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北京，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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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北京，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

2017-10-27 諶旭彬獨立智庫

圖：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

1900年夏，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然後，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之中。

滿街屎尿的北京

戲曲名家齊如山，在這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中生活了多年。據他所見，清末之時：

“北平城內，……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與人齊，矮者也有三四尺高，兩旁的便道也很寬，但除小商棚攤之外，其餘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滿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則都是水窪。”

名妓賽金花，在接受劉半農的口述訪談時也說：

“北京的街道，那時太醃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汙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他們這種辦法，固然太厲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卻賴以潔淨了許多。後來西太後回鑾抵京，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又幹淨，很是喜歡，很誇讚洋人們能幹。”

慈禧有沒有“誇讚洋人們能幹”，不得而知。但八國聯軍對北京城這座露天大廁所深惡痛絕，卻是實情。聯軍入京時，一名叫做“仲芳”（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讀書人，居住於宣武城南椿樹二巷之“叢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記，載有頗多聯軍強迫北京市民改變隨地大小便陋習的情形。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記：

“德國在通衢出示安民，內有章程四條，其略曰：一德界內糧食，禁止出界外販賣；一各巷街道令各戶修墊平坦，打掃幹淨；一無論鋪戶住戶，每日門前於七點鍾各懸燈一盞，至十一點鍾止；一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違者重辦。”

聯軍不許隨地大小便，對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記：

“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大街以南美界內，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專司其事。德界無人倡辦，家家頗甚受難。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數裏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趕緊掃除幹淨。女眷髒穢多在房中存積，無可如何，真所謂諺語‘活人被溺蹩死’也。”

頗多實在憋不住繼續隨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聯軍的嚴懲。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記：

“各國界內雖不準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設茅廁，尚稱方便。德界並無人倡率此舉，凡出大小恭或往別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近日受此淩辱者，不可計數。”

聯軍不隻關注隨地大小便。對京城隨地堆放垃圾的現象，也同樣深惡痛絕。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記：

“惟烈風時起，塵沙敗葉吹滿門，必須時刻掃除幹淨，否（則）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嚇。又爐灰穢土，街前不準堆積，無處可倒，家家存積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惟德界無人倡率此舉，似亦缺事耳。”

次年春夏之際，聯軍陸續撤離北京。北京市民再度獲得隨地大小便、隨處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悅，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記：

“城內城外各段地麵，即歸還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巡緝，近日尚稱安靜，搶盜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掃街、潑水、點燈、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暫多鬆懈，不甚嚴查究責。究竟我兵同氣連枝，互相憐憫，不比洋人橫暴耳。”

隨處便溺的其他城市

八國聯軍侵入之前，市民隨地大小便的現象，實非京城獨有。

在上海，鄭觀應1890年代之所見是：

“餘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汙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

在山東營口，因俄國人強迫中國市民清理隨地所拉之大便引發激烈衝突，《大公報》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稱：

“查街除穢之俄兵，每見途巷之中，牆垣之下，有遺留之糞溺，皆不肯用鐵鍬掇除，輒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遠移焉。……職是之故，深結眾怨。後複有派人以手捧糞之事，遽被華民捧糞汙，擲俄兵麵目，遂遠遁焉。俄人之看待華民，直奴隸之不若也。”

俄兵強迫隨地大便的國人用手捧糞，國人則把糞扔到俄兵臉上，衝突由此而起。據文章語氣，作者對俄兵的痛恨，遠超過了對國人隨地大小便的厭惡。

在山海關，同據《大公報》的報道，1905年禁止隨地大小便後，民眾頻頻抱怨生活不方便：

“人言藉藉，多稱不便。緣各胡同內，皆係住戶，距廁較遠，既不得隨意便溺，左近又無官廁……”

在天津，王錫彤1898年的觀感是：

“道路之汙穢，街巷之狹隘，殊出情理外。沿河兩麵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張目。”

美國人阿林敦則稱：“

（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說成是廈門之外中國最肮髒的城市。”

圖：1896年，李鴻章訪問英國與Lord Salisbury（左）、Lord Curzon（右）合影。李鴻章也很了解西方國家的城市衛生狀況

缺位的公共服務

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北京，當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隨地大小便。

這種全城禁止，純以武力威懾為後盾。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見到“另一國人士為了宣揚他們清潔的信條，射殺任何在公眾場所便溺的人”

聯軍控製下的天津，也是同樣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儲仁遜，曾目睹一名外國士兵在發現一名十餘歲的中國少年隨地大便後，用刺刀威脅少年以雙手將大便捧至指定之處。

如此種種，與前引仲芳氏日記中所言“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相一致，足見聯軍禁令的執行力度確實很大。

可惜的是，重返京城的清廷，並無意繼承八國聯軍留下來的那些公廁。

相比需要政府出資的公廁，他們更喜歡聯軍留下來的用於維持治安的巡捕製度，以及由道路兩側居民出資、出力維持的路燈製度、道路灑掃製度。

據統計，直到1911年，北京城區仍隻有官建公廁3座，私建公廁5座。

在天津，聯軍撤退後，負責接收的袁世凱雖然保留了官廁，但這種官廁，並不等同於公廁，據儲仁遜講，大便須收五文，小便須收兩文。

1902年，《大公報》如此報道聯軍離開後的天津：

“洋官經理時，街道極為潔淨，刻下則糞溺狼藉，又複舊觀矣。”

1904年，《大公報》又報道：

“（天津城內）來往行人任便當街撒尿，並無人禁止。”

以上，既非欲“美化八國聯軍”——其侵略性質毋庸置疑；也非欲“醜化國人”——城市居民排泄物的處理，終究是一項須由政府統籌提供的公共服務。

清廷高層並非不知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也並非不知西方國家的城市衛生是如何情狀——1860年年代，奉旨出洋的斌春、張德彝、誌剛等人，已見識過巴黎的“淨無塵埃”、英國廁所的“時時洗滌，極精潔”；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劉錫鴻，也已見識過倫敦的“潔淨無穢氣”，東京的“河渠深廣潔淨，道路開闊，時時洗滌之，經過處無纖毫穢物也”

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舉措中，公廁始終缺席。即便是八國聯軍在北京實施了公廁製度，清廷也無意繼承和延續。近年來，頗多學者和著作談及晚清新政，多惋惜其改革誠意被革命所中斷。然而，這樣一個連公廁這類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都無意好好向民眾提供的政府，欲證明其改革有誠意，恐怕也是很難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