽到成都軍區醫療組的鄉音時都激動不已。

根據當時的形勢,對這兩位英雄歸國一事並沒有報道。美國的媒體《華盛頓時報》對此發過一篇報道,題為《1962年戰爭的兩中國戰俘被譴返》。這讓我倍感失望。我記得那天晚上和同事們一起吃飯,我曾經挺激動地說過這樣一番話:如果這事發生在美國,全美國都會係上黃絲帶迎接他們英雄的歸來,也許會有一個盛大的集會,總統會向他們授勳,好萊塢會很可能因此拍一部大片。 

但是在當時,中國沒有這樣做,兩位在異國他鄉的精神病院裏度過了41年的中國戰士輕輕的來了,又輕輕地走了。1962年,馬勝龍20歲,楊加侖24歲。兩個年輕的生命走上了戰場,不幸成為戰俘,卻不知道為什麽被關進了精神病院,1963年他們真的得了精神病,可以想象他們在陌生、冷漠的環境中麵臨的孤獨、恐懼和絕望,不得精神病才怪。即使他們後來康複了,他們依然無處可去,就像是被判處了終生監禁。如果沒有媒體的報道,他們真的會被徹底地遺忘,在異國他鄉的監獄般的環境中度過餘生。(張謳的博客鏈接:http://blog.cntv.cn/7608054-12626.html)。

時代在進步,如今我們對戰俘的態度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我們懂得了人性。每一個曾經為國戰鬥的人都應該是國家英雄,如同這兩位中國戰俘。 

戰爭是殘酷的,戰士的生命在殘酷的戰爭機器麵前極其脆弱。但每一個鮮活生命後麵都是一個鮮活的家庭。每一個為國家走上戰場的人都應該得到尊重,即使他們戰敗成為俘虜。 

我們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更加尊重生命了。所有為國奮戰過的人都應該是英雄,不管他們是否堵過槍眼,不管他們是否浴血奮戰,不管他們是否放下了武器投降,隻要他們沒有當逃兵,沒有叛變,我們應該尊重那些曾經平凡戰鬥的戰士們。

向兩位老人詢問他們來到印度的情形時,他們都說不記得了。也許他們真得忘記了,也許他們不願意回憶過去。記者在新德裏通過多種途徑了解到:馬勝龍和楊家侖分別被送入印方拘留所的時間是1962年12月8日和12月14日。這是中印關係最為緊張的時期。根據《印度快報》(2003年7月18日)的報道,馬勝龍和楊家侖在印度東北前線的同一地區先後被俘,然後分別關進了德裏的提哈爾監獄和旁遮普的帕提亞拉監獄。《印度先驅報》記者提供了另一種說法:兩個人在1968年被送進了阿姆利則的精神病院,1969年又轉送到了帕提亞拉監獄。有消息說他們在監獄裏變得精神恍惚起來,印度有關部門隻好把他們先後送到了蘭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馬勝龍在1970年12月10日被送了進去,楊家侖在1972年5月7日也被送了進去。中央精神病院傳出的消息說,兩位老人總是在清醒和不清醒之間搖擺,到了1982年似乎有好轉的跡象,不久病情又惡化了。根據精神病醫生的診斷,馬勝龍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楊家龍患上了精神抑鬱症。由於長期生活在一個陌生環境裏,他們又不懂英語和印地語,難以與人進行溝通。他們逐漸封閉了自己,對外界逐漸失去了反應。 

除了上麵提到的兩種情況外,記者在新德裏采訪時還了解到了第三種說法:楊家侖獨自一人躲藏在原始森林裏,被巡邏的印度邊防軍俘獲,所以有報紙稱楊家侖為“隱士”或“平民”。馬勝龍則被印方懷疑為情報人員。剛被捕時,他們的身體都很好。後來他們佯裝自己得了精神病,在監獄和精神病醫院之間往返幾次後,他們真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位資深醫生說,“他們總在隱瞞自己的身份,長此以往就形成了人格分裂。”

自從兩個人轉移到中央精神病院以後,他們幾乎被印度情報人員遺忘了。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是印度最老的一家精神病醫院。每年平均接納兩千五百名住院病人和兩萬五千名門診病人。中央精神病院的病人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躁狂者、癡傻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變態者。值班醫生對這一類病人看管得較緊,因為經常有精神病患者逃跑,自殺事件經常發生。馬勝龍和楊家侖所居住的病房曾被安排進來一位叫尼紮姆·阿郎的精神病患者。這個病人剛住進來一個星期,就在衛生間上吊自殺了。估計這一事件對兩位老人的情緒也有一定影響。在精神病醫院裏,還有一類病人沒有攻擊性。他們聽從命令,隻是無法與外部世界溝通,值班醫生負責定期給他們服藥,他們可以在院子裏四處閑逛。馬勝龍和楊家倫就屬於這一類病人。馬勝龍總是穿著黃色的“古爾達”上衣和“帕加摩”褲子,習慣性地站在兩堵牆中間,兩堵牆之間有很多雜草,經常有蚊子和爬蟲出沒,馬勝龍總是盯著小爬蟲出神,又表現出對這一切滿不在乎的樣子,然後盯著自己的手心。楊家侖習慣坐在圖書館的門廊裏,終日望著隨太陽緩慢移動的光影,安靜得幾乎可以與周圍建築融為一體。他在一次活動中不慎跌傷了右腿,由於沒有及時治療而落下了終身殘疾。

《印度先驅報》記者曾經通過個人關係進入了精神病院,並接觸到了楊家侖和馬勝龍。記者問楊家侖,“你知道中國嗎?”“你是中國人嗎?”“你知道毛主席嗎?”記者多次重複這些問題時,楊家侖隻是用雙手擊打腦袋,嘟囔道:“中央監獄,中央監獄。”監獄的記憶深深地印在他的腦子裏了。一位護士對印度記者說,兩個人生活標準是每月6.5美元。馬勝龍喜歡一種叫“賓迪”的印度煙卷,當記者把一盒“金片”牌香煙放在他麵前時,他靈活地從裏麵抽出了一支,等著記者給他點火。記者附近有一個電扇,馬勝龍挪了一下身子。這個動作表明他意識到了風扇讓記者不容易點煙。記者能感覺到兩個人有時很清醒。

精神病院的一位醫生說,兩位中國人既不會講英語,也不會說印地語。馬勝龍隻會說兩個印地語單詞:茶和餅幹。他們通常用手勢與員工溝通。醫院主管說,他們的房間十分整潔,衣服﹑床單﹑床墊和枕頭也很幹淨。一名多年照顧他們的護士說,“他們兩個人都像紳士一樣,都喜歡大米、牛奶和餅幹。”他們對於任何問題都是用微笑表示回答。“你好嗎?”“你們想回中國嗎?”回答都是微笑。根據印度醫生的診斷,由於兩個人長期出於自閉狀態,他們的語言功能幾乎完全喪失了。

馬勝龍和楊家侖被安排在了同一間病房裏,據說他們很少交談。醫院主管說,“醫生們從沒有見過兩人在一起聊天。”楊家侖睡覺時十分安靜,經常在半夜裏醒來,呆呆地盯著天花板。馬勝龍睡覺時常發出噩夢般的呻吟,低沉而痛苦。中央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尼紮米說,由於長期被囚禁在病房裏,他們感到十分壓抑,最後連回家的希望也放棄了。

醫院主管說,實際上自1962年12月14日他被帶進精神病院之後,醫院沒有收到政府或軍隊關於他的任何信函。 

他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也許是他和另一名室友可以交談。馬勝龍(音譯Ma Siblong)是1962年12月8日被印度軍隊俘獲並送到精神病院。在這家政府的精神病院裏麵,38年來他們隻能相互交談,不能同其它任何人談話。他們早已經康複,但他們沒有地方可去。 

該院院長Samsul Haq說,有關方麵不允許平民探訪這兩個人。他自己也不願意證實這兩人的身份是戰俘,隻是說,對他來講,這兩人是有精神病行為的患者。Samsul Haq說,唯一來看望他們的人是情報局的官員,他們為每個中國人向院方每月支付300盧比的費用,除此以外,什麽也沒有了。他說,院方曾數次寫信給政府,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但目前為止還沒有回音。他說,政府支付的這點費用根本不夠這兩名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因此,除非政府豁免這筆債務,否則,即使他們被釋放,也會因欠債而無法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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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好說話了,就這麽輕輕放過? -kai2002- 給 kai2002 發送悄悄話 kai2002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1/15/2021 postreply 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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