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曙生：讀曾希聖給中央的檢查

曾希聖

周恩來寫信給曾希聖談安徽大饑荒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為有七千多人參加，故又稱"七千人大會"。當時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兼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見圖），於2月3日在安徽代表團會議上作了第一次檢查。與會的安徽代表對他的檢查非常不滿意，向中央反映，要求繼續開會，揭蓋子，中央同意了。七千人大會結束後，安徽代表團被留下，繼續開會。2月9日，在劉少奇親自坐鎮安徽代表團的情況下，曾希聖作了第二次檢查。曾的檢查開頭就說："前一次檢查（指2月3日檢查――筆者），正如同誌們所說沒有放下架子，就是說沒有拉下麵子、脫掉褲子，主要是自己思想中的肮髒的東西沒有勇氣拿到太陽下麵給大家看。這兩天經過少奇同誌的啟示，經過柯老（柯慶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筆者）的談話，經過許多同誌的幫助，經過自己激烈的思想鬥爭，經過對一些事情的回憶（有的可能記不清），我決心和黨一條心，和少奇同誌合作，和中央部門、華東局負責同誌合作，撕下麵子，放下架子，再做一次檢查，把肮髒的東西講出來，也可以說是對過去的曾希聖的揭發批判，因為隻有如此，才能改正自己的錯誤。"

曾希聖第二次檢查一萬多字，內容是圍繞安徽在大躍進時期主要是1960年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情況的方方麵麵展開的。曾希聖在檢查中說："七月石關會議（指1961年7月在嶽西縣石關召開的中共安徽省委擴大會議），各地匯報1960年的死人數字（他不說非正常死人，而是籠統地說死人，死人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石關會議各地匯報的是非正常死人數字――筆者）是二百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人"，"當時我和桂林棲、鄭銳、邢浩（分別是省委書記處書記、省委秘書長、公安廳長――筆者）四人研究，他們說不要再核對，就這樣上報吧。但是我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提了一些疑問……結果把原匯報的數字縮小為一百一十七萬多人，扣除重報數字九萬三千一百六十八人，扣除了五九年死亡的四十八萬六千六百九十人，這在報告附件中都說明了。這個數字決定由公安廳上報，並作為省委向中央上報的附件……另外，一九五九的死亡數字，沒有上報黨中央，這也是我的責任。"

對曾希聖檢查的這方麵情況我要做點說明。1961年2月，公安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廳（局）於六月底前，上報1960年人口統計數字。安徽省公安廳要求各地（市）公安處（局）於4月底前上報公安廳，公安廳於5月匯總後，發現1960年人口比1959年減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公安廳長邢浩將公安廳匯總的全省人口數字情況報告曾希聖，並說準備上報公安部。曾希聖當即指出，1960年人口比1959年減少這麽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年人口基數算大了，死亡人口統計可能有重複，要求公安廳重新統計後再報。公安廳把地、市公安處、局人口統計人員召到合肥，核實人口數據，結果和上報的數據吻合。公安廳長邢浩再次請示曾希聖，是否上報公安部，曾希聖回答說，等省委擴大會議開過後再報。於是省委在石關召開擴大會議的第一天，曾希聖就要求參加會議的地（市）、縣委書記匯報1960年人口數字，書記們趕緊打電話給自己管轄的公安部門，索要人口數據，很快就報來了，經過會議秘書組的統計，書記們匯報的數據和公安廳一致，因為他們匯報的數據都是根據公安部門來的，不會有大的出入。這時已經是7月，過了公安部要求上報人口數據的限期。由於公安部催得緊，公安廳隻好先派戶籍科長將人口統計數據送到北京。正在這時，曾希聖明確表示不同意公安廳匯總的數據，邢浩廳長當即指示公安廳治安處，通知戶籍科長馬上回來，把統計報表都帶回來，對公安部說統計數據有重大差錯，回去核實後再報。從北京回來的戶籍科長和幾名統計員，在廳長邢浩帶領下，吃、住在省委，修改統計數字，整整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修改完畢（應該說是造假完畢――筆者）。在修改時，要求不能讓人看出破綻，不能產生矛盾，要合乎"科學"，尤其是兒童、婦女死亡數字要盡量壓縮，加大老人死亡數等等。最後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數不是200多萬，而是117萬多人，經過曾希聖審閱批準，報告公安部。與此同時省委報告中央，把公安廳給公安部的報告作為省委報告中央的附件。七千人大會後，曾希聖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李葆華接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962年5月12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全體會議上，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為了防止政法機關濫抓濫捕，草菅人命，在會上鄭重宣布與政法幹部約法八章：一，不準亂逮捕、亂拘留；二，不準亂管製、亂監督勞動；三，不準亂用偵察手段；四，不準亂收容強製勞動；五，不準刑訊逼供；六，不準虐待犯人；七不準扣押申訴；八，不準任意加刑。同時指示公安機關要糾正在戶口問題上的弄虛作假，正確反映戶口信息。於是，安徽省公安廳於1962年11月22日至29日，專門召開全省戶口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各地、市、縣公安處、局的治安科長和戶口統計員（戶口歸治安科管――筆者），水上、鐵路公安處（局）治安科長和戶口幹部共98人參加。會議任務就是糾正1958年以來戶口統計上存在的問題，真實反映戶口、人口變動情況。會後公安廳在給省委和公安部的報告中說："近兩年來，在戶口工作中發生了嚴重的缺點和錯誤，教訓十分深刻，特別是1959年冬和1960年春，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公安機關未能通過戶口登記管理，全麵了解情況，甚至有意篡改人口變動數字，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經過這次會議，把過去弄虛作假的人口統計恢複正常，結果顯示：1959年底安徽人口總數為34265037人，1960年底安徽人口總數為30425058人，比1959年淨減少3839779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數仍為2218280人；1961年，安徽人口總數為29876855人，比1959年人口淨減少4388182人。這組數據已經作為官方正式數據載入史冊。

曾希聖檢查重點是安徽省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他是如何弄虛作假、如何捂蓋子、如何向中央封鎖消息、如何對1960年中央檢查組到安徽調查死人情況進行刁難、告反狀，以及他的霸道的工作作風、對錯誤的認識、改正錯誤的決心，等等。檢查結尾曾希聖說："現在我深深認識到我的錯誤異常嚴重，我的罪過是還不清的，我唯一的決心是虛心傾聽大家的意見，永遠傾聽群眾的意見，在實際工作中改正錯誤，戴罪立功。"

50年後，筆者讀當年曾希聖的檢查，認為他的態度基本上是誠懇的，在很多方麵檢查也是深刻的。但是因為造成了幾百萬人死亡的嚴重後果，當時劉少奇代表中央宣布免除他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是完全應該的，就是宣布將他繩之以法，也並不為過。不要說非正常死亡幾百萬人，就是死亡幾十萬人、幾萬人，在和平年代，也是嚴重的罪過，就是撤職查辦、追究刑事責任，有何不可？同是餓死幾百萬人的河南省，省委書記吳芝圃向中央檢查就比曾希聖深刻。吳芝圃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處理，我都沒有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檢討交上去，毛澤東批示"不要再做檢查了"。人犯了錯誤、甚至犯了罪，勇於承認，仍不失為一個有良知的人，值得尊敬的人。盡管曾希聖的檢查還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是這和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有關，不能完全怪罪他。當時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仍然當作旗幟，而安徽乃至全國發生的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都是在"三麵紅旗"指引下發生的。曾希聖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承認自己有罪，表示要戴罪立功，應該值得我們肯定。而這30多年來，有些人卻竭力美化曾希聖，把他自己承認犯的錯誤甚至犯的罪一筆勾銷，把他自己早已唾棄的癰疽當寶貝來收藏，如果曾希聖地下有知，也會罵這些不肖子孫的。曾希聖犯的那些錯誤、那些罪行，難道不是和那些曾經一味地給他抬轎子、一味地吹捧他、指鹿為馬的人密不可分嗎？

筆者認為，曾希聖在第二次檢查中最為切中要害的是這樣一段話："一九五九年大概是六月，張愷帆反映無為問題嚴重，我說你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又是無為人，你可以去處理，不久我到廬山，省委有個同誌打電話給我，大意說張在無為解散食堂，當時我怕他搞出亂子，要張回來，並要宋孟鄰（時任蕪湖市委書記，無為屬蕪湖管轄――筆者）去調查處理。宋（調查後匯報）說無為有些問題，但不嚴重，我聽信了他報喜不報憂的話，無為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實際上那時農村非正常死亡已經發生。如果無為蓋子早揭開，從中吸取教訓，安徽的問題就不會那樣嚴重"（就不會餓死400多萬人――筆者）。這是非常中肯的話。可是曆史沒有"如果"。張愷帆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領軍人物，受他的牽連，僅無為縣被批鬥處理的幹部、群眾就有2.8萬多人。而無為縣最終餓死了20多萬人。可是宋孟鄰卻由此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這教訓難道不極為深刻嗎？！（無為問題詳見宋霖同誌"張愷帆在1959年"一文，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8期）

但是，對另外一個極為深刻的教訓，曾希聖並不認識，沒有檢查，我感到非常可惜。這就是1958年初他把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省檢察院檢察長楊效春、副檢察長李銳，省司法廳黨組書記、副廳長陳仁剛等，打成"右派反黨集團"。這一案件株連中央管理幹部33人，省管幹部77人，政法係統被批判處理的幹部3000多名，這為政法、公安工作"大躍進"，不斷地用鎮壓反革命的手段，推動大躍進運動的開展，殘酷鎮壓毫無過錯的人民群眾掃清了障礙，開辟了道路，也為安徽餓死人火上澆油。筆者在《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控製》（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對此有詳細論述。這裏在做些補充。

安徽的反右派鬥爭，在曾希聖的主導下，共劃右派分子31472人，是劃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使全省黨內、黨外精英受到重創。因為曾希聖獨出心裁，花樣翻新，他將中央劃右派的6條標準擴大為12條，增加6條，即：醜化黨的領導，醜化積極分子，挑撥黨群關係，挑撥群眾關係，反對農業"三改"，反對河網化。這12條標準，可以隨意把一個人打成右派分子。安徽的反右派鬥爭先是從文教界開刀的。首先是中共安徽省委文教部副部長、安徽省文聯黨組書記兼主席戴嶽為首的16人被打成"文聯右派反黨集團"，占該單位編製43人的37%；接著，安徽文聯黨組成員、《江淮文學》副主編王影和文聯黨組成員、《江淮文學》副主編石青為首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省文化局以陳仲、張熙才、餘建民為主要成員被打成反黨集團。緊接著反右派鬥爭在教育、衛生、科技部門展開，所劃右派越來越多，鬥爭越來越殘酷。僅省立醫院和安徽醫科大學及其附屬醫院，副主任醫師以上高級職稱被打成右派的就有58人，占高級職稱人員的39.5%。在3萬多右派中，有25137人是文、教、衛和科研單位的知識精英、科研骨幹。近年來有人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說曾希聖如何愛惜人才、求賢若渴，讀了之後，讓人噴飯。

就在反右派鬥爭如火如荼之際，1957年11月21日至2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一屆四次全委會議，12月15日省委召開一屆六次擴大會議，專門對李世農、楊效春、李銳等人開展批判，以解決省委內部的"右傾"問題。12月25日，省委報經中央同意，決定延長會議時間，並將會議擴大到省、地（市）、縣三級幹部會議，共1500多人參加，還有1800多人列席會議，共有261人大會發言或書麵發言，口誅筆伐，揭發、批判李世農等人的所謂右派反黨罪行。會議通過《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李世農、楊效春、李銳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並定性為"右派反黨集團"。1958年3月10日，省委向全省發布公告稱："這是安徽政治思想戰線上的一次巨大勝利，是安徽反右派鬥爭的最重大成果"。同一天，《人民日報》為此專門發表社論。社論是根據省委的報告和曾希聖在批判李世農等人大會上指控的"罪行"基礎上寫出的，社論"祝賀安徽省委這次會議的成功，祝賀他們在這一巨大勝利基礎上乘勝前進。"

李世農等人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千方百計地阻撓公安機關對反革命活動的打擊，包庇和縱容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自首叛變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為他們開脫罪責，為他們免刑減刑，為他們翻案――他們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社論原文――筆者）。

這樣的指控完全是顛倒黑白。從1949年解放到1957年底，安徽在鎮反、肅反中不存在包庇和縱容反革命的問題，而是嚴重擴大化的問題，尤其是從1954年以後，在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把幾十萬不滿意合作化的農民和工商業者打成新生的反革命、壞分子，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讓我們從幾組打擊數據看看安徽是不是包庇、縱容了反革命、壞分子。安徽省在1950年到1953年第一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一共逮捕了110164人，判處死刑32876人，判處徒刑的49332人，判處管製8839人，獄中死亡1410人（多數被刑訊逼供致死――筆者），釋放9259人（有一般曆史問題，根本就不應該逮捕――筆者），逃跑64人，自殺26人，其餘轉外地處理。為配合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在中央統一部署下，1955年開展了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共逮捕各類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35620人，其中判處死刑的570人。這次鎮反中被逮捕的大多數是對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不滿的農民和工商業者，被稱為"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另外，安徽在土改過程中，共打擊地主、惡霸63610人，其中逮捕判刑27551人，其中7685名被判處死刑，判處管製的7334人，其餘鬥爭後戴帽就地監督改造。在剿匪鬥爭中共打擊51061人，其中擊斃2069人，擊傷1380人，俘虜30736人，投誠16871人。從1955年開始的內部肅反中，查出反革命和壞分子14635人，判處死刑的72人，判處徒刑的5855人，判管製、勞教、下放農村監督改造1370人，送外地處理的175人，自殺193人。

從1950年到1957年底前在這些大的政治運動中，安徽共打擊處理了275090人，其中有5萬多人被處以極刑。一個新生的革命政權，在戰亂之後，應該采取寬容的政策，休養生息，可安徽打殺了這麽多人，還說包庇縱容反革命，難道要把那些有些曆史問題的人、對新政權不滿發發牢騷的人都要趕盡殺絕不成？其實早在第一次鎮反中，就有嚴重擴大化現象。比如在鎮反過程中，阜陽專區向省委報告說：自"雙十指示"（指1950年10月10日中央下達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指示――筆者）下達至1951年4月，在逮捕的人犯中，可捕可不捕的占捕人總數35%；碭山縣將一般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乃至所謂"破鞋"（有男女關係――筆者）也逮捕起來。安慶專區報告說：桐城縣將16名擬處死刑的人犯報地委審批，地委批示說，"僅看現有材料，不能判死刑，必須繼續補查再報"。而公安局接到地委批複，未看批複內容，以為地委同意，當即將16人押赴刑場槍決。事後檢查這16人有12人連逮捕條件都不夠。霍山縣不經地委批準，擅自槍斃隻有反革命身份而無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犯9人。皖南地區對可捕可不捕的人基本上都捕了。1956年，在內部肅反中，有1700多人未經檢察院批準公安機關擅自逮捕的。為此省檢察院向公安廳提出，今後捕人應先辦批捕手續，後捕人。這就成了李世農、楊效春、李銳"右派反黨集團"包庇、縱容反革命罪狀之一。從1955年秋天開始，為了保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順利開展，在公安部統一部署下，開展了第二次大規模的社會鎮反，安徽省製定的鎮反捕人數字是1955年2.5萬人，1956年4萬人，1957年3萬左右。由於時間緊迫，1955年捕人指標難以完成。所以省公安廳10月28日發出《關於統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的具體實施意見》，要求采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麵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逮捕27611名反革命，超額完成任務。其中有1419人沒有任何反革命罪行，有的隻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對合作化有意見，說過牢騷話而被逮捕，且沒有任何批準手續。檢察機關提出補辦手續，公安機關不得已將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釋放，為此曾經遭到李世農的批評。這就成了李世農"右派反黨集團"的又一罪狀。由於合作化運動使農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加上基層幹部的惡劣作風，激起群眾強烈不滿，整個農村動蕩起來，哄搶國家和集體財產、打砸區、鄉政府、殺害基層幹部事件不斷發生，其中大規模哄搶國家、集體糧食事件，每年就發生幾百起、上千起，可以用此起彼伏來形容。當政者不檢討自己的方針、路線是否有問題，而是采用鎮壓反革命的辦法來解決。1957年8月底9月初，公安部在北京召開全國公安廳、局長座談會。會議要求"進一步再給殘餘反革命勢力一次有力打擊"，堅決地"逮捕一批，管製一批，勞教一批，批鬥戴帽子一批"。於是在不到三個月時間內，第三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又開始了。鑒於安徽農民不滿意農業合作化而不斷鬧事的現實，省委指示公安機關，安徽鎮反工作重點要放在農村，結合省委在農村進行全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鎮反。於是，省公安廳部署，從1957年10月到12月，在8277個農業生產社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大辯論，挖新、老反革命。於是在兩個多月時間，就在農村逮捕了12274名反革命、壞分子，管製1074名，勞教855名，戴反、壞分子帽子1565名，鬥爭6518名，關押審查2338名，在辯論中被迫自殺845名。在這些受打擊的人中，絕大多數是不滿意農業合作化的農民。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安徽對反革命不是包庇從容，而是打過了頭，把那些不是反革命的普通人民群眾當作反革命、壞分子打擊了，犯了嚴重擴大化錯誤。1979年至1981年，僅安徽公安機關就平反了這方麵冤假錯案31萬起，包括7萬多所謂農民中的壞分子。可是其中大多數人早已命送黃泉，平反對他們已經毫無意義。

曾希聖反了所謂政法機關的右傾，為大躍進時期無法無天掃清了道路。逮捕人已經不需要檢察院批準，判刑是根據公安機關預審後提出的判刑意見法院照辦；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人民公社、生產大隊認為某人有問題需要抓起來，公安機關就抓；各級領導人對誰不滿，打個電話、寫個條子，就可以把人抓起來。反了檢察院、司法部門的右傾後，公安獨掌政法大權，檢察、法院成了陪襯，有的地方幹脆取消檢察院、法院，成立政法部，由公安統領，實行所謂"一長（公安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法院院長、檢察長），一員（公安局偵查員、預審員）代三員（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所謂分家，就是法院、檢察院領導帶上公章到公安局辦公，任務是對公安機關已經關押並決定刑期的人蓋上公章而已。公安機關不僅淩駕於檢察院、法院之上，甚至淩駕於同級黨委之上。曾希聖在第二次檢查中說："在某些問題上，（我）確有把黨委第一書記和公安部門置於黨委之上的錯誤。對於報告的死人數字，要公安部門負責審查，確實是我提出的，而且審查後沒有提到常委討論，這是我把它置於黨委之上的明顯例子"。當然這不是安徽一省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大躍進時期實際上被取消，這兩家隻派領導到公安部聯合辦公，被謝富治戲稱為公安機關手伸的太長，包辦了法院、檢察院的職能。

毛澤東在解放初期提出的公安機關要置於黨委絕對領導之下，也就是要置於黨委一把手絕對領導之下，並身體力行，公安部的重大決策部署無一不經過毛澤東的親自批示，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殺、關、管、鬥的具體數字，毛都有批示。安徽在批判了李世農右派反黨集團後，安徽政法部門人人自危，誰都怕被扣上右傾的帽子，根據黨委第一書記的指示，為推行大躍進運動的開展，鎮壓人民群眾到了瘋狂地步。1958年到1960年全省僅公安機關就逮捕了17萬多人，集訓、勞教了20多萬人，給38萬多人戴上四類分子帽子。至於縣辦、社辦、大隊辦、機關辦的勞改隊、集訓隊處罰的人數無法統計，全省有43個縣辦過勞改隊。定遠縣23個公社就有13個公社設立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2160人，縣勞改隊勞改了4023人，死在勞改隊的就有1280人。安徽非正常死亡的400多萬人中，就包括被專政機關和縣、社、隊關死、逼死、打死、餓死在勞改隊、看守所、勞教所、拘留所、集訓隊的人。據不完全統計，僅死在勞改農場和看守所的就有6萬多人；1960安徽省就有13個縣公安局看守所死亡未決犯罪嫌疑人數超過400人；三年中安徽農村被打死、餓死的四類分子有40多萬，這些人中有很多人原來都不是四類分子，而是普通農民，因為反對大躍進、反對刮共產風、反對吃食堂等等被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壞分子帽子。假如沒有把李世農等人打成右派反黨集團，假如政法機關能夠按照1954年憲法規定的互相監督製約，各級黨委、政府和公安機關就不會那樣無法無天，就不會有那麽多人死於非命。

人民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走不掉，逃不掉，到處都有檢查站，到處都有收容所，往外逃被抓回來生命難保；逃到大別山和皖南山區，也會被不斷的搜山隊抓回來（詳情見《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控製》一文）。寫人民來信向中央反映，也是萬萬不能做的，被發現吃不了兜著走。安徽按省委的部署，在合肥、蕪湖、馬鞍山、蚌埠、阜陽、安慶設立了6個檢拆站，查扣人民來信；各個縣公安局要求郵電局，把凡是寄往北京中央國家機關和領導人的信，一律扣押交公安局檢拆，凡是反映安徽省問題的信不僅扣住不發，還要給寄信人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所以有人把信寫好後，拿到外省去發。曾希聖在檢查中說："扣押人民來信是在我的思想指導下發生的……我說過人民來信有很多是虛假的造謠破壞的，是人家向我們進攻，是個鬥爭"，"有的共產黨員，對壞的東西也相信，過去搞人民來信的人，成了右派，就是因為他們相信這種話，所以跟著右派跑了"，"工作落後的地方來信多，工作好的地方來信少，因此造成下麵發生嚴重扣押人民來信"。

扣押人民來信不僅下麵嚴重，上麵更嚴重。安徽省公安廳動用偵查手段，直接查扣人民來信。1957年11月23日，省檢察院檢察長楊效春被批鬥期間，寫了兩封信，一封寄給公安部長羅瑞卿，一封寄給他在新四軍時期的戰友毛英奇，他派外甥到南京和徐州兩地去發。公安廳對楊效春已經實施技術偵察手段，掌握了他的一舉一動，立即派3個幹部跟蹤盯梢他外甥到南京，以特務嫌疑進行搜查，連人帶信押回合肥。公安廳長向曾希聖匯報，他沒有批評這種犯罪行為，隻表示人可以放，但信扣下（曾在檢查中說他指示公安廳讓他把信寄出去，當場遭到反駁――筆者）。1960年9月13日中央辦公廳轉來一封匿名寄給彭真的信，反映省委不顧人民死活，在稻香樓和董鋪島上大造賓館，而合肥街頭乞丐、搶飯吃的人很多。曾希聖批示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光宇查辦。王將信交給公安廳。公安廳把它作為重大反革命案件偵辦，將信拍成照片，在合肥的省、市、區級機關，人人對筆跡，人人過關，三個多月，鬧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人心惶惶。人民群眾在這種高壓態勢下，隻能任人宰割，稍有反抗，後果不堪設想。

在大躍進時期，為什麽反革命案件占了整個案件80%？逮捕的人犯中，反革命犯占同樣比例？因為人民群眾冤屈無處訴，苦難無處申，膽子大的鋌而走險，組織反革命集團，拚死反抗；膽子小的，寫人民來信，寫標語、傳單，表達自己的訴求。這些統統都被當作反革命案件來處理。1959年合肥街頭貼出標語："打倒曾胖子，殺死餘妖精"（曾胖子指曾希聖，餘妖精指曾妻）。曾希聖指示公安廳限期破案。公安廳作為重大反革命案件，廳長親自掛帥，組織50多人的精幹隊伍，偵破此案。強迫機關幹部人人寫字，核對筆跡，就連省委各部長也得照辦。排查的對象達到1.8萬人，筆跡鑒定3000人，非法搜查4000人，受審查的幹部中有廳級幹部6人，停職反省的3人，拘捕2人，逼死2個嫌疑人。有些領導則利用這個機會，打擊報複下級，寫條子給公安廳，說某某可能是反革命標語書寫者，開出名單，公安廳就去捉人，因為破不了案，沒法向曾希聖交代，隻好先入為主，把人抓起來再說。折騰了幾個月，案子也破不了。公安廳長和辦案人員被曾希聖嚴厲訓斥。公安機關變成了曾希聖的私家偵探社和衛隊。這就是法製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公安機關要絕對服從黨委領導的最好注釋。

走筆至此，豁然想到哪位偉人說過的一句話：曆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是啊！時隔半個多世紀，重慶王立軍、薄穀開來案，重現了大躍進年代黨委一把手把公安機關當作自家衛隊的情景。實在令人悲哀！但是也不感到意外。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中央文件、領導人講話中，經常見到這樣的話：公安機關要獨立行使偵查權；檢察機關要獨立行使檢察權；人民法院要獨立行使審判權；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權力，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行動。這些正確的說法、提法，現在在報章上和領導人的講話中，見不到了，見到的是"三個至上"（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三個至上發生矛盾怎麽辦？誰至上？現在聽不到法院"獨立審判，隻服從法律"的聲音，甚至法院自己都忌諱講這樣的話，要法官們做黨的馴服工具，也就是做黨委第一書記的馴服工具，在這種政治氛圍下，重慶公安局變成市委書記薄熙來和他老婆的衛隊也就不奇怪了。

憲法和法律是在黨的領導下製定的，反映了黨的根本意誌，維護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法機關辦案隻服從憲法和法律有什麽問題？為什麽不能理直氣壯地提出來，並堅持不渝地做下去！否則全國人大不需要製定這些法律，回到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無法無天得了！現在有人公開指責司法獨立是西方國家西化、分化中國的陰謀，真是豈有此理！

（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

――炎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