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體製[編輯]
中國共產黨為保障其高級幹部的食物、肉類及煙不虞匱乏而批示“特需供應”的報告，依官員級別滿足所需，造成特權供應[31]。1960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32]。1961年2月起，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組長陳雲按照老婆於若木的建議，又對高級幹部以下級別的其他幹部，供應定量的白糖和大豆[33][34]。在大饑荒時期，按照中共中央製定的政策，在全民計劃配給體製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應比農村好得多，機關幹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幹部又按照級別高低獲得不同的飲食待遇，形成體製性腐敗[來源請求]。以下是部分人士對饑荒時期特供的回憶：
-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大概因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這樣的苦，有的已經病倒了。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35]。”
- 當時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誌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甘肅大饑荒三年裏農村出現了比較少見的婦女病，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饑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過度饑餓引起閉經，隻有幹部妻子經期正常[36]。
-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曆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37]。”
- 曆史學家王曾瑜憶三年困難時期：看到高幹身份的北大校長脂肪豐富的腹部就來氣[38]。其並回憶說：“在寒冬臘月，北風成天呼嘯的時候，村裏三天兩頭死人嚎喪。死的都是老人，其實是在饑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39]。”
對於毛澤東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況，存在著不同描述。一方麵，1968年後擔任毛澤東夥食管理員的吳連登說：“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愛吃紅燒肉，但在最困難時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沒有了紅燒肉，雞、魚、肉、蛋都沒有了，全是素菜。舉個例子，毛主席特別愛吃魚，但在那個時候，他連魚都不吃了”[40]。衛士封耀鬆則說1960年毛澤東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來，封耀鬆幫他按摩時，他腳背和小腿的肌膚失去了彈性，按下去一個坑，久久不能平複。這是浮腫。老人家已經六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黃不接的季節，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糧，常常是一盤子馬齒莧（一種野菜）便充一餐飯，一盤子炒菠菜，便能支撐著一天工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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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與此類描述大相徑庭的說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經常陪他吃飯，並為1960年毛生日餐當事人之一的秘書林克為此專門打電話詢問了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43]。1960年12月26日，毛澤東給被派到農村搞調查的身邊工作人員林克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們如果很饑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亦可見中南海的高幹食品特供部門北京市食品供應處34號供應部並不像中國其它地方一樣物資缺乏[來源請求][44]。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45][46]。經常陪毛澤東吃飯的衛士張景芳回憶稱，大饑荒時期有一次陪毛吃紅燒海參，毛看他不吃，給他夾海參，太滑掉在桌上，為了節儉，毛把它撿起來吃掉[47]。
毛澤東在1961年7月的夥食費開支654.82元，另有水果費86.65元，一般雜費54.22元，小孩生活費47元，首長雜費17.04元，房租費86.80元，澡費3.6元，汽車費2.70元。按1961年的黃金價格3.04元/克算，折合黃金243.9克，換算成2012年的價格在8萬元人民幣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個月生活費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債開支私人客飯59.84元和115.11元兩次[48]。有報道指，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時期，煙酒肉茶一直沒有間斷，生活待遇相對於其他中國人是優越和奢華的，譬如，許多省、市大興土木，為毛以及其他高階官員建造行宮[42][4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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