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曆史
2017-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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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的中國行
作為東方詩人，泰戈爾在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一經傳開，便在中國引起不小的轟動，翻譯介紹泰戈爾的詩歌成為時尚。
1914年，胡適在美國接觸到了泰戈爾。同年，郭沫若在日本閱讀了《新月集》中的部分作品，接近了泰戈爾。
真正有意向中國讀者翻譯介紹泰戈爾的是陳獨秀。1915年10月，陳獨秀在《青年雜誌》1卷2期上刊登了《吉檀迦利》中自擬題名為《聖歌》的四首譯詩，由此拉開了中國翻譯泰戈爾詩歌的序幕。
鄭振鐸從1921年1月在《小說月報》第12卷1號上發表了《雜譯太戈爾詩》以後，便在《小說月報》《文學周報》等刊物上大量發表了翻譯泰戈爾《園丁集》《飛鳥集》和《新月集》中的詩篇，並於1922年出版了《飛鳥集》的中譯本。
郭沫若是中國現代翻譯史上翻譯泰戈爾詩歌的先行者之一。按照他的回憶文字，其沒有出版的《泰戈爾詩選》漢英對照本應該是中國最早的泰戈爾詩的漢譯詩集，比我們今天通認的泰詩漢譯第一人鄭振鐸於1922年10月出版的《飛鳥集》和1923年9月出版的《新月集》等譯詩集還要早5年以上。
1924年泰戈爾訪華，中國掀起了空前的“泰戈爾熱”，當時有影響的刊物都刊登了他的作品，而且從1920至1925期間，泰戈爾的重要著作幾乎都有了中譯本或節譯本。比如王獨清和鄭振鐸都譯了《新月集》，選譯《新月集》的人更多。
陳獨秀、劉半農、黃仲蘇、鄭振鐸等人以及《小說月報》和《少年中國》雜誌翻譯了大量泰戈爾的詩，以及介紹泰戈爾的文章。
中國詩人和讀者對泰戈爾的名字十分熟悉，因此對泰氏訪華充滿期待。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乘船抵達上海，開始了期待已久的中國之行。
上海文藝界人士、中國各文學社團代表以及外國記者在碼頭排隊迎接，熱烈歡樂的氣氛讓泰戈爾感受到中國人的熱情。
泰戈爾隨行有五人：梵文學者沈謨漢（Kshitimohan Sen）、畫家波斯（Nandala Bose）、加爾各答史學館教授納格（Kalidas Nag）、社會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泰戈爾私人秘書姆赫斯特（Elmhirct），即我們常稱的恩厚之。
泰戈爾在華日程安排充實有序，徐誌摩充當翻譯，常陪在泰氏左右。除參加上海的各種活動外，泰戈爾還在徐誌摩的陪同下去了杭州，遊了西湖和靈隱寺。
在北上的時候，路過南京和濟南，泰戈爾停足演講。據說在南京演講時，東南大學圖書館擠滿了3000多聽眾。
4月26日，泰戈爾一行到了北京，梁啟超、蔣百裏等講學會主持者設宴歡迎。之後參加了京中各種歡迎儀式，4月30日到清華園，一邊演講，一邊休息。期間，也有很多文化人前去拜訪泰戈爾，和他探討詩歌和東方文化。
5月8日是泰戈爾64歲生日，北京文藝界人士為他準備了一場生日慶祝會，當然以新月社諸君為主。這場慶祝會由胡適作主持人。盛會上，中國人送給泰戈爾的生日禮物是19幅中國畫和一件瓷器。
根據梁啟超的意思，泰戈爾在會上獲得了刻有中文名字“竺震旦”的大印章，“竺”當然是中國對古印度的稱呼，“震旦”則是印度對古中國的稱呼，意味著泰戈爾是中印文化的聯係紐帶。
除用中文和梵文朗誦泰氏的詩歌外，最重要的一個節目是徐誌摩等人演出了泰戈爾的戲劇《齊德拉》，而且為了讓壽星理解，特地用英文演出。
台上演戲的徐誌摩，據說對林徽因的愛慕之心複發，借助演戲的掩護，與林徽因有了進一步的接觸。可惜姻緣天定，他們最終還是沒有走到一起。
後來，因為中國知識界很多人攻擊泰戈爾，說他是過時的人物，因此他後麵的演講就取消了。在西潮湧動的五四前後，中國新文學界注重的是西方思想，泰戈爾的東方情思，顯然與他們的追求存在一定的距離。
5月20日，泰戈爾一行去太原，目的是宣揚印度的農村建設計劃，但此事不了了之。5月23日，泰戈爾離開太原，返回石家莊，然後南下武漢，從長江走水路到達上海。6月初，徐誌摩和張歆海送泰戈爾去日本，其訪華的曆程到此結束。
泰戈爾訪華，給徐誌摩和林徽因的見麵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他們倆同為泰氏的翻譯，而且共同演出泰戈爾的劇本，這讓徐誌摩陷入更為嚴重的單相思狀態。泰戈爾在北平的時候，徐誌摩特地請泰戈爾出麵勸說林徽因，還是無果而終。
1924年5月20日，文化界人士送泰戈爾山西之行，林徽因也前來與泰氏道別。徐誌摩在車窗裏望著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麵孔，心潮澎湃。
聯想到林徽因下個月即將和未婚夫梁思成赴美留學，從此與他天各一方，或許形同陌路，唯有茫茫的大海萬古不變地鼓動著波濤。徐誌摩此時感到“眼前又黑了”，在車未啟動前即刻給林徽因寫信，同行的泰戈爾秘書恩厚之見他傷感過度，終止了他的書寫。
20世紀70年代，這封信被香港徐誌摩研究專家梁錫華尋得，其中所寫無非是不相信他和林徽因會分手：“離別！怎麽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麽多的絲，誰能割得斷？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誌摩和林徽因的這段戀情，似乎從一開始都不在徐的掌控之下，林從來沒有給他任何約定，他們之間也沒有任何承諾。
時過境遷，也許當時在心靈的碰撞中產生過熱量的林徽因，回國後麵對更為現實的生活，開始逐漸冷卻，徐誌摩已經成為她成長過程中熟悉的朋友，而不再是戀人。
1924年6月，浩淼的太平洋上，一艘輪船載著兩個年輕的中國人駛向美國，逐漸接近他們的人生目標。而大洋的另一端，徐誌摩的人生目標卻越來越遠，他與林徽因的緣分似乎已經到了盡頭。
泰戈爾與徐誌摩
泰戈爾訪華期間，徐誌摩與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
徐誌摩一直陪伴在泰戈爾左右，擔任翻譯工作，排演泰戈爾的戲劇，陪泰戈爾遊山玩水，深得泰戈爾的喜愛。泰戈爾給徐誌摩取了一個印度名“索思瑪”，徐誌摩則直呼泰戈爾“老戈爹”。1924年7月，徐誌摩陪同泰戈爾訪問了日本。
1925年，泰戈爾要去南美講學，希望3月能在意大利與徐誌摩相會，然後一起旅遊歐洲。
1924年新月社的成立給徐誌摩的交往構築了平台。梁啟超的弟子們是新月社聚餐會的常客，其中，王賡和陸小曼夫婦就是徐誌摩在新月社活動中認識並成為朋友的。
隨著接觸時間的增多，徐誌摩和陸小曼逐漸產生了戀情。在那個時代，著名詩人愛上有夫之婦，而且雙方都是社會名流，當事人難以招架突如其來的巨大輿論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躲避風頭正勁的流言，徐誌摩選擇了出遊歐洲。此次出遊，也有泰戈爾的邀請，他希望能在意大利見到徐誌摩。
1925年3月，徐誌摩經西伯利亞到歐洲。3月下旬拜訪托爾斯泰的女兒，祭掃契訶夫、列寧等人的墓地；在柏林見到了張幼儀，見到了兒子彼得的骨灰，陪張幼儀遊覽了意大利北部；四月初赴法國，祭掃波特萊爾、小仲馬、伏爾泰、盧梭、雨果、曼殊斐兒等人的墓地；在羅馬，祭掃雪萊、濟慈的墳墓。
徐誌摩自己說：“這次到來倒象是專做清明來的。”徐誌摩懷著虔誠的態度去瞻仰文化名人的墓地，從內心來說，是景仰他們的作品，而不是名人崇拜症。但泰戈爾在徐誌摩到達歐洲時先行離開，二人沒有碰上麵，雖屬遺憾，但徐誌摩畢竟借助泰戈爾的邀請避過了情感的旋渦。
1928年6月，徐誌摩為躲避家庭的殘缺現狀，為躲避無法正視的婚姻，他決定再次出國。出國前，翁瑞午交給徐誌摩一些珍藏的字畫，希望他拿到國外變賣，攢錢滿足陸小曼的生活開銷。
這次出遊，是徐誌摩此生最後一次出國。也許心裏隱隱覺得時日不多，他要將之前走過的地方，重新再溫故一遍。
照例是乘船，照例經由日本，橫渡太平洋到達美國；照例穿越大西洋到達歐洲，照例去了劍橋，照例拜訪昔日的朋友，甚至繞道去印度，在秋天的時候見到了思念已久的泰戈爾。舊地重遊，物是人非，徐誌摩感慨良多。
1929年，泰戈爾去美國和日本講學，順便到上海看望了徐誌摩和陸小曼。徐誌摩夫婦為泰戈爾精心設計了印度式的住房，泰戈爾和他們相處得像家人一樣。返程的時候，徐誌摩又把泰戈爾接到家中休養了幾日。
泰戈爾來華之前，中國學界一片歡呼聲。但等到泰戈爾抵華後，部分人卻唱起了反對的調子，讓泰氏的中國之行蒙上了陰影。
聞一多曾批評泰戈爾的詩“是沒有形式的，我不能相信沒有形式的東西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沒有形式藝術怎能存在！”聞一多代表了當時冷靜思考泰戈爾熱的部分人的觀點，但他對泰氏詩歌的批評似乎並不準確。
泰戈爾的詩歌采用孟加拉文寫成，原詩具有節奏、韻律和排列等形式要素，但翻譯成英文後原詩的形式藝術便遭受了部分折損，而五四前後人們又根據英譯本翻譯泰詩，受翻譯自身的局限使英譯本泰詩的形式藝術再次遭受了折損。
泰戈爾雖然主張創作自由詩和散文詩，但他本人卻十分重視詩歌的形式建構，認為“正是格律才能以它均衡、流暢的節奏表達找到通向人類心靈之路的感情”，而且“缺乏精雕細琢的自由體詩應該受到鄙視和嘲笑”。
不管當時人們對泰戈爾訪華以及他的詩歌持怎樣的看法，泰戈爾詩歌對中國新詩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無法抹去的，它業已成為中國新詩發展進程中一份珍貴的外來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