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丘吉爾說：普魯士是萬惡之源。萬惡之源，基本代表了西方世界對普魯士的觀感。從一戰到二戰，德國都是戰爭的策源地。即便如此，大家也不能徹底否定整個德國和所有德國人。於是，普魯士就成了最終清算對象：這家夥才是真正的萬惡之源。
英國人隻是說說，而蘇聯人則身體力行。進軍的德國的時候，蘇聯紅軍的一個明確任務，就是鏟除普魯士的曆史記憶。所以，不僅普魯士境內的古老莊園要被毀掉，就連貴族世家的祖墳也要鏟平。其中，還包括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祖墳。
但是，蘇聯人覺得還不徹底。
二戰後，蘇聯要求德國必須把普魯士首任國王的加冕地，即哥尼斯堡，劃給蘇聯。在徹底改造後，哥尼斯堡變成了一個純俄羅斯城市，即加裏寧格勒。這個哥尼斯堡還是大哲學家康德的故鄉。但現在，它已經不屬於德國。
歐洲人在感情上恨死了普魯士，蘇聯人在行動上清算了普魯士。殺人不過頭點地。到這個時候，普魯士的悲慘命運總該有個終點了吧？
並沒有。
1947年，蘇聯和西方世界聯起手來，共同宣布：以普魯士為名的國家正式滅亡，並不獲承認。
自此之後，世界再無普魯士。
那麽，對於普魯士，德國人又是什麽觀感呢？
普魯士與德國的關係，有點兒類似於戰國以後的秦國與天下的關係。秦國統一了天下，但天下人都恨秦國、也恨秦人。於是，秦國滅得最徹底。後世關於秦國和秦朝的批評，也最激烈。
普魯士在德國就是這個待遇。
簡單說，不僅歐洲人、蘇聯人對普魯士欲除之而後快，而且德國人自己對普魯士同樣視如仇讎。甚至，這種感情基調還是穿越時間維度的存在。
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就特別不喜歡普魯士。戰後德國成長起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則直接把普魯士等同為軍國主義，認為普魯士與希特勒一脈相承。
那麽，是不是因為德國人輸掉了二戰，所以才把罪責和怨恨推給了普魯士？
實際上，在一戰及以前，普魯士的人設就不怎麽樣。
《他們已不再變老》這部紀錄片，以眾多英國士兵的口吻講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其中的一些話，特別值得玩味。
在見到德國戰俘之後，英國士兵說，“很多德國軍人其實並不壞，非常友好”。
這是一種不帶成見的客觀評價，但接下來的口風就變了。
“事實上，其中一些巴伐利亞人是非常正派的人”，“巴伐利亞人和薩克遜人，他們是德國人中比較文明的，可能因為有英國血統吧”。
不是所有德國人都很友好，而是巴伐利亞人和德國的撒克遜人很友好。那麽，普魯士人呢？
“之前，有個德國傷員，應該是巴伐利亞人，我們（英國士兵）對他很好，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他甚至也開始咒罵普魯士人”。
不僅英國人咒罵普魯士人，而且連德國俘虜也跟著英國人咒罵普魯士人了。
“我們前方遇到（德國的）撒克遜人，甚至會提醒我們，要跟他們換防的是普魯士人。他們憎恨普魯士人。普魯士人就是一群殘忍的混蛋”。
這時候，你會發現：一戰戰場上的德國士兵未必恨英國人，卻特別恨普魯士人。
所以，對於普魯士的恨，是不分地域的。而且，還是穿越時間的，現在是這樣、以前是這樣；二戰後是這樣，二戰前是這樣。
但正如“祖龍魂死業猶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一樣，現代德國的統一框架和底層精神，恰恰源自普魯士。從德國自身的曆史來說，普魯士必須居於核心地位。
首先，普魯士實現了德國統一。神聖羅馬帝國時期，你隻能說那是一個德意誌地區，而不能說是統一的國家。正是因為普魯士崛起了，德國才實現了統一。是普魯士人統一了德國，建立了現代德國。有了這個曆史事實做背書，普魯士的地位就不能被忽視，也無法被撼動。這就如秦國和秦朝不能被忽視一樣：大一統加中央集權標誌著中國實現了政治早熟、建立了“現代”國家。這個曆史路徑是從秦朝開始的，而不是從漢開始，更不是從周開始。
其次，普魯士奠定了德國的底層精神。今天我們對德國人的總體印象，即德國的民族性，比如守時、盡職、講效率、組織性、紀律性，等等這些都源自普魯士，而不是巴伐利亞、符騰堡等南德地區。一盤散沙加分崩離析的神聖羅馬帝國，更不會湧現出這些東西。正是因為普魯士統一了德國，才把自己的這些特質變成了德國的特質。
所以，追溯德國特質的形成，一定要從普魯士身上尋找答案。
普魯士的源頭，不是某個部落，也不是某個貴族，更不是某個地區，而是條頓騎士團。這是一個宗教性的封建軍事組織。所以，它首先是一個軍事組織。軍事組織的紀律性，天然成為這夥人的精神氣質。
同時，條頓騎士團，還是一個宗教性的組織。所以，宗教對它的影響也就不言而喻了。在當時，宗教的最大影響就是十字軍東征。這是來自羅馬教會的呼召：你們要向東殖民，去征服和改造異教徒。條頓騎士團，自當義不容辭。
正是在向東殖民的過程中，條頓騎士團從一個宗教性的封建軍事組織，發展成一個統治17萬平方公裏土地和100萬人口的準國家組織。在諸侯林立的歐洲，這已經是相當可觀的體量。
但這時候，條頓騎士團還聽命於羅馬教會。
隨即，馬丁路德掀起了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當時的騎士團大團長，親自去拜見了馬丁路德。在路德的建議下，騎士團改為世俗國家，正式與羅馬教會決裂，建立了普魯士公國。
之後，普魯士成為新教在東北歐地區的橋頭堡。新教在這個地區的第一場布道，就選在了普魯士的哥尼斯堡。
到這個時候，普魯士的兩個底層精神來源，也就出現了：一個是騎士團，一個是新教。騎士團的紀律、苦行、協作和尚武，新教的理性主義和徹底性，共同注入到了普魯士的民族特質之中。
而向東殖民的過程中，普魯士越來越遠離歐洲的文明中心羅馬，而越來越接近斯拉夫文化圈。所以，遠征的艱苦和征戰，斯拉夫人的堅忍和服從，又對普魯士進行了一種“深入靈魂”的改造。
騎士團、新教、遠征和斯拉夫，以及遠離羅馬，等等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個非常與眾不同的普魯士。你不能說普魯士是羅馬的，因為它遠離羅馬；你也不能說普魯士是傳統的，因為它改信新教；你也不能說普魯士是世俗的，因為它來自騎士團；甚至，你都很難說它是德意誌的，因為它的發展曆程獨樹一幟。
歧視源自選擇，選擇源自不同。一個與眾不同的普魯士，也就難免遭遇各種歧視和非議了。
而接下來，普魯士還要繼續與眾不同。
近代歐洲之所以崛起，一是因為資本主義，二是因為理性主義。資本主義砸破了封建枷鎖；理性主義砸破了宗教牢籠。
但，普魯士的崛起路徑不是這樣。具體而言，普魯士崛起主要有兩個可見的支點，和一個貫穿其中的邏輯。
第一個支點：官僚製。
從理性主義生長出了現代國家。而現代國家的標配就是官僚製。權可認為這是歐洲現代化的一般路徑。
這裏所謂的官僚製，你完全可以認為是中國早在秦朝就建立的官僚製。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所說，“中國比希臘和羅馬更值得關注，因為隻有中國建立了符合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中國成功發展了統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眾多人口和廣闊疆域。”
普魯士建立官僚製的過程，更接近於中國戰國時代的秦國。
三十年戰爭打完之後，繼位的大選侯弗裏德裏希威廉，立即著手建立國家常備軍。為什麽剛打完仗就要建立常備軍？
因為競爭激烈。
三十年戰爭期間，新教和天主教的軍隊把德意誌當成了主戰場，在這裏反複衝殺。後期，外國軍隊開進普魯士的時候，首先遭遇的不是敵人，而是饑餓。因為普魯士已經儼然被動“堅壁清野”了，很多地方被殺成了無人區。
所以，為了生存，普魯士必須建立常備軍。接下來就是一條類似於秦國變法的連鎖反應：為了養活常備軍，就要收稅；為了收稅，就要建立官僚製。於是，一個專業化、高效率的官僚體係就在普魯士誕生了。
我們一般認為德國人的效率高，實際上不是德國的人效率高，而是德國的國家效率高。而德國的國家之所以效率高，就是因為官僚製。有了專業化、體係化的官僚製，你才能效率高，才能集中力量幹大事。
從秦戰國到秦朝，也是同樣的邏輯鏈條：因為競爭激烈，所以要整軍備戰；因為要整軍備戰，所以要集中資源；因為要集中資源，所以要革新國家組織模式。而革新的國家組織模式，就是官僚製。
同時，普魯士的一些做法，完全就是秦政秦製翻版。比如搞基礎設施建設，開運河、修橋梁；比如搞統一幣製，建立全國性的郵政係統。這與始皇帝馳道天下、統一度量衡如出一轍。秦朝對農業生產高度幹涉，甚至播多少種子都要規定到法令中。而普魯士為了解決糧食問題，則強令全國百姓吃土豆、種土豆。為了保護水土、促進農業，普魯士規定農民在結婚之前必須種滿12棵樹。這種精細化的官僚操作，你在傳統歐洲，甚至近代歐洲，都很難找到類比的對象，卻都可以拿來與秦國類比。
近現代歐洲國家的崛起路徑，應該是文藝複興、宗教改革以及啟蒙運動的思想覺醒，然後自下而上、自我組織的社會運動，最後逐漸實現了現代化。而國家僅僅負責完成最後一環。英國和美國就是這套標準流程。
但普魯士的崛起路徑則是自上而下的國家主導，國家是監護人、國家是推動者、國家是組織者。自上而下，就是普魯士的發展特征。
德國的統一和強大，完全是普魯士模式在整個德意誌地區的廣泛溢出。而最高效率的溢出方式，就是戰爭。民族主義成形於法國。拿破侖打遍歐洲之後，民族主義就溢出到了整個歐洲大陸。這套邏輯同樣適用於普魯士和德國的統一。所以，理解普魯士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就是普魯士軍隊。
第二個支點：普魯士的軍隊。
“其他的國家是擁有一支軍隊，但普魯士卻是一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
但是，法國有拿破侖的軍事政變，英國有克倫威爾的軍事革命。然而，普魯士的軍隊，卻從未發動過政變和革命。所以，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普魯士的軍隊，而不能簡單地將其等同為軍國主義。
軍隊在普魯士的地位，是怎麽強調都不過分的。軍隊要麽走在國家的前麵，成為改革的急先鋒；要麽走在國家的後麵，成為保守的反對派。
普魯士的軍隊屬於前者。
大選侯弗裏德裏希威廉，要建立普魯士的國家常備軍。於是，有了官僚製的連鎖反應，即：為了養兵，必須收稅；為了收稅，必須用官。
但官僚製涉及到整個國家的結構轉型，所以這個連鎖反應缺少了重要一環，即：普魯士怎麽搞定反對派？怎麽才能把權力從貴族手中轉移到官僚手中？
實際上，這就是政治集權的問題。在秦戰國，主要是通過商鞅變法實現的。而在普魯士，則主要是通過軍隊來實現的。
因為三十年戰爭打得實在太慘，還因為普魯士處於四戰之地，所以必須打造統一的國家軍隊。這是基本共識。但軍隊建立起來之後，應該由誰指揮？如果由貴族來指揮，那還不如不沒有。所以，軍隊要由君主來指揮。到這一步，還是商鞅變法的套路。
但是，接下來則出現了分叉：政府官僚製、軍隊尚首功，然後幹廢貴族，這是秦戰國的路子；而普魯士則是讓貴族加入軍隊，擔任軍官和君主的侍從。貴族被普魯士的軍隊吸收了。所以，普魯士的軍隊成了國王和貴族間的聯係紐帶。
軍隊在普魯士很重要，但普魯士的軍隊為什麽能打？
軍隊優先，一直是普魯士的國家傳統。脈絡之下還有脈絡、地基之下還有地基。而普魯士最深的脈絡和最底的地基，恰是條頓騎士團這個軍事組織。所以，軍隊優先也就不奇怪了。這個路徑依賴一旦確定，普魯士軍隊就隻能越來越重要，直至被打造成歐洲的樣板軍隊。
製度再先進，也要靠人來執行。在這個過程中，“士兵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跟那個大選侯同名，但不是一個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普魯士是個奇葩，“士兵國王”則是奇葩中的奇葩。
“士兵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完全是個一毛不拔的吝嗇鬼。而這種吝嗇是從娘胎裏帶出來的。甚至連他的母親，都憂慮這個吝嗇孩子將來會怎麽當國王。果不其然，當了國王之後，這家夥堪稱吝嗇到變態：各種排場花費一律砍掉、全國財政親自審查。在花錢這件事上，“士兵國王”要多認真有多認真。
但唯一例外的就是軍隊。
對於軍隊，“士兵國王”不僅肯花錢，而且花大錢。就是在他當國王期間，普魯士的軍隊從3.8萬人擴張到8萬人。在當時，普魯士的總人口在歐洲排在第十三，而軍隊數量卻能排進前五。如此規模的軍隊匹配如此體量的國家，必然導致畸形的財政安排。普魯士的年財政收入是700多萬銀幣，卻竟有600萬花在軍隊上。所以說普魯士是軍隊擁有國家，一點兒也不過分。
接下來是腓特烈大帝，他高度重視軍隊的技能和軍隊的精神。軍事演習，就是腓特烈大帝率先開創的。通過平時的軍事演習，普魯士軍隊不斷磨練軍事技能，提高了戰術水平，脫胎為歐洲的樣板軍隊。同時，腓特烈大帝還把普魯士的國家主義注入到了普魯士軍隊，強調軍隊不是為國王打仗，而是為國家打仗。
真正檢驗普魯士軍隊的，當然是戰爭。七年戰爭期間，作為英國的同盟，普魯士獨自麵對法、俄、奧三大強國。普魯士的人口是500萬，法、俄、奧的人口是8000萬。但就是在這種懸殊對比的情況下，普魯士硬是扛到了最後。
除了腓特烈大帝的明智指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普魯士擁有一支堪稱歐洲樣板的軍隊。普魯士的軍隊，成就了腓特烈大帝的威名。
但是，1806年，普魯士遭遇了真正的勁敵。這個勁敵就是拿破侖。在耶拿會戰中，普魯士的樣板軍隊一敗塗地。戰敗之後，領土被割走一半，軍隊由20多萬人裁減到4萬2千人，而且還要賠款一億兩千萬法郎。
但60餘年後，普魯士的軍隊一雪前恥，六個禮拜就將法國打到投降。而且，普法戰爭後，普魯士統一了德國，建立了強大的的德意誌第二帝國。那普魯士是怎麽重新崛起的？
一個邏輯：自上而下。
從普魯士的官僚製到普魯士的軍隊，你會發現一個共同的運作特征。那就是普魯士一直不斷創新、不斷改革，而創新和改革的方式一直是自上而下。
英國、美國，甚至法國，這些國家的近現代化方式，都是自下而上的。但普魯士是自上而下，也就是國家主導、國家推動。
耶拿會戰後，普魯士痛定思痛，立即著手分析原因、實施改革。
普魯士軍隊的戰敗原因，不是自己太差，而是對手太強。但對手的這種強，不是質量和數量的強，而是結構的強。樣板軍隊的普魯士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把“排隊槍斃”的線式戰術發揮到了極致。普魯士的軍隊能夠組成密集隊形，然後一槍不發地壓向敵人，在接近敵人後按照命令統一開槍。這是普魯士的優勢，卻在耶拿會戰中成了劣勢。
先用大炮轟、再用騎兵砍、最後步兵上，這就是拿破侖的戰爭三板斧。可能未必管用，但炮兵出身的拿破侖則把炮兵運用發揮到了極致。（PS：法國的炮兵學的是普魯士，但進行了重新編組，能夠靈活在戰場上移動，能夠有效支援步兵）所以，密集隊形的普魯士軍隊一旦遭遇法國炮兵，就是一場災難。
同時，拿破侖創造了師一級的軍事單位。師這一級，不僅能夠形成強大的戰鬥力，而且能夠更為靈活的獨立部署。這時候，法國軍隊就是由一個又一個的師組成的模塊，排兵布陣成了拚圖遊戲。而普魯士的軍隊結構，卻仍然是幾十、上百個營隸屬於一個統一的大兵團。在戰場上，兩種模式孰優孰劣，也就立見分曉了。
此外，法國主要是革命軍隊，訓練時間短、士兵不專業。所以，法國直接放棄了密集隊形的“排隊槍斃”，而是組成了各種小而靈的作戰隊形，橫隊、縱隊、散兵應有盡有。在配合上炮兵以及師一級的戰爭模塊，法國打普魯士，就成了高維打低維。
但是，這些原因屬於後視之明。當時的普魯士未必能夠找到。普魯士隻能看到海麵上的冰山，所以改革隻能從看得到的地方著手，諸如成立統一的陸軍部、開放軍官團以及設立軍校等等。
但是，這些改革統統沒用。因為根本就沒有落地。但是有一點改革卻發揮了作用，那就是：拿破侖的軍隊怎麽幹，普魯士的軍隊就怎麽改。
1813年萊比錫會戰中，打頭陣的普魯士的軍隊就是按照法國軍隊的方式，再一次迎戰拿破侖。戰後，甚至連拿破侖都說：“這幫畜牲已經學到一些東西了。”
但是，普魯士學到的，還不止如此。拿破侖首創了師一級軍事單位，而普魯士則首創了參謀部的指揮幕僚機構。
大兵團作戰，往往依賴將軍的聰明睿智。所以，才有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之說。但是，一個人再怎麽睿智，也無法如臂使指地指揮龐大規模的軍隊。軍隊超過一定規模，將軍不僅點不過來，而且也指揮不過來。比如萊比錫會戰中，法國軍隊有18萬人，但有一半以上的軍隊沒被指揮到，也就沒有發揮作用。所以，隻有專業化的軍事幕僚組織，即參謀部，才能指揮得動大兵團。
此外，還有以克勞塞維茨為代表的軍事思想的創新。在承認戰爭具有不確定的前提下，軍隊隻能在不確定性中適應戰爭，而不能僵化保守、固步自封。所以，雖然德國在一戰和二戰都戰敗了，但德國軍隊的戰術從不落伍，甚至一直超前。這就是軍事思想的作用。
自上而下的邏輯，一直主導著普魯士的軍隊改革和創新。同時，自上而下的邏輯，也主導了普魯士的國家改革和發展。
1806年以後，普魯士著手實施了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這場改革，包括解放農民、城市改革、行政改革和軍事改革。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普魯士就獲得了再次崛起。通過改革，普魯士的國家權力直達社會基層，行政管理能力再一次升級。
1870年，普魯士這個神聖羅馬帝國的“沙石罐頭”，竟然實現了帝國再造，建立了一個足以改變歐洲格局的德意誌第二帝國。
那麽，德國人、歐洲人，甚至蘇聯人，為什麽都恨普魯士呢？
沒必要尋找其他解釋。與眾不同，就會招人恨。普魯士的獨特發展路徑、行為方式以及外在表現，使它成了歐洲的一朵奇葩。普魯士跟誰都不一樣。挨罵也就再正常不過了。在普魯士崛起的過程中，最招人恨的，可能還不是普魯士，應該是法國。因為法國把自家國王都給殺了，在當時看來，這不是奇葩而是變態。所以，幾乎全部的歐洲王國，不僅恨法國，而且怕法國。一戰以後，比德國更招人恨的，是蘇聯。因為蘇聯比德國的普魯士風格，更為與眾不同。放到今天，也是一樣。
普魯士對德國很重要、對曆史有影響，那普魯士有什麽問題嗎？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軸。守時、盡職、講效率、組織性、紀律性的反麵，就是軸。一戰之前，德國隻有一套作戰方案，就是施裏芬計劃：無論跟誰打仗，都要先滅掉法國。連德皇威廉二世都看不下去了，就問我們能不能不打法國、先打俄國。但總參謀部的回話是我們隻有一套作戰方案。普魯士和德國的軍隊不政變、不革命，也不造反。但是，它極為講求專業化，打仗是軍隊的專業，所以皇帝也要靠邊兒站。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需要承擔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軸。否則，德國先打俄國，法國未必插手，一戰很可能不會打成世界大戰。
再一個隱含其中的問題，就是負擔。
曆史提供了經驗，但曆史也提供了負擔。越是曆史深厚的國家，其所背負的行囊也就越是沉重。比如希特勒侵略蘇聯的時候，德國就把向東殖民當成了曆史依據。向東殖民，實際成了一種曆史的負擔。
軍隊優先也是一種負擔。兩次世界大戰都策源在德國，不能說與這種傳統沒有關係。英國人擅長搞外交，德國人擅長搞軍事。遇到事情，英國人想的是：能不能談判，而德國人想的是：能不能打贏。
而普魯士最沉重的負擔，則是國家主義。普魯士能搞國家軍隊、能搞官僚製、能夠堅持自上而下，都是因為國家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國家的權重過大。好處是效率特別高，而壞處則是導致社會難以發揮緩衝作用。在關鍵時刻，更無法阻止國家犯錯誤。
德皇說打法國、總參謀部馬上畫策、軍隊立即動員，老百姓說啥也不好使，甚至議會也要靠邊兒站。希特勒撻伐歐洲、侵略蘇聯，幾乎是想幹啥就幹啥。如果換做是英國和美國，希特勒能搞成嗎？
功過是非也罷，普魯士的影響都不能被忽視。雖然世界已無普魯士，但理解德國卻始終繞不開普魯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