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漢作為康生的秘書，在康生身邊工作十幾年，經曆了康生主持寫和蘇共爭論即所謂“反修”的“九評”文章的事，也見證了康生參與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康生死後，他還由於康生生前的關照，被任命為軍委辦公廳副主任（副軍級）。他和康生相處時間很長，無疑對康生是很了解的。但他對康生莫說沒留下全麵的回憶，就是某個方麵、某個問題的比較全麵的回憶也沒有。這是多麽可惜、而又實在無法彌補和挽救的事情。與他相同，還有一位比他給康生做秘書時間更長的李鑫，在康生死後，當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據說還是第一個向華國鋒提議解決“四人幫”的人，而他比黃宗漢死的還早，也沒有看到他留下什麽對康生的回憶材料。不消說，沒有李鑫、黃宗漢對康生的回憶，這對全麵（包括正麵和負麵）認識和了解康生是很不利的。而在李鑫、黃宗漢生前，也沒有人做這方麵的“搶救”工作，甚至沒人提起這件事，實在是一種遺憾，一個教訓。
中華民族向來以曆史悠久和十分尊重曆史聞名世界，而在今天（或者說當代）卻有人千方百計地要人們淡忘曆史及其真相（特別是共產黨創造和開創的曆史及其真相），這實在令人不解。想想，我們現在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史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史書能同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相比嗎？據一位很著名的黨史專家說（大意），官修的黨史，是教育幹部用的，能管十年、二十年。這怎麽能叫做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史記》已兩千多年，有誰非議過它。我們常說，“資政育人”，“要曆史告訴未來”，而若沒有“信史”，怎麽“資政育人”，怎樣“告訴未來”？
扯得太遠了，還是回到本題。黃宗漢沒有留下對康生的比較全麵的回憶材料，但我以及其他人在“文革”後和他的接觸中，他還是談到康生的一些事情，盡管不全麵、不係統，但對我們了解康生這個中共黨史和中國國史不能不提到的人物，還是有幫助的。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寫了這篇小文。
一
我是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給江青當秘書期間認識黃宗漢的，因為我們都是小知識分子，又在負責人身邊做同樣的工作，認識後，很親切，簡直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在“文革”中他比我幸運，他一直受康生重用，而我則僅僅一年時間就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了監獄，關押起來。“文革”後我們又不止一次地見麵相聚、暢談，他還經常問我，經濟上有困難沒有，他表示可以幫助我，我很感激他。2001年3月22日，我和曆史學家蘇雙碧先生一起到國防大學去看望他（他在康生被揭發和批判後得到某大人物的關照，僅被降為國防大學師職教員，蘇雙碧和他是福建老鄉），在我們晤談中，他談到康生和中央一些人的關係，我認為很重要，回家後做了追記，現在加以整理，公之於世。
1、康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劉少奇。在1966年5月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一個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竟然和戚本禹、張春橋等很多人一樣不知道這個《通知》中所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人物”是劉少奇。他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還向劉少奇做檢討。他說：“王明路線的時候，我犯過錯誤，當時職工國際有一個文件，說少奇同誌是右傾機會主義。當時我也相信了，攻擊少奇同誌在職工運動方麵是右傾機會主義，還在《鬥爭》上登過反對少奇同誌的文章，署名為謝康。這個誰也不能怨，隻怨自己的思想錯誤，沒有看到少奇同誌是在白區代表毛主席的路線的。”（據穆欣《夢醒時分——十年動亂紀事》，未刊稿）還說，在延安我向你做過檢討，在今天我還要向你檢討，將來還要檢討。不能像有的人，當時反對你，還代替了你，一點檢討也不做（總理插話：那就是××啊！）
2、康生和鄧小平關係很好。黃宗漢說，康生上世紀50年代初期，有一段時間坐冷板凳，他重新起來，一靠毛澤東，二靠鄧小平。60年代，鄧和康一起具體主持“反修”鬥爭。鄧在“文革”中1973年從江西回來，很快就帶著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讓進。我又出去接他們。全家見到康生，深深鞠躬，鄧謙遜而懇切地說：“康老，我還是個壯丁，還可以工作。”鄧回京後，這樣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則，鄧和康關係不錯；二則，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康生是中央組織宣傳工作的總管。（按：在正式出版的關於鄧在“文革”的書中，講到鄧1973年從江西回京後，去看這個人、那個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連一點影子都沒有。——筆者）
康生死時，康生的兩頂桂冠（“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是鄧主持定的。
在十一屆三中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點了康生的名，說康生的錯誤是嚴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鄧並不讚成。鄧複出工作後，所請顧問之一就有李鑫（前麵已指出他是康生的秘書）；有人要整李鑫，鄧保他，讓他繼續擔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職務，後因無事可做，到經濟所任副所長。（按：康生做了大量壞事，當然與他的品質有關，是不是也要從體製方麵找找原因？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中說：“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筆者）
筆者補充一點，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讓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會，批評劉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鄧小平，甚至把鄧說成是敵我矛盾，這樣一來，鄧覺得沒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所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交給“康老”——這恐怕也是證明鄧和康關係比較好的一件事情。
3、康生和周恩來過從密切。康病後，周恩來多次來看他，說他們同年生（1898年），還說他們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隻剩下三個人（指周、康、陳雲）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這個消息沒告訴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時跟醫生吳階平說：“我這裏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兒去吧！”現在書上都避諱康而說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裏去吧！”
4、康生和江青的關係不像人們說的那樣好。黃宗漢說，康在延安告訴江青，你跟主席結婚，成為主席夫人，和你在上海當明星不一樣。江青會見維克多的事，康很不滿。十大前，江求康替她說說進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總理講，總理回答，主席說了：江青當政治局委員足矣。黃說，有一天夜裏，李訥敲他的門，說找康老，要告江青的狀。
筆者補充一點。七八年前，我在寫《“文革”初期對江青的宣傳》時，寫了林彪、總理、陳伯達等領導人對江青的讚揚，但我沒查到康生對江青的讚揚。
還有一件事，是關鋒告訴我的。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因為打倒陶鑄的方式和程序（請注意我加著重點的幾個字——筆者）的事，批評了陳伯達、江青，要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他們。這個會當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主持。屆時，他和王力去請康，康說：“要批評就批評江青，連陳伯達都要自殺了，都是江青搞的！”關勸康：“康老，要顧全大局……”而開小組會江青未參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需要說明一點，就康生和陳伯達相比，江青對康生還是比較尊重的，我見過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樣訓斥陳伯達，沒見過江青這樣訓斥康生。從總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員，對江青，都稱“江青同誌”，而康生則經常直呼“江青”其名。這可能是從延安繼承下來的習慣。但這並不完全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種意義上說：不怕江青）。康生後來在公開場合，不僅稱江青同誌，甚至有時在他給江青的信上，竟寫：“呈江青同誌親啟”。這種稱呼的變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5、康生是緊跟毛的。在政治上，毛怎麽說，他就怎麽做。在對待子女上，他也像毛一樣要求很嚴格。他有一個前妻的女兒當工人，生活很困難。兒子張子石，“文革”中從濟南調浙江，他不同意。他收集很多文物，如硯台、字畫等，臨死前，問他怎麽辦，要不要留給子女幾件？他說：不，通通交公。存款8,000元也不給子女。
二
在黃宗漢家裏，我和蘇雙碧先生還看到一個情況。這就是在他家的牆壁上，掛著好幾幅裝裱好的字。據我記憶，有葉飛的，李德生的，吳階平的，等等。其內容都是讚揚黃宗漢——具體內容，當時沒抄下來，現在也沒印象了。
當時，我問黃宗漢這些字的來曆。他告訴我們：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康生掌握了黨的組織和宣傳大權，但他的身體越來越不行了，寫東西也有困難了，但有些事情需要他表態和簽字。往往是我寫個東西，康生簽字，——通過這種辦法解放了一些人，或使一些人解決了工作問題以及工作中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有些人為表示感謝寫了字。我這也是背靠大樹乘點涼。還有是友好寫的。就是這麽一個情況。
我和蘇雙碧先生稱讚他：你這也是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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