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會作之子承光：我所見到的葉群
作者：邱承光
我知道葉群的樣子，是看了一張相片，那是六十年代初林彪在公園休息散步時拍攝的。林彪身著灰色中山裝，戴著帽子，有個衣著簡樸的婦女在身邊。他們和其他的遊人一樣休閑地走著，看不出來傍邊有特殊的警衛。那時中國領袖人物的肖像在公共場合張掛，正中是毛主席像，兩邊的是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和總書記鄧小平的像。他們多數人形象為人們所熟悉，因為常常可以在報紙畫報上看到他們的身影，隻是陳雲、林彪深居簡出，而他們夫人更鮮為人知。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校停課鬧革命，我所在的清華大學的學生們四處奔走，哪裏有首長接見講話就到那裏去看去聽。因為我父親邱會作在軍隊工作，我特別關注全軍文革領導小組接見軍隊院校師生，隻要知道就會趕去。我在人群中遠遠地看到了葉群，她是全軍文革成員。
1967年1月，我的父親遭受造反派的連續武鬥被打成重傷，在他將被造反派置於死地之際，被葉群持林彪的手令接了出去，安排到西山治療休養，那裏是中央軍委戰時指揮所軍事禁地。我們全家從心眼裏感謝做出這一決定的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也感謝促成這件事的葉劍英和深夜到總後大院接出人來的葉群。
1967年3月底，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在總後禮堂召開幹部大會，宣布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我父親恢複工作的決定。那年晚春的一天晚上天黑之後，我正在總後大院的家門口，突然有輛小轎車停了下來，有人下車問這裏是不是邱部長的家。我說是，但他現在不在家。來人又問，你母親在嗎？我說在。
他回去開了車門，一個中年婦女下了車，我一看是葉群。她問：“你是老幾？”她猜出了我是誰。我說：“是老二。”我一邊朝屋裏喊，“有客人來了！”一邊把葉群領進家裏。葉群見到迎出來的我母親說，來看看你和孩子，也來看看你們的家。
葉群在我母親的引領下看了看，說：“沒想到你們的家這麽簡樸。”她坐下來和我母親說起了話，談的都是日常起居和家常之事，沒有一點“政治”，她操北京普通話口音，和藹善談。
葉群沒有彼時“中央領導”的威嚴，看上去親切隨意，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位來串門的阿姨。葉群坐了大約不到一小時要走，在她即將起身時，我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語錄》，請她題詞。我作此舉，自己都覺得有點唐突。葉群並不介意，接過了語錄本，在扉頁上寫了“讀毛主席的書”，下麵簽了“葉宜敬”。我很驚訝，她似乎看出來了，說這是她參加革命前的本名。
事後我才知道，葉群1920年生，祖籍福建閩侯，為書香門第望族，童年時被父親帶到北京讀小學，成績一直優異，青少年時接受革命思想，1935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附中讀書時投身“一二.九”學生運動，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初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轉為中共黨員，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國女子大學組教科科長。她的資曆比一般人猜想的要早得多，是抗戰之前紅軍時期的“老革命”。
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我的母親帶我們出門，說是到毛家灣，那裏是林彪的住處。我很早就知道那裏，因為我就讀的北京四中和那相距很近，我放學回家，總要路過那裏。我們高考之前的體檢在平安裏醫院，它是與毛家灣林彪住處隻隔著一道牆的小醫院。體檢時同學們議論說，隔壁住的是中國最年輕最能打仗的元帥林彪。
此時我再到毛家灣，平安裏醫院已遷走，改成了中央警衛團的駐地。我們進了門，葉群迎上來，領著我們到了一處簡樸的客廳。葉群對我母親說，她和邱部長經常見麵，和家裏人見的少，接你們來坐一坐玩一玩。後來我才知道，中央為了加強軍隊的領導，成立了軍委“四人小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其成員有吳法憲、邱會作、張秀川和葉群，父親和她成了同事。
那天在場的還有林立衡，又叫林豆豆。我曾在報紙上看過她回憶原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的散文，文革初期又讀過她寫的《爸爸教我寫文章》，知道她在空軍報社工作。我們剛到時，林立果朝我母親問了個好，不久就離開了。他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也曾就讀北京四中，高我一級。我原來就認識他，隻是沒有當麵說過話。這次他問了一句，“你在清華呀？我們在四中時見過。”林立果穿著空軍衣服。之前我在北京大學看大字報時，聽那裏的同學說，他已離開學校到空軍參軍了。
葉群和母親聊天時，讓我九歲的妹妹坐在身邊，問她在家裏作些什麽？大學中學小學都已停課，妹妹沒法上課了，有時和小朋友們在一起唱歌跳舞，當宣傳歌頌毛澤東思想的“紅小兵”。葉群聽到這兒，對一邊的林豆豆說，找一些書給小妹妹看，要找一些好書，人要從小好好讀書學習才行，別荒廢了時光。
葉群說的“好書”是什麽？我很想知道，那時盛行贈送各種印刷精美的毛澤東選集或“歌頌紅太陽”的書，它們既是一種“忠字品”，也是生活工作必用之物。人們每天早上起來的“早請示”要揮動《毛主席語錄》本，而“天天讀”則必須讀上幾段毛主席著作，有時還要背頌。
過了些天，果然送來了幾本書，它們已經有點陳舊，是文革以前出版的適合兒童的讀物。我記得有《西流水村的孩子們》、《白洋澱》，還有不能湊成整套書的幾本《十萬個為什麽》。我隨手拿起來看了看，書脊上貼著公共藏書的專用編號標簽，有的封麵上有“空政圖書館”或“空軍報”的印記。
我還記得《西流水村的孩子們》的內容。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它是學校要求的暑假課外讀物，內容是描寫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北方農村裏一群少年的生活。書中有一個情節讓我印象很深：孩子們脫下自己的布鞋，一隻連一隻地把通過村子附近鐵路的轉彎處內側鐵軌墊高，使急速行駛而過的日本鬼子軍用列車顛覆了。他們成了 “抗日小英雄”。
以後，葉群又送來了一些學習寫毛筆字的字帖，還有她親筆寫的一些條幅，其中有幾個是寫給我妹妹的，具體的字我記不準確了，都是一些要奮發學習的座右銘或古訓。葉群的字工整漂亮有力，看似柳體，字距行間整齊、排布有序，初看上去有如書法精品，但我貼近了端詳，發現上麵事先用鉛筆輕輕劃上格子，寫好毛筆字後再擦去，一些地方留有線格的痕跡。雖說書法佳品要有功力，並非一天兩天就可以成就，但葉群如此專心用功，還是令我驚訝。這麽久了我還記得這件事，因為當時無論牆上掛的還是書上印的，凡是鼓勵人們學習的警句，都是馬列和毛澤東的語錄，突然看到葉群書寫的那些當時被斥為“四舊”和“封資修”的內容，令我感到很新奇。從那以後，我有意找了很多中外曆史和哲學理論書籍閱讀，使我在那個年代裏沒有浪費更多的光陰。
那個時期，每隔三四個月，葉群就會請我們到她家中去，主要是看電影，多是一些國產片，還有香港片。在少有文化生活的文革當中，這是我非常向往的。休息中葉群和我母親說一說話，大多是生活和健康，我母親是經驗豐富的醫生，她們談得投機。
我見到的葉群隻穿軍裝，有一次我母親說她的襯衣顏色不錯，葉群解開軍衣上麵的扣子讓她看，是一件沒有衣袖的“假領子”。葉群笑著說，這樣節省也好洗，但穿上了要小心，不能露餡。
1968年春節，母親帶著我們去給葉群拜年。我們在客廳裏坐了一會，一個工作人員進來對葉群耳語了幾句。葉群對我說，“首長叫你去一下，問問學校的情況。”
我進了一個長形的約有三十平方米大小的會客廳，裏麵顯得空蕩，隻有麵對麵地擺著兩套陳舊沙發，沒有任何其他擺設。林彪坐在那兒，我感到非常拘束。他示意我坐在他傍邊，用祥和的眼看著我，讓我放鬆了緊張的心情。林彪問我清華大學裏的情況，學生們都在作什麽。我大概介紹了一下，提到了校內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情況。我在說，林隻是聽，當我說到造反派批鬥老師，打擊不同派別的同學，還派出了人到全國各地參加對當地的黨政機關奪權、參加打砸搶時，林彪說了一句“那樣不好。”臉上流出了一絲不滿的表情。
我們說了大約二十分鍾，內勤進來了，說叫我出去吃飯。他托著一個大盤子，上麵有一個普通保溫杯和擦手的毛巾、餐具。當他把保溫杯放在茶幾上把蓋子打開時，裏麵用白開水泡了一個白麵饅頭。
我被領著到了餐廳，葉群已經陪著我母親和弟妹在那兒了。飯桌上擺了四盤菜，一個青椒炒肉絲、一個西紅柿炒雞蛋、一個炒白菜，一個紅燒對蝦。葉群說：“自己人，就簡單點。”豆豆說：“平時沒有這麽好，今天特別加了菜。”她用手指著那盤紅燒對蝦。
晚上看了電影，我們臨走時，葉群送客到門口，說了句，“老二很懂事，聰明機靈”。我想她是指剛才林彪找我問話的事吧。
1968年4月6日淩晨4點多，我從睡夢中被父親叫起來，他問我在學校裏散布過中央文革什麽壞話沒有。我說，春節去林彪家時我說過造反派的情況，我最近因為肝髒檢驗指標高，一直在家裏休息，沒有去過學校。父親訓了我一句“你別給我惹麻煩，給我走遠一點！”早上7點鍾，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機場，搭乘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返回長沙的飛機離開了北京，然後到了駐廣東的解放軍四十二軍，用“程光”的諧音以名代姓當兵鍛煉。
我由此開始了軍旅生涯，這個改變我生活軌跡的事中有葉群。這是我後來我才知道的。
那是在1968年4月5日晚上的中央碰頭會上，江青突然拿出一疊材料說：“邱會作的兒子是清華大學反中央文革的頭目，應當逮捕歸案。”之前，江青用這種方法整了“聯動”紅衛兵組織，抓了董必武等許多高級幹部的子女關進監獄進行殘害。
麵對江青的追查，葉群急中生智說：“老邱的那個兒子早當兵去了，不在北京。”江青啞口無言。事後我還聽說，葉群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北京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溫玉成打了個招呼，要他對清華大學管事的人說說，別揪住老邱的兒子不放。但我仍然小心謹慎，在部隊裏，除了師團主要領導知道我是誰，其他人不知道我一個大學生為什麽突然到連隊來當兵。這樣不但讓我很安全，也沒有什麽特殊照顧，使我得到了鍛煉，雖然部隊生活非常艱苦，但比那些被江青點名抓起來關進監獄的幹部子弟處境好多了。
1969年以後，在校大學生開始了分配。因為有人關照，我的檔案和分到廣州軍區的大學生檔案一起從學校送到了部隊幹部部門。江青揪人的風波終於躲過去了。
當兵鍛煉半年後我被調到團政治處當見習的宣傳幹事，從此我有了休假，每年回到北京的假期裏，總會遇到一兩次到毛家灣那兒的機會，是葉群叫我母親帶著子女去，常常是玩一玩和看電影。葉群對其他一些高級幹部也這樣，包括一些外地來京的軍隊領導和他們的家屬。每次我見了葉群，她都和我說幾句話，問問我當兵和部隊裏的情況。
1970年7月下旬我休假並為部隊辦點事，回到北京之後，見我母親向北戴河打電話，知道葉群他們在那。我母親在電話上和葉群說到我哥哥的婚事。
我未來的嫂子叫張克非，是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的女兒。張部長於1967年“一月風暴”中被礦業學院的造反派活活打死，遺體脖子上有勒痕，腦後有一個血洞，前額被打破塌陷，全身到處是傷，大大小小、形狀各異的傷口三十多處，特別是他背上的傷是用刀一刀一刀割的，這叫“千刀萬剮”……中共中央下達文件，說張霖之是“劉少奇在煤炭戰線的代理人”。造反派說他是“自殺”，自絕於人民。
這位文革殉難者慘烈犧牲後，我聽到了另外的聲音。我的朋友、王秉璋的兒子說，林彪有次對王秉璋說：“你不要怕造反派！張霖之不怕造反派，才被打死的。” 解放戰爭時王任二野11縱隊司令員，張霖之為政委。張從來沒有當過林彪的部下，林彪能這麽說，可見他對受造反派迫害者的同情。
盡管如此，在那種情況下我哥哥的婚事看來是不可能了，因為涉嫌為一個被毛澤東“點過名”的部長喊冤。但是到了1970年夏天，事情有了轉機。我父親在為此而努力，葉群也在幫忙，他們找到了周恩來，建議用一個“內部結論”把事情辦了。
1970年7月29日晚上12點多，通常要在次日淩晨才回家的父親提前回來了。他對我說，早上天亮了你到克非家去一下，說“她們家的事，總理批了。”周恩來的批示意思父親對我說了，核心的話現在可以在《周恩來文選》中查到：“張霖之在武鬥和逼供的混亂中死去……張霖之同誌的死亡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張霖之同誌的家屬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牽連，應按照革命幹部家屬看待……”
我早上六點多鍾就趕到了在西單附近的小醬房胡同29號院子張宅。清晨胡同裏還沒有什麽人，我敲院子的大門很久沒有人開，就翻牆跳進去。小保姆驚慌地給我開了房門，已躲藏起來的張部長夫人李蘊華出來說，以為是造反派來找她麻煩。我把周恩來的批示大意說了，李姨非常激動，等她略為平靜一點後突然問，為什麽不明確說是“平反”，不說“張霖之同誌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我按著父親交代的說，這等於是平反了，現在隻能辦到這樣。
我回去以後，把李姨說的“不過硬”對父親講了。
第三天正好是“八一”建軍節前一天，軍委辦事組在首都體育館請周恩來看表演，讓他休息，周一見到我父母親就問：“路光和克非的婚事辦了沒有？”剛從北戴河趕回來參加八一慶祝活動的葉群說：“孩子們還在外地呢，老邱擔心總理這種批法不過硬。”我父親說：“還請總理寫個批示吧。”周恩來說“不能耽誤了孩子們”。說罷寫了一張便函。
家裏決定立即舉行婚禮，但哥哥嫂嫂正從外地的部隊向回趕，母親叫我和一個秘書先到管民政的地方去辦登記結婚手續。管事的人指著我問，“新郎是他，女的呢？”秘書答：“男女明天才能趕回來。”“人沒來登什麽記？不行！”那人有點生氣。秘書展示了周恩來的便函，“同意邱路光和張克菲結婚。願你們沿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線奮勇前進。周恩來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那個管事的人不敢相信是真的，看了秘書的工作證後說，“可以，可以，總理批的還能不辦！”
九月裏，我休假後為部隊辦事結束了，要回去了。一天下午，母親對我說，毛家灣那叫我們去。因為哥哥已休完婚假回部隊了，隻有我和新嫂子隨著母親一起去那兒致謝。我們見到了葉群，她說：“剛從北戴河回來下飛機，耳朵裏還嗡嗡叫呢。首長累了就不打擾他，我就代表了。”一會兒，內勤出來說：“首長聽說了，立刻就要見。”我們進入客廳，林彪已站在中間等候。他很長的白胡子沒有刮，身穿灰色中山裝，布鞋。葉群立即上去，拿起放在茶幾上的帽子向林彪的頭上一扣，然後介紹了克非。林彪說：“張霖之是好同誌，死得很可惜，現在好了。”克非說了感激林彪的話，葉群說：“別謝他，要謝偉大領袖毛主席！”
葉群送給我哥哥嫂嫂一首她填的新詞，是叫他們要一生緊跟毛澤東幹革命的，內容我記不住了，記得最後一句是“終生學先導”。
為了表示感謝，我母親請人給林彪打了件毛衣。之前，葉群和我母親聊家常時說，“他（林彪）在穿上從不講究，有什麽穿什麽，除了軍裝以外，沒有多少衣服。”母親得知林彪一件毛衣穿了多年已陳舊，就托人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買來些他們生產的好毛線打成毛衣送了過去。因為不想讓林彪事先曉得，又不知道他喜歡什麽顏色，就打了黑色和米色的兩件可以挑選。那次，葉群對我母親表示謝意，還說，“他喜歡米色的，說穿上黑色的毛衣就成了一個‘黑狗熊’了。”聽到這兒我樂了，都以為林彪總是不苟言笑非常嚴肅，沒想到他也有詼諧幽默的時候。
1971年7月底，我又回了家。我們團裏要提一個幹部，東北遼寧人，有些家庭問題需要外調核實，一般是有人出差或探親時順便去，部隊挑選了我。這樣，我在辦完事後休假，來回路過北京多了幾天在家。我見母親常和北戴河的葉群常打電話，談的多是林豆豆婚事。8月4日，母親突然說，葉群從北戴河回來看病，她和父親要看她，叫我也隨同一起去。在汽車上，父親和母親約定，說他有事忙，要先走，叫我母親多坐一會兒，免得失禮。果然，父親到了那兒和葉群說了幾句寒暄話就告辭了。
葉群對母親說，豆豆有男朋友了，是廣州軍區四十二軍一個醫生，叫母親看看，再問一問他的業務水平。我說我就是四十二軍的，葉群說，是嗎？說不定你們還認識。
林豆豆和一個男青年來了，葉群作了介紹，說這是小張醫生。母親一問，我發現這麽巧，他居然是我所在的一二四師師醫院醫務所長。我在下麵的團裏，但畢竟在同一個師。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敦厚。
大家說了一會兒話，葉群使了個眼色，我母親開始和小張聊起了醫學上的事，他從容不迫地回答著。我母親非常重視臨床經驗，問他，你有沒有遇到過少見的疑難雜症並及時處置的？小張說，在為地方群眾巡回醫療時，曾遇到抬來的一個肚子極度鼓脹處於生命危險的老年婦女，化驗檢查指標都正常，問診時病人表情忿恨不肯說話，家屬隻是哭。細問之後知道，是幾天前病人和兒子媳婦吵嘴後才發的病，曾幾處求醫都說不出什麽，吃藥也不見好。小張醫生決定針炎，幾針紮下去，再請兒子媳婦好言勸慰，婆婆腹內一陣嗚響，出了虛恭……聽到了這，葉群問：“虛恭？”小張欲說但沒開口，我母親說：“就是放屁，出恭就是拉屎，虛恭是中醫說放屁的文雅詞。”小張紅了臉，說病人肚子癟了下去，自己走回了家。母親點評說，老太太和兒子媳婦吵架精神受刺激，抑製腸子正常蠕動，消化道內滯氣鼓脹，服藥一時難奏效，此時攻心是主，針炎為輔，患者肚子裏的氣放光了，病自然就好了。母親誇獎小張，看病在於找準病因，對症治療，你處理得好。
母親對葉群說：“小張西醫有基礎，中醫也懂，更主要是有悟性，成一個好醫生，這是最重要的。”葉群聽罷一臉笑容。
1971年9月，突發的“九一三事件”改變了我一生命運。我從部隊被押送到廣州“辦學習班”，其實就是審問，同去的還有我們團裏一個二十多歲姓孫的三營炮連副連長。我知道他，1968年入伍的戰士、班長。一次上級檢查實彈射擊，他用82無後坐力炮打出優秀成績後，一位首長指著三四百米遠的一棵獨立樹說，打掉敵人的“火力點”。他一炮射出，隨著爆炸火光，樹幹攔腰斷掉。他即被提升為排長、副連長。我實在想不出他會和“九一三”有什麽牽連。我們在受批鬥時，在一片“劃清界限，徹底交待”的吼聲中，他隻能苦笑。“學習班”辦了十幾天後，因為陪外賓到廣州的周恩來總理對軍區首長說了，“不許動他們，對孩子要一視同仁”，我們才回到部隊，恢複了原來的工作。
從那以後，我和那個副連長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我問他為何受此“待遇”，他說他和葉群沾親。
“九一三”後林彪、葉群的親屬幾乎都被審查，這種按血統進行的搜捕非常細致。他到“學習班”才得知了自己涉嫌的“罪狀”在於身世。葉群的弟弟1936年參加革命，1949年擔任解放軍師級指揮員，在戰鬥中犧牲了。其妻已經懷有身孕，遺腹子出生後，隨母親改嫁給一個姓孫的幹部。母親從來沒對孩子提起過這事，外麵也沒有什麽人知這個“隱秘”，孩子一直認為繼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後中央專案組迅速查出了鮮為人知的葉家這支血脈，將他歸案。
我問他是何時見到葉群？他說1966冬天他上中學時串連到了北京，因為人生地不熟，沒有飯吃，將要流落在街頭，就在一個收容的地方給家裏母親打了個電話，等著被遣返。第二天，有個軍人找到他，帶他到一個軍隊招待所住下，安排他吃飯洗漱，幾天後送他回去之前，那人在一處大廳裏不厭其煩地問他一些問題。他發現一個婦女路過，在一邊看他良久。他的眼光轉過去，她就走了。不久她又路過這兒看著他，神情有點留戀。因為是一晃而過，以前他也說不準是誰，這次被告知那次是“和葉群秘密會麵”。
我聽到這感觸很深，葉群在沒有得到他養父同意的情況下，想認未曾謀麵的親骨肉卻忍了下來，不願意讓他母親和養父一家人平靜安詳的生活被打破。辦案人員明知早年的遺腹子不可能與二十多年後發生的“九一三”案有關，卻硬把他挖出來向上邀功，以示清查工作的徹底。葉群比那些隨意抓破別人已經愈合的不幸傷疤的人好多了，至少是尊重他人的意願又通情達理。
因為找不到那個副連長什麽把柄，他被扣上“政治曆史”問題被處理複員，在離開部隊之前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說現在很苦悶尷尬，養父是個軍級幹部，卻幫不上兒子什麽忙，想找個好點的單位，別人都婉拒，最後托老戰友幫助安排他到西北地區一個城市當了名工人。我說他已是萬幸了，至少比我強，還有個家，還有愛他的父親母親，而我，父母生死都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我在分別十年後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些劫後餘生的人，林豆豆也在其中。1988年父親從“保外就醫”的西安到北京省親時，林豆豆來看父親。他們說起話來都提到了葉群。在那場史無前例的大批判中，人們都把葉群當成了最壞的女人，是敵人派進來的潛伏特務。可林豆豆講，葉群是毛澤東、朱德一手為林彪撮合的，葉群並不願意，是毛澤東等做了工作。我知道，彼時的所謂做工作，就是“組織分配”和“強迫”的代名詞。
豆豆和父親聊天中說出了一個意思，葉群不好，連累了她爸爸。
父親避開這個話題，說別的了。林豆豆臨走前，看樣子父親想和她單獨說什麽，我走開了一會兒。待豆豆告別之後，我問父親有什麽事要說。父親說，有些話單獨說對豆豆方便，他不同意豆豆說，是她母親不好，害了她爸爸。
我問父親怎麽說的，他說他講了三條：其一，葉群有缺點，但同樣是冤案中人，到現在對“九一三”沒說清楚，都是些沒有根據的扣帽子，怎麽好全怪到葉群頭上？其二，對豆豆抱怨葉群有時和江青交往多了，父親作了解釋，說很多是周恩來叫她去的，打聽江青那的底細，以便應對。葉群在這上幫周恩來辦了不少事。
我說，葉群有時和江青一起亂說，引起了麻煩。
父親說，葉群和江青有一個共同的毛病，就是心裏放不下事。她們如果有事就一定會向外說，但也有不同：江青是不分時間場合、無所顧忌地胡說八道，隻要高興就瞎吹亂講。葉群理智多了，她隻對自己相信的人說，而且說得也有分寸。
父親又說，葉群為人熱情，很聰明，記憶力特別好，人緣不錯，做事比較得體，絕不是江青那樣耍潑欺人的惡婦。葉群的問題是沒有多年的黨內鬥爭經驗，更沒有在長期艱苦的領導崗位中磨練出來的品性，總是嘮嘮叨叨……父親的話是那麽平淡，好像是在說可能還會遇到的一個熟人。
我說，現在有個流行之說是葉群導演了“九一三”。父親一口否定，說葉群最多隻能說是對身體不好的林彪有某種幹擾，要害是堵塞了一些言路，造成他脫離實際。葉群遇事不能渾厚深遠，影響了林彪，也影響了他們，但這種影響不是導演了“九一三”。
聽到這兒，我問父親，那你對豆豆說的第三條是什麽？
他說他向豆豆提了一下，“葉群是你生母，不要過於怨恨她。”
父親這句普通家常話令我非常感慨。“九一三”是個曆史之謎，為了要解開它，了解彼時的當事人有重要意義。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不能一味隻當成 “政治小醜”去任意胡說。好在那一段是現代史，離開當前不算久遠，還有人認識見過那些當事人。研究曆史，對他們不能臉譜式人為醜化，包括葉群，按照本來的麵目了解真實的他們，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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