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這句話好像是毛主席的語錄，我對這句印象很深，是因為在一部叢珊主演的電影裏，她演的是一個哲學係的剩女，和一個男人相親。那男的聽說她是哲學係的，嚇得落荒而逃，嘴上連連說，我們不交往了，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我鬥不過，但躲得起。
這裏不談哲學，談談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方法及其變遷，順便分析一下國內習近平時代的鬥爭方法，及其轉歸.。
每個國家，每個時代都有政治鬥爭。民主國家的政治鬥爭是明鬥，特別表現在競選時，互相指責，互相挖苦，然後吹噓自己。觀眾也不客氣，隨便評價，媒體還挖出雙方的醜事，競選是在比美，也在比醜，比誰的醜事比另一方少，比另一方小。
共產黨國家的鬥爭雙方，在形勢沒明朗時，誰也不知道，看上去他們都是同誌加戰友，觀眾還不讓評論，誰評論誰坐牢。形勢明朗了，失敗者被惡語相加自不容說，能安靜地下台，過提前退休或軟禁生活，那是燒了高香了，被淩遲處死，滅九族的也不在少數！
中國的帝國時代，以前叫封建時代，現在有學者說不科學，因為自秦朝以來大多數時候是不分封的，封建二字是馬克思特指西歐的分封地主政權，不適合中國。
政治方麵，中國兩千年的帝國曆史都圍繞著君權和相權反複鬥爭。君和相，類似於一個公司的董事長和CEO，屬於產權所有者和職業管理者的關係。和公司不同的是，國家的CEO有可能反賓為主，奪取國家的產權。但國家的董事長也可能不擅長或不喜歡做管理，很多時候是需要CEO的。中國君相關係變遷了兩千年，也算讓人領教了其複雜性。
春秋戰國時代，任用權相很時髦，商鞅，管仲，吳起等都是因有效相國而國興的例子，任用他們的君主也是用人不疑，授予全權。秦始皇雄才大略，他製定的三公製，將行政，軍事，監察分列，沒了權相，實際上要求君主直接決策和管理。可惜秦漢兩代雄才大略的君主不常出，君主拿不定主意時，就產生了宦官和/或外戚（老婆的親戚）專權的弊端。到三國後，又重置了權相這一級，從三國到隋，權相篡權的故事比比皆是，曹操，司馬懿，桓溫甚至隋文帝等都是篡權的權相。
唐朝開始又打擊相權，設立三省製，三省中除了一個省負責行政，另外兩省負責草詔和審詔，也就是秘書和審稿的，唐朝皇帝的權力和責任比秦漢的都要大。唐朝前麵幾個皇帝，包括武則天，都比較能幹，這還不是問題。以後昏君迭出，宦官之禍又出來了。宋朝又進行修正，設立了宰相，但這個宰相職責上隻是皇帝的助理，沒有實際決策權。但問題還是沒解決，皇帝能力強時，宰相是個助手，皇帝昏庸時，宰相就成了主人。
宰相這個問題一直解決不好，到了雄才大略的朱元璋當皇帝時，索性把宰相這個位置給取消了，設置一個皇帝寫作班子，叫內閣，成員叫大學士。朱元璋很自豪地宣布取消宰相是自己偉大的功勞，並宣布以後永遠不得恢複。但可惜他的後代無能的多，明朝後期又陷入或宦官專權，或大學士專權的迷途。清朝的政製基本仿照明朝，因為清朝的繼承人製度不是嫡長子製，而是嫡子競爭製，君主的素質較高，相權問題倒沒成為主要矛盾，但也並不說明明代的這種製度就好。
清朝後期想實行實君或虛君帝製，前者如當時的德國和日本，後者如英國，由於慈禧太後首鼠兩端沒成，結果釀成了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製，想建立民主憲政，結果還是變成了黨國製，國民黨屬於不完全，不成熟的黨國製，共產黨則是在蘇聯成熟的經驗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現代黨國製度。
在帝國，鬥爭的雙方是君，背後是國家的主權家族，和相，背後是國家的官僚管理集團。在黨國，鬥爭的雙方，是領袖，和作為國家管理組織的黨。其實和帝國時代有點像，雖然名詞不同。在帝國時代，國家的主權由一個家族代表，而在黨國時代，國家的主權由黨來代表，隻有在真正的民主國家，國家的主權才屬於人民。這是三種政權不同之處！
管理的要素就是要集權，而且是一個人集權，這是人類從血與火的經驗中得出的要訣！美國的總統，權力是很大的，在他的權責範圍，即使全體內閣反對，他可以一票否決，是”下最後決心者“。總統可以任意fire掉高級官員，川普時代開掉那麽多大官，每個人下台後都寫本回憶錄罵總統，川普的口頭禪就是”you are fired!"，這也是以前他做脫口秀主持人時的口頭禪。但總統隻能在由憲法限定的範圍內行使他的權力，他的上位是需要競選的，立法機關和人民可以遵循程序要他下台。他不能使用國家機器（軍隊，警察，法庭，特務）來進行政治鬥爭。
共產黨在開始建政時，想建立一個有史以來最民主的政權，結果發現是空想，最後還是建立了一個暴政。但和帝國時代不同，國家的主權屬於黨，共產黨國家更像一個股份企業，而不是家族企業。因此，在最高層，共產黨的基本原則是集體領導，遇事投票決定，政治局常委決定不了的事了，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甚至黨代會裁決，所謂民主集中製。這個模式，是黨的性質決定的，既是寫在黨章裏，也是在各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一個常態，這是需要承認的。
違背這個原則的，有那麽幾個例外。朝鮮的金日成，成功地把這個股份製企業變成了家族企業，朝鮮公開也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了，其指導思想成了金日成主體思想，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空想。斯大林和毛澤東，用不同的方法征服了黨，但黨在他們手上沒有滅亡，相繼否定了這兩個獨裁者，又變回了股份製企業。
列寧為共產黨政權的政治鬥爭設置了原則，第一是民主集中製，第二是軍隊不得介入黨內鬥爭。捷爾任斯基的契卡是對付人民和敵人的，從來沒有用來抓捕黨內對手。蘇聯設立的軍隊不介入政治的製度是很嚴密的,企圖使用軍隊來幹政被稱為“波拿巴主義”，二戰老英雄朱可夫在黨內鬥爭中幫助赫魯曉夫，把全國各地的黨代表接到莫斯科來對抗政治局要罷免赫魯曉夫的動議，得手的赫魯曉夫，在黨內壓力下，即刻罷免了朱可夫，他犯了軍人幹政的黨內的紅線，即使朱可夫對他恩重如山也不可容忍。而位高權重的朱可夫，竟然束手就擒，一個排的兵力都調動不起來。共產黨國家鮮有如東南亞國家的政變，也沒有軍人當權的，這與列寧建立的製度有關。
斯大林破壞了列寧的製度，使用了秘密警察（NKVD），黨內鬥爭的殘酷程度達到令人發指的程度，他成功地把這個股份製企業變成個人企業。如果他有能幹的兒子，是完全有條件將蘇聯變成一個帝國的，可惜他沒有。斯大林死後，蘇聯又成了一個股份公司，黨吸取了斯大林獨裁的教訓，加強了集體領導製度，特別嚴禁了秘密警察介入黨內政治，蘇聯的法製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強，引進了西方法庭的一些形式和要素。斯大林後的蘇聯，特別是７０年代，還是相當不錯的，這是現在反共人士避免談到的。德國電影《再見列寧》，倒是挺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
中共建政不久斯大林就死了，中共也吸取了蘇聯的教訓，對軍隊和秘密警察幹政在製度上作出約束。當毛澤東６０年代初對抗黨時，竟然想出了煽動民眾造反這一招，這招太ｌｏｗ， 雖然他也成功將黨國變成了個人的帝國。可惜毛也沒有能幹的兒子，毛家帝國一代而終，中國又回到了集體領導的黨國。毛澤東獨斷專行，給整個統治集團帶來了滅頂之災，黨要極力避免再發生這樣的事，在製度上予以加強，使得領袖要淩駕於黨之上更難了！
但集體領導，嚴重地違背了管理的集權原則。南斯拉夫的鐵托一死，實行各加盟共和國領導輪流執政的製度，沒幾年就分崩離析了。蘇聯的勃列日涅夫集體領導體製，使得蘇聯的政治體製變成死水一潭，是蘇聯滅亡的重要原因。中國鄧後的集體領導體製，到胡錦濤時代完全變成了股東會，比股東會更甚的是，不但需要多數票，對重要決定，還要求全體一致。這樣必然造成決策緩慢，腐敗加深，政治局常委每人代表一個利益集團，使得改革根本無法進行！
這是習近平重新集權的理由，開始時也是得到黨的支持的。但習走得過了，重新祭起秘密警察的那一套，現在也有煽動民間的行動。他是想把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那一套集權手段一起用！
帝國時代，國家主權屬於皇帝一族時，皇帝能戰勝相權和官僚體製，達到乾綱獨斷的也不多，被體製滅了的皇帝倒不少。黨國時代，國家主權是屬於黨的，領袖想要從黨手裏奪取主權，成功者鳳毛麟角，能持續下去的隻有金家。習近平在才能和功績上和毛澤東，斯大林還是有很大差距，想博采眾長，恐非易事。再說，他隻有一個女兒，也沒聽說有慈禧武則天的能耐，就算能奪下天下，誰來繼承呢，最後還是還給黨。下一代領袖，客氣點給他個尊位，像毛澤東，不客氣的，就挫骨揚灰，像斯大林，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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