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傅聰“叛逃”的駐外記者胡思升
Original 紐約桃花 紐約龍出版 5 days ago
2020年11月26日感恩節的夜晚，我的大叔胡思升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家紐約臨終醫院離開了人世。對任何人來說，2020年都是一個命運多桀的年頭，尤其紐約這個曾經喧鬧繁華的大城市，因為新冠疫情和美國總統大選成為了天災人禍光顧的中心。
在細雨蒙蒙的紐約初冬日，我們開車跟隨著胡思升的靈柩前往火葬場，內心的悲哀如同冬天的寒氣從身體的各個地方向外泄露。宛如一顆星星的升起與隕落，沒有人曾預計胡思升會在紐約突然離世，就像很多人，包括他的家人，都不曾預知他會成為共產黨新中國最年輕有為的一位記者，20歲就擔任駐外記者這一要職，在東歐各國報道蘇聯，匈牙利以及波蘭的當地新聞。駐紮波蘭時期，胡思升結識了比他小兩歲鋼琴家傅聰，展開了他們之間64年交往的曆程。
今年初，大叔病中跟我聊天時談起了他的過往，上海出生長大的童年，在重慶陪都度過 的少年，以及在波蘭擔任《人民日報》報社駐外記者的青年。他詳細談到了當初他如何從蘇聯前往波蘭采訪當時爆發的波匈事件（中國稱謂波蘭革命）。在談起這些往事細節的時候，大叔的臉龐泛起了光彩，久病而虛弱的身軀似乎也瞬間挺拔了許多。
波匈事件的采訪奠定了胡思升記者生涯的崛起，讓他與當年“叛逃”英國的傅聰成為朋友，也嚐到了為政治讓路的涉外初戀的悲哀。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胡思升的人生也因為這兩件看似毫無關聯的事件而形成了他自己後來都無法控製的命運之路。
一 、「波匈事件」的首位采訪者
曆史的鏡頭將我們帶回到1956年的匈牙利。重新回顧當時的政治事件。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蘇聯進入了一段較為緩和的自由化時期。因反對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政策而得到赫魯曉夫支持、重新上台的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納吉在國會發表施政綱領，提出“六月政策”，要求施行“廢止一黨專權，實行黨政分離”的一係列改革措施。納吉試圖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改革方針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不滿，1955年初，赫魯曉夫結束了納吉的“新路線”，納吉被免職。
1956年夏，波蘭爆發反對極權統治，要求民主改革的流血鎮壓事件，導致波蘭執政黨的瓦解，反對斯大林路線而入獄的的前波蘭前領導人哥穆爾卡重新上台執政。波蘭的成功鼓舞了匈牙利人。10月23日，布達佩斯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以及學生搶奪電台被武裝保衛人員開槍而造成的流血事件，成為了匈牙利革命的導火索。為了反抗蘇聯的鎮壓，數萬匈牙利民眾武裝起來，在街頭巷尾與秘密警察和蘇軍交火。為了穩定局勢，重新上任的納吉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勞動人民黨和秘密警察，後宣布退出《華沙條約》，預備舉辦自由選舉。11月4日，原來已經撤軍的蘇聯軍隊再度入侵布達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區。一些匈牙利人堅持抵抗至11月10日。最終，持續了13天的暴力革命以失敗告終，納吉最後也被處以絞刑。這場被蘇聯以及國際共產黨陣營指責為政變的行動結束後，匈牙利2500多人死亡，20萬匈牙利人逃亡國外成為難民。
1956年胡思升赴蘇聯任駐外記者前與上海的父母家人合影（後排中）
50 年代年輕的駐外記者胡思升
1956波匈事件爆發時，24歲的胡思升正擔任中國駐莫斯科的報社記者，他那年三月才從北京工作的《人民日報》社赴莫斯科上任。11月5日半夜，當布達佩斯的混戰還在進行中，他就接到北京報社總部指令，讓他無論采取任何辦法也要從莫斯科星夜兼程趕往匈牙利首都。那天夜裏，胡思升通過記者關係想辦法在莫斯科的沃努科夫機場搭上一架軍用運輸機，經過幾個小時的飛行，降落在一個蘇軍坦克基地。他在基地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受到基地司令的接見。這個穿著蘇軍製服、佩戴將軍頭銜的司令官看到隻拎著一隻帆布箱，從莫斯科兼程趕來的中國記者如此年輕，表示很驚訝。因為蘇聯高層的中國人不多，像胡思升這樣年輕便做了首席記者，並且願意冒生命危險前往布達佩斯的記者更是頭一次看見。更令司令驚訝的是，胡思升還會俄文，與他的交流不需要翻譯。於是，司令跟他說，目前，前往布達佩斯的所有道路都被蘇軍的包圍圈切斷，如果想進入市中心，唯一的方式就是跟蘇軍一個即將開往布達佩斯的市中心參加戰鬥裝甲車隊進入。他可以馬上安排胡思升隨著即將開往市中心的裝甲車隊一起進去，但是他不能保證，一路上，胡思升的生命安全是否可以受到保障。胡思升正直熱血青年時期，抱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便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於是，他拎著他的帆布行李箱進入了一輛架著重機槍的軍用坦克車，開往布達佩斯。
胡思升當年乘的那輛裝甲車沒有頂，也沒有敞篷，幾乎是全身暴露在外。他本能地把自己的帆布箱頂在頭上，盡量縮在裝甲車的駕駛倉裏。一路上，雖然冷槍不斷，但他們總算有驚無險地到達位於達布達佩斯的蘇軍司令部。一位蘇聯將軍會見了胡思升，十分驚奇地說：你一個中國記者，怎麽不遠萬裏，冒險闖入全部被包圍的布達佩斯？將軍又問他準備去哪兒采訪。胡思升馬上說，把我帶到中國大使館去吧。於是，將軍派了一輛全副武裝的軍車護送他到了中國駐匈亞利大使館。
大使館門口的街道上槍戰留下的彈痕累累，大使館的鐵門緊閉，沒有一點人聲。胡思升探頭往鐵柵欄門後邊看去，看到門後很多中國年輕的留學生手持棍棒，正在保護使館。當地的軍警係統已經全部癱瘓，各個國家的大使館也隻能想辦法自保，中國大使館就叫上了當地的留學生來保護使館。看到胡思升突然從街上的蘇聯軍車裏出來，學生們嚇了一跳，不知道他是從哪裏跑來的。胡思升立即報上姓名，請他們趕緊通報郝德清大使。不過半年多前，胡思升與《人民日報》的黃操良副總編輯，作為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邀請的客人，來此參加國慶典禮時就來過中國大使館見過郝德清大使。當時是布達佩斯陽光明媚的美好春季，匈牙利總理拉科西在國會大廈接見了中國代表。如今，不過半年的時光，匈牙利社會主義的麵貌已經改變，紅旗倒地，成了戰爭的焦土。想到這兒，胡思升心裏忍不住唏噓。
大使郝德清聽說胡思升冒著槍林彈雨來到大使館，趕緊熱情地接待這位他熟悉的年輕記者。蘇聯進入匈牙利之時，郝德清就下令斷絕了使館與匈牙利人的來往，關閉使館大門﹐每天把匈牙利“暴動”的情況向北京報告。毛澤東每天都聽取大使館的報告﹐和其他領導人一起研究局勢。中共最終判斷匈牙利的事件已經發展成反革命暴動，在赫魯曉夫動搖猶豫的時候強烈要求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事件讓毛澤東吸取了教訓﹐製定了在中國防止出現類似事件的方針，在1958年推出了反右運動，揪出了50萬“右派”知識份子，把他們送進勞改農場和監獄。從這個角度來說，匈牙利事件對中國的反右起了推動作用。
正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參觀採訪中的胡思升（右1，右2為《人民日報》主管國際宣傳的副總編輯黃操良）
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中，《人民日報》駐外記者胡思升就冒險前往布達佩斯進行實地采訪，已是一段現在不為多少人知道的曆史，也是他記者生涯中最值得回憶的經曆。1956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胡思升來自布達佩斯的通訊《在布達佩斯街頭上》，對當時的布達佩斯做了唯一的報道。“在布達佩斯的街頭上，戰鬥的創傷強烈地刺激著人們的眼睛。今年春天我曾經看見過這裏熙攘的人群、叮當作響的電車和漂亮的公共汽車，但現在擺在麵前的是破壞了的電車軌道和散在馬路上的架空電線，斷磚、碎玻璃和紙片遍地皆是，聞名的民族博物館被焚毀了一部分，《自由人民報》和大百貨公司所在的拉科茲街，斷牆破窗，戰火的痕跡到處可見”。胡思升用充滿感觸的文字寫道。他清楚地記得，兩天前，他剛到布達佩斯的時候，看見深秋的旋風卷著古老街道上大堆枯黃的樹葉，更加深了周邊的冷清景象，時不時，可以聽見遠處傳來零星的槍聲。
11月8日，就在胡思升到達這裏的第二天，被中國稱為暴動的“叛匪”曾向排隊購買麵包的婦女開槍射擊，五名無辜的婦女當場死亡。他們在這一天四出搶劫和縱火，大百貨公司被搶走價值一百萬福林的貨物，隨後被 趕到的武裝蘇軍製止。蘇軍城防司令和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發布命令，給自動繳槍的人以寬大待遇，而“自由歐洲”的電台則傳來了匈牙利語的廣播，鼓動反革命分子不要繳槍，把槍藏起來。就在這裏，胡思升聽到了暴徒和蘇軍進行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戰的消息。11月8日上午，胡思升坐在匈牙利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魯賓的寬敞的辦公室裏。他看到窗外的外交部大樓前停靠著的許多各種牌號的美國、英國和西德的汽車，汽車上麵有的漆著紅十字，有的複蓋著美國星條旗。魯賓指著這些車子告訴胡思升說：“在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有成百名西方國家的記者星夜趕來布達佩斯，有的匆忙趕到連護照都沒有帶。而現在，他們蜂擁到外交部的唯一要求是：發給證件，讓他們安全回國。離開魯賓的辦公樓出來時，胡思升迎麵碰到許多操英語、穿著卡嘰布雨衣的人們如沒頭的蒼蠅一樣亂竄，尋找著安全回國的途徑。
在匈牙利第一線，胡思升寫了多篇戰地報道發表在《人民日報》的專欄上。這些獨家報導奠定了胡思升作為東歐駐外記者在《人民日報》的地位。胡思升從匈牙利返回莫斯科後不久，恰逢1957年元旦。中國國家總理周恩來即將率中國最高代表團訪問波蘭，《人民日報》社立刻緊急通知胡思升，要他隨行采訪，並先從莫斯科趕往華沙做準備工作。於是，胡思升在莫斯科一片熱鬧的過年氣氛中趕去火車站前往華沙，展開了他在波蘭的記者生涯。胡思升不知道的是，在波蘭的臨時采訪會讓他成為《人民日報》常駐華沙的記者，他將遇到鋼琴家傅聰，遭遇他與一位華沙姑娘的難忘初戀。而這兩件事都給以後的他的人生和職業生涯帶來了難以預料的轉折。
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波蘭和匈牙利的目的是為了彌補蘇軍的魯莽鎮壓給東歐各國帶來的負麵影響。中國對蘇聯的支持，使得原來寄希望於中國勸說蘇聯撤軍的波蘭和匈牙利兩國對中國十分失望。蘇軍占領結束後，正在亞洲訪問的周恩來臨時改動行程，親赴東歐撫平傷痕，穩住社會主義陣營的陣腳。
站在迎接周恩來專機的華沙機場上，胡思升看到了他敬仰已久的周恩來，卻不敢趨前打招呼。因為他深知在歡迎的貴賓中，他僅僅隻是一名小小的駐外記者，加上出於對一國總理的地位和名望的畏懼，他隻能抬頭仰望著周恩來疾步走下飛機，馬上被前來歡迎的中國使團圍住。陪同周恩來一同前來訪問的外交部長喬冠華確認出了胡思升，上前與他握手。喬冠華從當時《人民日報》公開的報導以及內部報道中得知了胡思升的名字，現在在歡迎的隊伍中見到了他，特意跟他握了手，說了幾句鼓勵他的話。
胡思升跟隨周恩來的團隊在東歐各國訪問。周恩來的行程很短，不過五天，日程卻安排得滿滿的。從華沙開往羅茲的夜行火車上，當火車上大多數人都已進入夢鄉，周恩來卻毫無睡意，召集有關人員開會了解情況。當時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是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的中方代表。這位資深的外交家非常欣賞胡思升，覺得他年輕有為，對他相當照顧。胡思升與王炳南的交情就從1957年 華沙開始一直延續到文革之後。周恩來離開華沙回國前夕，王炳南告訴胡思升說：“總理太累了，想讓他放鬆一下，本來想舉辦一個舞會，總理推辭了。現在決定在使館搞一個小型晚宴，隻有幾個人，不談公務，你也來參加”。聽到王炳南的刻意安排，胡思升感到受寵若驚。
那個晚宴真的正如王炳南所說，是一個內部的小型晚宴，使館方麵隻有大使王炳南及政務參讚餘諶，代表團方麵有周恩來及代表團副團長賀龍元帥。晚宴在一個小房間舉行，中間隻有一張圓桌，擺放著精美的菜肴。周恩來進來時，圍坐等待的幾個人馬上站了起來，周恩來即刻擺手叫大家坐下。周恩來看上去很疲倦，短短的五天，他幾乎沒有睡覺，還親自到波蘭新上任的領導人哥穆爾卡家裏拜訪。
周恩來剛落座，就目光犀利地環視了一下桌邊所有人，一眼就看到一臉陌生的胡思升，目光在他的臉上停留了一下。邊上的王炳南馬上向周恩來介紹說：“他是《人民日報》記者，剛從匈牙利趕來報道您在波蘭的訪問。”
周恩來聽聞又打量了一眼胡思升說：“很年輕喲！”
王炳南接著又補充說：“他叫胡思升！”
王炳南是陝西人，鄉音濃重，在座的人都沒聽清他說的是什麽名字，大家麵麵相覷。
胡思升隻得鼓起勇氣自我介紹說：“胡思亂想的‘胡思’，升官發財的‘升’。”
周恩來聽了，忍不住笑了。看到周恩來的笑意，胡思升受到鼓舞，隨即即興再加一句：“正因為胡思亂想，所以沒有升官發財。”
這下，周恩來大笑道：“好！好！不要胡思亂想地升官發財！”
服務員不斷地上菜，各式菜肴豐富得讓人目不暇給。年輕記者胡思升初次參加這種接待高級領導的宴會，看到所有的菜都覺得相當豐盛好吃。周恩來也注意到了這點，突然跟王 炳南說：“炳南，你們使館是不是經常這樣大吃大喝？我們國家還很窮，要注意節約啊。”王 炳南趕緊解釋說：“今天招待總理，是破例。你可以問胡思升，他不是使館的。”
胡思升聽了趕忙接口道，”我平常在使館搭夥，憑飯票都是兩菜一湯。”
二、相識在美人魚的故鄉
出乎胡思升意料，當時他在波蘭的臨時采訪撰寫的係列文章得到報社領導的賞識，讓他繼續留在波蘭成為常駐記者。這個改變，開啟了胡思升在華沙當駐外記者的生涯，讓他有機會與傅聰成為朋友。
1957年的春天，胡思升在華沙采訪了一批中國留學生，撰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留學生在華沙》的報導，刊登在同年四月的《人民日報》專欄上。胡思升在《人民日報》的專欄撰寫實名報導的時期，大部分記者撰寫的新聞都不能具名，可見當時他在《人民日報》的地位已經與很多老記者旗鼓相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胡思升在匈牙利和華沙撰寫的係列報導奠定了他在《人民日報》的地位。
在這篇采訪中，胡思升提到了當時留學華沙的鋼琴家傅聰。他們兩個人的初次見麵就是在 華沙市內傅聰的住所，一間不大的臥室兼練琴室。一進屋，就看見一架鋼琴占據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間。胡思升在報導中寫道：“一個春天的下午，我會見了在波蘭學習的我國青年鋼琴家傅聰。在一間普通的臥室裏，一架鋼琴占去了不少的地盤。就在這架鋼琴旁邊，傅聰談起他的教授熱維茨基。熱維茨基是波蘭音樂界的泰鬥，是波蘭音樂學院的教授，也是國際蕭邦鋼琴比賽的創辦人之一和評判委員會的主席。這位六十七歲高齡的學者的“桃李”堪稱“滿天下”，每次蕭邦國際鋼琴比賽前三名中總有他的學生。傅聰一到波蘭，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就被指定為傅聰的導師。他對傅聰的教導毫不吝惜精力。譬如按規定他每次教授的時間為一小時，但他經常忘了時間，一上就是三小時。他對傅聰的關懷不僅像老師對學生，更像父親對兒子那樣。傅聰每次舉行音樂會，老教授比學生還要緊張，一再囑咐傅聰要睡好，休息好，不要練習過度等等語重心長的話。那時，傅聰還要到波蘭石切青、卡托維茲等城市舉行音樂會。學生的優異成績怎麽能和教授所花費的心血分開呢！”
胡思升的這篇報導是當年關於傅聰在華沙學習生活的首篇報導，也是唯一的一篇報導。
年輕的鋼琴家傅聰。1954年
1955年3月的傅聰在演出前練琴
傅聰是中國大陸著名翻譯家傅雷的兒子。1952年，18歲的傅聰進行了人生第一次公開演出，隨即引起國內音樂界的注意，次年，作為青年才俊被國家選派參加了在羅馬尼亞舉行的鋼琴比賽，一曲蕭邦鋼琴曲讓他展露頭角。同年7月，傅聰第二次到羅馬尼亞參加比賽後，跟隨代表團訪問了德國和波蘭，在蕭邦的故鄉演奏了蕭邦的作品，受到波蘭的認同。1955年，20剛出頭的傅聰被邀請前往波蘭華沙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並獲得了第三名和“瑪祖卡”特獎，成為首位在國際性鋼琴比賽中獲獎的中國鋼琴家。比賽結束後，傅聰並未回國，而是留在波蘭華沙國立高等音樂學校（現為華沙弗萊德裏克·肖邦音樂大學）留學，直到1958年底畢業。1958年，在上海“反右補課”中，傅雷被上海市作協劃為戴帽“右派分子”。這件事給了傅聰很大的打擊，促使他 1958年底結束在波蘭的學業後，卻沒有按照規定回國，而是乘坐飛機出走英國。在那個年代，傅聰的行為被視為“叛逃”，他成為一個叛國者，導致了文革中，他父親傅雷被批鬥三天三夜後自殺身亡的悲慘結局。
胡思升與傅聰第二次碰麵是在華沙他的個人演奏會上。演出結束後，胡思升還與當年因為遠嫁波蘭而轟動一時的中國女生胡佩方一起上前給傅聰獻了花。說到當年不過24歲的胡佩方，她的個人經曆在那個時代也頗為傳奇。五十年代初期，胡佩方在中國人民大學求學時與一位波蘭留學生墜入愛河，遭到學校當局的批評，說她“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一般人在那種政治氣候下，早就因害怕而放棄了自己的感情，但性格倔強的胡佩方卻不願意放棄。她費盡周折，通過波蘭駐華使館向中方提出 結婚申請。幸好，申請遞到了當時兼任外長的總理周恩來手中。周恩來親自簽字批準了胡佩方的結婚申請，使得她得以於1955年10月遠赴華沙與波蘭夫婿結婚並移居波蘭。1956年胡佩方到波蘭華沙大學教中文。後來，胡佩方堅持用波蘭文為主流媒體寫作，成為了波蘭有名的華裔作家。她於2014年去世。
看到胡佩方和胡思升前來送鮮花，傅聰忍不住笑著跟胡思升說：“你們還真有點歐化呢”。
80年代，胡思升與胡佩芳多年後重逢留影
很快，傅聰與胡思升成了好友。他們兩個人有很多相似之處，家庭都來自上海受過美國教育的海派知識分子，年齡相差兩歲，同屬國家公派出國的青年才俊，又都是一表人才的帥哥，各方麵都談得來。所以，他們兩人有空時常常聚在一起，有時候在胡思升的辦公室見麵，有時候到布達佩斯的餐廳吃飯。傅聰深受父親傅雷的家教和影響，中文根底很好，唐詩宋詞可以隨口拈來。傅聰一再說：“中國人學西方音樂，必須先學好自己的文化。畢竟我們的文化是那麽深刻和豐富。”
那時，胡思升在波蘭工作時認識了一位漂亮的波蘭姑娘，兩人很快陷入熱戀中。用胡思升的話來說，當時他們兩個青春年少，在“美人魚凝視的維斯杜拉河畔，在肖邦旋律永不消逝的土地上”，在波蘭夏季氣候溫暖卻不悶熱的日子裏談情說愛，沉浸在青春的愛戀中，完全無視從東歐到中國政治上正在發生的一切。戀愛中的胡思升對波蘭明媚的春天和微風蕩漾的夏天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每當想起波蘭，他就會想到年輕時在波蘭渡過的美好時光，想起他的波蘭女友，想起與傅聰的交往。當時，中國沒有涉外婚姻的規定，因此，中國人無法跟外國人結婚。像胡佩方那樣幸運的人並不很多，很多戀人不僅戀愛未成，還會遭到國內工作單位的批評處分。胡思升與波蘭女友的戀情別人不知道，但傅聰卻是知道的，在他麵前，胡思升毫無隱瞞。
1957年夏天，傅聰從外地演出回到華沙，興衝衝來找胡思升。兩個年輕人在波蘭氣候宜人無需空調的夏日室內開懷暢聊。心情興奮的傅聰，揮舞著手上的幾封信，對好友說：“這一回，我對毛澤東真是從心裏感到佩服。胸襟如此開闊，知識如此淵博，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
那是傅聰第一次與胡思升聊政治，讓胡思升未免感到有點吃驚。他們兩人以往在一起的時候總是聊些文學、藝術和生活。胡思升一直以為他不很關心政治。
傅聰將信遞給胡思升說：“你讀讀。這是我父親聽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及和各界知識分子座談時的講話後，抄錄給我讀的。” 我拿起信紙，看見這位巴爾紮克小說和丹納藝術哲學的翻譯家，竟如此認真地一字一句地筆錄毛澤東的講話，抄給在海外研習鋼琴的愛子閱讀，感到非同尋常。
1958年，在蘇聯、東歐學習文化藝術的中國留學生包括傅聰在內，全部奉調回國集中“學習”。傅聰在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動中，因為不會說假話，加上因為在國外多年被冠以“資產階級思想濃厚，因而被列入需要“下放勞動，接受改造”的名單，不準許再回波蘭留學。幸好，傅雷的朋友，當時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出麵說，傅聰已在國際比賽中獲獎，為祖國爭了光，中斷學習不宜，讓他學成後再接受改造不遲。傅聰因此得以回到華沙繼續學業。
重新回到華沙的傅聰變了。胡思升察覺了他的細微變化，覺得傅聰變的沉默寡言，很少再像以前那樣與他有話必說了。據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樓適夷回憶說，傅聰那次回國，隻在北京接受了思想匯報，並沒有時間回上海家中。傅雷打長途電話給樓適夷，說傅聰住在馬思聰家裏，要樓適夷替他去看一下傅聰。就是那次談話中，樓適夷發覺傅聰思想比以前活躍得多，在閑聊中還談到了蘇聯和波蘭存在的問題。樓適夷當時就勸告傅聰說：“你作為留學生，不應該去談論這些問題”。樓適夷遇見中國文聯主席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聰的情況。周巍峙又把情況轉告了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錢俊瑞便把傅聰找來，批評了他一頓說：“再這樣下去，就把你調回來，叫你下鄉勞動去！”。
這件事對傅聰產生了巨大的負麵影響，他無法想像自己下鄉到農村勞動的情景。他深知，一雙彈鋼琴的手一旦拿起鋤頭幹農活，那他的藝術生涯就完了。當時的傅聰全身心的努力都放在彈鋼琴上，那是他畢生所愛所求，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擋他對鋼琴的熱愛。回到波蘭繼續學業不久，傅聰就接到讓他提前畢業回國的通知，那時離開他畢業還有半年。
與傅聰一樣，胡思升在個人生活方麵也遇到了麻煩。他與波蘭女友談戀愛的事情不脛而走，傳到了國內的報社。一名公派記者與當地的外國女孩戀愛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是不被容許的。於是，報社以開會的名義，緊急召回波蘭的胡思升。
胡思升回國前，傅聰到胡思升的住所來看他。看到胡思升辦公桌上放著的波蘭女友的美照。傅聰說了一句：“她很漂亮！”就沒再說什麽。以往，他們兩人相處，總會談天說地，聊個盡興。然而此刻，兩人都各懷心事，不知道該說什麽好。胡思升並不知道傅聰心裏正在醞釀著一個即將決定他此後一生命運的機密計劃，而這個秘密一旦泄露，不但牽涉到他自己的個人前途，也會給朋友帶來麻煩。因此，傅聰隻能保持緘默，無法對胡思升講他的心事。傅聰的沉默在胡思升看來或許是好友分手時的感傷，正如他的波蘭女友得知他即將回國時的哀傷。胡思升心裏明白，他這一走，肯定會給他們的戀情畫上句號。然而，他無法違抗上級的命令，必須回國。當時，胡思升的心裏也沉浸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悵中，並未顧及傅聰心裏到底在想什麽。
那是他們兩個人在波蘭的最後一麵。華沙一別，胡思升回到北京，明則開會、實則接受批評教育。傅聰則踏上前往英國的叛逃之路。此後，他們斷絕音信23年。
在一位英籍音樂教師的幫助下，傅聰悄悄買了從華沙飛往倫敦的機票，出走英國。傅聰坐在班機上時，正遇倫敦有霧，班機推遲起飛。這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已經察覺傅聰的動向，正打算采取措施。但人算不如天算，使館還未動作，霧散了，班機起飛了。傅聰乘坐的飛機還在空中時，西方通訊社便發出了關於他出走的消息。傅聰剛剛飛抵倫敦機場，聞訊而來的外國記者便團團圍住了他，準備進行采訪，但傅聰拒絕接受采訪，直接進入事先安排好的隱藏地點，除了第二個星期到皇家節日大廳演出之外，一直深居簡出。據當時的英國報紙說，中方安排了人試圖在倫敦一家酒店綁架傅聰回國，但被他從側門逃脫，因此，英國有關機構為了保護傅聰的人身安全，曾一度把他藏匿起來。
傳聞傅聰之所以能夠順利逃離華沙，是得到英國駐波蘭大使館的幫助。波蘭也屬“社會主義陣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留學生，不能隨便與別國使館聯係。傅聰從未與英國官員有任何交往，但關鍵時刻卻能直接投奔該國，讓中國的反情報機關措手不及，隻好在國內進行了嚴密的追查，從傅雷周邊的親朋好友開始調查，追究傅聰逃亡的始末，這是後話。
三，二十年生死兩茫茫
1958年12月，胡思升已回到了北京，換了新的職務，從駐外記者變成了報社國際部的編輯。一天，他坐在北京報紙國際部的辦公室，翻閱著西方通訊社的最新報導 。突然，一條消息映入他的眼簾，使他心裏一驚，差點失去了平衡跌下座椅。那條消息的粗體字標題非常醒目：“傅聰叛逃倫敦”。
胡說升做夢也沒想到，他的朋友傅聰居然叛逃英國了。那個年代，中國與美英等西方國家分屬兩個陣營，斷絕了所有的外事往來。這如同一個晴天霹靂，馬上使胡思升坐立不安，他知道，按照規定，組織上一定會審查與傅聰認識的所有人，讓他們交代彼此的來往關係。從波蘭回來，胡思升因為與波蘭女友的戀情遭受了領導的批評，也做了深刻檢討才過關。這件事剛剛平息，傅聰叛逃的事件發生，頓時讓胡思升不得不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擔憂。
針對傅聰叛逃一事，周恩來表示“各人做事各人當”“隻要傅聰願意回來，歡迎”。但是胡思升心裏清楚傅聰不會回來了。就像後來他在回憶文章寫道的那樣：傅聰在海外，也許比別人看得更清楚，左的濃霧並沒有消逝。“文革”的爆發、文化專製的極端使傅聰心痛，父母的自殺更使他深感絕望。他隻能與琴鍵、韻律為伍，傾聽大千世界中最美妙、最微妙的聲音，沉浸在“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尋”的境地裏。
胡思升心裏清楚，但表麵上，他隻能用沉默來掩蓋內心的起伏不安，從此小心謹慎地做人。從波蘭回來以後的胡思升從來不曾談過傅聰，也從來不提及他在波蘭的一段戀情。這兩個人是他生命中最難忘的禁忌，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定時炸彈，隨時都可以引爆。1966年文革到來，一直小心翼翼的胡思升也引火上身，他與傅聰曾經的一段友情終於紙包不住火了。1967年初的一個北京冬日，天氣異常寒冷。胡思升剛走進報社編輯部的大樓，迎麵就看見一張巨幅標語般的大字報張貼在大樓最醒目的位置，大標題寫著：胡思升——修正主義幹部路線的標本！在這張大字報中，胡思升被例舉了人生的三條罪狀：“三家村”主帥鄧拓的得意門生、叛國之徒傅聰的密友、與波修女特務暗度陳倉。
鄧拓1949年後擔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人民日報》總編。雖然，他與胡思升是上下級關係，但因他欣賞胡思升年輕有為，對他的文章也多加重用。因此，報社有人傳說胡思升是鄧拓的「得意門生」。1966年文革開始，鄧拓當首當其衝，因主持專欄《三家村劄記》被認為是“三家村反黨集團”的幕後人物，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導致鄧拓在5月18日自殺。鄧拓雖然死了，但「餘毒還在」，因此胡思升作為「得意門生」也得拉出來批判。最主要的是傅聰還活著，因此大字報直指胡思升與傅聰的關係，說“叛徒”傅聰投奔西方前，是胡思升“無話不談”的“密友”。就連胡思升當初在波蘭的女友也被拉出來，說她是“波修女特務”（注：文革期間，蘇聯是“蘇修”，波蘭是“波修”）。
驚恐之下，胡思升躲在家裏“銷毀罪證”，將國內外親友的來信燒掉。他手裏保存了波蘭女友的十幾張照片，也隻好狠心燒掉。他燒之前，最後看了一眼所有的照片，試圖把波蘭女友的樣貌留在記憶裏。畢竟、那是他的初戀，無法忘記。正在這時，電話響了，是報社的一位同事兼摯友打來的。他壓低了的嗓音說：“我躲在辦公桌下給你打電話，你趕快離開家，跑到什麽地方藏起來。毛澤東思想捍衛隊的一幫人，拿著鋼鞭、皮鞭，騎著自行車去抓你。不能多說，立即行動“。胡思升最怕的事情還是來了，他不敢走正門，而是仗著身手矯健，跳過圍著宿舍樓的鐵欄杆，直奔公車站。直到他坐上了一輛開往郊區的公車才喘了一口氣，自我慶幸，避免了一場肯定會被打得半死的惡運。雖然，最終文革他是逃脫不掉的，但被打死的厄運能避免就避免。
經曆了二十多年政治運動的胡思升做夢都沒有想到，他與傅聰居然有重逢的一天。文革在1976年結束，傅雷1979年被平反。傅聰回國參加1979年4月26日傅雷夫婦平反昭雪追悼會。1981年，傅聰回國演出，在胡思升位於北京平安裏的家裏，傅聰與弟弟傅敏一起與胡思升見麵，暢聊往事。一別二十多年，傅聰已經成為世界級的著名鋼琴家，而胡思升也成為《人民日報》著名記者。二十幾年後再相逢，曾經的青蔥少年已是中年，真應了蘇軾「江城子」裏的那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1966年底，在英國的傅聰接到在上海的父母雙亡的噩耗時，腦海中滑過的就是這句詞。
傅聰對胡思升說起去國多年，但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唐詩宋詞之愛從未減弱：“西方古典音樂有它獨有的意境，但當我彈奏時，常常情不自禁地聯想起中國的詩詞。莫紮特有一章回旋曲，主題就是：每一次回來，卻更添加鄉愁，而且結束之時好像不曾結束，恰似古詩中'更行更遠還生'的味道。曲中有兩句，簡直就是'觸目愁腸斷'。德彪西有一首曲子，我把標題譯成中國式的《月夜懷古》。樂曲開始時荒涼一片，像曆史流經無垠的沙漠，如同置身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意境，幾千年的曆史，都濃縮在短短的樂曲中了。”傅聰彈奏的是西方古典音樂大師的作品，卻從中華古典文化中汲取營養和啟示，把蕭邦比作李後主，把貝多芬比作杜甫，舒伯特比作陶淵明，莫紮特比作李白。
80年代初在北京胡寓，左起傅聰、胡思升、傅敏
1982年2月6日，胡思升撰文《傅聰的琴音和傅雷的家書》在《人民日報》發表，文中說：也許是一個巧合：傅聰在首都舉行鋼琴演奏會的那一天，《傅雷家書》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問世了。這一對文學藝術家的父子，越過了迂回曲折的路程，在曾經哺育他們的神州大地上，終於會合了。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中國官方喉舌首次報導傅聰回國之事。在這篇文章裏，胡思升第一次在政府官媒上用了“傅聰不告而別“ 的中性詞，而不是叛逃，算是用文字為傅聰當年的行為做了平反。
1982年底，傅聰第五次回國在北京開個人獨奏會，照例與胡思升見麵。胡思升問他：“還記得王炳南大使嗎？”傅聰說他當然記得，王炳南是他們兩人在華沙時的中國特命全權大使。傅聰便托胡思升轉贈兩張獨奏會的票給剛出任中國人民友好協會會長的王炳南。胡思升當即打電話給王炳南，轉達傅聰的邀請。王炳南馬上說：“明天晚上，我請客，除了傅聰和你，我把夏衍也請上。” 於是，在北京飯店一間幽靜的貴賓室裏，夏衍、王炳南、傅聰和胡思升四個人見了麵。傅聰當麵感謝夏衍，當初如果不是夏衍的一句話，他1957年回國後就無法再赴波蘭繼續學業了，也就談不上以後的叛逃，那麽也許傅聰也不會逃脫文革中與他父親共同的命運。1983年元旦，胡思升還陪傅聰和傅敏去夏衍的家中拜訪，看見夏公鍾愛的貓在閉目午休。已83歲的夏衍思維仍然活躍，與他們閑聊，談中國當時的文藝改革。
1982年末，右起傅聰，夏衍，王炳南，胡思升在北京飯店貴賓廳。如今，四人都已作古，再見已在天國。
胡思升對傅聰的那次中國行寫道：八十年代，在改革開放的各個領域，都存在著或明或暗地交鋒。傅聰回國，掌聲不斷，也有人對此不滿，說怪話。兩極的反應，促使當時在任的胡耀邦總書記不得不出來說話：“傅聰回國，應予歡迎，不應歧視，但對他當年不告而別，仍需表態”。傅聰對琴音有職業的敏銳，並不意味著他對國內的政治風向不敏感。大陸突然批判白樺的作品《苦戀》，使本來心有餘悸的“臭老九”們的心跳加速，也使傅聰擔心“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中國人太熟悉的政治運動是否即將降臨。他帶著些許的失望，回了英倫。
九十年代初，胡思升移民美國紐約，他與已經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的傅聰的見麵不再方便。2004年10月，傅聰是專程從倫敦來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辦他的個人演奏會，也算為他七十歲賀壽。到紐約後，兩人數次打電話相約見麵。傅聰每天需要練琴，住到了一個借他練琴的朋友家。傅聰把地址告訴了胡思升讓他來自己的住處見麵。胡思升擔心到了不熟悉的地址，找不到傅聰。傅聰就說，你如果聽到琴聲，那就是我了。傅聰一生度過的最多的時間就是在練琴上，每天七八個小時，數十年如一日，可謂“把人生的一大半時間都消磨在鋼琴上了”。
2004年10月8日，傅聰和胡思升在紐約的冬夜相聚於“王朝豪庭”。這離他們初次在華沙見麵，時光已經起起伏伏地飄過了40多年。
胡思升到傅聰練琴的地方去接他，然後再一起到到“王朝豪庭”餐廳共進晚餐。這次聚會與他們最後的北京幾麵已相隔七八年。在紐約冬天的夜晚，兩人遠離所有的時事政治，放開禁忌、暢聊以往。他們自然而然憶舊，談到華沙的青年時代，傅聰的出逃以及胡思升以後的命運。對此，胡思升寫道：“將近半個世紀了，從飄灑翩翩的青春年少到閱盡滄桑的交往；從華沙、北京到紐約，我和鋼琴家傅聰的交往，時間的長度，君子之交的清淡，跌宕起伏的深度，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傅聰那次在紐約的的演出服不是以往的黑色燕尾服，而是穿了一身黑色唐裝。更出人意料的是極少演奏中國作曲家作品的傅聰，在紐約與波士頓演出時，難得地選用了居住在紐約、但相互從未見過麵的宋撫元的《琴詩》組曲中的《鬆下問童子》、《詠懷》、《荊軻渡易水》。在傅聰的骨子裏，中國傳統文化是他的教育根基，也是他在國外多年最懷念的鄉愁。
那是胡思升與傅聰此生的最後一麵，因為傅聰不用電腦，沒有個人網站，沒有E-Mail，甚至都不用手機，更不印名片。胡思升與傅聰聯絡，要麽發傳真，要麽通過傅敏郵件往來。2010年5月底，傅敏從北京發給胡思升電郵說：“家兄今年來兩次回國作巡回演出，有深圳、廣州、海口、南昌、上海、南京、武漢。都是蕭邦Piano Recital。今年是蕭邦誕辰200周年，所以他特別忙。
在紐約的後幾年，胡思升一直受病痛折磨，多年來深居簡出，幾乎不與外界來往。但在他的心目中，當年他二十歲出頭就被派往東歐做駐外記者的往事一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因此，在他臥病期間，我們兩個人唯一一次的采訪式深談就談到了他的東歐經曆，那是他年輕時事業最為輝煌的時代。雖然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他因為撰寫了幾篇轟動一時的報告文學而從記者變成獲獎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但對他來說，刻骨銘心的往事時光還是基於他反複跟我談的幾點：1949年前在上海渡過的少年；抗戰時，他與我父親和大姑一起從孤島上海偷偷前往國民政府所在的重慶的冒險經曆；他在東歐的做記者的幾年，以及八十年代，他多次去中南海采訪中央領導的情形。
我想，與傅聰的交往之所以在胡思升的心目中留下強烈的印象，不僅僅是因為兩人曾經在波蘭共度了一去不複返的青春，也因為這段交往，胡思升在中國曆屆政治運中遭受的抨擊給他心底留下了陰影。更重要的是，兩人六十多年的交情見證了1949年後共產黨新中國經過的曆史風雲、起伏和變化，以及他與傅聰彼此不同的個人命運。
2020年從全世界到各國是災難深重的一年。而對胡思升和傅聰兩人來說，卻是他們的生命永遠沒有再跨過去的一年。11月26日感恩節晚上8點20分，胡思升在紐約過世，享年88歲。一個月以後的12月28日，86歲的傅聰因新冠在倫敦去世。真是命運弄人，1957年，青春年少的他們在波蘭相識成為好友。63年以後，他們在同一年去世，相差不過30多天。
得知傅聰去世的晚上，我打電話給胡思升的女兒，我的堂妹胡冰，告訴她傅聰去世的消息。回看他們倆的交往以及胡思升的坎坷一生，我們禁不住唏噓感慨。不過可以告慰的是，他們這兩個昔日的好友終於很快在天國再見，也與他們同在上海文革前後相繼去世的父母家人重逢了，他們的心裏一定擺脫了塵世的煩擾磨難，充滿了年輕時曾有的快樂。
原載於《傳記文學》2020年12期
作者簡介：
紐約桃花，原名胡桃(Sonia Hu)，海外出版個人著作有非虛構傳記《上海浮生若夢》(再版為《浮生上海》)、電影筆記《鏡花水月懷舊事》、小說集《上海以北，北京以南》、詩集《紐約秋風與明月》等。曾獲台灣2020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新聞寫作評論獎首獎，主編詩集《紐約流光詩影》及《石村的蒙娜麗莎》等。現為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及紐約華文女作家協會終身會員，美國龍出版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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