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這本書，《周恩來家世》，有點特別。
一般來說，在我們印象裏，共產黨人，特別革命領袖，是不去深究自己的家世的，因為似乎這裏麵有封建糟粕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是舊觀念。
這本書恰恰是把周恩來的家世做了全麵的又是權威的考證。
這本書的主編李海文，是我很多年的同事。1980年到1996年，我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1987年以前，我在劉少奇研究組工作了7年，李海文那時是周恩來研究組的一個重要成員。據我所知，那時候幾乎沒有人想到會去挖掘周恩來的家世，主要的工作是編《周恩來選集》和《周恩來年譜》。
當然，我知道周總理的家鄉是淮安，而再遠的家鄉是紹興。我也隱隱約約地知道，周恩來的祖先是周敦頤。後來，我也聽說，我的祖先也是周敦頤。這件事情，剛剛聽說的時候我也不相信，我覺得，我的祖先沒有這麽高大上，這有點像拉大旗做虎皮。
但是，有家鄉的同族人把我帶到了周家祠堂。
我的家鄉江蘇常州有一個鎮，叫鄭陸鎮。這個鎮上有一個村子叫豐北村，豐北村有一個周家祠堂。這個祠堂裏有文字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周敦頤的後世有一支是何時遷到豐北村的，村裏還有這一支的始祖的墳墓，叫“周思李”。也記錄了有一支後代何時從豐北村遷到了我父母出生的村莊，叫“周家塘”。
當然，我沒有做詳細的研究，始終還是將信將疑。
但是，這一本書不一樣，是專業研究人員的嘔心瀝血之作。
有學者評論說，這本書的寫作內容及方式，在有關國家領導人的著作中尚屬第一次。所以這本書出版以後，讀者反響很大，第一次印刷兩萬冊，同年就加印了。1998年2月中旬，紹興舉辦了紀念周恩來誕辰百年的活動，單單這次會議就定了一千冊，發給與會者人手一冊。
李海文是一個非常認真地做學問的人，她在本書前言裏，說到了她曾經撰寫和參與編撰出版了六本關於周恩來的書。她自己說，在這六本書裏，她最鍾愛的是《周恩來家世》，原因有兩個，首先這本書她付出的心血最多，為此曾經住了半個多月的醫院。她從1995年開始組織北京、紹興、淮安三地的多方研究者，曆時兩年半才完成了這本書，後來又不斷地打磨和修訂。
李海文研究周恩來的上溯四代，都是師爺。紹興師爺是一個群體，那時候很多官府裏，是靠師爺出謀劃策甚至當家作主的，這樣一個家世，對周恩來的影響有多少，這也是讀者可以從中領悟的。
李海文在研究周恩來的家族史時，歸納出了兩個特點，其一是他們家族的緊密性，第二是四代師爺，擅長“佐官製吏”，後來，她又發現了第三個特點，就是他們除祖塋地以外不置地產，隻有房屋，周恩來的故居就是他爺爺買的。
周家的人都是靠品德、學識和人品立足和發展的。良好的家風，也是對周恩來影響很大的。
周敦頤被紹興寶祐橋周氏尊為始祖，而周恩來是寶祐橋周氏的後代。
這有沒有根據呢？
因為中國曆來有攀名人為祖先的習慣，如姓周的常常要追溯到周文王、周武王，我的祖先居然能上溯到周勃、周瑜等。寶祐橋周氏尊周敦頤為始祖是有根據的，最主要的根據就是周敦頤的曾孫周靖的墓誌銘，墓誌銘是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而且，這是距離周敦頤過世一百多年，一般人是不敢冒認的。這時的周敦頤已經是大人物了，被尊為理學鼻祖了。周敦頤活著的時候名氣不大，後來是經過了程顥、程頤特別是朱熹的宣揚，名氣才大了起來。
周敦頤的後裔遷徙成族者有五十多處，據說有上百萬人，所以，姓周的自稱是周敦頤的後代，不見得是假的。
周敦頤出生在湖南道縣的濂溪，他寫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散文《愛蓮說》，所以濂溪和愛蓮塘都成為周敦頤的標簽。“出淤泥而不染”，這是大家非常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出自《愛蓮說》。
了解周恩來的家世淵源，應該不是讀這本書的目的，目的應當是懂得家世對於人生的影響。另外，讀了這本書，似乎也可以調動起自己對家世的了解，而大多數人其實是不了解自己的家世而且不屑於了解自己家世的，這是不對的。
附：作者再版感言
周恩來的品質，是在家族教育中熏陶而成的
在周氏家族中，從周恩來起，上溯四代都是師爺。師爺擅長“佐官製吏”，他們的思想理念、行為方式、行事規矩等經驗必然有可取之處，有值得後人借鑒、學習的地方。為他們立傳，用事實為紹興師爺正名，衝破了一百多年來社會貶低、醜化紹興師爺之風。我認真閱讀了中國近代史所研究員郭潤濤寫的《官府、幕友與書生》一書，並請他特為本書寫了《紹興師爺》作為附錄，對紹興師爺的形成、作用、思想、生活狀況及優劣做了詳細的分析。
周恩來在成長中無疑受師爺世家的影響，他的思想從不走極端，他知道要取得勝利，除有正確的政策外，還要顧全大局，維護黨的統一、團結。他在六屆四中全會、在大躍進後的三年困難時期、特別在“文革”十年中，都不計個人得失，不怕攻擊和誤解，挺身而出，忍辱負重，堅守崗位，苦撐局麵，力挽狂瀾，在維護黨和國家的正常運轉、維護黨和國家的統一和團結中發揮了舉足輕重作用。周恩來身上的這種品質，就是在這樣的家族教育中熏陶而形成的。周恩來追求的不是個人的出路和前途，而是國家、民族的解放和興盛。所以，他在“文革”中能說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話。
在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中有不少是來自舊社會的軍隊，如朱德、劉伯承、賀龍、彭德懷、葉劍英等等。朱德放棄高官厚祿，於1922年千裏迢迢到上海找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陳獨秀，提出入黨要求。但是，陳獨秀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於像朱德這樣的人，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以此將他拒之門外。為了尋找共產黨，不久朱德在德國見到周恩來。他們徹夜長談，相見恨晚。周恩來同意他入黨的要求，並報上級，得到批準後，親自做介紹人。這年周恩來僅24歲。這件事顯示出周恩來早在二十幾歲就從實際出發，不拘泥教條，有過人的膽識和擔當。1927年周恩來親自做賀龍的工作，並任命賀龍為南昌起義的總指揮。起義軍南下，在瑞金，周恩來親自出席賀龍的入黨儀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正是基於周恩來與社會各階層的接觸、往來，特別是與城市中各個階層的交往，他熟悉眾多階層的社會形態、生活狀態、生活習慣、思想理念及其心理、秉性、為人處世之道，知道他們對經濟、政治、思想及文化上的訴求。所以，他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他一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提出“求同存異，廣結盟友”“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榮辱與共，肝膽相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團結了大批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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