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緬懷誌願軍總司令在四川三線建設的歲月

來源: 世事滄桑 於 2021-10-08 13:56:16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34220 bytes)

 

文/桑宜川

 

在現代中國曆史上，彭大將軍的名字無疑飽含了太多的驍勇與悲情色彩，他的資曆很老，早年就讀湖南陸軍講武堂，爾後一生戎馬倥傯，入湘軍作戰，參加過北伐，平江起義，擔任過紅五軍軍長、三軍團總指揮等職。他曾率紅五軍到井崗山與紅四軍會師，任紅軍副總司令，軍中地位僅次於總司令朱德，傳為紅色世紀佳話。朝鮮戰爭年代，他是赴朝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戰後封侯，他成為十大元帥之一，但後來人生不順，那些悲涼的故事，如今人們回憶起來，仍是唏噓不已。
 
回望曆史，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彭大將軍淡出了曆史舞台，居住在北京西郊掛甲屯吳家花園，那裏原來是清代承澤園的一部分。民國袁世凱時期，此處房產出售給吳鼎昌，故稱“吳家花園”，距離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王懷慶修建的北京著名私家大宅“達園”不遠。當年，該處大門的門楣上曾掛有“吳達詮別墅”的木牌，但據說吳鼎昌從未在此居住過。曆史再往前推，據傳吳家花園是明末的遼東總兵吳三桂修建的一處園林。1949年後，這座園林曾做過對外聯絡部的專家招待所，而這“吳家”二字，卻始終冠於該園的稱謂上。彭大將軍謫居之時，吳家花園雖仍稱“花園”，卻早已荒蕪凋落，在院中一片空曠的荒地上，長著沒膝的野草。麵對此情此景，撫今憶昔，無不給人以一種滄桑興廢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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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我借回國問學之空暇，到北京讓出租車司機帶我去那裏看過，還兜了一圈，掛甲屯是個大村落，布局很奇特，分為東南西北四塊，各有一個名稱：西北角為虎城，西南角為掛甲屯，東北角為北門樓，東南角為教養局。這些威武森嚴的名字，給這個京郊村落的曆史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難怪當代史料裏記載，彭大將軍對他居住的地方掛有“教養局”招牌很反感，多次聲稱自己不是來接受“教養”的，可想而知，共和國的一代大元帥，彼時有著怎樣一種大起大落的心情。（下圖：掛甲屯吳家花園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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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彭大將軍如同晚清時期被廢了的林則徐，報國已無門，到了1965年，由於他的生性倔脾氣，仍不肯“認錯”，最後被安排搬出吳家花園，外放四川攀枝花，三線建設工地，掛了一個虛職，三線建設第三副總指揮，在“專人”的陪伴下，可以走動。這位名揚中外的開國元帥除了敢於“立馬橫刀”，還有一副天生的俠骨柔腸。他從不居功自傲，在自己落難時期，利用可以走動這個機會，微服私訪，走村串寨，了解民間疾苦，噓寒問暖，度過了一段相對平穩的日子，留下了許多感人肺腑的溫馨故事，永遠留存在川人的記憶裏。
 
史料記載，1965年11月28日，彭大將軍離開北京，30日抵成都，被安排在永興巷7號，那裏曾是西南局三線建設指揮部的家屬院。院子不大，分為前後院，內有幾處房屋。彭選擇了靠裏麵的一處平房說：“能放張床和辦公桌就行了。”在大元帥的眼中，除了湖南湘潭烏石的彭家圍子老家，他已沒有家了，這裏或許是繼吳家花園之後，他的第二個人生驛站。他的秘書綦魁英、警衛參謀景希珍、司機趙鳳池3家人，與他合住在這院子裏。他們都是從中南海到吳家花園，跟隨多年的工作人員。

 

根據彭的警衛員景希珍回憶，到達成都後不久，彭大將軍曾在一個雨夜，戴上口罩，從西南局永興巷7號大院步行到西南局的另一個家屬大院，童子街29號，站在曾經擔任過他的副手，赴朝誌願軍副司令員，同樣落難在成都的開國上將鄧華住處門口，沒敢上前敲門，隻是看了看屋裏窗戶上燈光映出的鄧華身影，轉身就離開了，因為擔心可能牽連自己的摯友。他的謹慎是有道理的，當時彭大將軍在成都並不自由，一言一行都有專人關注，他深諳這一點。
 
老成都的永興巷曾是離鬧市區不太遠的一條小巷，毗鄰暑襪街，與春熙路隔街相望。巷子裏曾有許多明清時代的院落。院牆一般都較高，將外麵的世界與裏麵隔斷。每個院子裏都有不少住房。1985年，永興巷7號大院被拆毀，建起了一座省政府辦公大樓。前幾年我回成都，曾去實地走訪，當年彭大將軍的故居已蕩然無存。但靠牆邊還留下了一棵幾丈高的大樹，經過大半個世紀的風雨洗禮，依然昂首挺立在蔚藍的天空下，默默地述說著這裏曾經發生過的故事。幸運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大院裏還有未拆除的一排小平房，正是當年為彭大將軍做飯的廚房與餐廳，留下了成都永興巷7號的最後光影。（上圖：彭大將軍的身邊工作人員景希珍、劉雲等在大院小平房前合影。）
 

當年，彭大將軍的住房剛安頓好，他就對前來接待的三線建委副秘書長楊沛說：“明天就開始工作。”楊沛說：“一路辛苦，休息幾天吧!” 彭說：“我已經休息多年了。”他終於擺脫了“白吃人民小米”的負疚心情，胸中積聚了6年的工作熱忱迸發出來。他要在大三線軍工建設上做出貢獻。從第二天開始，大三線各局負責人按照當時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指示，逐個向新上任的副主任彭大將軍匯報情況。彭大將軍對照掛圖仔細記錄、詢問，最後發現，匯報者對他所關心的軍工生產建設情況談得很少，或避而不談。原來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確定了一條原則，有關軍工生產建設的情況不讓彭大將軍了解；有關這方麵的會議他不能參加；還不能讓他參觀軍工廠。他外出時，得有一名局長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動情形。

 

彭大將軍並不知曉這些，他仍然認真地聽匯報。在匯報中，建委第一、第二副主任建議彭大將軍分管煤炭和天然氣供應等後勤工作。彭大將軍終於明白了，作為“大三線”工作的核心，軍工生產看來要對他“保密”了。他心頭一陣不悅，沒有表態，談話無法再繼續，至於他分管哪項工作，也就沒能確定下來。以後，建委不再提這件事。
 
當年的李井泉兼任西南三線建委主任，第一副主任是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和國家計委副主任程子華，第二副主任是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閻秀峰，第三副主任才是彭大將軍，還有個第四副主任錢敏。據如今健在的原西南局老幹部回憶，李井泉和閻秀峰並不專管三線的事，西南三線建委的實際工作是程子華和錢敏負責。彭大將軍雖是副主任，但在西南三線建委班子中連常委都不是，他當時是作為內部監控使用幹部被發配來的，基本是閑職。李井泉曾在對三線建委各局幹部交底說：“你們可以聽他的也可以不聽他的，不要讓他接觸軍工，讓他也少接觸群眾。”

 

安頓下來後，盡管沒有給他具體分工，彭大將軍的熱情還是很高，姚文元的《海瑞罷官》文章所引起的不快也拋到腦後了，他很快開始下到工廠礦山參觀、做調查。自12月12日起彭大將軍離開成都開始第一次外出調查，在抵達重慶參加完三線建委政治工作會議後，他轉道去內江、自貢和威遠了解了天然氣和碳黑的生產情況。
 
1966年元旦剛過，政治風暴卷壓而來，圍繞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雖未指名、但越來越明白地把彭大將軍作為階級鬥爭對象。對當時的三線建委來說，來的已不是第三副主任彭大將軍，而是“海瑞”來了，對待彭大將軍的種種怠慢態度也就不難理解。如今尚可看到的史料記載，1966年初於成都錦江飯店召開的三線建委年度總結計劃會上，彭大將軍就是這樣承受著沉重的壓力，懷著難以言狀的複雜心情參加的。他在會上很少發言，但對三線建設則充滿了希望。他在筆記本上寫道：“隻要今後不要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樣的主觀主義錯誤，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會做出偉大成績來，這應為我國經濟建設前途慶幸。”會議結束後，彭大將軍即起程第二次外出調查，去渡口了解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情況。沿途他視察了成昆鐵路的建設現場、西昌專區、石棉縣石棉礦，還特地去了紅軍長征時搶渡大渡河的安順場渡口，並重訪了他曾率紅軍攻打過的會理縣城。
 
2月30日，彭大將軍到達渡口。渡口原是金沙江畔一個隻有7戶人家的小村，當時正在興建西南地區最大的攀枝花鋼鐵基地。彭在山上山下仔細參觀，走得汗流浹背，看得振奮不已，連說真是好地方，鋼鐵基地建在這裏是決斷正確。在參觀建設中的寶頂山煤礦時，彭大將軍更難抑製感情。曾身受掘洞挖煤之苦的他十分熟悉這些“烏金”，他一再囑咐陪同參觀的渡口市委領導人說：“巷道支撐一定不能馬虎，要絕對保證工人生產安全。”火熱的建設景象使彭大將軍也詩興大發，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為今天的讀者留下了他當日的滿腔豪情：“天帳地床意誌強，渡口無限好風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盡寶藏。懸崖險絕通鐵道，巍山惡水齊變樣。黨給人民力無窮，眾誌成城心向黨。”不想短短的渡口之行，惹出了麻煩。
 
3月25日，彭大將軍在石棉縣安順場渡口，麵對洶湧咆哮的大渡河，不禁深深緬懷當年搶渡的紅軍戰士和舍出身家性命為紅軍擺渡的船工。當聽說還有一位曾為紅軍撐過船的老船工帥仕高仍健在時，他十分高興，特地看望他，並以當年老紅軍的身份感謝他。彭大將軍詳細詢問帥仕高解放後的生活狀況，當聽出老船工生活上還有困難，便在臨別時送給老船工10元錢。這件事後來被揭發，作為批判“彭是偽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買人心”的例證，那位老船工也無辜受累。這使對老船工傾注了感激之情的彭大將軍無法忍受，他大聲斥責那些批判者：“人家是拚著命給紅軍幹的！我們給什麽能把人家收買得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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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彭大將軍參觀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場，牧場地處高山區，為了解彝民的生活，在那裏吃了一頓飯。回到西昌，彭一打聽，去了10個人，一共付了兩元飯錢。彭說，那是人家的血汗生產的，付這麽少的錢不好。即寫了一封信給畜牧場的幹部：“田同誌：我們今天在你場吃過飯，每人隻算兩角錢，實在太少。以六斤肉計，每斤七角，即四元兩角，還有其他飯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給兩角外，另補八元，請查收。任何企業必須嚴格執行核算製。”這件事，連同他在其它一些場合的一些表現：如對當時建造每平方米造價150元，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的高級招待所不以為然；對許多縣市專區和工礦企業竟相修建高級招待所，特別是四川省用西昌建設下馬的錢修建了富麗堂皇的錦江飯店表示不滿等等，都被指責為“借此吹噓他是一向主張艱苦樸素。”
 
1966年4月19日，彭大將軍第三次出行，視察川南煤礦。就是這次川南之行，使他了卻了一樁縈懷已久的心事：長征中，遵義會議後，中央軍委命令彭從紅三軍團中抽調三四百人，由得力幹部率領，到川、滇、黔邊開創新根據地。彭選派了400餘人，派師政治委員徐策率領前去。以後，這支隊伍與紅軍失去聯係，最後杳無音信。事隔數十年，彭德懷仍然掛念著這批指戰員的命運，特借視察之機到珙縣打聽這支部隊的下落，方知他們於當年（1935年）轉戰數月，隻餘數十人，最後被敵人包圍，全部壯烈犧牲。彭聽後，為之停箸減食，痛悼不已。
 
 
1966年5月25日，彭大將軍準備第四次出行，經重慶、遵義到貴州視察六盤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剛到大足，突接三線建委的緊急通知，要他馬上返回成都。5月27日，彭從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聽傳達，內容是5月16日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傳達《通知》後接著進行的座談會上，彭大將軍成了被批判的目標，座談會變成了批判他的會議。陪同彭外出掌握情況的人，紛紛出來揭發。為此西南局書記處還指示省建委成立一個批判小組，寫文章在內部通報彭的種種“問題”。彭在筆記中寫道：“這些簡報在各級幹部會上傳播，這就把我做調查的道路堵塞了。”西南局三線建委“揭發”彭的《情況簡報》被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看過後，給小組顧問康生和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寫信說：“他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麵黑旗”，為了“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希望中央“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職務”。
 
1966年6月1日，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世，《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此後，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紅衛兵運動卷地而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迅速覆蓋了中華大地。8月5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開始遭到“炮轟”而自顧不暇，但仍向彭大將軍封鎖一切消息。當時，彭大將軍十分關注著“文化大革命”，他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現象早就深惡痛絕。“文革”初期，常有紅衛兵闖進成都永興巷七號，開始是請他講曆史事件、紅軍長征的路線、怎樣打仗、生活怎樣艱苦等等，他均熱情作答。有些人提出些責難，他也耐心解釋。他很喜歡和青年交談，幫助他們了解革命曆史。然而，紅衛兵運動卻朝著與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發展，他們要摧毀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如今的史料解密，當時戚本禹是“揪彭”總指揮，他同時還召見了北航《紅旗》戰鬥隊的負責人韓愛晶說：“告訴你們，彭現在成都，是三線副總指揮，在那裏沒有人敢動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這是首長的指示。”事情的經過是：這一天淩晨3點，北航《紅旗》八九個紅衛兵翻越鐵門進入永興巷七號，把住在東屋的秘書綦魁英叫起來，推著他向彭的屋子走去。彭聞聲開門，問什麽事。為首的說：“奉中央文革之命，讓你跟我們到北京走一趟。”“行，什麽時候走？”彭大將軍也很痛快。紅衛兵說：“現在就走。”《紅旗》紅衛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緊急來成都“揪彭”的。戚本禹擔心《東方紅》再次“臨陣”動搖，所以來了個雙管齊下。總之，目的是定要把彭弄到手，加以迫害。《東方紅》不甘失敗，乘《紅旗》不備，又將被《紅旗》拘押在成都地質學院的彭大將軍劫走，還派人抄走了他住處的全部文件資料。結果，引起了這兩個紅衛兵組織的激烈爭吵。雙方衝突了一陣後，最後議定，對彭實行共管，聯合要求三線建委安排飛機，送他們押彭去北京。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馬上派出一個記者組入川，準備在成都召開百萬人的“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會”。還確定在押解彭回京途中再組織若幹次鬥爭大會。
 
12月25日晚，被紅衛兵控製了3天，已經十分疲憊的彭大將軍，由一夥紅衛兵推搡著，在成都軍區幾名戰士的護衛下上了34次特快列車的一節專掛車廂。滿身灰塵、爬滿了“大串連者”的列車吃力地駛出成都北站。彭大將軍就這樣離開了他在西南三線的新的工作崗位。從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5日，彭大將軍在大三線度過了1年又25天。
 
如今關於彭大將軍到三線工作，坊間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推測。一種是高層已認識到對彭進行罷官批判的錯誤，為了防止未來的戰爭，有意讓彭出來工作，將來還可以帶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時候為他恢複名譽。另一種是由於1965年3月美國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戰備的指示，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麵。9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決定第三個五年計劃實行“以國防建設第一，加強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方針。在此形勢下，高層認為受審查的彭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議分配他們到外地掛職下放。因此，對彭大將軍做出了這一安排。
 
上述二種說法均不無道理。其實，彭大將軍被發配到成都也應與當時“文革”戰略部署有關。就在當年彭從北京抵達成都上任的11月30號，報紙上發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吹響了“文革”的序曲，這應不是曆史的偶然巧合。慶幸的是，如今彭大將軍的曆史冤案已經平反昭雪，曆史還他了一個清白之身。在後學的眼裏，他依然是那位橫刀立馬，馳騁沙場，從不言敗的彭大將軍，永不消遁。
 
1974年彭大將軍在北京去世後，遺體被焚化，骨灰被裝在一個舊木板釘成的簡陋盒子裏，秘密送回成都，登記編號327，化名為王川，年齡32歲，成都人，悄然存放在東郊殯儀館，直到“文革”結束多年以後，撥亂返正，中共中央準備為他和陶鑄、習仲勳等人召開平反追悼大會，才用專機將被遺忘的骨灰盒護送到京城。當飛機在西苑機場停穩後，艙門剛一打開，排成兩行接靈的彭家親屬，中央直屬黨政軍機關代表，大多忍不住淚如泉湧，人群中傳來一片哭泣聲，有的人竟放聲嚎啕大哭起來，這是當時真實的曆史場景。
 
如今關於彭大將軍的電視連續劇已在CCTV和各省市電視台播放，為他的軍人生涯寫下了光彩的腳注。遠在異國他鄉，我不知彭大將軍“廬山上書”是怎麽拍的？隨後落難的十幾年是怎麽拍的？在四川任西南三線建委第三副主任這一段曆史是怎麽拍的？一位立下了赫赫戰功的共和國元帥，在四川的悠長故事又將如何演繹？或許濃彩重墨，或許從略，或一筆帶過？我懷著極大的好奇，期待著有機會看看。
 
2019年7月7日星期日修訂於加拿大溫哥華楓林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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