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印閑生 江寧知府
1925年10月底，一行青年學生從上海登上一艘蘇聯貨輪，駛往北方的海參崴。
他們中有很多國民黨高官的孩子。
比如：蔣介石之子蔣經國、邵力子之子邵誌剛、李宗仁內弟魏允成、於右任女婿屈武等。
還有一些年輕的共產黨人，像王明、張錫媛等。
抵達海參崴後，他們將乘火車穿越茫茫無垠的西伯利亞抵達莫斯科，並在那裏開啟一段難忘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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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莫斯科河畔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莫斯科河西岸的瓦爾芬柯街坐落著一所特殊的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
這所大學距離莫斯科的“權力中心”克裏姆林宮很近，掩映在樹林之中的一座小樓裏。
在它存在的短短五年裏，共接收了859名國共兩黨的留學生。
這些留學生包括：鄧小平、陳伯達、烏蘭夫、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張錫媛、蔣經國、穀正綱、鄭介民等人。
很豪華的校友名錄。
考慮到回國以後的安全，大家來到莫斯科中大報名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取一個地道的蘇聯名字。
鄧小平叫多佐洛夫，烏蘭夫叫拉謝維奇，葉劍英叫尤霍洛夫，蔣經國叫尼古拉……
有些人的俄文名字甚至陪伴了他們一生。
比如秦邦憲（博古）後來取其俄文名“波戈列洛夫”的前兩字為化名，張聞天（洛甫）取其俄文名“伊茲梅洛夫”的後兩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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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中大，小平同誌遇到了漂亮的北京姑娘張錫媛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創辦人是鮑羅廷。
“中山”大學名字的由來是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因此這所學校又被稱為“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
熟悉國共早期曆史的朋友對於“鮑羅廷”這個名字肯定不會陌生。
1923年至1927年間，鮑羅廷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及蘇聯駐中國廣州政府代表，是協助孫中山“聯俄容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關鍵人物。
胡誌明是他的秘書。
當時鮑羅廷被外界稱為廣州國民政府的“保姆”，國民黨中央的許多重大決策都要經過他。
莫斯科中大在中國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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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給鮑羅廷的聘書
1925年10月，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正式宣布要在莫斯科建立孫中山勞動大學，幫助中國國民革命培養幹部。
這個提議很快獲得一致通過，並成立了由譚延闓、古應芬、汪精衛組成的招生委員會。
鮑羅廷對於這所大學很重視。
他幾番遊走，在莫斯科的“黃金地段”選擇了一處校園。
校區的主建築是一座三層樓的別墅，有花園、籃球場、排球場、溜冰場等一係列改擴建設施。
很具現代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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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大學生
那個年代中國年輕人對於蘇聯和莫斯科的向往之情是非常強烈的。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招生消息一出，廣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上萬名青年踴躍報考。
考中大一時成為革命的時髦象征。
最終有280人憑借考試脫穎而出，另20人經鮑羅廷的“特別推薦”收到了錄取通知書。
這20人自然就是國民黨要人的子弟。
除了國內招錄的學生外，中共旅歐支部的一些同誌也被邀請至莫斯科中大學習。
小平同誌就是通過這一“直升渠道”進入中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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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中山大學主樓
莫斯科中山大學采用小班製上課，課程主要有俄文、曆史、哲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等，學製兩年。
第一期的開學典禮由大名鼎鼎的托洛斯基親自主持。
當時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一度在校園裏很流行，受到眾多狂熱青年學生的追捧。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盛大遊行時，還有激進的中國學生在檢閱台前當著斯大林的麵高呼擁護托洛斯基的口號。
年輕人真是想死攔不住啊……
因為這層關係，後來斯大林曾對該校進行了重點的“托派”肅清運動。
前前後後共有三十六名“托派”中國學生被捕，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客死他鄉。
化名尼古拉的蔣經國曾一度非常支持托洛斯基的理念，之前有過公開場合的表態。
不過很慶幸，紅場大遊行這次蔣經國在俞秀鬆的“精準預判”下被提前支走，躲過一劫。
否則按照那個年代蘇聯的辦事風格，小蔣很可能就客死西伯利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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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作為和列寧平輩分的人物，在列寧去世後的權力鬥爭中不敵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組成的“三駕馬車”，最終客死他鄉
莫斯科中大求學期間，蔣經國和小平同誌是同班、同寢室的同學。
不僅如此，小平同誌還是蔣經國所在共青團小組的組長。
在那段異國他鄉求學的歲月裏，蔣經國飯後總是與小平同誌等共產黨人一起到學校對麵的廣場、公園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
散步途中，小平同誌經常給大家講述在法國勤工儉學和旅歐支部那些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聽得蔣經國津津有味。
在小平同誌和蔣經國的同班同學中，還有後來的開國上將烏蘭夫，他是蔣經國的同桌。
烏蘭夫漢名雲澤、雲時雨，1906年出生在內蒙古西部土默特旗塔布村一個蒙古族農民家庭。
1925年10月，他作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黨員受黨組織委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烏蘭夫的俄文很出色，是學校排球隊的隊長，經常率隊與同在莫斯科的東方大學排球隊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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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烏蘭夫參與了大會文件翻譯工作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開始清黨。
作為蔣介石之子，身處莫斯科的蔣經國一下成為了矛盾的焦點——他必須立即表明自己的態度。
於是在中山大學舉行的聲討蔣介石罪行大會上，蔣經國跳到主席台上，激動地用俄語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蔣介石！”
同學們則激動萬分，把他舉起來，拋到半空中，高喊：“烏拉！烏拉！(俄語歡呼之意)”
蔣經國的表現讓他在蘇聯一下子成了萬人矚目、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
此後的九年裏，隨著蔣介石和蘇聯關係的惡化，蔣經國逐漸從一個“自由學生”變成“人質”——斯大林始終不批準他回國的請求。
在蘇聯的最後幾年裏，蔣經國在烏拉爾重機械廠工作，一度擔任助理廠長兼《重工人日報》主編。
1935年，蔣經國還曾在蘇聯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上三度發表批評蔣介石的文章。
其中，1月22日發表的《給母親的公開信》流傳最廣。
在這封長信中，蔣經國稱：
“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都不動搖。我有充分的自覺，對真正的革命理論成就有研究、有認識。”
當然，回國後的蔣經國對這些文字都給出了另外一套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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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赫列娃（中文名：蔣方良）和蔣經國，攝於1935年。
在烏拉爾重機械廠工作期間，蔣經國結識了廠裏的一位女工人——瓦赫列娃。
瓦赫列娃並不清楚蔣經國顯赫的身世。
在她眼中，這位來自莫斯科的中國青年是“年輕有為的助理廠長”，很值得托付終身。
相戀三年後，蔣經國與這位來自西伯利亞農村的俄羅斯姑娘在異國他鄉辦了一場簡單的結婚。
後來蔣經國帶著她一起回國，1949年又一起去了台灣。
回國後瓦赫列娃在杭州被蔣中正和宋美齡接受，與蔣經國在浙江溪口舉行了第二次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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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蔣方良和生母毛福梅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的衝冠一怒給蔣經國的命運帶來了轉機。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得蔣介石和蘇聯的關係再度微妙起來。
為了拉攏蔣介石抗日、減小日軍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壓力，斯大林開始對老蔣百依百順。
作為重歸於好的見證，滯留蘇聯多年的寶貝兒子自然得送還給蔣介石。
於是1937年初，在蘇聯生活了十二個年頭的蔣經國攜蘇聯妻子和一歲多的孩子（蔣孝文）一起返回中國。
至此蔣經國在蘇聯一共待了近十二年。
這十二年的歲月很難說小蔣是運氣好還是不好。
說好吧，畢竟是被扣留做質子；說不好吧，他前後陰差陽錯的躲過了幾次大難。
除上麵提到的“托派”事件外，後來的“江浙同學會”事件也讓他險些喪命。
這裏就不細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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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回國前後的蔣經國
臨行前，斯大林親自在莫斯科接見了蔣經國。
大林哥給小蔣灌輸了“中國應成立抗日統一戰線，與蘇聯共同對付日本軍國主義”等思想。
其他參與接見的蘇聯高官還在蔣經國麵前把他背叛革命的老爹表揚了一頓，很是尷尬。
由於不放心蔣經國一家三口路上的安全，蘇聯方麵委派了大名鼎鼎的康生同誌一路陪同蔣經國回國。
要是康先生能趁此良機把小蔣給策反掉，那可真是蓋世奇功一件了。
回國以後，蔣介石為了洗掉蔣經國腦子裏的那套“蘇聯理論”，把兒子半軟禁在老家奉化溪口。
老蔣每日安排人督促，逼小蔣讀《孟子》和《曾文正公家書》這類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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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溪口小洋房，蔣經國的童年在這裏度過
蔣經國和俄羅斯妻子蔣方良育有三子一女。
三子分別是蔣孝文、蔣孝武和蔣孝勇，一女是非常有名的蔣孝章。
蔣孝章容貌出眾，是蔣介石、宋美齡口中“蔣家三代最寶貝的孫女”，人稱“台灣第一千金”，現定居在美國舊金山灣區。
赴美留學期間，蔣孝章被俞大維在德國留學期間的“私生子”俞揚和（譜名俞啟德）拿下。
蔣俞聯姻，也由此造就了俞家在台灣的“二次起飛”。（《漁舟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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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蔣經國全家福。（前左起）蔣孝武、蔣方良、蔣經國、蔣孝勇、（後左起）蔣孝文、蔣孝章
除了這名正言順的四個孩子外，蔣經國還有兩個私生子。
1942年的夏天，小蔣的情人兼秘書章亞若在廣西桂林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嬰。
蔣介石按照蔣家族譜排輩，親自為其取名為孝嚴、孝慈。
無心插柳柳成蔭。
如今在台灣政壇代表蔣家施加影響力的，恰恰是這對“私生子”的後代。
蔣孝嚴曾曆任“台灣行政部門副院長”、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國民黨副主席等要職。
蔣孝嚴的兒子蔣萬安，則是當下國民黨的“人氣立委”——百年蔣家在政壇最後的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