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回來的精神
經曆過“文革”的國人，尤其是上海人，說起曾經的上海市委書記“徐老三”(即僅次於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相信大家不會陌生。而張、姚長年在中央，“徐老三”則成了上海名副其實的一把手。
這位“徐老三”就是徐景賢。
“文革”前一年，少年的我曾在上海少年宮，聽過徐景賢的文學講座。那時的他作派儒雅，說話慢條斯理；他寫過通訊《黨的兒子穆漢祥》、話劇《年輕的一代》、散文《生命如火》等作品。在我心裏，他是個文化人。
有句話說得好：一個好製度能把壞人變成好人，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製壞人；一個壞製度卻能把好人變成壞人，或者讓好人違心地幫著幹壞事。史無前例的“文革”印證了這一點。
一時間，發動者號召人們造反、奪權，上演著層出不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有著很強“黨的組織觀念”的文化人徐景賢，也從市府機關衝出來響應造反。
記得那是1967年夏天。我所在的控江中學，由於革命大聯合搞得早，成了全市“複課鬧革命”的典型。徐景賢代表市領導在學校禮堂講話。在我眼裏，依然清瘦白淨的他卻提高著嗓音、舞動著雙手，嘴裏的革命詞匯一串連著一串；最後是舉臂高呼：“革命小將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終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大家說對不對？”全場隨即響起振耳欲聾的回應。也就在這時，才讓我看到這位文化人，已經抺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跡。
一年後，我在寒風昂揚、哭聲嘹亮的氛圍中，登上火車去插隊落戶。當時工宣隊師傅激動地挨著車窗通知：市領導徐景賢同誌、馬天水同誌要來歡送革命小將！我坐在車廂裏木然無語，那種遠離親人的悲傷正在內心蘊釀，哪有閑心去關注徐景賢們？
正當徐景賢們“無限風光在險峰”中奪權掌權時，我和知青們“坐地日行八萬裏”的戰天鬥地，恰似“兩股道上跑的車”，毫不相幹。
後來，審判“四人幫”了，才重新關注起徐景賢。那時在大學裏不容易看到電視。正好同寢室溫良在吉大隔壁的獸醫學院認識人，每晚跑過去看。盡管沒幾個鏡頭，但還是讓我看清了站在審判席上的他：和十年前相比沒了神采飛揚，多了滿臉晦色。
此後，徐景賢從我的生活裏銷聲匿跡。
世間的事有時就是巧。20年後，在一次朋友聚餐時，竟然與徐景賢同了桌，座位還緊挨著。
這時的徐景賢，佝僂著背，全然失卻了原有的挺拔（後來才知道，原1米8的個兒，縮小成1米6幾）；走起路來一蹶一拐，是嚴重關節炎所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長了的整個臉顯得又瘦又癟。然而他卻是熱情洋溢，滿臉堆笑，雖說是七十開外的人了，但聲音清晰，思維敏捷。當他知道我是搞房地產的，便詢問了許多有關房子建造、銷售方麵的問題。我當時帶了本自己寫的策劃小冊子，便隨手送給了他。可我心裏在想：他也不過是逢場作戲，沒話找話而已，對策劃之類感興趣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也就過了沒兩天，徐景賢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他讀完了小冊子。接著問道：“想請教一個問題，判斷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主要依據的是啥？”我說：“是地段，也就是土地價值高的房子，就這一項核心和關鍵的指標，決定了該房產的基本價值。”
“哦，這就像購買數碼相機首先要問像素，購買鑽石首先要問幾克拉，購買音響要關注最大不失真功率……”他一連說出了這麽多形象通俗的比喻，不愧是學問人。
最後他謙虛地說：“你的策劃書寫得很有文學性，給我補上了一堂建築營銷的課程。”
就這樣，一本小冊子成就了我和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觸。雖說他過去擔任的是黨務工作，但畢竟是在工商業發達的大上海，加上他的聰明好學，所以，對於城市規劃、環境營造直到建築樣式、市民需求，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和他有了不少共同語言。
雖然有共同語言，但畢竟他有造反的曆史與那18年牢獄的汙點。因此，我不想走得太近。他家住天平路，我路過多次，均沒有登門。徐景賢為人好客，有一次他讓我上樓喝杯茶，我推托著沒上去。其實，那時他已經是個公民，我這有色眼鏡戴得是不是很沒道理？
因為十年“文革”，對於我是一個慘痛的回憶。可是，時至今日，還沒將文革真實麵貌完全公示於眾，那這段曆史在我心裏更不能劃上句號。
可惜，有資格說清“文革”的，幾乎沒有給後人留下什麽片言隻語便撒手人間。徐景賢說，他屈指算算，也沒有誰能夠挑起書寫的這副擔子。於是，他反思，他懺悔：他向劇作家、演員認過錯；他向普通市民、青年學生道過歉；他不怕觸及禁區，他要將一個自己知道的真實的“文革”完整回憶起來，這是他心靈上的一次洗禮。經過幾年的案頭準備，寫成了一部回憶錄：《十年一夢》。
這本《十年一夢》，讓他剖析了自己“愚忠”的一生，重新讓自己的“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讀了兩遍《十年一夢》。由於是作者一人的回憶，不免有它的局限性；但作者勇於反思的精神，卻讓人耳目一新。我開始關注、接近了徐景賢。
十年“文革”，是在把一個民族不斷地推向野蠻的深淵：那是物質生產力與人文精神的全麵倒退。期間，上海的“徐老三”，也曾經書寫過推波助瀾的造反宣言，也曾經組織武裝民兵“誓死保衛黨中央”。正如俗話所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外無不如此。上帝呼喚人走向高尚，魔鬼卻誘惑人走向肮髒。
確實，徐景賢在“文革”中做過不少“肮髒”的事，但他也曾展現過“高尚”的行為。
“文革”中，他一人“得道”，親朋好友並未“升天”。連他自己唯一的親弟弟在雲南插隊好些年，他也沒讓調回上海；親戚中有人想參軍，他也不給開後門；父母在破舊的石庫門倒馬桶倒了數十年，沒煤氣衛生設施，他也始終沒有改善父母的住房條件。
一次閑聊。作家程乃珊告訴我40年前的一件事：她的一位同事早晨騎車上班，不料車身擦到了旁邊行駛的小轎車後輪部位，這位同事趕緊刹了車，幸好人沒摔倒。這時，從小轎車裏下來了徐景賢，身為市委書記的他彎下腰來看騎車人的雙腿受傷了沒有，並且一個勁地賠禮道歉……就這樣一件小事，讓大家對徐景賢有點肅然起敬。
也有我親眼所見的。一次聚餐，在飯店門口的垃圾箱旁邊，散落著幾隻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賢彎著腰吃力地拾起一隻隻塑料瓶將它扔進垃圾箱裏。一個小動作讓我看到他的良好品質。
因“文革”犯有罪行，徐景賢1976年10月被逮捕。但由於他交待清楚、態度主動，尤其是他恪守“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中央原來估計接管上海“鬥爭將十分複雜，任務將十分艱巨”，為此組成了有17名省部級、58名司局級的強大陣容；但接管的實際過程卻非常順利、平穩。這其中不能抹殺徐景賢等人服從與配合的作用。
法庭準備對他作出不予起訴的寬大處理；將馬天水作為上海的首犯判處18年徒刑。誰知馬天水突發精神病，不能判刑。但上海是“四人幫”的重鎮，要落實一名首犯須重判。當時上海還有一位市委女書記王秀珍，原是一名工人，文化水平有限，讓她充當首犯說不過去。故首犯的帽子就落到了原本不予起訴的徐景賢頭上：判了18年。
徐景賢關在上海的提籃橋監獄。他屢屢說起：要不是家庭的溫暖，他是無法熬過那漫長的牢獄生活；而他的家人頂著常人無法想像的壓力，隻是為了換回18年刑滿後的團聚。太太葛蘊芳知道他喜好讀書，由他事先開出書目，她就四處去借，然後瘦弱的她背著沉重的書袋，從徐家匯換乘3輛公交車到楊樹浦，一月兩次從沒間斷。是解渴的書籍，是親情的力量，在他心靈上支起了強大的支柱。
是的，他總覺得對不住妻子、對不住一雙女兒。妻子葛蘊芳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也是個老資格幹部；可現如今受到丈夫的牽連，擼掉了黨員，退休也沒按離休幹部的待遇；女兒們正是中學畢業，父親的入獄，讓她們上大學無望，隻能分配到飲食店等最差的崗位；雖然長相俊俏，卻無人敢娶。一直到九十年代初，他的兩個女兒才相繼成家。他說，當他在監獄裏知道兩個女兒相繼成家了，當他看到了小外甥的照片了，他形容自己：就像六月酷暑喝了一大碗冰鎮汽水似的痛快淋漓。
1990年代，同他一起關押的“四人幫”頭目，死的死、放的放，唯獨徐景賢拖著嚴重的關節炎還在獄中服刑。葛蘊芳大著膽子，給前後兩任市委領導寫信，都石沉大海；後來硬著頭皮給鄧穎超的秘書寫信。
葛蘊芳還記得，1972年，鄧穎超大姐到康平路市委領導家屬院來，前後去了姚文元家，去了王洪文家，也去了徐景賢家（隻是沒去張春橋家，因為當時說張的妻子文靜曆史上有問題）。鄧大姐握著葛蘊芳的手說：“小葛啊，景賢同誌緊跟主席幹革命，你們可要支持景賢同誌，和他一起，好好跟著主席他老人家幹革命啊！”
鄧穎超秘書雖與葛蘊芳隻一麵之交，但不勢利，有同情心。她乘患病的鄧大姐短暫清醒之際，將徐景賢的情況告訴了她，鄧大姐隨即提筆批了“請上海市委酌情處理”幾個字。就是這幾個字，沒幾天就讓徐景賢保外就醫，那是1992年6月。到了1995年5月刑滿釋放，1999年恢複公民政治權利。
刑滿後，沒有單位的他，又出現了一個頭痛的問題：關係落在何處？養老金誰來發？同案的王秀珍原是工廠工人，出獄後就落在原單位國棉三十一廠，由廠裏發放養老金；而徐景賢原來是市委領導，刑滿後怎麽還能占著幹部的編製？最後隻好落在市政府下屬的瑞金賓館，作為倉庫管理員退休領取養老金。一開始隻有幾百元，後來加到一千元，還是不夠開銷。他喜歡看書、讀報，光這兩項就占去了大部分退休金。
為了補貼家用，徐景賢與老伴隻能相隨女兒們一起生活，空出房子租了出去。有一次徐景賢悄悄告訴我：家裏女兒身體不好，女婿剛辭職還沒工作，能不能幫個忙，替他女婿介紹個工作？我見他確實困難，盡管當時沒有把握，但還是一口應承。
後來他女婿在我的一位朋友公司裏工作，由於工作出色，很短時間裏就提升到總經理的位置上。徐景賢夫婦對我很是感激。我開玩笑地說：“徐老師是原市委書記的職務，那是部長級頭銜啊。想當年我要幫忙都不知道門在哪兒呢？現在成了朋友了，麵對麵沒了距離事情反而好辦了。”
每個人，不管貧富，不管貴賤，上帝都是以一個“生”字展覽了他的所有作品，然後又以一個“死”字統統予以收回。幹淨而利落。
2007年10月31日上午，徐景賢獨自一人出門去與朋友相聚；午餐還與朋友們一起舉杯慶賀。下午兩點回家，睡了半小時，便在沙發上看書。太太葛蘊芳正在廚房間，聽得外麵一聲奇怪的叫聲，急忙跑出來，隻見徐景賢已經癱在沙發上不醒人事，任憑妻子大聲呼喚，他始終沒有醒過來。手裏還捏著他愛看的那本書。他沒能夠等到一個月後的75歲生日。
他走了，親人們按照他的遺願，將他的遺體全部捐獻給醫學事業。
說走就走，盡管這是人生最完美的從容；也是人生最瀟灑的謝幕。但他仍留有不少遺憾。
記得徐景賢曾告訴我：《十年一夢》隻寫出了60%的事實，還有40%在肚子裏。我理解他不能完全寫出來的原因。我問徐景賢：當時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麵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奪權的全過程更是上麵親自部署直接指揮，你隻是個執行者啊。他答非所問道：“誰讓執行者沒有了精神呢？”他壓低了音調，自言自語道：“當年，因為丟失了精神，所以才做了那麽多錯事……”
我讀懂了他的話。這種精神就是一種高尚精神：是屈原追求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是陶淵明堅守的“不為五鬥米折腰”的精神。哲學家杜威說過知識分子的特性：“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眼睛、腦力當成自己的耳朵、眼睛、腦力；二是個人對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頭，隻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利害。”
一場“文革”讓這些精神都喪失了，我們的知識分子、我們的民族都沉淪了。這環境因素起了多麽大的作用啊！
在“文革”的環境裏生活過，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都應該反思？
為了讓肮髒的“文革”在中國大地上絕跡，有著高尚傳統精神的中華民族：拒絕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