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係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
第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第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
同時，“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乃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隻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論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核心觀點是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還需要繼續進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後，在舊中國作為統治階級的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被打倒，作為剝削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無產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勞動人民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因此，在已經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前提下，國內已不存在尖銳的階級對立，主要矛盾不再是階級矛盾，並不具備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現實基礎。
從“文化大革命”的實際來看，它所“革命”的對象，主要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推翻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打倒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事實上，黨內雖然有具體工作的不同意見分歧，但始終不存在一個“黨內的資產階級”，自然也就沒有這樣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存在一條與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立的路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實際上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所謂“向走資派奪權”，就是從黨領導的各級機關和各級幹部手中奪權，這就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至於“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恰恰是學有所成的專家學者，他們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多年，早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必須對其徹底加以否定。
但是，必須區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是當代中國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個時期最大的特征就是開展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但是，這10年全黨和全國人民並不是隻在搞“文化大革命”，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廣大工人農民仍堅守在生產一線，許多知識分子克服困難堅持科學研究，許多幹部在黨政機關受到嚴重衝擊的情況下仍然在盡力維護國家政權的穩定，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由於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抵製與鬥爭，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但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核潛艇下水並正式交付了海軍，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當然，這一切絕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定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連載三十二）
（《中共黨史知識問答》羅平漢主編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