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北京,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
圖: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
1900年夏,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然後,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之中。
滿街屎尿的北京
戲曲名家齊如山,在這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中生活了多年。據他所見,清末之時:
“北平城內,……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與人齊,矮者也有三四尺高,兩旁的便道也很寬,但除小商棚攤之外,其餘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滿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則都是水窪。”
名妓賽金花,在接受劉半農的口述訪談時也說:
“北京的街道,那時太醃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汙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他們這種辦法,固然太厲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卻賴以潔淨了許多。後來西太後回鑾抵京,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又幹淨,很是喜歡,很誇讚洋人們能幹。”
慈禧有沒有“誇讚洋人們能幹”,不得而知。但八國聯軍對北京城這座露天大廁所深惡痛絕,卻是實情。聯軍入京時,一名叫做“仲芳”(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讀書人,居住於宣武城南椿樹二巷之“叢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記,載有頗多聯軍強迫北京市民改變隨地大小便陋習的情形。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記:
“德國在通衢出示安民,內有章程四條,其略曰:一德界內糧食,禁止出界外販賣;一各巷街道令各戶修墊平坦,打掃幹淨;一無論鋪戶住戶,每日門前於七點鍾各懸燈一盞,至十一點鍾止;一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違者重辦。”
聯軍不許隨地大小便,對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記:
“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大街以南美界內,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專司其事。德界無人倡辦,家家頗甚受難。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數裏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趕緊掃除幹淨。女眷髒穢多在房中存積,無可如何,真所謂諺語‘活人被溺蹩死’也。”
頗多實在憋不住繼續隨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聯軍的嚴懲。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記:
“各國界內雖不準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設茅廁,尚稱方便。德界並無人倡率此舉,凡出大小恭或往別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近日受此淩辱者,不可計數。”
聯軍不隻關注隨地大小便。對京城隨地堆放垃圾的現象,也同樣深惡痛絕。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記:
“惟烈風時起,塵沙敗葉吹滿門,必須時刻掃除幹淨,否(則)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嚇。又爐灰穢土,街前不準堆積,無處可倒,家家存積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惟德界無人倡率此舉,似亦缺事耳。”
次年春夏之際,聯軍陸續撤離北京。北京市民再度獲得隨地大小便、隨處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悅,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記:
“城內城外各段地麵,即歸還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巡緝,近日尚稱安靜,搶盜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掃街、潑水、點燈、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暫多鬆懈,不甚嚴查究責。究竟我兵同氣連枝,互相憐憫,不比洋人橫暴耳。”
隨處便溺的其他城市
八國聯軍侵入之前,市民隨地大小便的現象,實非京城獨有。
在上海,鄭觀應1890年代之所見是:
“餘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汙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
在山東營口,因俄國人強迫中國市民清理隨地所拉之大便引發激烈衝突,《大公報》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稱:
“查街除穢之俄兵,每見途巷之中,牆垣之下,有遺留之糞溺,皆不肯用鐵鍬掇除,輒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遠移焉。……職是之故,深結眾怨。後複有派人以手捧糞之事,遽被華民捧糞汙,擲俄兵麵目,遂遠遁焉。俄人之看待華民,直奴隸之不若也。”
俄兵強迫隨地大便的國人用手捧糞,國人則把糞扔到俄兵臉上,衝突由此而起。據文章語氣,作者對俄兵的痛恨,遠超過了對國人隨地大小便的厭惡。
在山海關,同據《大公報》的報道,1905年禁止隨地大小便後,民眾頻頻抱怨生活不方便:
“人言藉藉,多稱不便。緣各胡同內,皆係住戶,距廁較遠,既不得隨意便溺,左近又無官廁……”
在天津,王錫彤1898年的觀感是:
“道路之汙穢,街巷之狹隘,殊出情理外。沿河兩麵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張目。”
美國人阿林敦則稱:“
(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說成是廈門之外中國最肮髒的城市。”
圖:1896年,李鴻章訪問英國與Lord Salisbury(左)、Lord Curzon(右)合影。李鴻章也很了解西方國家的城市衛生狀況
缺位的公共服務
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北京,當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隨地大小便。
這種全城禁止,純以武力威懾為後盾。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見到“另一國人士為了宣揚他們清潔的信條,射殺任何在公眾場所便溺的人”
聯軍控製下的天津,也是同樣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儲仁遜,曾目睹一名外國士兵在發現一名十餘歲的中國少年隨地大便後,用刺刀威脅少年以雙手將大便捧至指定之處。
如此種種,與前引仲芳氏日記中所言“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相一致,足見聯軍禁令的執行力度確實很大。
可惜的是,重返京城的清廷,並無意繼承八國聯軍留下來的那些公廁。
相比需要政府出資的公廁,他們更喜歡聯軍留下來的用於維持治安的巡捕製度,以及由道路兩側居民出資、出力維持的路燈製度、道路灑掃製度。
據統計,直到1911年,北京城區仍隻有官建公廁3座,私建公廁5座。
在天津,聯軍撤退後,負責接收的袁世凱雖然保留了官廁,但這種官廁,並不等同於公廁,據儲仁遜講,大便須收五文,小便須收兩文。
1902年,《大公報》如此報道聯軍離開後的天津:
“洋官經理時,街道極為潔淨,刻下則糞溺狼藉,又複舊觀矣。”
1904年,《大公報》又報道:
“(天津城內)來往行人任便當街撒尿,並無人禁止。”
以上,既非欲“美化八國聯軍”——其侵略性質毋庸置疑;也非欲“醜化國人”——城市居民排泄物的處理,終究是一項須由政府統籌提供的公共服務。
清廷高層並非不知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也並非不知西方國家的城市衛生是如何情狀——1860年年代,奉旨出洋的斌春、張德彝、誌剛等人,已見識過巴黎的“淨無塵埃”、英國廁所的“時時洗滌,極精潔”;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劉錫鴻,也已見識過倫敦的“潔淨無穢氣”,東京的“河渠深廣潔淨,道路開闊,時時洗滌之,經過處無纖毫穢物也”
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舉措中,公廁始終缺席。即便是八國聯軍在北京實施了公廁製度,清廷也無意繼承和延續。近年來,頗多學者和著作談及晚清新政,多惋惜其改革誠意被革命所中斷。然而,這樣一個連公廁這類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都無意好好向民眾提供的政府,欲證明其改革有誠意,恐怕也是很難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