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年初，我們聽說李誌綏出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當時沒有太留意。我們和李誌綏共事多年，對他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憑他對毛澤東的極其有限的接觸和了解，能寫出多少東西呢？
後來，得知一些西方傳媒對李誌綏的這本書大事吹捧和渲染，使我們覺得李誌綏“回憶錄”的出現並不簡單，看來在這本書背後大有文章。
我們找來李誌綏的“回憶錄”仔細看了，果然如此。
這本書名為李誌綏的個人“回憶錄”，但我們很清楚，以李誌綏個人的經曆和能力，是絕對寫不出來的。應該說，是一些西方人士直接插手這件事，通過李誌綏的口，來說出他們想要說的那些話。他們所看中的，正是李誌綏當過毛的保健醫生的這個身份。
李誌綏和這本書的其他參與者們以為，這本“回憶錄”一出來，別人就會把書中所寫的都看作真實可靠的事情，他們甚至說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都要因此而改寫。這顯然太荒謬可笑了。這本書造假的手段的確很不一般，經過了不少“高手”的精心策劃、編排和捉刀。但在我們這些十分熟悉實際情況的人看來，全書漏洞百出。
李誌綏等人忘記了一個起碼的原則：曆史是不能編造的，謊言並不難被戳穿。何況那些參與捉刀的人，遠在海外。對毛澤東周圍的情況實在太隔膜，一編起故事來，總要弄得牛頭不對馬嘴。所以，讓讀者了解曆史的真相，對於曾經長時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我們來說，是義不容辭的。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誌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對象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誌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如今，這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我們還是應該把它寫出來。隻要是抱著客觀和公正的態度的讀者，把那本“回憶錄”和我們的文章細心地對照一下，便不難辨別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
我們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受過高等教育的。林克畢業於燕京大學，徐濤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院，吳旭君畢業於上海國防醫學院。我們早在李誌綏之前就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同毛的接觸和了解，遠比李誌綏要廣泛和深入得多，單憑我們的記憶，差不多就可以判明在李誌綏的“回憶錄”裏哪些是假的，而這本“回憶錄”的假東西實在大多了。
為了對曆史負責，我們沒有單憑自己的回憶就來寫這兩篇文章，我們還花了許多時間，到中央檔案館查閱大量材料，包括摞起來足有二三米高的毛澤東病曆檔案，找出由李誌綏親筆簽名的接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接班記錄、毛澤東臨終前的護理記錄和搶救記錄，還采用了毛澤東的一些手稿。這些證據的權威性，自然不是李誌綏書中那些信口胡說所可比擬的。
我們還采訪了汪東興、吳階平、黃樹則、閻明複、孫勇、陶壽淇、王海容、唐聞生等幾十位重要的當事人。書中的有關訪問記錄，都是我們記錄下來後，又經他們本人作過核定。這些是當事人的證言。
這些證據和證言，已經收錄在我們這兩篇文章裏。
我們在文章中所澄清的事實，隻是我們所接觸和了解到的李誌綏“回憶錄”中涉及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問題。可說的話，當然不隻這些，但我們覺得這樣就已經夠了。
我們注意到，李誌綏的“回憶錄”出版以後，海外輿論很關注我們三個人的態度，對我們一直沒有公開表態有這樣那樣的猜測。讀者們隻要看一看這兩篇文章，知道我們為寫這兩篇文章下了多少功夫，就會明白我們的態度了。
多年來我們都發表過一些回憶毛澤東的文章，現在從中選出部分，作為本書附錄，重新發表。
我一見到李誌綏這部厚達六百多頁的“回憶錄”時，就大吃一驚。我和李誌綏共事近十年，可以說相當熟悉。說實在的，他同毛澤東接觸的機會非常有限，單獨交談的機會更是少得可憐，他隻是一個醫生，怎麽能寫出這樣一部涉及黨內高層領導政治情況的“巨著”呢？怎麽能提供得出“全球第一手資料”呢？
常常有人問我：李誌綏在毛澤東身邊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在“回憶錄”中說的那些事究竟可靠不可靠？你對這本書有什麽感想？我想，這些也許是大多數讀過這本“回憶錄”的讀者的共同疑問。
其實，李誌綏“回憶錄”涉及的人和事，離現在並不太久。同李誌綏共過事並了解他底細的人並不少，有關的文獻檔案也都保存著，許多當事人還健在。李誌綏在“回憶錄”的不少地方提到我。
作為一個重要的當事人，我深感有責任說出事實的真相，就一些重大的史實問題與李誌綏對質。我翻閱了自己當時的日記，查閱了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有關檔案，並就有關問題找當時與我一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同誌進行了核實。因我年屆七旬，身體又不好，這項工作斷斷續續，遷延日久。
當我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李誌綏死了（按：1995年2月13日，李在家中浴缸離奇死亡。極有可能是被美國情報部門滅口，因為他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麵目全非，李誌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為此書謊言太多，太多人想要找李誌綏對質，美國方麵最擔心的是李誌綏活著會泄露本書的真相，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麵，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所以，讓李誌綏死去就是對美國最有利的選擇）。
一九九五年五月，美國施拉姆教授來華進行學術訪問，我們會麵時，我向他談了我對李誌綏“回憶錄”的看法，並告訴他：我正在寫一篇反駁的文章，遺憾的是李誌綏死了，看不到我的文章了。
的確，我真為失去了對質的對象而遺憾。但是，為了給曆史留下一個真實的記錄，我還是決定把這篇文章發表出來。
李誌綏心裏很明白：如果他不竭力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把自己說成是和毛澤東有著特殊親密關係的人，他的話就沒有多少人會相信，他的“回憶錄”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所以，他在這方麵下了不少的力氣。歸結起來，大概有三點：
第一，他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無論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隨在他身邊，為時二十二年”。
第二，他教毛澤東讀英文，見麵和閑談的機會很多。毛睡不著覺時就找他談話，他因此成了“毛的清客”。
第三，他深得毛的信任，毛要他讀《參考資料》，做政治研究，給毛寫報告，毛甚至要他當自己的秘書。
這就是李誌綏用誇張和虛構來欺騙讀者的三塊招牌。這三塊招牌歸結起來，就是他在“序幕”中帶有總結性的那段話：“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裏我不隻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閑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侍在他身邊最久的人。”
李誌綏講這些話的時候，難道他不心虛嗎？但他一定要裝出理直氣壯似地這樣講，才能使一些無法了解真實情況的讀者以為這部“回憶錄”裏所講的事情都是真的。
事實上，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沒有一個人能處於這種地位。即使是最受信任的秘書和警衛，都不可能在一年之內“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
我同李誌綏相處近十年，他的底細我是比較了解的。我將根據自己親眼目睹和親耳所聞的種種事實，對李誌綏的真實情況和他同毛澤東的實際關係，作出負責任的說明。
（一）李誌綏何時開始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
他在毛的身邊工作到底是多少年？
1、事情開始就是騙局
李誌綏在“自序”中說，他是一九五四年被任命為毛的保健醫生的。在“回憶錄”的另一處，則又自稱做“毛的專任保健醫生”，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以後的事。
事情一開始就是編造的。
李誌綏曆次親筆填寫的《幹部履曆表》和《黨員登記表》現在都完整地保存著。
關於他擔任毛的保健醫生的時間，在他本人填寫的《黨員登記表》和幹部任免報告表中，有的寫為“一九五七年七月”，有的寫為“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們就按六月計算。這個時間，同我和當時在毛身邊工作的徐濤（他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擔任毛的保健醫生，也可以說是李誌綏的前任）等人的記憶，是相吻合的。我還問了汪東興，他記憶的時間跟我們也是一致的。
這就證明，李誌綏作為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正式擔任保健醫生的開始時間是一九五七年六月，而不是他在“回憶錄”中說的一九五五年四月，更不是他在“自序”中說的一九五四年，時間相差兩年多或三年多。一九五六年他曾被臨時找去為毛澤東看過病，但不是毛的專職保健醫生。這些都有完整地保存著的毛澤東病曆檔案可以說明。
李誌綏把他擔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時間從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這不是記憶的誤差。也不是任期時間的些許誇張，而是有很重要的目的的。
因為“回憶錄”中許多重要情節和毛對李的大量“個別談話”，正是寫在這段時間裏：先是李同毛一談即合，成了“往後多次與毛徹夜長談的開端”，從而做了“毛的清客”；隨後，又隨毛登天安門城樓，去北戴河海濱，到外地出巡；在取得毛的信任之後，毛還要李當他的秘書，“除了讀讀《參考資料》外，還要做政治研究，寫報告給他”。
說起來真可笑：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這三年多時間裏，李誌綏根本還沒有做毛的保健醫生，還沒有到毛的身邊，“回憶錄”裏居然編造出那麽多根本不存在的事，而且描寫得那樣繪聲繪色。這些，都是“回憶錄”作者們（李誌綏這本“回憶錄”是由多人參與寫作的，這個問題我將在後麵專門說到）精心埋下的重要伏筆。這樣，他們就可以任意編造一些毛隻對李一人“徹夜長談”的“內心的話”。
2、虛張聲勢之筆
李誌綏把他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時間從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那就是便於對在一九五六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做文章。
坦率地說，讀這本“回憶錄”，我處處感覺到一種濃烈的政治意圖，是借“回憶錄”的形式來發表政論。在全書中，一個核心論點是把中共八大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毛澤東同劉少奇、鄧小平矛盾的起點。李誌綏說，他跟隨毛澤東到了八大開會的地方，聽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報告，並且就此做了一大篇文章。
關於八大本身的問題我放在下麵再談，這裏先說一點，就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大開會時，李誌綏還不是毛的保健醫生，談不上跟隨毛去參加那次會議。當時，我是毛的秘書，毛要我去聽大會的報告和發言，我自始至終就沒有看見過李誌綏。
我也向當時還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的徐濤和毛的護士長吳旭君核實過，他們也都說，李誌綏根本沒有、也不可能陪同毛出席會議並在後台旁聽。
我還問過毛的機要秘書高智，他十分肯定地告訴我：“我一次也沒有見過李誌綏跟毛出席過任何一次中央會議。他沒有資格參加，根本不可能。”
“回憶錄”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寫毛澤東一九五六年遊三江（珠江、湘江、長江）的情況，寫得活靈活現，讓讀者真以為他是緊隨毛身邊的經曆者。其實，他除了隨心所欲地編造以外，還有些是抄自別人回憶的東西，甚至連別人搞錯了的東西也照抄過來。
所謂負責勘察水情的警衛中隊隊長韓慶餘因阻止毛澤東遊長江被撤職，就是一個例子。那是抄自李銀橋回憶錯了的地方。
當年毛的副衛士長、現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和當時的警衛中隊隊長韓慶餘是一直陪同毛遊三江的兩位主要警衛人員。最近孫勇向我詳細他講了當時的情景。
他說：“當時我沒有看到李誌綏。說韓慶餘被撤職，不是事實。老韓不但沒有被撤職，而且後來多次和我一起勘察水情，保護毛主席遊泳。老韓不久還提升為大隊長，後來又提升為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副師級）。毛主席發火歸發火，但心裏明白大家是對他的安全負責，都是一片好心，根本談不上撤誰的職。”
我想，舉這些事實已經夠了。這本被稱為“回憶錄”的書，從李誌綏什麽時候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開始，就是編造的。
我再說一遍：李誌綏開始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是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五四年。而一九五七年以後，李誌綏還有幾次下放。到醫院工作等，離開毛的身邊。所謂“跟隨在毛的身邊為時二十二年”，無非是他用來抬高自己身價的虛張聲勢之筆。
（二）李誌綏是否負責教毛澤東學英文？他有機會經常同毛“徹夜長談”嗎？
1、誰教毛澤東學英文
凡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毛澤東很少生病，他也不願意讓醫生看病，這在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王鶴濱、徐濤和護士長吳旭君公開發表的回憶文章裏都有記載。毛有什麽必要常把李誌綏叫到他那裏去呢？但這樣一來，李誌綏這本書就沒法寫下去了，更說不上達到出版者所要求的提供“全球第一手資料”了。於是，他就挖空心思地給自己加了一個教毛澤東英文的頭銜。
他在“回憶錄”裏著意地向讀者提示道：“我作為醫生，是所謂‘身邊工作人員’，可以隨時見到他。特別在他讓我教他英文以後，見麵與閑談的機會更多了。”
幫助毛澤東讀英文的到底是誰？是我，而不是他。這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的。
我是一九五四年秋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他的秘書的。
我作為秘書第一次和毛麵談，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廣州越秀山遊泳池畔。他對我說：你當前的工作就是研究國際形勢和重要動向，篩選文件，隨時向我匯報。
毛交給我另一項工作就是教他學英文。他還對我說：“你教我學英語好嗎？過去，我做過教書先生，現在要做學生噗！”說罷就放聲大笑起來。
毛第一次見我就要讀英文，問我是否帶著英文讀物。我因為事先有準備，便拿出一本英文版的《人民中國》，選了一篇時事短評，讀了起來。
從這一天開始，我就幫他學英文。一九五七年起毛又要我研究國內問題和理論問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我離開中南海。
我從李誌綏的“回憶錄”裏看到，一九五五年夏李誌綏就教起了毛澤東學英文。我真想不到這位在書中還自稱是我的“朋友”的人，竟會幹起了冒名頂替的把戲。
他那時是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毛澤東還不認識他，怎會讓他教英文呢？
因為是撤謊，一說到具體情況，自然就漏洞百出。
李誌綏說，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左右，他在北戴河教毛讀英文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他還說：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間在北戴河，“我們每天晚上都讀英文。毛晚上睡不著，便找我去閑談”。
不論是他說到的一九五五年還是一九五六年，一直是我在教毛讀英文，這是毛身邊全體工作人員都可以證明的；李誌綏這時絕對沒有教過毛讀英文，這也是毛身邊全體工作人員可以證明的。這麽多人都在，他居然能編出這樣荒唐的謊話來，實在叫人吃驚。
再翻翻我的日記：一九五五年，毛是在八月七日才動身去北戴河的，李誌綏怎麽可能在六月中旬左右就在北戴河教起毛澤東學英文呢？
毛每年去北戴河的時間一般是在八月，這是海水溫度最適合遊泳的時候，個別年份也有七月去的，但六月份去北戴河是從來沒有過的。自稱為“二十二年來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的李誌綏，連毛的這個最基本的生活習慣都不清楚！
說教毛學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更無其事。毛那時隻是讀些英文新聞稿、時事評論和政論文章，連英文版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還沒有讀。
因為當時毛的英文程度讀這些書還有困難，怎麽會一下子就能讀起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來了？這本書的文字要比《矛盾論》艱深許多。
根據我的日記記載，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毛才開始讀《矛盾論》的英文版。
在毛讀過的英文版《矛盾論》目錄的背頁上，毛親筆寫了三行字：“一九五六、五、十初讀”；“一九五九、十、三十一重讀”；“一九六一、十、九”。在最後一頁他又寫了一行字：
“Ended at June 18，1956”。在《共產黨宣言》的扉頁上，毛親筆寫了： “Begin at June 18 ，1956”。在最後一頁親筆寫了“Ended at 1956.11.19”。
這就是說，毛讀《矛盾論》英文版，第一遍是從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開始，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結束。六月十八日當天緊接著讀起《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十一月十九日結束。
凡是毛讀過的英文版書籍，如《矛盾論》、《共產黨宣言》等，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他都用蠅頭行草密密麻麻地作過注解。這些書都保存在中央檔案館。但在中央檔案館恰恰沒有李所說毛讀過的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本書。
李誌綏說，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間在北戴河，“我們每天晚上都讀英文”。但他始終說不出在讀什麽，因為他實在不知道毛當時正在讀什麽書。說他每天晚上都陪毛讀英文，這本來就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我倒可以把實際情況說清楚：從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毛在北京就開始同我讀《共產黨宣言》，先讀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一書中的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邊讀邊議論。序言中談到：“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本身所說，是隨時隨地依現存的曆史條件為轉移的。”毛說：“可惜教條主義者就不懂得這個道理。……”毛的議論很多，過去我已經寫過文章介紹，這裏就不重複了。毛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從北京到北戴河後，繼續同我讀這本書。李誌綏對這些當然都一無所知。
2、“徹夜長談”的真相
毛讀英文的時間，絕大部分是在白天，在晚上學習隻是極個別的情況。根據我十多年的經驗都是如此。在北戴河，有很多時候，是毛遊泳前後在海濱浴場的休息室裏讀的。
李誌綏為什麽連毛讀英文的時間都要胡編？這不難明白，因為如果不把他所說的幫助毛讀英文的時間放在晚上，他的所謂“徹夜長談”不就沒有著落了嗎？所謂毛對他個人所說的許多政治議論，不也就一概沒有著落了嗎？
根據我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體驗，毛對身邊工作人員是非常照顧和體貼的。
毛極少在夜間找我，即使夜裏有事要找我，要是過了十點多鍾，他總是要衛士先看一下我的房間的燈熄了沒有（我同毛的住所是前後院，相隔很近），如果我己睡下，就不要叫我，除非有急事。
在毛寫給我的信中，有好幾封談到讀英文的事。這幾封毛的親筆信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現將其中幾封摘要如下。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毛澤東給我的信中說：
林克：
請找列寧《做什麽？》、《四月提綱》（一九一七年）兩文給我一閱。
我這幾天感冒未好，心緒不寧，尚不想讀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給我的信中寫道：
林克：
……請你找December8，1959，Vo1．2，No。49《北京周報》看一下，看Battling with Nature這一篇文章，將一切我不認識的字查明注出。
我準備學習一下。
一九六○年九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毛澤東在同年十月五日給我寫了一封短信，要讀這一卷的英譯本：
林克同誌：
選集第四卷英譯本，請即詢問是否已經譯好？如已譯好，請即索取兩本，一本給你，另一本交我，為盼！
一九六○年《莫斯科會議聲明》發表後，毛澤東在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給我寫了一封信：
林克：
莫斯科聲明英文譯本出版了沒有？請你找兩本來，我準備和你對讀一遍。
李誌綏大吹大擂，說是他教毛澤東學英文，可是他講不出這方麵的具體情況，當然更拿不出任何一件像這樣確鑿的證明來。
據護士長吳旭君說，在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我去農村調查期間，李誌綏曾偶爾陪毛讀過幾次英文，但同毛讀英文的主要是吳旭君。
事實上，李誌綏根本沒有擔任過教毛澤東學英文的任務。至於他借此編出的所謂毛常常同他“徹夜長談”，我可以斷言，這從來就沒有過。
（三）李誌綏是否深得毛的信任，毛甚至提出要他當自己的秘書？1、“全能”的角色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在毛澤東身邊的“全能”的角色。
用這種辦法，使一些人真以為他的那本書有著很大的“權威性”。
他時而是一個醫術高明、觀察精細的保健醫生，時而又是精通外文的毛的英文教員；時而是一個預知一切、洞悉一切（特別是關於國內重大政治問題）的近觀者，時而又是涉世不深、頭腦簡單可以作為閑聊對象的“清客”。
他深得毛的信任，而又心懷貳誌，頗有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樣子。毛對他不但可以談黨內重大的人事安排，談自己對黨內高層領導人的看法，讓他出席許多重要會議，而且派他去見外國貴賓。
在毛病逝之前，他又成了一位“全能”的“醫療組長”，指揮全國第一流的各科醫療專家進行搶救，而又能穿梭斡旋於各種複雜的政治關係之間，處變不驚，遊刃有餘。甚至連逮捕江青這樣的大事，汪東興都要求教於他。
這一切，都使人感到太離奇了。
就我所知，在毛身邊從來就沒有這樣一位身兼數項要職、“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的工作人員。至於李誌綏，他當時不僅很少有機會見到毛，而且還害怕見到毛。用毛的護士長吳旭君的話說，“他躲還躲不及，他接近不了主席”。
他每次都是先到衛士那裏了解毛這一段時期的身體情況，如果沒有異常情況，總是轉身就走，從不主動到毛的住處去。即使毛生了病，他也總是叫護士長吳旭君陪著他去。關於這一點，毛澤東的身邊工作人員，包括我、高智、吳旭君、孫勇、封耀鬆等等在內，都可以作證。
高智還告訴我：“我們很少見到李誌綏，他很少到一組（由毛身邊工作人員組成）來，隔幾天才來一次。就是來了，也從不主動到主席那裏去。我每天好幾次給主席送文件，從來沒有見到他同主席坐下來談過話。我們工作很忙，沒有時間到門診部去看病，有時他來，向他要些藥吃。李誌綏這個人和我們都不一樣，從來不隨便說話。外出趕上陪主席散步，他也是離得遠遠的。”
衛士封耀鬆說：“李誌綏見到毛主席就緊張。”
就是這樣一個李誌綏，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把自己賣個好價錢，卻能厚著臉皮造出這樣的謊言：毛曾經考慮要他當秘書，汪東興也勸他答應下來，但他沒有同意。“毛要我除了讀讀《參考資料》外，還要做政治研究，寫報告給他”。
為了這些事，我去問了汪東興。汪說：“根本沒有這些事，更談不上勸他接受了。毛主席從沒有要他教英文、當秘書，他也從沒有向我談過。如果毛主席對他有這些要求的話，他必須向我報告，我一定會知道。”汪東興還說：“我看了李誌綏的那本書，裏頭充滿了假話。”
至於《參考資料》，在一組，當時能夠訂閱的人，隻有汪東興、葉子龍和我。
毛從來沒有交給李誌綏一個讀《參考資料》的任務。他連一份《參考資料》都沒有，怎麽個讀法？如果說李誌綏偶爾也能看到《參考資料》的話，那是他到我那裏走動時，順手翻看一下而已。
從書裏的敘述中也無意中透露出，李誌綏連《參考資料》是什麽性質的資料都不清楚。他在“回憶錄”裏說：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期間，“《參考資料》上滿是聲討、批判右派的報道和評論，毛讀了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參考資料》刊登的都是外國通訊社，主要是西方通訊社播發的各種電訊稿，以及國外政界要人的講演、時評、政論文章等等，從不刊登國內報刊的消息，更不要說是什麽“批判右派的報道和評論”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也一直是這樣。
2、弄巧成拙
李誌綏還根據早已公開的秘密，故弄玄虛，給人造成他曾經與聞中共高層人事變動和重大決策的假象，結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他對中共中央和毛本人政治生活的無知。
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都知道，毛從來不跟他們議論其他中央領導人，從來不談中央的人事安排和人事變動。這是一條原則。對此，毛是非常嚴格恪守的。
我同毛澤東的接觸比李誌綏要多得多，保守地說，也有幾十倍，況且我還是他的秘書，但毛從來沒有在我麵前談過這一類的事。
李誌綏說，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間，毛事先給他看了“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名單”。這完全不符合毛澤東處理這類問題的嚴格規矩。李誌綏和參加寫這本“回憶錄”的那些人由於是抄襲和編造的，而又不了解真實情況，弄出了許多錯誤。隨便舉幾個例子來說：
第一，搞錯了機構的名稱，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說成“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第二，搞錯了機構的組成情況。李誌綏說，毛給他看的名單上，“顧問陶鑄和康生，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王任重、張春橋”。而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最初名單上，顧問隻有康生一人；沒有設第一副組長；副組長（連同江青）不是三個人，而是四個人，就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這個名單時，始終是如此。陶鑄兼任顧問，江青得到“第一副組長”的頭銜，都是這年八月間才有的事。
第三，搞錯了名單的醞釀過程。李誌綏說，“毛告訴我，這個名單是林彪提出來的，原來沒有陶鑄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名單裏最初根本沒有陶鑄，何來毛告訴李誌綏說是他加上的這一番話？而且，這個名單也不是林彪提出的。
李誌綏還說，他看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寫給江青的那封信，“在將信還給辦公廳前就抄了一份下來，保存至今日”，並稱江青“將信在少數核心領導人中印發流傳”。李誌綏這又是想顯示他與聞機密的身份和他公布這封信的神秘色彩，結果卻再一次露出了編造的破綻。
其實，這封信裏麵有批評林彪的內容，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在黨內任何一個範圍內“印發流傳”。毛澤東寫成此信後，隻給那時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李誌綏說“先交給周恩來及康生”，他又編錯了，實際上康生當時沒有看過）。後經毛同意將原信銷毀，銷毀前江青留下了一份抄件。
至於中央決定將這封信印發向全黨傳達，那是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以後的事，自然李誌綏也會聽到或看到的。
原信銷毀時留下的那份抄件，毛澤東曾經作過校閱，並且作了一些修改。如果李誌綏果真在當時早就將原信“抄了一份下來，保存至今日”，倒是一件重要的文獻稿本了。但隻要核對一下，就會發現：他在“回憶錄”中全文發表的這封信，同林彪倒台後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按照毛澤東修改過的抄件向全黨傳達的那封信，一字不差，完全一樣。
這個文件，國內很多很多人都看到過，如今更廣泛地見諸國內多種公開出版物，沒有什麽稀奇。李誌綏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連這樣的事情上都要故弄玄虛，幹出騙人的勾當，這也可以看出這本書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了。
3、兩個李誌緩
因為李誌綏這本“回憶錄”偽造自己的經曆，抬高自己的身價，在造假中又經常露出馬腳，這就在書中出現了兩個李誌綏。一個是無時不在、無所不知的“李誌綏”，“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似乎什麽事情也逃不出他的眼睛。
另一個則是保健醫生李誌綏，對政治上的事情了解不多，自稱“在糊糊塗塗之中渡過”，“完全與世隔絕”，“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遠遠的”，甚至有一段時間“很少見到毛”。
這是李誌綏“回憶錄”裏無論如何也消弭不了的一個極大的矛盾。盡管“回憶錄”經過許多“高手”的指點，又有經驗豐富的石文安（Anne Thurston）女士的“監督”（supervision），做了大量的手腳和掩蓋，但總沒有處理幹淨，後一個李誌綏還是若隱若現地出沒於書中。
李誌綏就是一名醫生，他在一組的職務就是為毛澤東做保健工作。我作為毛的秘書，在十多年中，看過的機密電報、文件、內部資料，不下十幾萬件，李誌綏根本看不到這些材料。我參加的中央各種會議總有二三十次，而李誌綏連參加一次這種會議的資格都沒有。李與毛接觸的機會和時間很少，他能了解什麽機密？他能聽到多少毛澤東的談話？
李誌綏吹噓自己“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裏我不隻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閑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侍在他身邊最久的人”。這些又以何為證呢？李誌綏所能提供的東西少得可憐，很引起一些人興趣的就是幾張他與毛的合影照片（其中也有一些是作偽的），其他什麽也拿不出來。
據我所知，凡是毛的身邊工作人員，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汪東興、葉子龍不說了，就說高智、徐業夫、羅光祿和我個人，都有毛澤東寫給我們的親筆信或便條，我就有幾十件。唯獨李誌綏這位據說是最受毛信任的、經常與毛“徹夜長談”的。同毛相處時間要數天下第二的人，卻連一件毛寫給他的信或便條都拿不出來。
這難道不奇怪嗎？
李誌綏本人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出於他們的政治需要，硬把李誌綏往政治上扯，通過李的口說了許多同他的身份、地位、工作、能力十分不相稱的他自己懂也不懂的事情，還對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作了種種分析、概括和判斷，不但十分荒唐，而且搞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顯得十分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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