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誌華的“購檔之旅”：斥巨資購買前蘇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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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誌華和他的前蘇聯曆史檔案
富有的“文化個體戶”以生意人的精明和學者的執著，花費百餘萬元，從俄美購得大批前蘇聯解密檔案，無償向同仁開放的同時，也成就了自己的傳奇——
-沈誌華購回了多少檔案？有關中蘇關係(1921-1991)22卷，約4500頁；有關朝鮮戰爭(1948-1953)17卷，約3400頁；有關蘇聯與朝鮮關係(1945-1960)9卷，約2000頁；有關蘇聯曆史(1917-1991)27卷，約5500頁；還有已經譯成中文出版的有關蘇聯曆史的俄文原件33卷，約7000頁。
-這批檔案已經並正在顯示價值。2002年8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蘇聯曆史檔案選編》，收錄了74年間前蘇聯曆史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等各方麵的原始檔案。社科院一位蘇聯史專家說，有了這批檔案，不僅蘇聯史要重新認識和書寫，對20世紀世界史和國際關係史也要重新思考和評價。
說到文物檔案的搜集和保護，稍有文史知識的人，都會想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那段“大內檔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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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與曆史博物館以經費困難為由，將八千麻袋約15萬斤的清朝內閣大庫資料，賣給一家紙店作造紙原料，換得銀洋4000元。不久，學者羅振玉發現該店在市場上出售這些檔案，即以12000元買回，後擇其珍件匯編刊印。盡管此人政治上有嚴重汙點，世人對他在搜集保護文物方麵所作貢獻，還是予以充分肯定。這是因為，檔案對於史學研究而言實在是太重要了。
而今，有則“國際版”的檔案故事，精彩得讓人叫絕：個人斥巨資出國門大量購買別國的國家檔案，在中國，這肯定是前無古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現任華東師大曆史係教授、該校“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沈誌華。
在史學界，沈誌華有“異類”之稱。他沒有高等學曆，卻曾受聘多所高校客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也聘他為兼職研究員；他年輕時榮辱起伏的豐富經曆、從學界到商界又到學界的變遷，尤其是他花費百餘萬人民幣，從俄美購得大批前蘇聯解密檔案並無償向學者開放的壯舉，足以使他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傳奇人物；而他與同道利用這批檔案所獲研究成果，又使他本人成為國際學術界冷戰史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學者之一。
“錢可以全部由我來出”
為了近距離探尋這位曆史學家個人曆史篇章間的某種邏輯關係，日前，記者驅車來到了遠離中心城區的華東師大閔行校區。周末傍晚的校園裏，朔風中不見一人，通過手機多次聯絡，於“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所在大樓，我們見到了出來迎接我們的沈誌華教授。
這位年近六十的燕趙男兒，高大魁梧、頭發花白、嗓音洪亮。
剛在辦公室坐下，記者就迫不及待地請沈誌華出示他的“寶貝”。他把記者帶進資料室，指著抽屜裏一列列縮微膠卷、玻璃櫃內一排排文件夾和已出版的檔案集，神采飛揚：“有關中蘇關係和朝鮮戰爭的前蘇聯檔案資料，我這裏可算是全國第一了，有時連俄羅斯人也要找我複印資料。”接著他又在屏幕前演示調閱已輸入電腦的檔案。
空調機很快把我們從室外帶進的寒意驅散，而沈誌華臉上和話音中洋溢的熱情，更是給我們的內心帶來一陣陣溫暖。
現代科技手段，使沈誌華的那些“寶貝”看起來遠不如當年八千麻袋“大內檔案”那樣蔚為壯觀，但它們包含的信息量之大和價值之高，是羅振玉們當年不可能想象的；即便是同代人，對沈誌華為獲得這些“寶貝”采用的運作方式也是難以想象的。
訪談從煙霧越來越濃的辦公室，轉移到沈誌華家飄著茅台酒香的餐桌旁，共持續了整整5個小時。
話題終於切入赴俄搜集檔案，記者問：“您究竟用什麽高招弄到了這麽多的寶貝？”
“商家的辦法。”沈誌華笑著說出這短短一句話的時候，在他的臉上可以捕捉到那種生意人的精明。
“這事要從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說起。俄羅斯政府一度開放了蘇聯時期的黨政機關的檔案。一時間，美國、日本、韓國，以及歐洲各大國紛紛湧入俄羅斯購買檔案，連瑞典這樣長期處於國際風雲邊緣的國家也不甘落後，但中國人沒有行動。”
這時，被迫脫離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的沈誌華已經商10年，錢確實賺了許多。他以“體製外”的身份重返學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設立“東方曆史研究出版基金”，專門資助學術著作的出版。
1994年10月，沈誌華個人籌資，在深圳召開了“蘇聯解體的曆史教訓”學術討論會。沈誌華在發言中提出：重新振興蘇聯史的研究要靠檔案。他認為，由於一件檔案文件的公布而推翻一個曆史結論或揭開一個曆史謎團的例子，屢見不鮮。能夠還原曆史本來麵目的史料中，檔案文件無疑是處於第一位的。曆史學家的一項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須在檔案上下足工夫。他指出，先前人們廣泛引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不足為憑，唯有根據前蘇聯的檔案文獻，才能認識曆史上真實的蘇聯。而且，別人已經走在前麵，“美國人已經整箱整箱地把資料運回去，收進了他們的國會圖書館、哈佛圖書館、胡佛研究所，再晚我們就來不及了。”他的看法得到了專家們的一致讚同。
1995年3月回到北京後，他又在大興賓館開了一個小型會議，專門論證去莫斯科購買檔案這一重大行動，多名國內研究蘇聯史的領軍人物與會。大家都認為這是一件於民於國於黨有益的大好事，但眼下光靠你沈誌華個人，即便你錢再多，也不太可能達到目的。
當時的沈誌華連個單位都沒有，申請出國政審能通過嗎？辦不了護照，怎麽去莫斯科？
沈誌華想到了一位前輩。他來到中國社科院，找到黨組書記、副院長王忍之。曾任中宣部部長的王忍之也是曆史專業出身，當然知道前蘇聯國家檔案的重要意義。他說：“中國急需前蘇聯的檔案，最理想的當然應該是我們社科院出麵去買。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門’，拿不出這筆錢啊。如果向上麵要，得先報項目，報告打上去，沒一年半載可能批不下來。”
沈誌華一聽馬上接過話：“錢可以全部由我來出，我就要您一個名分，以社科院名義前往俄羅斯，您說這行不行？”
“當然可以。”
於是，這位富有的“文化個體戶”與中國最高社科研究機構聯手成立了“蘇聯曆史檔案集”課題組，組建了《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編委會。雙方談定，此事作為社科院重點課題立項，由社科院辦妥一切必要的手續，沈誌華負責全部課題經費，並主持全麵工作。
沈誌華主持的“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
“這些俄羅斯人挺講義氣”
1995年10月，沈誌華一行四人飛抵莫斯科，開始了“購檔之旅”。
初到莫斯科，為了招待俄方一位接待人員，他們在所住的一家普通賓館吃飯，每人一道菜，再加一盤涼菜，一瓶酒。這點菜在曾為富商的沈誌華看來是再簡單不過了，但賬單送到跟前讓他嚇了一跳：數百萬盧布，相當於480美元。他懷疑是否多加了一個零，但人家就是這個價。
“這如何是好？大夥回頭一合計，決定自己做飯。市區物價高，就到莫斯科近郊農貿市場買蔬菜、香腸、大米什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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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食費用問題解決後，他們直奔檔案館。一到那裏，才知道來晚了。俄羅斯開放檔案最寬鬆的時期是1992年到1993年。他們到那裏時，開放範圍已經收縮，而費用卻比過去貴了許多。去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複印，一頁1美元，去蘇共中央檔案館複印，一頁2.8美元。
“檔案館說是9點辦公，10點才有人，人來了之後‘哧’地一聲把窗口打開，問，幹什麽的？你說要複印檔案，他就說，把東西遞上來。你把申請材料遞上，他就說，等著吧，窗口‘哧’地一聲又關上。你就在外邊等著。到了11點，把你放進去，還沒複印幾頁，工作人員過來說，‘吃飯了，吃飯了，都出去，關門了’。午休之後，再放人進去，可到了3點多，又要喝午茶了，這時你又不能工作。茶歇沒過多久，4點半了，他們也就下班了。照這樣的進度，每天隻能工作3個小時，如此下去，實在耗不起。”
但沈誌華很快就發現，俄羅斯檔案館對本國公民的收費遠低於外國人。
幾天後，沈誌華等人從農貿市場多買了一些菜，他在住處擺上了一桌並不豐盛的“筵席”，客人是幾位俄羅斯學界朋友。
別看菜肴並不起眼，可沈誌華帶去的茅台和二鍋頭此刻在俄羅斯人眼中熠熠生輝。
“我問他們，知道茅台的來曆嗎？告訴你們，這可是中國的國酒，是毛澤東、周恩來喝的酒，今天，除了毛澤東、周恩來，就是你們哥兒幾個啦！來！咱們幹了！”
這樣的好酒，這樣的豪言，在場人想不陶醉也難。沈誌華此刻將計劃和盤托出：想請哥兒幾個幫忙，複印一下檔案。酒酣耳熱的俄羅斯朋友爽快應承。好，那先請把勞務費收下，工作費用日後再算。沈誌華當場拿出美元，每人幾百。
“您別說，這些俄羅斯人還挺講義氣。”
通過這樣的方法，他們3個月從俄羅斯4個主要檔案館複印了需要的大量檔案。
1996年4月，沈誌華再飛莫斯科，用同樣的方法，又複印了一大批檔案。
考慮到俄羅斯檔案的開放程度已經收縮，而美國又是前蘇聯檔案的最大買家，因此沈誌華同年10月去了美國。通常他們總是開館而作，閉館而息，中午就用三明治就涼水對付，滿負荷工作直到回國。同去的一位朋友實在累得受不了，說：老沈啊，能不能節奏慢點。其實真不能說這位朋友嬌氣。據沈誌華透露，他們在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複印時，有6台複印機因不堪重負而發生故障。
1998年，沈誌華再赴美國。兩次美國之行，共帶回複印的前蘇聯檔案十多箱，比從俄羅斯帶回的還要多。
為了購買這些極為珍貴的檔案，沈誌華花掉路費、食宿費、勞務費等等，總共約百萬元。一筆巨款啊！“我的頭發也就是在那時開始白了。”但他不僅不為此心疼，還大為慶幸。因為倘若遲去幾個月，就是帶去再多美金，也搞不了多少東西回來！
研究成果得到廣泛認可
此後7年中，沈誌華出資在全國組織了70多人的翻譯和編輯隊伍，對檔案分類整理，並選擇專題譯成中文。2002年8月，中國社科院直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蘇聯曆史檔案選編》，共34卷、36冊、227個專題、近2000萬字，收錄了74年間前蘇聯曆史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等各方麵的原始檔案。社科院一位蘇聯史專家說，有了這批檔案，不僅蘇聯史要重新認識和書寫，對20世紀世界史和國際關係史也要重新思考和評價。
“那您總共複印了多少檔案？”
沈誌華給出了精確的回答：有關中蘇關係檔案(1921-1991)22卷，約4500頁，有關朝鮮戰爭(1948-1953)17卷，約3400頁，有關蘇聯與朝鮮關係(1945-1960)9卷，約2000頁，有關蘇聯曆史(1917-1991)27卷，約5500頁。還有已經譯成中文出版的有關蘇聯曆史的俄文原件33卷，約7000頁。
這些檔案已經並正在顯示其價值。在參考運用這些檔案的基礎上，由沈誌華等4位學者撰寫、中國前駐蘇大使李鳳林作序的《中蘇關係史綱》因其材料新穎、立論獨到而受到學界好評，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教育部高等學校科研成果(人文社科類)一等獎。2009年，由沈誌華主編、國內多位專家參與、旨在探討蘇聯解體原因的《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出版後，引起《中華讀書報》等多家媒體關注，並被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列為“強素質”教育圖書。
“得獎當然高興，”沈誌華說，“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官方和社會的認可。”
他還告訴記者，檔案中還有上世紀50年代台海危機、60年代中印衝突以及前蘇聯曆史等豐富史料。但由於中國史學界能直接運用俄語研究的人太少，而檔案翻譯過程又比較長，所以在這幾個方麵出新成果尚有待時日。可喜的是，“蘇聯對華關係檔案文獻整理與研究”已獲準立項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課題。該課題研究成果將首先以一套數十卷史料性文獻的形式出版，並在這基礎上推出一係列重要研究論文，這一項目對推動我國深入研究中蘇關係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學術氣氛現在寬鬆多了”
“我為自己設定的研究方向就是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研究，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研究。這就是我的學術人生。”
作為在上述領域學術成果頗豐的“體製外”學者，沈誌華於2004年選擇重新回到“體製內”——受聘華東師範大學。
“做出這一選擇出於兩方麵考慮”，沈誌華告訴記者，首先，原來他隻想個人搞研究，而現在想要帶出一支團隊。規模大了，目標高了，這就麵臨人才來源和資金來源兩個問題，回歸體製內是一個明智選擇。但更重要的是，當前體製內的學術氣氛也比以往寬鬆多了。“我的一些看法可能與有些人不同，但並沒有因此受到限製，書照樣出，課照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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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介紹說，校領導對他們“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大力支持，特別是在購買國外檔案方麵，學校一次性投資300多萬元購買美國的縮微膠卷，還有價值65萬元的閱讀器，提供辦公場所460平米。為了把“中心”建成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重點基地，學校給予了各方麵的支持。
沈誌華對體製內存在的某些問題也直言不諱：“由國家分配資源、定選題，有時甚至結論走在研究前麵，這會導致資源浪費、學術僵化。”
“那您認為較理想的模式又該如何？”記者問。
“應該是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並舉，國家命題與學者自報結合。”他指出，社會資源可用基金會形式，而學者自報選題無需國家批準，隻需基金會認可。至於“國家出台大課題，應交給學界論證，不應隻是領導拍拍腦袋就定盤子。”
這段話使記者想起采訪中他講過當年在北京電力局政治部宣傳處工作時的一件事：由於他心直口快，一位關心他的領導誠懇地告誡他：“小沈啊，你是局裏最年輕的幹部，很有前途，要懂得夾起尾巴做人，見人三分笑。”說到這裏沈誌華還真咧嘴笑了笑——“一見人就這樣，我哪受得了啊！”
命運多舛 發人深省
“究竟什麽原因，促使您產生購買前蘇聯檔案的念頭，而且如此執著，如此投入？”
“咳，那可真得從頭說起了。”沈誌華話匣子徹底打開，吐露了影響他人生道路上的種種遭遇。
小時候，1937年就投身革命的父親就以“嶽母刺字”的故事激勵他精忠報國。他喜歡數理化，立誌科技報國。上世紀60年代末，他在海軍航空兵當了一名機械員，因技術突出，人人都認為他是師裏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可突然一道複員令向他砸來，一向關心他的指導員找到他，委婉地勸他到地方上謀發展，同時表示不能告訴他複員的原因。
“當時我真的蒙了，抱著飛機放聲痛哭，我實在不明白這是為什麽啊！”
這事發生在1971年。事後才知道，當時林彪要在軍內清除妨礙“文革”的“5·16”分子，因部隊聽說該組織成員多為幹部子弟，故沈誌華受到調查。而當時有個被關押的青年為了獲釋爭取立功，誣稱沈誌華是“5·16”分子，而且還殺過人。
兩年後，沈誌華找到這人，進門就問，“你認識沈誌華嗎？”
“不認識。”
“不認識，你敢說我殺人？！”那人撲通一聲跪倒在地。沈誌華心生惻隱，不再追究，隻是叫他寫一份情況說明。
1973年，在周總理的主持下，大學開始試行考試招生，此時沈誌華在北京石景山電廠當鉗工。由於他本來就是重點中學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基礎較好，再加上憋著一股勁複習，結果成績揭榜後，他在京津唐電力係統名列第一，被清華大學錄取。
誰料，“白卷英雄”張鐵生傾訴的交白卷理由被江青用來當攻擊周恩來的武器，“四人幫”的輿論工具連篇累牘刊文批白專道路。這一來，沈誌華不但沒有進清華，還被當作“白專”典型受到批判。廠裏另外一名考生最終被清華錄取，他4門考試的總分是15分。沈誌華一把火把數理化書籍全給燒了。
1976年初，周恩來病逝，張春橋覬覦總理職位。沈誌華憤憤地說，“這小子想變天”。春節剛過，上邊就開始追查“政治謠言”，有人打了小報告，於是查到了他這裏，沈誌華被拘留了。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拘留所人身安全發生問題。曾任公安部勞改局領導的父親提出了抗議：“審查這麽久沒有結果，現在地震還把孩子關在那裏，出了事誰負責？”結果沈誌華被放了出來，但“傳播分裂黨中央重大政治謠言”的帽子還是戴在了頭上。
沈誌華為6年中發生的這3次遭遇付出了沉重代價。命運多舛，發人深省，“我一直非常想弄明白，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麽回事，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嗎？”
1979年，沈誌華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北京日報》以頭版頭條報道這一新聞——中學沒畢業的沈誌華“三級跳”，成了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由此沈誌華開始了他的探索社會主義之路，他首先研究非洲新興國家的社會主義實驗，繼而轉向蘇聯曆史研究，世界上首個社會主義國家曆史讓他產生濃厚興趣。他說：“上世紀50年代，中國有一句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對一個中國學者來說，研究蘇聯，其推動力其實是我們自己的中國情懷。”
1986年，因為一次意外的事件，沈誌華無法再回到社科院從事蘇聯史研究了。為了生存，沈誌華隻得改行經商。先是販賣水果，又在河北農村辦過工廠，1985年南下深圳，先後在外貿公司和合資企業打工，在黃金首飾公司當經理。後來又搞出版，一舉打出《文白對照資治通鑒》係列。這一係列商業運作，用他的一句話來說：“發了”。
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研究蘇聯曆史、探索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使命。
因此，他設立“東方曆史研究出版基金”，專門資助學術著作的出版，到目前為止已資助出版了92部專著。僅此一項，又是投入200多萬元。
因此，當他剛一得知俄羅斯開放前蘇聯檔案，立即斥巨資購買。除了個性豪爽之外，此舉也反映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獨立求索的活力。其根本原因，正如沈誌華自己所說，與中國情懷存在邏輯關係。
本報記者 唐見端 徐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