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就是公安部一個副科級幹部，做夢也沒想到，竟參加了對老部長的審查。”84歲的汪春耀回憶，“但當然還是覺得有點榮譽感的。凡是抽調進專案組的人，無論是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工作能力都是經過層層篩選的。”
1971年，“徹底肅清彭(彭德懷)、羅(羅瑞卿)資產階級軍事餘毒”標語下呼口號的解放軍海南132師炮團。圖/fotoe作者：楊敏
1966年底，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接到總政通知，要求派出一名副處長，參加中央專案辦公室的工作。
12月29日，時任總政保衛部第四處副處長、42歲的張英華被總政保衛部副部長郝蘇找去談話。此前，張英華曾多次參與對幹部的政治審查，還曾參加過“黃克誠專案組”，屬於“黨最信任的那類人”。
“郝副部長說，讓我參加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明天到‘三座門’報到，接受新任務。”在國防大學第一幹休所，今年九十高齡的張英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張英華瘦高的個頭，濃重的河北口音，多年的保衛工作訓練了他非凡的記憶力。上世紀90年代，他成為中國最早的計算機用戶，多年來，習慣於每天晨起瀏覽新聞、回複郵件。
回首這次特殊任務，雖然已相隔近半個世紀，他仍然深覺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黨內鬥爭的複雜和殘酷。
進專案組
12月30日，張英華一早就到俗稱“三座門”的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小會議室報到。
會議由總政治部主任兼軍委副秘書長肖華主持，參加者為軍委辦公廳副主任鄭瀚浩、軍事科學院研究員柴瑞林、總參謀部作戰部副處長王亞誌、原羅瑞卿辦公室秘書鄧汀、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長，以及張英華，共7人。
肖華首先講話。他說：“康生同誌幾次來電話，督促我們成立羅瑞卿專案組。今天到會的同誌都是專案組的成員，我們這個專案組就算正式成立了。”
會上規定了保密原則：辦案內容不準向任何人透露；片紙隻字不能帶出；會議和外調記錄一律記在保密手冊上，有頁碼有編號，用完上交；專案之間不能串通，等等。
專案組的辦公地點設在國防部大樓的肖華辦公室，專案組人員對外稱“肖辦秘書”。
專案組的第一件事，是搜集1965年12月的上海會議、1966年3月的京西賓館會議以及1966年4月公安部揭發、全軍批判羅瑞卿會議的材料。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巡視的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急召至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被批判為“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和向黨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對羅瑞卿的批判升級。3月18日，羅跳樓自殺，造成雙腳跟骨粉碎性骨折。會議最後作出了《關於羅瑞卿同誌錯誤問題的報告》，稱其“搞獨立王國”“公開向黨伸手”，是“埋藏在我們黨內的‘定時炸彈’”。
5月18日，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被打成“反黨集團”，正式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審查小組，對四人進行審查。其中，羅瑞卿案由軍委處理。
根據搜集的這些材料，專案組對羅瑞卿的問題進行了分類，分為“不突出政治”“搶班奪權”等幾類。之後，又以1949年劃線，將審查內容分為兩部分：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表現(包括個人政治曆史)和解放後主持公安、軍隊工作時的路線錯誤。
由於專案組缺乏公安係統的人員，1967年5月起，又從公安部陸續調進5個人，其中就有公安部二局一處的副科長汪春耀。
“我當時就是公安部一個副科級幹部，做夢也沒想到，竟參加了對老部長(羅瑞卿1949年至1959年任公安部長)的審查。”在公安部離退休幹部局官園支部活動室，84歲的汪春耀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但當然還是覺得有點榮譽感的。凡是抽調進專案組的人，無論是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工作能力都是經過層層篩選的。”
赴川外調
張英華、王亞誌和汪春耀主要負責審查羅瑞卿1929年以前的曆史。
在1966年3月的京西賓館會議上，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寫了一份揭發材料，對羅瑞卿未參加南昌起義一事提出了質疑。“他到哪裏了？這段曆史應該審查清楚。”為此，專案組決定派張英華到廣州調查。
1967年6月，張英華赴廣州。大街上到處都貼著大標語“打倒廣老譚”，後來他才知道，“廣老譚”就是黃永勝，意為“廣州的譚震林”。
到廣州第二天晚上，張英華見到了黃永勝。他覺得黃永勝平易近人，沒有架子，還不時說幾句玩笑話。他沒想到，一年後，黃接替楊成武當了軍委辦事組組長，成了自己的頂頭上司。
黃永勝說，1927年時他並不認識羅瑞卿，後來才知道羅當時在武漢黃埔軍校分校學習，他自己則是在中央警衛團當戰士。1927年7月下旬，軍校和中央警衛團的很多人都參加了南昌起義，但羅卻沒參加。他對此感到懷疑，因而寫了份揭發材料。除此之外，他也沒有更多的線索。
從廣州回京後，專案組從中組部借出了羅瑞卿的檔案查看。張英華等人果然在其中發現了一些疑點，如：關於羅瑞卿1926年加入共青團一事，幾份材料上的介紹人均不相同；入黨介紹人，解放前後填寫的也不同。
1967年7月和10月，王亞誌和汪春耀兩次入川，向所涉及的幾位證人進行調查。汪春耀覺得王誌亞軍事知識非常淵博，暗自佩服，但當時並不知道，他曾經做過彭德懷的秘書和周恩來的軍事秘書。
調查發現，羅瑞卿所填的三個入黨介紹人中，陳剛秉和任伯芳都已過世，隻剩潘先知。經過四處尋訪，他們終於打聽到，潘先知當時在四川合川縣政協擔任秘書長。
他們連夜去合川統戰部查閱了潘的檔案。在其自傳和幹部登記表中，多處寫到他與羅瑞卿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同學，“感情甚篤”等。但是，沒有發現潘曾經介紹他加入中共的隻言片語。
第二天，他們找潘先知談話。潘大講與羅的關係如何密切，但他承認，在得知羅擔任了公安部長後，給羅寫過信，沒有回音。
“我們推想，這可能就是羅把入黨介紹人從潘先知改為任伯芳的原因。”汪春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與此同時，張英華等人在北京、沈陽和哈爾濱等地也展開了調查，取得了大量的旁證材料。兩組人員將材料仔細核對後，基本勾勒出了當時的情況：
1927年底，羅瑞卿離開漢口四川會館到湘西常德，在國民黨的雜牌部隊“新編教導第五師政治部”當了一名“上尉宣傳員”。不到半年，羅去了長沙，正趕上長沙“馬日事變”，立刻乘輪船赴南京，於1928年7、8月份間到了上海。
在上海，羅瑞卿遇見同鄉任伯芳，兩人相處甚好。任伯芳剛剛與中共地下組織接上關係，羅向其請教之後，寫信給中共中央，說自己在武漢黃埔軍校時入了黨，後來與黨失去聯係，要求恢複黨的關係，證明人為任伯芳。
當時大革命失敗，許多黨員與組織失去了聯係，紛紛來到上海尋找組織關係。羅的信送上去沒幾天，就收到通知，讓他在外灘公園手持報紙，等人來接頭。
來人是中共中央軍委秘書歐陽欽，在詢問了相關情況之後，告訴羅組織關係已經恢複，以後與一位陳姓同誌聯係。
就這樣，羅瑞卿入黨了。
“二辦”成立
1967年夏，風雲變幻。
8 月11日，造反派貼出“肖華是黨內軍內最大的走資派”的大字報，肖華倒台。8月17日，“軍委辦事組”成立，取代了軍委辦公會議。9月下旬，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兼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任副組長。
據楊成武後來在《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中回憶，羅瑞卿專案組代號為507，成立之初負責人是周恩來。1967年9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118廳主持召開中央領導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指示清理專案，以便讓沒有問題的老同誌參加初步定於1968年舉行的中共“九大”。
會後，周恩來立即在中南海懷仁堂西大廳召集會議，作出部署：原來由謝富治主管的專案辦公室，改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簡稱“一辦”，中央黨政機關審查對象劃歸“一辦”。軍事係統審查對象則劃歸“二辦”，由楊成武負責，下設饒漱石案、彭(德懷)黃(克誠)案、羅瑞卿案、賀龍案等10個組。一辦的後勤保障、辦公費用等仍由中央辦公廳負責，“二辦”由軍委辦公廳負責。
10月25日，楊成武召集軍委辦事組成員開會，“二辦”正式開張。會上確定，二炮政委李天煥、軍委辦公廳副主任金濤、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成學俞三人兼任“二辦”副主任。
為了充實力量，二辦先從駐京的總參、總政等機關選調幹部，隨後又向北京、廣州等軍區發電，要求報送“政治思想品質好、曆史清楚、懂政策、守紀律、工作能力強、沒有參加群眾造反組織的比較優秀的幹部”。到1967年底，陸續有100多名幹部調來“二辦”，但仍未按計劃調齊。
“二辦”成立後，總參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許心榮擔任了羅瑞卿組副組長，又從海軍、空軍和各大軍區調來6人，原來的人員部分退回原單位。辦公地點從肖華辦公室搬到翠微路的總參招待所。
張英華成了留用人員。“他們既不放心我，但又離不開我。因為在組內我了解案情，熟悉公安業務，屬於業務骨幹。”張英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兩個月後，張英華被增補為副組長。
審問羅瑞卿
外調回來後，1967年11月中旬的一個上午，張英華、王亞誌和汪春耀三人到羅道莊審問了羅瑞卿。
當時，羅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警衛某師一個連隊的院子裏。與羅瑞卿一同關押在此的，還有彭德懷、彭真、譚政、劉仁、萬裏等人。每人一間鬥室，走廊上設哨兵。室內一張木床，一桌一凳，窗戶上糊著紙。
審訊間在一座小平房裏，大概十二三平方米，擺設簡陋，隻有一張桌子、幾個凳子和一個暖水瓶。
為了這次“交鋒”，事先他們作了充分準備。怎麽提問、什麽時候舉證都做了設想，對可能遇到的情況都預想了應對的辦法。
穿一身舊軍裝的羅瑞卿被警衛攙扶進來。他神色平靜，但透著機警。
待羅瑞卿坐下後，張英華開門見山地問：“你入過團嗎？”他注意到，羅驚了一下，但很快就鎮靜下來。
“這個問題，我作交代，我沒入過。”羅承認，他在幹部登記表中所寫的，1926年在四川南充中學時由一個老師介紹加入共青團，不是事實。
張英華有點意外，很快又問：“你入過黨嗎？”羅瑞卿沉默下來，好一陣不說話。
“諸位，今天就不要再問了，我講吧。”羅瑞卿抬起頭來，“以前寫的簡曆中入黨地點和時間不是事實。”
張英華和王亞誌說了一些鼓勵的話，給他紙筆，讓他寫了一份簡要材料。在結尾，他寫上了“認罪”二字。寫的時候，他一反往常的平靜神態，顯得有點激動，手略微發抖。字比較大，共寫了兩頁紙，200字左右。
張英華將這份“認罪書”上報至軍委辦事組。在羅案久攻不下時，這顯然屬於“階段性碩果”。
幾天之後，11月19日，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召開駐京部隊高級幹部會議。張英華記得，主持會議的吳法憲稱：“楊代總長的《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那篇文章發表之後，威力之大，就像大炮一樣，把羅瑞卿的堡壘轟出缺口了，他承認自己是假黨員了。”
但在張英華和王亞誌等人看來，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清黨之後，全國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羅瑞卿卻冒著生命危險到處找黨，實屬難能可貴，應當認定為“因入黨心切，而手續並不完備”。
“特務”問題
專案組的另一個審查重點是羅瑞卿的所謂“特務問題”。
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會議上說，羅瑞卿在延安時的老婆拱平是特務，現在在南京。當月，張英華等四人去南京，將在一所中學工作的拱平帶回了北京，由北京衛戍區看押。此後的兩三個月，張英華等人幾乎每天去審問拱平。
據專案組了解，在延安時期，在“抗大”擔任教育長的羅瑞卿與抗大學員拱平結婚。不久，拱平稱有病要去西安治療，之後一直未歸，後來進入了國民黨的《黃埔日報》當記者，與《中央日報》的一名記者結婚。但經調查，沒有發現拱平曾從事過特務工作。
年底，從“二辦”又轉來一份揭發材料。上海監獄中在押的一名老中統特務稱，上海剛解放時，他曾在街上遇到另一個中統特務楊寶昌，楊偷偷告訴他：“公安部的羅部長也是我們的人。”
隨後，楊寶昌被押解來京，由專案組負責審訊。但調查顯示，楊根本沒有可能與羅瑞卿相識。
11月，羅瑞卿住進了解放軍301醫院，治療左股股頸骨折舊傷。1968年2月9日，專案組給楊成武、李天煥寫了一份報告，稱如讓羅瑞卿繼續住在醫院裏，對審訊十分不利。“他吃住舒服，拒不認罪，為了突擊審訊其特務問題，我們建議立即出院。”2月11日，在專案組的命令下，羅瑞卿被迫出院。
“那份報告是李天煥親自到專案組授意的。我們當時把他的話記錄下來，幾乎是一字不差地寫成了那份報告。這就是那份報告出籠的全過程。”張英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月16日，專案組在《關於對前段工作的檢查和今後工作的任務》的總結材料中承認，羅瑞卿的“特務問題”經過45次審訊，仍未突破。“我們決定樹立必勝信心，連續審訊，開展強大攻勢，從政治上把他打倒。”
27日，在由張英華擔任主審的一次訊問中，對於羅在1928年1月至6月期間所擔任的國民黨“新編教導第五師政治部”上尉宣傳員的性質，辦案人員和羅瑞卿發生了激烈衝突。
辦案人員認為這段曆史應屬於反革命曆史，羅瑞卿堅決不同意。在僵持不下時，有的辦案人員辱罵羅為“死硬派”，說“一切反動派都是愚蠢的，你就是最愚蠢的”。
羅瑞卿終於失去了平靜，憤怒而絕望地喊道：“毛主席啊，有什麽辦法？逼著我寫我就寫吧，寫了死了就算了，死了我還要申訴，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張英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照公安部對國民黨“軍政警憲特”的認定標準，在解放戰爭期間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上尉以上軍官的屬於“五類分子”，但羅瑞卿任國民黨上尉是1928年。所以，最後沒有對他的這段經曆做出“曆史反革命”的結論。
被攆出專案組
1968年3月，中國政壇再起波瀾，“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被打倒。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兼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接任“二辦”負責人。
羅瑞卿專案組人員又一次進行了大調整。汪春耀等5人回公安部參加學習班，海軍航空兵後勤部政委張曉山調任常務副組長。許心榮、張英華仍為副組長。辦公室由翠微路招待所，搬到了京西賓館九層。
5月，專案組寫了一份報告，稱沒有發現拱平是特務的有力證據，建議把她放回南京，由原單位繼續審查。“實際上就是把她放了，她沒問題。”對於楊寶昌，專案組也做出了結論：羅瑞卿與他沒有任何關係。
10月底，在專案組的一次黨支部委員會上，有人提出：“在專案組內存在著一種嚴重的右傾思想，有的人精神狀態有問題，需要進行批判。”理由是，許心榮、張英華和王亞誌等幾人多次寫報告，要求給不夠逮捕條件的審查對象降格，改為拘留、監護，或送回原單位審查；同意羅瑞卿住院治療；給審查對象送“毛選”、訂《人民日報》；送老花鏡和生活用品等。為此，三人被批判為“包庇敵人”“起到了敵人起不到的作用”。王亞誌因曾當過彭德懷辦公室的秘書，就更被懷疑為安插到專案組內的“坐探”和“釘子”。
11月27日，三人被攆出了專案組。許心榮回總參，後被發配到新疆軍區工作；張英華回已被“軍管”的總政，參加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王亞誌被押送回總參，後發配“五七幹校”勞動。
對羅瑞卿的審訊持續到1968年底。1969年1月，羅瑞卿終於獲準入院治療，做了截肢手術。1973年，被解除“監護”。
1975年8月，羅瑞卿被任命為軍委顧問，1977年，複任中央軍委秘書長。
三次審查
文革結束後，中央專案組辦案人員經曆了多次異常嚴格的政治審查。
197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和總政保衛部組成了“七號辦公室”，以審查曾在中央專案組“一辦”“ 二辦”和“三辦”( 1968年成立，主要負責公檢法係統的幹部)搞過專案的人員。對張英華的審查結果為：沒有問題，可不做結論。
1982年至1984年張英華任軍事學院(國防大學前身)院務部副政委期間，根據中央對參加過中央專案組的人員進行嚴格審查的指示，軍事學院黨委組成調查小組，對張英華在羅案組的問題進行審查。最後認定，張英華在專案組期間表現良好，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抵製錯誤的東西。
1984年9月18日，全軍整黨辦公室發出《關於調查原中央專案小組第一、二、三辦公室軍隊辦案人員的通知》。由總參牽頭，總政、總後、海軍、空軍、二炮及各大軍區組成“聯合調查組”。這次調查，耗時、耗資之巨，遠超前兩次。
在這次調查中，對張英華所做的結論依然是“沒有問題，不做文字結論”。不過，他被認為對1968年2月27日那次審訊(對羅瑞卿使用了帶有侮辱性的言辭)“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
1984年整黨期間，公安部舉辦“一、二、三辦專案人員輪訓班”，共283人參加。汪春耀成為該部參加過中央專案組的人員中，少數幾個沒有進輪訓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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