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前後，一篇名為《賣假藥給誌願軍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的帖子開始在網上流傳。
當時好幾個論壇都有博主在幾乎同一時間“原創”了類似的帖子。
這些帖子無一例外，將王康年所開的涉事藥房稱之為“小藥房”，將王康年本人稱之為“犧牲品”。隨後幾年在不同的平台上都有類似的帖子流傳。
然而，正如某些網友在當時已經指出來的那樣，
這些文章中普遍存在將事實片麵化的問題，而且行文思路如出一轍。
那些洗白的文章中提到的無非以下幾點：
“大康藥房”隻做零售，自身不具備“製假”的能力；
沒有一家藥廠因“製假”遭查封；
也沒有一名“受害”的誌願軍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證。
僅憑著這幾點結論就想洗白王康年，那未免也太可笑，那麽，今天我們就來詳細說說賣假藥給誌願軍的“奸商王康年”！
王康年生於1924年，17歲時考入上海大亞電台作為電台報告員。
大亞電台是一個商業性質的電台，每天在這裏工作，王康年對於生意上的事情多少也懂了一些。
不久之後他在嶽父——一名公共租界巡捕——的幫助下租了一間客堂，取名叫做大康行，做一些小百貨掮客生意。
後來西藥大熱，他便將自己的生意主要轉到了這個方向，大康行也改名叫做大康西藥房。
最開始王康年沒什麽進貨渠道，隻能做投機性的買賣，也就是從其他的藥行低價買入，再高價賣出。
即便是做這種投機的生意，一定的本金還是需要的。但是當時的王康年沒什麽積蓄，所以就熱衷於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戲：他先拋出空頭賬單套客戶的定金，再去大藥廠批藥。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王康年的投機行為很快就被識破了，他的藥房因此聲名狼藉，他自己也負債累累。
在原國民黨上海地方法院的檔案中有這樣一紙訴狀，編號為訴字1061號。原告名為嚴廣駿，被告就是王康年，
訴訟所標的法幣高達2億元，訴訟費法幣也高達一千三百多萬元。
圖|1949年3月-5月，解放前夕的大上海
根據訴狀內容，嚴廣駿從遞上訴狀的前一年十一月開始，陸續將一些西藥存放在王康年的大康西藥房內，前後存了十批。
但是在當年四月份大康大藥房破產的時候，王康年不僅拿不出這些存放的藥品，還拒絕與原告見麵。因而原告要求被告返還各種藥劑每盒多達4000多支。
訴狀上所標的時間是1949年5月3日，此時距離上海解放僅剩20幾天，解放軍早已兵臨城下，按理說國民黨的法官們都已經沒有心情判案了，
這樣的一張狀紙還能夠被受理，屬實是因為涉案金額過於巨大。
當時王康年所做的“買賣”可以總結為“拆東牆補西牆”，他認為西藥的價格早晚會降，於是就將客戶寄存的藥品先高價賣出，想著到時候可以低價買回來。沒想到沒等到低價的時候就有很多客戶要提取藥品。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王康年用玉米麵改裝成了阿司匹林等藥粉，想著隻要吃不死人就沒問題。
圖|阿司匹林中的藥粉
但是客戶並不是傻子，寄存藥品的人，又豈會完全不懂藥理？於是到他的藥行索要藥品的人越來越多，他也因此而破產。
從訴狀以及大康藥房破產的原因中就能看出，
王康年早年就不是一個正經安分的商人，更不是那些文章中所說的“為人正派、注重信譽”的人，否則就不會在破產清算後耍無賴不與原告見麵。
大康西藥房也絕不是一家“小有名氣”的藥房，就算是有名氣，這名氣顯然也不是正麵的。
上海解放後政府采取了扶持經濟的政策，在工商部門和新藥業工會的調解下，大康藥房所有之前的扣住的藥品和未交付的存單都轉換成了債務，並且在國家機關的支持下得以用負債的狀態複業。
在政策的扶持下，大康藥房的經營狀態一度還不錯，從複業開始到1951年銷售額達到了舊幣350億元，還掉了一小部分債務，
王康年也嚐到了和國家機關做生意的甜頭。
圖|1950年的上海老照片
這兩三年裏王康年尤其活躍，不僅參加了當地的工商聯，還在大康西藥房所在的大樓擔任了肅反委員會副主任。
他尤其喜歡和機關、部隊還有國營企業做生意，慣常會溜須拍馬的他將自己店中員工的服裝都換成了列寧裝，自己也是滿口紅色名詞。
然而這一切沒有能改變他心黑的事實，也沒有改變他投機取巧的本質，
他依然喜歡做“無本生意”，甚至在與軍隊做生意的時候也不改“棺材底下伸手”的本性。
1951年，在朝鮮戰場上作戰的誌願軍進入了作戰最激烈的階段，在第四、第五次戰役中我軍死傷人數已過10萬，
其中第五次戰役投入軍隊人數空前，這就要求各方麵的物資都需要向前線集中，藥品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麵。
圖|抗美援朝舊照
當時我國幾乎沒有自主生產西藥的能力，西藥都需要從香港等地進口，而這就需要全國的各個藥企共同努力調貨了。
1951年11月，誌願軍後勤工作人員來到了上海采購急需藥品，這些藥品以消炎藥為主。
在戰場上受外傷之後如果能通過消炎藥及時止血、防止滋生細菌，受傷戰士活下來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
反之，如果化膿感染的話，輕則截肢，重則會丟了性命。
大康西藥房原本是沒有向香港方麵大規模調貨的能力的，但是王康年為了盡快償還債務和賺錢，鋌而走險攬下了誌願軍的貸款，並承諾12月中旬就能夠交貨。
王康年心裏真實所想的是，
我軍與美軍在前線死磕的過程中，由於裝備上的差異極大，死傷在所難免，誰都說不清楚到底是怎麽犧牲的，所以藥品生意是相當“穩定”而且沒有什麽風險的，沒有真正的藥品也沒什麽關係。
圖|金城銀行近照
所以即便是店員提醒他店裏根本就沒有什麽特效消炎藥，而且一直沒有渠道弄到這些藥的情況下，他依然老神在在。
這時王康年想到了一個很“聰明”的辦法：
自己單線聯係香港商人采購藥品，這樣就無人知曉他到底買了什麽了。
當時金城銀行的記錄顯示，1951年8月16日，大康西藥房向廣州金城粵行借調了4億元用於委托香港商人李世明采購藥品，雙方約定當藥品到達上海火車站後，一同前往車站提貨。
然而在貨物“到達”之後，他遲遲沒有通知銀行方麵取貨，後來銀行委托人去取的時候被告知這些貨物已經由大康藥行的人單獨提走了。
這些“貨物”自然是不存在的，而且這種事王康年做了不止一次，從銀行貸到了相當不菲的款項。
圖|建國初期，上海火車站
而這些款項早就用於償還了債務，根本沒錢也沒有渠道去買藥。在12月中旬原定的交貨日期到了的時候，他隻用一些醫療器械和輔助藥品搪塞了過去，以拖延交貨時間。
根據大康職工馬維善和騰仲年揭發，王康年用熱水袋、魚肝油等對於前線戰事來說並不緊急的藥品搪塞誌願軍，在多次接到誌願軍催促特效消炎藥的信件之後，他又拖了三個月沒有設法進貨，隻用當時借到的三億元貸款用於投機倒把賺錢。
後來，在誌願軍多次催促下，拿不出藥品的王康年再次鋌而走險，用劣質的藥品替代了本應該提供的特效消炎藥。
根據大康西藥房員工王祖蕃揭發，王康年曾經用一批過期變質的止咳糖漿當作新品賣給了解放軍，麵對詰問的時候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
“又不會吃死人。”
圖|榮康醫院近照
另一位員工馬維善揭發，早在1949年蘇北淮陰某機關在上海采購藥品時，王康年就夥同哥哥王康慶偽造了200多磅的偽藥，主要手段是用另一種便宜的藥水摻自來水；此外還有用每磅3萬元的藥冒充每磅12萬元的藥獲得銀行貸款，而且此後並未歸還等。
王康年在藥物上的造假還不止如此，更過分的有：
用玉米麵冒充消炎藥，將生鏽的醫療器械、破損的熱水袋和玻璃片等當作醫療物資發往前線。
據誌願軍榮康醫院揭發，1951年10月該醫院在大康藥房采購了X光機一台，當時王康年稱5天可以到貨，價格為兩億五千萬元，醫院方麵在五天內就付清了貨款。
然而一個星期之後都沒有收到貨，醫院方麵多次催促後，終於在四個月內收到了X光機。
可大康方麵不僅沒有派人來安裝調試，在醫院另請人安裝之後發現缺了兩支專用燈泡，依然不能夠使用。
圖|護士正在為受傷的戰士包紮傷口
而且據專業人士說，這款X光機當時的價格僅為一億八千元左右。
當時我軍正在前線浴血奮戰，在武器設備方麵與美軍的差距實屬無奈，醫療用品方麵存在缺口也是當時國力不強所致，
但是這樣一批假冒偽劣的醫療用品能夠被輸送到前線的現象本來是不應該存在的。
除了王康年這樣的黑心商人以外，沿線負責藥品質檢的官員也難辭其咎。
當時其實有部分藥品被發現有問題，官員以“前線戰況緊急”為由解釋自己沒有仔細檢查，然而後來的調查分明顯示，這些官員全部都接受過王康年的賄賂。
其中以蘇北衛生局局長劉某為首，王康年在劉某身上的“投資”高達兩百多萬元，除了請客吃飯送禮之外，還送了一部機器腳踏車。
圖|50年代，我國進口的捷克波蘭pzo光學顯微鏡
回報也是相當豐厚的：該局在大康西藥房購買的顯微鏡，每一台都比市價貴了整整300萬元。
在經過細致調查後發現，王康年曾經向37個國家機關單位的共85名工作人員行賄，行賄金額達到了2億元之巨。
這樣拖欠誌願軍欠款，並且以劣質藥物、過期藥物，甚至不是藥粉的玉米麵代替特效消炎藥發往前線，並買通了幾乎一整條線上的工作人員的行為，在那些“澄清帖”的筆下，竟然變成了
“誌願軍軍需官要求賒賬……在此之前已經提走兩批藥品，欠下5億多元藥款”
。
試問一個員工都承認沒有特效消炎藥的藥房，軍需官要如何提走價值5億元的藥品？
銀行匯款賬單俱全的情況下，又何來“賒賬”之說？
圖|上海新聞日報1952年1月15日（三反五反運動），民豐華豐兩造紙公司偷稅達一百八十億餘元
王康年罪行的暴露，與金城銀行的報案有直接關係。
正如前文所述，王康年數次從金城銀行貸款用於采購藥品，並約定雙方一同去提貨，
但金城銀行委托人始終得到的都是大康西藥房單獨提走貨物的信息，這與銀行的規定不符。
1952年1月25日，金城銀行派出了業務員與王康年交涉，因為恰逢除夕夜而“無法辦理”。銀行方麵也表示了理解。
1月31日，也就是當年的正月初六，銀行方麵約王康年來到銀行麵談，在其花言巧語之下，銀行方麵誤以為大康西藥房隻是暫時周轉不靈。
畢竟當時誰也沒想到竟然有人有如此大的膽子，敢於詐騙國家財產。
圖|毛主席舊照
然而等到了2月4日，王康年開始故技重施，躲著銀行方麵不見麵，銀行當即向上海市公安局報警，要求將王康年以及所有涉及藥品運輸的運輸行負責人傳訊歸案。
而金城銀行之所以會去細查自己與大康銀行的流水，並且嚴正要求對方予以解釋，是因為前線已經有人發現了大批藥品造假行為，並將此上報給了中央。
毛主席得知後拍案大怒，要求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毅嚴查此事。
然而王康年受賄的官員中有人將此消息透露給了他，他迅速調配資金妄圖賄賂調查幹部，並且開始銷聲匿跡。
陳毅最開始並不知道這名假藥販子是誰，
在沒有線索的情況下他鎖定了銀行流水來排查，最終抓住了大康藥房這隻碩鼠。
圖|陳毅舊照
1952年2月4日這天下午，公安局在大康藥房的職工檢舉會後將王康年逮捕歸案。
對於公安局的人來說，這也是瞠目結舌的一個下午。
首先是在員工檢舉會上聽到了大量王康年用假冒偽劣藥品、過期藥品等搪塞解放軍的事實。由於這些員工是當著王康年的麵檢舉的，並且未遭到反駁，所以他們陳述的情況應該確有其事。
其次，在對當初大康銀行抵押於銀行“價值五億元”的貸款物件進行排查時，發現其押品價值僅為一億元出頭，而且其中大多是假冒藥品，實際價值遠遠低於這個數字。
最後，當天下午人民銀行也發來了信件，稱大康藥房欠人民銀行貸款也達到了5億元之巨。
圖|王康年舊照
所謂“牽出蘿卜帶出泥”，很快一批與王康年有“交情”的受賄幹部就被調查了出來。
為了減輕罪行，其中有人檢舉交代稱王康年曾經用以次充好的方式牟利數億元，具體包括用普通法國器械代替高端德國器械、用產科器械冒充外科器械等。
由於當時專業人士並不多，一時之間竟然也讓他蒙混過關。
此外還有皖北衛生處向大康購貨高達25億元，其中許多訂單都沒有交付，由王康年受賄的“中間人”在其中代為遮蔽，竟然兩年多都沒有被發現。
1952年2月18日，《解放日報》刊登出以《喪盡天良的盜竊犯王康年》為題的一組照片，介紹了王康年這些年的詐騙經曆。然而對王康年的判決和槍斃卻是到1953年2月才進行的。
圖|有關王康年的連環畫
在為他“洗白”的文章裏，這是因為“沒有真憑實據”，有心人為了“謀害”他在“羅織罪名”。
實際上之所以拖了一年，是因為大康藥房涉案金額巨大，款項、存單繁多，牽涉其中的官員數量也相當不少，所以統計起來需要不少的時間。
當時工作組八人確定了三步工作：
第一先清點大康既有藥品價值，第二整理賬戶上的催收賬款，第三步出售存貨以償還債務。
從2月份王康年被捕開始，第一步的工作就在進行了，清點到4月中旬已經基本結束，藥品的出售則到6月底基本結束，所得的款項僅有三億五千萬元左右。
然而第二步中所整理出的欠款金額足足有26.1億元。
圖|王康年舊照
最麻煩的部分是清點整理大康滯留香港的存貨，也就是王康年單線和香港藥商李世明聯係訂購的貨物，這批貨物的金額達到了港幣25萬元以上，大康所付的定金也達到了10萬元港幣。
由於金額不小，李世明方麵一直表示要得到王康年親筆委托書才願意配合金城銀行接洽。
而王康年一直不願意配合，拖到了6月20日才寫下了親筆信，金城銀行方麵才得以拿到李世明提供的藥品清單。
這份清單清楚地顯示了王康年是如何欺騙誌願軍戰士，套取高額貸款的。
存貨中的主要貨物為各色化學試紙，共計17箱；大型X光機14架，其他均為一般藥品。
當時承諾誌願軍能夠訂購的特效消炎藥竟是一樣沒有。
圖|抗美援朝油畫
在調查了王、李二人來往函電之後，發現王康年壓根沒提到過誌願軍急需的藥品。
為此，法院判定王康年“存心盜騙”、“非法套匯”。
根據誌願軍衛生部門統計，朝鮮戰場上我軍因藥品不足不治身亡的戰士共有21679人，不知道王康年本承諾的能夠采購到的特效消炎藥如果能按時到達前線，能夠挽救多少戰士的生命；不知道王康年出售的劣質藥品、假冒藥品和衛生不合格的器械，又導致了多少戰士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由於將在港藥品運送回國，以及清償各受害人債務等頗耗費了一些時間，這才讓王康年苟延殘喘了一年的時間。
1953年2月28日，
上海市人民法院以“行賄”、“偷逃漏稅”、“盜騙國家財產”三項罪名，判處王康年死刑立即執行，並追繳所有他違法所得。
圖|關於王康年事件的報紙報道
以王康年的所作所為，簡直是萬死不能贖其罪，又談何“冤枉”！
在某些“洗白”文章裏，還提到了另外幾個人的名字，同樣稱其為“無辜”商人。
今日筆者就為大家列出這些人的“事跡”，我們來看看他們究竟是否“無辜”：
南京全球汽車材料行經理朱立成，在負責承辦誌願軍所用的汽車材料時，將從舊貨攤上買到的廢舊材料稍加修飾用於冒充新貨，其中有些化油器都已經壞了。
在有人勸誡說這樣的化油器在寒冷的朝鮮會出毛病，耽誤軍運的時候，他說：
“反正不是此地用，管他呢！”
福華電廠藥棉廠經理李寅廷，承做前線大批急救包和三角巾。
圖|關於奸商李寅廷的連環畫
為了賺取黑心錢，他將領到的1萬斤新鮮好棉花換成了廢棉花，並且在不做漂白、脫脂處理的情況下，用這一批帶著化膿菌、破傷風、壞疽菌的廢舊棉花做成了十二萬個急救包發往前線。
不知有多少戰士的傷口在用上了急救包之後反而惡化，甚至因此喪命了。
上海聯合牛肉莊張新根、徐福記牛肉莊徐苗新，兩人承做前線的牛肉罐頭。
在前線戰士甚至需要吃雪的情況下，兩人用水牛肉、馬肉冒充黃牛肉製作了高達30億元的罐頭，其中甚至有多達1000斤的臭罐頭和壞罐頭。
有些臭牛肉表麵已經發綠了，兩人就在其上抹了一層牛血送到前線。
這些食品不知讓多少前線戰士中毒患病，喪失戰鬥力。
圖|用壞肉臭肉暗害誌願軍的奸商張新根和徐苗新
同樣在食品方麵動手腳的還有濟南盛昌蛋廠劉雲升、安景遠，在製作蛋粉的時候用了7600多斤臭雞蛋。
武漢大興米廠彭錫承，在加工大米的時候將2000斤好米換成了黴米。
蘇州劉盛興，承做三萬斤豆腐幹，但每百斤裏都少放了五斤鹽和十斤醬油，又沒有曬幹，以至於頭一批2500斤在路上就發黴了，被退回後又將這一批摻到了以後交出的成品中……
在麵臨國家危難時刻的時候，有人能寫出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而有的奸商卻在這種時候大發國難財，即便是發給前線保家衛國的將士們的吃穿用度，他們也敢為了利潤在其中大做手腳。
這樣的奸商在每一個時代都存在，例如汶川地震的時候，也有人趁機倒賣天價手機卡。
圖|汶川大地震的感人場景
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是我們的幸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了解那段紛亂的曆史。
也正是在了解了曆史全貌之後，我們才不會被別有用心的“洗白”文章欺騙，才會知道在那個年代我黨、我軍麵臨了多少困難。
為了利益鋌而走險拋棄人性的人，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大有人在，而我們作為普通的一員也要警惕這些人的存在，一旦發現立刻舉報，或許能從奸商手中救下幾條無辜的生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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