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之後，“一號號令”被定為林彪“背著毛主席、黨中央，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受到廣泛關注。經過半個世紀的時間沉澱，人們對“一號號令”的看法認識，如今已發生很大變化，從批判性的政治宣傳，回歸到求真求實的曆史追尋。通過對“一號號令”的再探析，可以看到在一特定曆史背景下的敏感期間，軍隊最高作戰指揮部可能存在的漏洞與疏忽，不可避免地造致一種讓人意想不到的重大政治失誤。
“一號號令”的形成過程
1969年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經過3月的珍寶島事件和8月的鐵列克提事件，兩國之間似乎呈現一觸即發的戰爭態勢。10月初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有關戰備的指示精神，決定疏散在京的老幹部。10中旬毛澤東和林彪先後離開北京，分別駐住武漢和蘇州，周恩來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0月18日，在蘇聯談判代表團乘專機抵達北京前夕，林彪依據各種判斷，發出緊急戰備指示。林彪秘書張雲生，是林彪口述戰備指示的記錄人，他對當時情況經過，作了如下詳細回憶：
10月18日下午5時許，林彪把他叫到跟前，對他說：“蘇聯代表團將於10月20日前來北京，對此應提高警惕。”接著口述了有關戰備的六條緊急指示，要張馬上電話傳告黃永勝。張按照以往外傳林彪指示都要壓半天的規定，問林這個電話是否也要壓一壓？林恍然想起“寧慢勿錯”的經驗，同意壓幾小時。同時要張將六條送給葉群看看。在葉群麵前，張提示葉群這個六條最好請示一下毛主席，葉群表示讚同，隨後將這一意見告訴林彪，林也表示同意。於是，葉群向張布置，把電話稿抄一份給她，由她向主席報告，傳給黃永勝的由張負責，並說壓兩小時後再發出。
兩小時過後，張雲生見林、葉處均再無動靜，說明沒有變化，於是將六條指示電話北京黃永勝。這個電話稿，以“首長給黃永勝去電話”為標題，存於檔案櫃。張雲生認為，按葉群平時一貫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態，她打電話給主席的時間不會比他晚。（張雲生“關於‘林副主席一號令’問題”，載《重審林彪罪案》，丁凱文主編，明鏡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81-83頁）
當晚8點左右，在北京西山軍委前指黃永勝處，軍委辦事組成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聚在一起，黃手持一張記錄紙，對副總參謀長閻仲川說：“林副主席有幾點指示，你記一下，給部隊傳達一下。”閻馬上打開保密本，記下黃口述的林彪指示。根據記錄，閻向一名值班參謀口授了一份電話傳達稿，然後說：“加個編號吧！這是我們前指開設之後發出的第一份首長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第一個號令’吧！”隨後，閻仲川要值班參謀將稿子送黃永勝簽發。值班參謀回告，黃總長這幾天很辛苦，累了，今天提前吃了安眠藥已睡著。鑒於離蘇聯代表團入境隻有剩下十幾個小時，如蘇聯發動襲擊，最大可能就在這一時段，事不宜遲，閻仲川當即決定，立即發出林彪指示。
於是，這個標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的號令，通過保密電話迅即傳達到各有關單位。在傳達過程中，多數單位把林彪指示稱為“林副主席一號號令”、“林副主席一號令”或“一號號令”。（遲澤厚“一號號令發出前後”，載《重審林彪罪案》，丁凱文主編，明鏡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91-107頁）
林彪戰備六條是否報告了毛澤東
按照張雲生前述，葉群同在18號晚上將林彪戰備六條電話報告了毛澤東處。如是，毛澤東應在當晚看到了這一報告。不過，跟隨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對此有另一種說法，在《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中，他這樣寫道：
“10月19日，林彪采用電話記錄方式，以急件傳閱報告毛主席。他們先送交周恩來總理閱。周總理閱後批示：請主席閱。”
汪東興沒有提到18號晚上的報告。他說“10月19日，林彪采用電話記錄方式，以急件傳閱報告毛主席”。汪東興在此有些含糊並混淆。“他們”指的是林彪與葉群還是軍委前指，沒有說明白，而顯然，周恩來呈毛澤東閱的這個急件並不是直接來自林彪的電話記錄，應是軍委前指發出的標為“林副主席指示”的“第一個號令”。正是它引發了毛澤東極大的不悅（見下），並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九一三事件後，成為林彪“背著毛主席……擅自發布”命令的一條罪狀。2013年出版的《毛澤東年譜》也認為，林彪口述的緊急指示，“沒有得到軍委主席毛澤東批準”。
這就引出了一個重大問題——林彪戰備六條是否18號晚上報告了毛澤東？這也是“一號號令”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因為它關乎到程序問題。如此重大決策，沒有報告毛澤東，直接下達軍委前指，那林彪顯然是暈壞了頭，違反程序，迫不及待，指控其“背著毛主席……擅自發布”並不為過。
一直以來“背著毛主席……擅自發布”是關於“一號號令”的主流敘事。當事人張雲生回憶中的不同說法，無疑是一校正。但張說僅為一種推測，雖然合理，卻需要證據支持。吳法憲回憶說：“在傳給黃永勝之前，葉群要秘書加上了這樣一句話：‘以上六條，已經請東興同誌報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當以毛主席指示為準。’”並且提到“後來，汪東興給葉群來電話，說毛澤東對林彪的‘六條’沒有提出什麽意見。”（《吳法憲回憶錄》，767頁）吳法憲不是當事人，不在現場，他應是事後聽葉群說的。吳說可以作為一個旁證，但仍缺一有力的直接證據。而要獲得直接證據，唯一途徑是檔案記錄，如果此事的確如張雲生所說報告了毛澤東，毛辦一定會有記錄保存。
據悉，上世紀80年代初兩案審判的決策者最初擬將“一號號令”問題作為林彪罪狀之一，寫入起訴書。為搜集確鑿證據，調集14名來自軍隊機要部門的骨幹人員查閱了中央核心機密檔案，最後因證據不足而放棄。而其中有人後來曾向閻仲川透露，“他們查到了林彪向毛澤東報告的記載。”（遲澤厚“一號號令發出前後”，載《重審林彪罪案》，2004年12月第二版，121頁）
如果這一說法屬實，則林彪戰備六條報告了毛澤東，應是獲得了證實。那麽，毛澤東先後應收到兩份有關林彪戰備六條的電話稿。一份是18號晚上葉群直接呈報給毛處的，一份是19號周恩來批轉呈毛閱的，亦即軍委前指電話發出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
這樣，又引出另一個問題——毛澤東何以18號晚對林彪戰備六條沒有作出任何批示反應？沒有反應，意味著同意呢，還是不同意？當然，這一問題現已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正確答案。但作為讀史者，我們不妨依據當時的曆史情境對此作出兩種可能推測：一、林彪曾獲得毛澤東授權，可以下達此類命令，向毛報告，是為備案，所以毛澤東無需批示回複；二、林沒有獲得授權，臨時擅作決定，作為請示，向毛報告，毛心有不悅，但內容符合毛意，故許以默認。兩種可能，設若為最壞情況的第二種可能，似也難下判語“背著毛主席……擅自發布”，或“沒有得到軍委主席毛澤東批準”。兩案審判放棄對此事的指控，說明了問題。
毛澤東為何燒掉“一號號令”
毛澤東對18號晚林彪戰備六條沒有作出反應，但在19號讀到周恩來呈送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時卻麵容不豫，並出現令人驚愕的一幕。繼續汪東興的回憶：
“10月19日，……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處，給主席看。毛主席看後，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對我說：‘燒掉。’我以為主席是讓我拿去燒了，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劃，把傳閱件點著，給燒了。”（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二版，14頁）
同樣內容的電話稿，毛澤東對18號晚上的不見反應，為何偏偏對19號的一臉慍怒，給燒了，但燒了號令卻並沒有撤銷號令（內容）？
請看周恩來收到號令時的反應態度：“周恩來看後大為驚訝”，“他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詢問林彪指示的來曆、內容，特別提出為什麽要把林彪指示稱為‘一號號令’？”“他對‘一號’這個字眼極為敏感。”（遲澤厚“一號號令發出前後”，載《重審林彪罪案》，113頁）周恩來尚且如此，遑論毛澤東。顯而易見，是這個讓人產生聯想的“一號”，刺激了毛澤東的敏感神經。
文革以來，毛、林關係已悄然發生了深刻變化。林彪文革的某些言行讓毛澤東一直持保留態度，加上傳統政治文化心理影響，毛澤東對二把手林彪有種出乎本能的戒備和警覺，因而兩人之間出現了外人難以知曉的間隙與矛盾。九大時，對九大政治報告主旨是繼續革命還是發展生產的不同看法，使雙方矛盾分歧無形中加大，而此時形成的軍政府局麵，更讓毛澤東感到林彪勢力的坐大，心中隱憂進一步增加。
正是由於這樣一種因素背景，黃永勝為首的軍委前指，對辦理林彪緊急指示，顯得操切輕率，作為總參謀長，因連日疲憊而提前離去，沒有親自審核（也未交待由誰審核簽發）林彪指示稿，屬下又政治意識高度不夠（多年後閻仲川說他根本沒想到毛林會有矛盾），經驗不足，措辭疏於嚴謹，從而鑄下觸犯天怒的大錯。
其實，在毛澤東，未嚐不知道這個“一號”非林彪自居，而是軍委辦事組（即軍委前指）所為。但問題在於，在毛心中，軍委辦事組與林彪是一夥的，是林的人，聽林的話，如此重大的軍事行動，他們如此作為，乃是目空無人，“淩駕於毛主席之上”而別有意圖的明顯表征。
結語
在一特定曆史背景下的敏感期間，軍隊最高作戰指揮部可能存在的漏洞與疏忽，無法挽回地造致一次讓人意想不到的重大政治事故。而其背後真正的原理乃是，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封閉社會，當一、二把手關係已有間隙，一把手對二把手多有戒備和猜疑的敏感時期，任何來自二把手與屬下的動靜尤其是不慎，都會引起一把手的（強烈）反應與（深度）懷疑。毫無疑問，林彪的“一號號令”進一步加深了毛對林的猜忌，也加大了毛林之間的裂痕。在毛澤東看來，林彪勢力尾大不掉，已是到了需要抑製與削弱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